论条件关系的规范论属性
2020/6/24 13:41:35  点击率[54]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中外刑事法学研究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作为所谓“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条件关系公式在涉及假定因果关系的情形中无能为力。存在论的视角下的“具体的结果观”难以为条件关系公式做出合理修正。应立足规范目的,将条件关系公式中的“结果”界定为规范所欲避免的结果,从而在假定因果关系的情形中得出合理结论。条件关系本身即具有规范论属性,应反思“事实因果关系”与“规范的结果归属”之划分。
    【中文关键字】条件关系;假定因果关系;具体的结果观;规范目的
    【全文】

      就刑法中(广义) 因果关系的认定而言,当下的主流观点将其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归因”)与“规范的结果归属”(“归责”)两步进行判断:首先应当立足于存在论的视角,在不考虑规范目的的前提下,考察行为与结果间是否在事实层面存在“若无行为则无结果”的条件关系(即“条件说”);在得出肯定结论后,则应根据客观归责理论或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规范层面的结果归责。当然,关于条件关系的判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对于所谓“合法则的条件说”的理解即存在争议,本文认为所谓的合法则的条件说实质上是对条件关系判断方法的阐明, 因此不再对其与条件说加以区分;此外,将条件关系简单概括为“若无行为则无结果”并不完全精确,所谓的INUS公式或NESS公式即为对传统条件公式的精确化。而本文所着眼的问题,在于条件关系的判断是否单纯属于存在论层面的话题,能否在不考虑规范目的的前提下真正得出条件关系的判断结论。
     
      本文认为,存在论视角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所谓的假定因果关系问题。(此外依照日本的通说,在多人的行为均可独自造成结果,结果亦实际发生,但无法确定各自的行为是否均实际发挥作用的情形中,即使无法认定各自行为与结果间的条件关系,也应一概肯定事实因果关系成立。然而这一观点恐怕违反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本身未必合理,故难以构成对条件关系的挑战。)一般认为,假定因果关系是指当没有行为人的行为,结果也会由其他人或事件引发时,其他人或事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此时似乎难以认定“若无行为则无结果”,但通说认为,存在假定的因果关系不应影响事实因果关系成立。例如,死刑犯在即将被执行枪决前,被害人的父亲推开执行人而自行枪杀了死刑犯(案例1),此时即不能认为“即使没有被害人父亲的行为死刑犯也会死亡,因此被害人父亲的行为与结果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一结论固然符合人们的法感情,然而问题在于,倘若不考虑规范目的,那么恐怕就难以真正说明“存在假定因果关系不影响事实因果关系成立”的依据,也就难以对条件关系公式进行合理的完善。只有立足于规范目的,才可能真正说明“存在假定因果关系不影响因果关系认定”的理由,并真正明确条件关系公式的应然内涵。
     
      一、存在论视角的失败
     
      严格来讲,刑法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判断标准都不太可能是纯粹的存在论观点,毕竟单是在判断对象的选择上就或多或少会含有目的性的考量。以饱受诟病的心理责任论为例:就其未能明确说明“为什么行为人具有某种心理态度就应当负刑法上的责任”,以及未能对行为人的心理态度提出基于目的性考量的实质判断标准而言,我们固然可以批评其存在论色彩过于浓烈;但其之所以选择以行为人对结果的心理态度作为认定责任的标准,本身也只可能是基于目的性的考量。我们可以从生活中找到更为直观的例子:当我们把植物的根茎区分为块茎或鳞茎时,由于“块”和“鳞”是价值无涉的几何层面的区分,因此我们的判断标准本身并不包含规范色彩;但我们之所以会按根茎的形状(而非茎的颜色或其他标准)去区分植物,恰恰是因为根茎的不同形状会影响到其吸水储水功能。因此,当我们称某一观点为存在论的观点时,并非是认为其全无目的性的考量,而是认为其未能根据特定目的引申出一个评价性的标准。例如在块茎和鳞茎的区分中,存在论观点会试图从几何的角度细化对“块”和“鳞”的形状区分从而对二者进行区分,而规范论的观点则会考察其吸水储水的功能从而实现区分。
     
      由此看来,在对条件关系公式的修正上,不少学者提出的方案即属于存在论的观点。例如,相对一部分学者试图以所谓“具体的结果观”对条件关系公式加以修正:对于“若无行为则无结果”中的“结果”而言,应当“结合时间、地点、方式等因素”进行具体的理解。因此案例1中的“被被害人父亲枪杀”与“被死刑执行人击毙”即为不同的结果,被害人父亲的行为与死刑犯被枪杀的结果之间存在“若无行为则无结果”的条件关系。与之相对,假设流水线上负责对原材料消毒的行为人违反规定未进行消毒,负责加工的工人随后被原材料上的病毒毒死,而事后查明即使按规定进行消毒也无法杀灭病毒(案例2),那么此时的结果并不会因消毒与否发生改变,故可认为行为人即使未违反规定结果也同样会发生,其不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然而,着眼于时间、地点、方式的异同来区分构成要件结果在刑法上究竟有什么意义?论者似乎并未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更何况,正如“块”和“鳞”在几何上的差异是相对的,不同结果中时间、地点、方式的差异同样也是相对的。倘若缺乏基于目的性考量的实质判断纲领,那恐怕就难以在判断中得出明确结论。毕竟,“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是在案例2中,倘若行为人花费时间进行消毒,那么至少死者的死亡时间会相应延后,生物学上的死亡过程也可能因为感染时间的改变而有些微不同。为什么在案例1和案例2中对结果异同的判断会得出不同结论?这是存在论视角所难以回答的。
     
