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解释方法抽象位阶的作用及逻辑结构
2020/3/9 14:27:11  点击率[3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出处】“法理杂志”公众号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法学方法论之于法律解释方法位阶问题的主流观点内隐着矛盾性,即一方面认为各类法律解释方法之间不存在典型的并列关系,另一方面又否认它们之间可以被固定的位阶谱系所表述。我们认为,在不结合证成特定案件法律决定的具体情形下,法律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固定的位阶关系;而在结合证成具体案件法律决定的情形下,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可能有所变化。原因在于,从规范性质上看,法律解释方法具有原则的性质。它们的适用方式是衡量,具有初始性的特征。既然它们具有原则的性质,就意味着它们在被适用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的性质是一种竞争关系。因此,法官或法律适用者必须根据衡量法则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解释方法之间抽象的优先性关系是无用的。抽象的优先性关系既可以限制法律解释方法适用者的武断性也能够克服它们适用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提高法律解释活动的效率。
    【中文关键字】法律解释方法;抽象位阶
    【全文】

      法律解释方法理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各个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法学方法论的主流观点认为: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但它们之间也不存在一种固定的位阶关系。比如,德国法学家拉伦茨就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依此虽然还不能构成一种固定的——各种标准之间的——位阶关系,依此得以终局地确定个别标准的重要性,然而,它们毕竟不是无所关联的并立关系而已”。
     
      又如,中国台湾地区法学家王泽鉴认为:“不认为各种解释方法具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位阶关系,但亦不认为解释者可以任意选择一种解释方法。……每一种解释方法各具功能,但亦受限制,并非绝对;每一种解释方法的分量,虽有不同,但须相互补充……”。
     
      再如,中国大陆法学家梁慧星认为:“虽然不能说各个解释方法之间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位阶关系,但也不应认为各种解释方法之间杂然无序,可由解释者随意选择使用。其间应有某种大致的规律可寻”。
     
      这些法学家的观点在表面上都给人一种自我矛盾的印象,即法律解释方法之间既不存在固定的位阶关系,也不是并列关系,法官或法律适用者不能随意地选择它们。质言之,主流观点认为,各个法律解释方法之间既存在着位阶关系,但是,这个位阶关系不是固定的,即可以被推翻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解决主流观点所隐含的矛盾呢?法律解释方法在什么意义上存在着位阶关系?这种位阶关系是固定的,还是可随条件变化而发生更动?这种位阶关系的功能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将就上述问题分别作阐释如下。
     
      一、法律解释方法位阶存在的条件
     
      任何特定法律共同体的法律人在适用现行有效的法律解决具体案件获得法律决定的过程中都必然地要解释法律。与普通人不同,法律人解释法律必须要按照其所属法律共同体承认或接受的方法进行。如果法律人不按照法律解释方法解释法律,他们就可以按照本人的想法随意解读其所持有的法律文本,从而能够表示作者的想法,这样一来,法律文本也就丧失了其原本的功效和职能,法学也就不再是科学化、规范化的研究,而逐渐演变成了对解读人的一种心理分析。这就意味着,法律人不按照一定的法律解释方法解释法律,他们所得到的具体法律决定就变得不确定,同时也不可估测。这样的情况是否表示法律人根据特定的法律解释方法解释法律就一定能够保证其所得到的法律决定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任何特定法律共同体所承认或接受的法律解释方法都不只有一个或一种,而是有多个或多种。如果特定法律共同体允许法律人可以随意地选择一种法律解释方法,那么,这就意味着法律人所得的法律决定有可能是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因此,为了保证法律决定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法律人就不能随意地选择法律解释方法,而应该按照一定的顺序选择法律解释方法。这个所谓的“顺序”就是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
     
      前述的分析说明,如果特定法律共同体只存在着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法律解释方法位阶就根本没必要存在。只有存在着多种法律解释方法,法律解释方法位阶才有必要存在着。这是否意味着,当法律人在针对具体案件事实解释可适用的法律时,必然要按照一定的位阶选择法律解释方法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有两点:一方面,无论我们想要使用哪一种法律解释方法,都必须考虑它的适用场域,也即,只有当启用特定方法所需满足的相关条件存在或出现时,该种法律解释方法方可进入实践;另一方面,特定法律解释方法可使用条件是否存在或出现取决于特定的案件事实。
     
