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中的词典运用
2020/4/20 17:04:14  点击率[43]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理学
    【出处】《法律方法》2019年第2期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摘要】法律解释在裁判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也使法律文本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法治语境下的解释应当是基于文本的客观含义解释,词典在这一解释进路中可以作为一种事实性依据参与具体案件的解释与裁判活动。在事实与规范对应的简易案件中,词典是用于补充说明判决合理性的辅助性理由;这也是词典运用于法律解释的常态情形。在疑难案件中,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不相对称,此时,词典在法律解释中则是用于填补判决合法性的操作性理由。但是,无论作为辅助性理由还是操作性理由,词典的作用都仅仅为解释活动的事实性来源;运用词典予以解释的前提是,必须在法律体系的框架内,结合相关的法律规范来进行裁判理由的正当化。
    【中文关键字】法律解释;词典;辅助性理由;操作性理由
    【全文】

      人类对事物的体悟一般有三个步骤:理解、解释和应用。解释本质上就是对事物意义的一种探寻;[1]法律活动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人类生活分支,必然离不开解释,甚至可以说“有法律就有对法律的解释”。[2]解释对象和解释主体的非同时性所导致的前见差异,立法和现实之间在衔接上的疏漏,[3]还有文本自身存在的“语词的多义化、词义的不确定性”,等等,[4]都带来了法律解释的必要。法律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限缩与扩大解释、类推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等;[5]而这其中,文义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在文义解释的活动中,尤其是语词的日常含义不明确时,法官或多或少会在裁判过程翻阅词典以寻求帮助。比如,美国法官参考词典进行解释的历史就较为长远,“……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最高法院在超过600个案子中参考了词典。然而近几年,法院对词典的依赖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6]
     
      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法官在其裁判中利用词典进行法律解释。截至2013年12月30日,“北大法宝”上运用“词典”等相关关键词所进行的检索可获得有效判决书519份;其中,提出词典论据以及采用词典释义的判决数,总体上皆随时间推进呈现上升趋势。[7]笔者再以“词典”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检索了2014年1月1日至今的数据,可获得2460条记录。虽然由于受到检索词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检索结果并非所有有效的案例样本,但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我国法院引用词典的趋向。同时,从2001年开始,我国有六份公报案例援引了词典进行裁判。可见,词典解释的情形在我国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而且公报案例等权威资料亦开始重视词典在法律解释中的运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社会的发展使得新型事物层出不穷,导致立法本身的局限性凸显;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法院愈发注重司法公信力与裁判的可接受性;科技的进步与权利意识的增强令知识产权类型的案例极速增加,而此类案件恰恰是运用词典最多的一类案件;词典本身的权威性与共识性也使得法院在有需要时会优先求助于此。由此,正确定位词典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了解词典解释在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困境,把握词典在简易案件与疑难案件中不同的适用模式,对于我们的司法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词典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
     
      法律文本是法官通过解释探寻意义的基点和界限。“法律解释始于文义”,同时“不能超过可能文义”。[8]然而,究竟该从什么角度来看待法律文本还是存在一些争议。解释活动主要涉及了立法者、法律文本和解释者三个因素间的关系。[9]这三方面因素构成了解释文本的两种主要进路,即“立法原意”进路与“朴素含义”进路。前者是指通过种种途径确定立法者制订法律时的目的和意图,以此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后者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安托尼·斯卡利亚大法官为代表,认为法律解释以文本语词的本身含义为准据,无须也不应该参照立法资料来寻求原始的立法意图,除非“当遵循法规的显然含义会导致出‘荒谬’的结果”。[10]显然,后者更注重法律文本本身的客观存在。从“立法原意”转向“朴素含义”的解释进路,实质也体现了人们对于“法治”理念的态度演变。
     