      除此之外,存在论视角下的其他解释方案,也均难言成功。面对这一困境,不少学者直接主张:刑法只关注实际发生的事实,因此根本不用考虑未实际发生的因果流程是否同样会导致结果。然而问题在于,倘若不考虑未实际发生的因果流程,那么就无法在案例2中否定行为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这恐怕令人难以接受。实际上,无论是在案例1还是案例2中,“都是通过用合法行为替换违法行为的方式来观察因果流程的变化情况” ,其思维方式本身不存在差异。本文以为,只有引入规范评价的视角,才可能对这一问题做出真正合理的解释。
     
      二、规范论视角的解答
     
      本文认为,只有立足于规范论的视角方能对假定因果关系问题作出妥善处理。不难发现,当我们意图适用“若无行为则无结果”的条件关系公式时,必须首先对其中“行为”和“结果”的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具体的结果观”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值得赞同。但我们不可能“为了界定而界定”,而只可能根据我们考察所谓“事实因果关系”的目的来界定其中的“行为”和“结果”。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在于我们究竟为何要考察所谓的“事实因果关系”。本文认为,要求行为与结果间存在“若无行为则无结果”之关系的原因,在于将行为人遵守规范也无法避免法益侵害的情形排除刑法的处罚范围之外。毕竟,写在纸上的刑法规范只能通过要求人遵守规范来避免法益侵害结果,而不可能直接具有某种防止法益侵害的现实力量。因此,倘若行为人遵守规范也无法避免某一法益侵害结果,那么这一结果本就处于刑法的射程范围外,刑法也就不应对造成结果的行为人进行处罚,这可谓刑法学的基本共识。故条件关系公式中需要考察的“行为”的核心属性实际在于规范违反。(因此在案例2中,倘若行为人未认识到原材料有毒,那么即使其是以积极的身体动作将有毒的原材料交给了下一个工人,也不能仅考察“若未递交原材料则是否会产生结果”,而仍需考察“若未消毒则是否会产生结果”。危险升高理论对此有不同观点,该说实际上是对条件关系的突破。) 而“结果”则理应是行为人所违反的规范原本希望避免的结果。换言之,考察条件关系的实质应当在于考察义务违反关联。
     
      故而,在界定“结果”时,无谓考察假定因果关系中的结果与实际结果的时间、地点、方式是否在某种(难以确定的)程度上相同,而应当考察假定因果关系中的结果是否是行为人违反的规范所欲避免的结果。若答案为是,则假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证明行为人即使遵守规范也无法避免规范所欲避免的结果,应否定因果关系成立;若答案为否,则假定因果关系对于考察行为人能否避免规范所欲避免的结果一事全无意义,故不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例如,在被害人摔下高楼但于落地前被行为人开枪射杀的情形中,由于刑法为行为人设置的“不得致使他人死亡”的规范并非要求行为人去避免被害人不慎摔死,因此无需讨论行为人是否能够避免被害人摔死,假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在本案中并无意义。即使被害人是被第三人推下高楼也同样不会影响结论:刑法为行为人设置的“不得致使他人死亡”的规范也显然并未要求行为人去防止第三人杀害被害人,因此被害人原本是否会被第三人杀死一事对于行为人的责任认定而言同样毫无意义。故而在案例1中,由于被害人父亲违反的“不得致使他人死亡”的规范显然未要求其避免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因此存在假定因果关系并不影响条件关系的认定——被害人的父亲只要放弃行为,就能避免死刑犯被其枪杀;而在案例2中,消毒规范的目的显然在于避免工人被原材料上的病菌感染,因此假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证明了规范此时并无阻止相应结果的能力,行为人即使遵守规范也同样会导致规范所欲避免的结果,故应否定条件关系。
     
      必须承认的是,对于规范目的界定本身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例如在过失犯中,关于如何从设置注意义务的规范中推断其所欲避免的结果,就一直存在激烈讨论。限于主题,本文对此暂不做展开。而本文意图强调的是,除了涉及假定因果关系的情形,对于条件关系公式面临的其他疑难问题,同样应基于对规范目的的考量而处理。例如当甲乙各自基于杀意对被害人投放毒药致使被害人死亡,二人投放的毒药均达到了致死量,且二人所投之毒均实际起到了作用时,由于针对甲或乙的规范并未希望其避免对方致被害人死亡,因此对于各自而言,假定因果关系中的结果均与规范目的无关,其存在均不影响因果关系的认定。同样的,在上述情形中,即使乙所投之毒未达到致死量,也不应否认其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针对乙的“不得致使他人死亡”的规范意在避免“乙加功于被害人死亡”而非“乙独自导致被害人死亡”:刑法不可能基于乙无法独自造成死亡结果,或基于其他人亦实际加功于死亡结果,而使乙实际加功于死亡结果的行为正当化。类似的,假设开卡车的行为人在超车时未按规定保持车距,而将一旁骑自行车的被害人轧死,但事后查明即使行为人保持车距,醉酒后无法控制方向的被害人也(很)可能被轧死,此时既可能认为超车规范所要防止的是“‘遵守规范就不会发生’的结果”而否认因果关系,也可能认为超车规范所要防止的是“‘遵守规范就能避免对其加功’的结果”而肯定因果关系。笔者当下倾向于后一种理解。
     
      综上所述,所谓的“事实因果关系”并非仅涉及事实层面,对条件关系的判断也离不开对规范目的的探究。因此,将因果关系判断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与“规范的结果归属”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更为关键的是,像客观归责理论或相当因果关系说那样以“客观危险性判断”来限制归责范围的做法本身即存在疑问——折衷说的结论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客观说则难以提出明确而可操作的危险判断标准。对于因果关系问题和归责理论,或许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简介】
    毕经天,中国人民大学、日本一桥大学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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