      主张“立法原意”解释进路的人极其推崇立法史等资料在解释中的作用,认为法官的角色就是议会的代理人。因此,法官在解释时应当把自己放到立法者的位置上揣测其想法。“这些法官声称这种对参照立法史不设限制的解释模式,更加符合克制司法的理念和尽可能将政治性决定留给议会的目标”。然而,这一立法者的“主观原意”有两个重要的前提问题未经证成。首先,立法者的原意是否明确可知?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应该来自公意,因而,议会大多是一个“大的、人数众多的集合体,包括了成百上千的见解各异、派系纷繁且效忠于不同对象的成员”。现代社会的异质化和价值多元性更是使得“制定法经常是各派或各利益集团之间竞争妥协的产物”,而“妥协的存在又使得人们难以辨识目的,并经常不可能识别”。[11]如若立法意图难以被感知,甚至本身就是模糊抑或虚构的,那将其作为解释的依据不免有些诡谲。其次,就算立法者原意可以被确知,超越文本以寻求立法者意图的解释又是否有违“法治”之嫌?
     
      “rule of law”这一语词本身就表明了规则的至高无上性,“我所写下的这些文字中惟一称得上是一个法律定义的表述便是: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12]纵然法律规则需要人去制订,但立法只是过程和工具,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规则本身;立法者不能代替规则,同样亦无权代表规则。具有正当性的是文本而非立法者意图,“整个解释活动必须以该作品和它所包含者为其范围”。[13]当然,“朴素含义”进路并非排斥目的性解释,只不过探寻目的的途径不是通过立法史料对立法者原意的找寻,而是经由文本本身的意蕴结合解释者的合理理解而形成。换言之,法治语境下的立法目的,应当是文本所内含而体现出的客观目的,而非立法者的主观意图。法治语境中的法律本身应当是客观的,它必须自我展现,解释的全部前提条件都必须存在于法律自身或一般知识之中。[14]立法者在制订法律时是作为公意的代表,但在法律文本存在之后便成为一名普通的读者和解释者;而在作为一名解释者的时候,他们并不比普通的接受者有更大的权威性。“解释的唯一标准就是他的作品的意蕴(Sinngehalt),即作品所‘意指’的东西。”[15]
     
      基于法治的理念与精神,“朴素含义”的文本解释进路显然较之于通过立法资料寻求“立法原意”的进路更具正当性。由此,接下来需要证明的就剩下词典在寻求法律文本“朴素含义”中的正当性。这一点也有两个论据可以证明。第一,法律规则应社会的现实需要而生,可以说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虽然法律作品有其自身的专业性,但同时它和生活语言的连结点也非常之多。词典是人们对生活语言和生活经验的归纳与总结,将词典用于法律解释自然与法律文本的成因和性质相契合。第二,将词典用于法律解释“也可以说是严格法制的产物”,[16]它也为法官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参考和标准,限缩了法官的恣意。
     
      法律解释主要是指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和说明,它的直接对象就是法律文本。但一般而言,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这就涉及具体个案的适用与解释,即法律文本与个案事实的关系。由此,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解释者在个案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进路,即文本解释和剪裁事实。但无论采用何种进路,法律规范作为法官唯一有效的裁判依据,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因为,“尽管人们对法治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但人们都认同‘法治不是无条件的’。一个法院的决定不可能被视为裁判者关于什么是正义的主观意见。在法院里,正义必须显示它自己是一个论证的结论,这个论证设计应尽可能好地表明‘这是法律就此事件而言’的意义。”[17]
     
      虽然概念法学的式微告诉我们,机械的、自动售货机式的“三段论”形式主义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范围就该不断扩大到没有边界,法律的解释就可以无限度地延展。一个没有边际的法律和一个机械的形式主义法律相比,对法治的损害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故,面对立法的局限性,法官既需要一定的裁量,又需要让自己的裁量有据可循。这时,词典对于模糊词义的解释就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词典能够为法官的法律解释提供帮助和依据;另一方面,词典也可以对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行控制与约束。
     
      然而,就算法官在其个案裁判的法律解释中运用了词典,甚至这种对词典的参考对个案解释实质上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词典永远不会成为裁判的规范性依据。换言之,词典在法律解释中只能作为一种事实性依据而出现,即使在对规则文本进行解释时也是作为穷尽法律场域一切可能之后的说明、论证之用。卢曼认为,法律系统是一种规范闭合(normatively closed)而认知开放(cognitively open)的系统。[18]这里“闭合”的“规范”就是法律解释的规范性依据,它主要指向的就是法律渊源,也即具有法效力的法的表现形式,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即指制定法以及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而认知上的开放性则指向法律解释的事实性依据,也即法律对经验事实的认知开放性,它虽然不属于自创生的法律系统本身,但却弥合着法律与其它社会系统的裂缝,保持着法律规范与现实世界的沟通。将词典在法律解释中的角色定位为事实性依据,实际并无任何贬损或轻视之意。“任何关于一项争议或纠纷的法律上的思考和判断,都会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关于事实是什么,二是依法应如何判断。我国司法实务界通常将这两个问题称之为法律适用中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19]事实与规范是司法活动的两个重要面向。如果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法官们应当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拿着利剑;那么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说,法官则是一手拿着事实,一手拿着法律。法律活动本来就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流连忘返的结果”,事实性依据和规范性依据的区分只在于其性质上的不同,而绝非重要性上的不同。
     
      二、词典在法律解释中的困境
     
      作为事实性依据的词典在运用于法律解释时主要存在两大困境。首先,是专业词典与一般词典的选择问题。Craig Hoffman教授将法院对词典的使用分为两个主要的目的,一是定义,二是证明。所谓“定义”方法就是仅仅基于词典最通常被使用的意图而运用词典:定义一个不知道含义的词语。“证明”方法指的是使用词典来证实法院试图指定的通常用法和含义。[20]其中,定义方法常用于一些专业术语,通常求诸专业性词典;而证明方法则占了词典使用中的大多数情况,通常使用一般性词典。
     
      因此,专业词典在法律解释中通常作为操作性理由出现。同时,词典的操作性作用还会表现在对技术性术语以及外来词语的定义上。在专门领域的词语解释时法官常会参考各类专门性的词典。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希尔兹诉大西洋海岸线铁路公司案”(Shields v. Atlantic Coast Line Railroad Co.)中使用了《汽车制造词典》(The Car-Builder’sDictionary);在“沃德诉摇滚反对种族主义协会案”(Ward v. Rock Against Racism)中,马歇尔大法官则引证了《新格罗夫音乐辞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 Musicians)。[21]关于外来语汇的词典解释则更应为自然之理。20世纪以来,由于西班牙移民的迅速增加并且市场地位也较为稳固,西班牙裔业已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群,因此,美国联邦法院用西班牙语词典来帮助形成裁判解释的情形也非常之多。[22]然而,在面对一些通行度较广的专业词汇时,专业词典也可能作为辅助性理由而出现。一般性的词典则既可能作为操作性理由而出现,亦可能作为辅助性理由而出现。
     
      发生在19世纪末的Nix v. Hedden案是美国法院使用词典的一个例子。该案的争议焦点是“西红柿究竟属于水果还是蔬菜”,从而确定进口的西红柿是否需要缴纳关税。格雷法官认为,虽然按照词典的解释西红柿属于植物学意义上的水果,但《关税法》中的“水果”还是日常语言意义上的水果,而非完全是植物学意义上的水果。“词典给出的释义是非语境或者说是超语境的。具体选择哪一本词典、哪一种释义,在形式上取决于法官的裁量或选择,但实际取决或受制于使用语词的语境。”因此,本案在承认词典对于司法助益的基础上,也提示我们在运用词典进行解释时要注意语境的恰当性。当专业词典和一般词典对一个词都有释义时,到底该选择何者需要根据具体的个案场域和语境来决定。
     
      再者,是词典何时作为辅助性理由以及何时作为操作性理由的问题。法律解释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实践理性活动。它不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而是一种附带理由的行动。行动的理由可以分为两种性质的理由,一是操作性理由(operative reason),二是辅助性理由(auxiliary reason)。[23]操作性理由为行动提供了规范性质的依据,它一般内含着主体的价值判断和追求;因此,一个完整的行动理由必然包含操作性理由。而辅助性理由则主要通过对真假或强弱的事实说明来“证明实践态度从操作性理由的陈述到结论的转化是正当的”。在法治语境下,适用于事实的法律规范完备、直接可适用应当是一种理想甚至常态情形,在这种情形下,词典作为事实性依据在法律解释中所起的是一种用于补充说明判决合理性的辅助作用;反之,法律规范疏漏、无法直接适用则是一种个殊情形,在这种情形下,词典作为事实性依据在法律解释中所起的则是一种用于填补判决合法性的操作性作用。(见图1)而词典究竟是起到辅助性作用还是操作性作用,无法仅仅凭借词典的性质来判定,而应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判断。
     
      (图略)
     
      裁判的目的在于说服,说服的主要方式在于论证和解释。在简易案件中,法官可以法律逻辑直接推论出案件结论;但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必须通过解释来进一步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大众。形成共识是说服的任务所在,一个同质性较强的社会毫无疑问比一个异质性较强的社会更易达到说服的目的。词典是一种体现了普遍的社会性主张的事实依据,将其运用于裁判的解释之中,无疑将加强裁判本身的正当性基础,增加裁判在社会中的接受度,也使得法官对法律规则的阐释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参照标准。但是,词典解释自身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词典的更新有可能相对滞后等,法官亦需要进行一定的鉴别和取舍。下面,我们就分别具体来看词典在简易案件与疑难案件中不同的适用模式。
     
      三、词典作为简易案件中的辅助性理由
     
      “无论我们到底选择判决先例或立法来传达行为标准,不管它们在大量的日常个案上,运作得如何顺利,在碰到其适用会成为问题的方面来看,这些方式仍会显出不确定性;它们有着所谓的开放性结构。”[24]哈特的“开放结构”理论为我们带来了简易案件和疑难案件的两分。简易案件是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相适应,判断可直接通过“推论模式”得出的案件;而疑难案件是指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不对称,在通过推论得出判断之前,先要经由“等置模式”对事实与规范进行等置,将个案向规范提升,使规范向个案下延,并在两者之间来回审视,螺旋式向上发展的案件。[25]
     
      词典在简易案件的法律解释中是一种起着说明作用的辅助性事实依据。辅助性依据意味着词典此时只是作为一种用于辅助判决合理性的具体阐释依据。之所以说它辅助的是判决的“合理性”,是因为其任务只是在法律已有规定且规则相对较为明确的前提下,帮助进行逻辑论证或者增加裁判解释的说服力。换言之,此时词典的解释对于判决的正当性并没有影响,而只是在法律限度内影响判决的可能结果,加大裁判的可接受性。例如,在“青岛骏凯物流有限公司等与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中,该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有一项诉求认为,双方当初约定,“保险车辆全车被盗窃,原配的全套车钥匙缺失的,另增加5%的绝对免赔率”。而本案并不是“全套车钥匙缺失”,而仅“缺失”了其中的一套,因此并不符合保险条款预先设定的情形。于此,青岛中院在终审判决书中写道:“本院认为‘对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保险车辆全车被盗窃,原配的全套车钥匙缺失的,另增加5%的绝对免赔率。’该约定明确,按通常不应产生歧义。‘缺失’在汉语词典解释为:缺少;失去,这也是通常的理解。故对‘原配的全套车钥匙缺失’应理解为:原配的全套车钥匙缺少或是失去的。对上诉人青岛骏凯物流有限公司认为保险条款中关于‘原配的全套车钥匙缺失的,另增加5%的绝对免赔率’的约定存在歧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6]在这一条款的解释中,词典起到的就是一种事实上的证实、确定之用途,也就是说无论法院是否引证了词典对“缺失”的注释,该判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并不会受到影响。既然如此,词典在这里是否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呢?非也!法律活动“正当性的基础是合法性和合理性”,[27]同样,法律解释不仅有其合法性向度,也有其合理性向度。“合理性”的其中一方面就表现在合人世情理、合生活常理。运用词典对解释进行说明和证成,有助于增加裁判在社会中的亲和度和被接受的广泛性,加强裁判在生活中的说服力。“如果说合法性更多的是代表着精英化的法律职业群体,那么合理性更多的则表达着大众化的社会需求”。[28]词典来自于对人们日常语言与生活经验的归纳整理,将词典注释加入裁判文书进行理由的补充说明,对于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和社会化之间的衔接与调和应当说是一种有益的实践。
     
      (图略)
     
      图2简易案件中作为辅助性理由的词典
     
      我们说简易案件中规范与事实——对应,这其实是基于一种共识的存在。“共识的达成是因为人们对语词意义或法律概念的范围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多数关于‘简易案件’的著述不是关于偶然的聚合的(chance convergences)社会学;它与以语言为基础的确定性有关。”[29]当法律文本的语词含义明确时,“事实”与“规范”这两个齿轮便可合二为一形成一个完整的传动模组。此时的“词典”就相当于是润滑油,其作用就是让模组看起来更亮更美观,但没有它模组也能运转(见图2)。词典本身就是人们一种共识的体现:或是普遍生活的共识,或是专门领域内的共识。这种共识有助于使法律解释向日常生活的传递变得更为丰满和有理据。当然,由于法律解释相对于生活理解略为专业与特殊,如若常态情形下的词典释义与已达成共识的法律意义相悖,则仍应采法律语境下的解释意义,这恰恰也反映了词典在弱司法裁量中辅助的说明性作用。作为辅助判决合理性而在法律解释中起说明性作用的词典是一种常态情形。这种情形既符合词典本身的语义阐释性质,又符合现代法治的构想。
     
      然而,共识的形成是需要一个过程和一定时间的,再加之其适用对象的广泛性、变动性以及规则自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协调问题,法律规则必然存在歧义、缺失或冲突。尽管法律系统有其自治性,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自己的要素(规则的内容),但仅仅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事实、价值和规范被选择并被转化为‘法律’事实、价值和规范”,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律系统外部;法律系统是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完全闭合的系统而存在的”。[30]这种虽非常态但不可避免的法律模糊与缺漏就带来了词典在法律解释中另一种定位,即操作性的事实依据。
     
      四、词典作为疑难案件中的操作性理由
     
      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不对称,既可能来自于事实的非常规性,也可能是由于法律规范本身的局限性。阿列克西总结这些局限至少有四个:(1)法律语言的模糊性;(2)规范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3)可能存在这样的事实,即有些案件需要法律上的调整,但却没有任何事先有效的规范适合来用于调整;(4)在特定案件中,所作出的裁判有可能背离规范的条文原义。[31]这其中,第一点是法律解释的典型对象。第三点属于法律系统中的真正漏洞或曰开放漏洞,“当制定法因欠缺对个案之规定而无法适用,从而不能依现行法律理讼解纷时才可认为存在真正漏洞”。[32]第二点和第四点则属于法律系统中的隐藏漏洞,因其乍看之下并不缺少规则,但这些规则相互矛盾或有悖于规范目的而致实际上无法适用。虽然法律解释与法的续造“并非本质截然不同之事”,“解释几乎可以没有中断地过渡到开放的法的续造之阶段”,但是因其“各自有其典型的方法”,所以仍有必要进行区分。法律解释一般是在规则文本可能的字义范围之内进行阐释和明确,而法律续造已然超出此等界限,属于法官对法律的拟制。尽管法律续造也会在某些部分涉及词义的解释,但这并非续造的主要内容,而是主要通过类推、目的探寻等方式进行;同时亦由于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将主要集中于探讨疑难案件中模糊规则的词典解释。
     
      法律规则的核心特质在于其规范性。而规范性就是规范缝隙,[33]它是“对规范领域完美性之不可能性的诸展现形式”,[34]模糊的文本规则就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新康德主义的方法二元论表明了实然与应然之间在逻辑上具有不可相互推导性,而法律规则的目的却在于规范现实世界;那么,既然无法透过逻辑由应然推导出实然命题,此一不可推导性所产生的规则与现实之间的断层,“就只能透过其他型态的论证以及属于实然层面的行动或其他力量”,使之由静态规范性转变为动态规范性,也即真正的规范性。[35]法律文本的模糊导致了规则实质上的“适用不能”,这就属于“规范缝隙的静态层面”,又基于法谚有云“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因此词典在这种情形下便作为一种用于帮助填补判决合法性的操作性事实,通过此一社会实相的加入构建出“规范缝隙的动态层面”,使模糊规则在现实中得以适用。虽然这是词典在法律解释运用中的非常态情形,但它的这一作用绝非不重要。
     
      例如,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入户抢劫的;……”其中,关于“入户抢劫”的界定理论和实务界就产生了很大争议。湖北省秭归县就曾发生一个案件。2005年某天晚上,被告人何某某等四人预谋抢劫。四人窜至王某某、张某某租住房处,一人望风,二人撞门进入租住房内,分别拿不锈钢菜刀、砍柴刀和木棒以持刀威逼、殴打方式令王某某交出钱和手机。后又捆住两名被害人的手脚,用毛巾堵住其嘴巴,抢走屋内一部影碟机和一部鼓风机后逃离。关于两名被害人共同租用的房屋是否包括在《刑法》规定“入户抢劫”这一加重处罚情节所指的“户”中,两审法院有不同意见。宜昌中院认为,“上诉人何某某及原审被告人韩某某、赵某某、周某某2005年11月12日抢劫所进入的房屋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户’的特征,故原审法院认为其行为构成入户抢劫的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由此在原审基础上减轻了量刑。[36]
     
      本案的二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户”的特征,其所称的“司法解释”应指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年6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5】8号)》。该意见将“户”指称为“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确实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也可以认定为‘户’。”而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11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5号)》则将“入户抢劫”定义为,“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这两条规定的差别就在于对“户”的功能定义是否仅限于“家庭”?虽然前者的发布时间较为晚近,但两者的发文字号是不一样的:前者为“法发”,其性质上属于司法文件;后者是“法释”,基于中国的司法实践属于法律解释,可以直接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但由于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从法理上看其效力低于《刑法》这一法律。就此来说,关于“入户抢劫”中的“户”是否仅限于“家庭”之功能,我国法律其实并未明确规定。那在这种法律规则模糊、缺漏的情况下,如何来裁判案件呢?除了在法律体系内部探寻相关法律原则或所谓“法理”[37]之外,还可借助公共政策、公众意见、社会习惯等进行法律续造,而词典就是检验社会惯常认知的一个体系化、“成文化”的途径。
     
      从词源上看,“户”是一个象形字,其本义指的是“门”,正所谓“半门曰户”。《辞海》对“户”解释是:“本为单扇的门,引申为出入口的通称,如门户;窗户。也指虫鸟的巢穴;人家。”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在“户”字项下有6个词条,分别为“①门。②人家;住户。③门第。④户头。⑤量用于家庭。⑥名姓”。由此,从词义上来看,“户”主要指的是相对隔绝和隐私的私人生活住所,其组成以家庭为主但同时也包括有着家庭外观的生活性住宅。本案中的租住房屋虽非以血缘或婚姻形成的传统家庭关系为纽带的住宅,但因其是一个隔离于外界的私人性质生活住所,且显然具有家庭外观,因此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二审判决将“户”限定在“家庭”从词义上来看未免过于狭隘,与社会惯常认知也有着一定的出入。
     
      再如,王×、王××与刘×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中,刘×给付了王×、王××彩礼款,王×与刘×也举办了民俗婚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刘×与王×同居3个多月时,王××与刘×分居。因刘×与王×、王××协商返还彩礼款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王×、王××返还彩礼款。诉讼中,王×、王××提出刘×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因为彩礼的给付主体是男方的父母而非男方本人。对此法院认为,“《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彩礼’的定义是:旧俗订婚时男家送给女家的财物。由此可见,彩礼并不单纯的是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本人,而更多的是涉及双方家庭的事情。因此,对于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都应做广义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就给付人而言,既可是婚姻关系当事人所为的给付,也可是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的亲属所为的给付。同样道理,就收受该彩礼方而言,既包括由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接受的情形,也包括其亲属接受给付的情形。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男方婆家的彩礼款往往都是给付女方的娘家。由此,如果将给付人的主体和收受人的主体仅限定为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的话,则不利于此类案件的解决。”[38]据此,法院认定刘×符合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并且根据《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王×、王××返还彩礼款。本案的法官即很好地运用了词典释义确立彩礼款的收受双方,从而耦合法律文本明确了返还彩礼之诉的诉讼主体问题。
     
      从上述案例的分析可知,法律文本存在模糊的情形即导致形式上“存在”的规则在实质上无法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这时法官就需要适度地先行将含义予以明确化。而如果此时规则的模糊主要是基于语义上的歧义和不确定,那么运用词典释义帮助法官裁量就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方法。词典是对人们长久以来日常生活经验和普遍理解的总结归纳,它从词源和社会性理解的角度对法律文本的解释提供了有益的客观借鉴,是一种较为典型和客观的社会实相的表现。由于在面对模糊规则此种实然与应然发生断裂的情形下,法官单凭逻辑推演已无法得出实然命题,因而已然需要通过词典这一逻辑以外的因素与力量对有着多种可能词义的规则含义予以重新界定,使之联合“静态的规范性”升格为“动态的真正规范性”,词典也由简易案件中的辅助性理由变为了参与塑造规范性要求的操作性理由。
     
      疑难案件中作为操作性理由的词典
     
      因此,在语义模糊的疑难案件中,“事实”与“规范”这两个齿轮相互之间由于裂痕、缺损、不匹配等原因无法形成一个可以有效运转的传动模组(图3用虚线标识)。此时的“词典”就好比一个加工的工具,只有经过“词典”的打磨铸造,两者才能彼此契合地运转起来(见图3)。而造成“事实”与“规范”这种在实质上无法有效契合的原因,主要是规则制定者认识上的有限性所导致的规则效力上的强制性与规则构造上的可错性之间的张力、规则所必要的抽象性所导致的这种抽象性与规则所要调整的生活事实具体性之间的张力、由于时间的经过而在规则效力上的稳定性与具体生活事实流变性之间的张力。[39]在疑难案件中,这几种张力导致规范与事实间逐渐产生裂缝,双方之间的齿轮由于裂缝的存在无法形成传动。词典的功能就是弥合着事实与规范在上述几种张力作用下所形成的裂缝,帮助塑造出事实与规范的完整形态,进而驱动法律解释实现顺畅有效的运转。
     
      五、结语
     
      “立法者,不是凭借其权威才制定法律的人,而是凭借其权威,并使之继续向前发展,最终成为法律的人”(霍布斯语),立法者的意志并非“某一次引起法律产生的意志事件”,而是“不断变化的、承担法律(制定)的成就意志”。[40]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法官通过法律解释活动将规范与事实相连结,从而赋予制定法以蓬勃的生命力。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无论作为辅助性理由还是操作性理由,词典的角色都仅仅为解释活动的事实性来源;运用词典进行裁判并不意味着“词典裁判”,在裁判中若运用词典予以证成,前提是必须在法律体系的框架内结合相关的规范性依据即法律规范,来进行裁判理由的正当化。
     
      

    【作者简介】
    王梦宇,女,浙江省杭州市人,浙江警察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行政法学。
    【注释】
    [1][美]安德雷·马默主编:《法律与解释》,张卓明、徐宗立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张志铭:《法律解释原理(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50页。
    [3]20世纪之后概念法学式微,以“利益衡量”等为代表的法律解释理论勃兴之情势,很大程度上即缘于此。具体可参见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53页。
    [4]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司法论证理论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5]关于法律解释的方扶可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0-222页;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6-152页;孙笑侠、夏立安主编:《法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282页。
    [6]The Hu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Looking It Up:Dictionaries and Statutory Interpretution, 107 Harvard Law Review 1437(1994), p.1437.
    [7]参见陈林林、王云清:《司法判决中的词典释义》,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6-13页。
    [8]王泽鉴:《民法判例研习丛书·基础理论》,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43年版,第130页。
    [9]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原理(中)》,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35页。
    [10] The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Why Learned. Hand Would Never Consult Legislative History Today, 105 Harvard Law Review 1005(1992), p.1005.
    [11]参见[美]理查德· 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350页。
    [12][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4页。
    [13]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14]参见[德]萨维尼、格林:《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5][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7页。
    [16]陈金钊、尹绪洲:《法律的文义解释与词典的便用——对美国司法过程中词典使用的述评》,载《法商研究》1996年第3期,第86页。
    [17][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第179页。
    [18]N. Luhmann, The Unity of Legal System, in Autopoietic Law—A New Approach to Law and Society, ed.by Gunther Teubne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7, p.20.
    [19]刘治斌:《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第14页。
    [20]Jason Weinstein: Against Dictionaries: Using Analogical Reasoning to Achieve a More Restrained Textualism, 38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 649(2005)。p.651.
    [21]参见屈文生:《〈布莱克法律词典〉述评:历史与现状——兼论词典与美国最高法院表现出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7页。
    [22]Sergio D. Stone: A Study of Dictionaries in U. S and Latin American Courts, 36 Colorado Lawyer 115(2007)。p.115.
    [23]操作性理由是指一个对其存在的信念包含了实践的批判性态度的理由,除此之外的理由称为辅助性理由。具体参见〔英〕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宋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7页。
    [24][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25]关于“推论模式”和“等置模式”这两类法律判断形成模式的具体阐释,详见郑永流:《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3-149页。
    [26]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青民四商终字第21号。
    [27]王海军:《论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失当性》,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256页。
    [28]孙光宁:《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从合法性、合理性到可接受性》,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年第5期,第20页。
    [29][美]布赖恩·比克斯:《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30][比]马克·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5页。
    [31][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2][奥]汉斯·凯尔森:《论法律解释理论》,张书友译,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五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33]颜厥安教授曾经在其论著中提出并且详细地论述了规范缝隙理论。具体可参见颜厥安:《规范缝隙初探》,载畅口然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法律的分析与解释——杨日然教授纪念论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6774页。
    [34]颜厥安:《公共理件与法律论理》,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4年3月第8期,第11页。
    [35]参见颜厥安:《由规范缝隙到规范存有——初探法律论证中的实践描述》,载王鹏翔主编:《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辻》,“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筹备处2008年版,第20-22页。
    [36]关于该案的事实情节及相关法院裁判内容,参见《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6)宜中刑终字第96号。
    [37]“所谓法理,系指法律之原理而言,亦即自法律根本精神演绎而得之法律一般的原则”,“法理乃自法律规定的根本精神演绎而出,在法条中虽未揭示演绎而得之法律一般的原则,……其所常见者,如契约自由原则,过失责任主义,私有财产应予保障,自己责任原则,信赖原则,权衡原则,等等皆属之。”具体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62-264页。
    [38]关于该案的事实情节及相关法院裁判内容,参见《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黑中民终字第45号。
    [39]参见段厚省:《程序法的内在张力》,载《北方法学》2017年第2期,第127-130页。
    [40]参见[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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