      这样,法律人针对具体案件事实解释可适用的法律时,可能存在着下列两种情况:
     
      (1)只有一种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条件出现或存在;
     
      (2)有两种以上的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条件出现或存在了。
     
      在第一种情况下,法律人只能适用一种方法来解读相关法律,而不是在面对不同的法律问题时,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解释,因此,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就没必要被运用了。在第二种情况下,法律人要按照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对可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他们针对具体案件事实应该按照哪种或哪些法律解释方法进行解释呢?这就有可能需要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了。
     
      法律人针对具体案件事实解释可适用法律时,如果有两种以上的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条件出现或存在,就有可能需要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有可能”就意味着法律人针对这种情形并不必然地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质言之,有可能不需要位阶。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位阶?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位阶?
     
      这就意味着,有两种以上的法律解释方法可适用的情形又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以下两种情形:
     
      (1)如果这些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共同证成了一个法律解释结果,也就是说,这些相互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都分别证成了相同的法律解释结果。
     
      (2)如果这些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证成了两个以上的相互对立的法律解释结果,也就是说,一些法律解释方法证成了一种法律解释结果,而另一些法律解释方法证成了与前一种法律解释结果相反的另一个法律解释结果。
     
      在第一种情况下,法律人针对具体案件事实解释可适用法律时,不需要在不同法律解释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即不需要位阶,因为法律人按照那些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对可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所得到的解释结果是相同的。在第二种情况下,法律人针对具体案件事实获得具体法律决定的过程中,必须而且必然地要在不同法律解释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即必然地需要位阶。因为,如果法律人不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就得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法律解释结果,也就得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法律决定。
     
      上述的内容说明:在存在着多个或多种法律解释方法的法律共同体之中,法律人针对具体案件事实解释可适用法律时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模式有三种:
     
      (1)单一适用模式。它是指法律人将一个主要的法律解释方法作为证成对可适用法律的解释结果的唯一的或首要的理由。这个模式是最简单的法律解释规准适用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法律人忽略了其余的法律解释准则,甚至可能会对其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他们仅仅是一种平衡的要素;
     
      (2)累积适用模式。它是指法法律人在证成法律决定或法律判断的过程中,运用几个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证成对可适用法律的解释结果,而且所有的这些法律解释方法在最终的分析意义上都支持对该法律的相同解释结果;
     
      (3)冲突适用模式。它是指法律人针对特定案件事实按照不同的法律解释规准对可适用的法渊源文本进行解释而得到了相互对立的法律解释结果。既然法律人得到了两个以上的相互对立的法律解释结果,那么,他们为了证成法律决定或法律判断就必须在这相互对立的法律解释结果之中择取之一作为法律决断的基础条件,质言之,法律人必须要解决冲突。因此,冲突适用模式运用的关键和根本之处不在于法律人运用不同的相互独立的法律解释规准证成不同的法律解释结果,而在于证成哪一个法律解释结果具有优先性,即解决冲突问题。
     
      在上述的三种模式中,法律解释方法位阶在第三种模式中才存在,而且必然地存在。这个结论与法学方法论中关于法律解释方法位阶的下列观点相矛盾: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不存在着一个固定顺序关系。既然不存在着固定顺序关系,就意味着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是变化的。既然是变化的,就意味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不存在着位阶关系。这个结论与法学方法论中关于法律解释方法位阶的下列观点相矛盾: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这就意味着法律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一个位阶。如果没有位阶关系,法律人就可以任意选择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或解决这些观点之间的矛盾关系呢?为此,我们必须要清楚地区分出: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在什么条件或情况下是可变化或不存在这一个固定的关系?它在什么条件或情况下不是并列关系或者法律人不能任意选择的?
     
      我们可以将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区分为“抽象的位阶关系”与“具体的位阶关系”。前者是指在不结合具体语境的情况下或在法律解释方法不被适用的情形中,法律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优先性关系。这就意味着,这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优先性关系不会随着具体案件法律决定证成的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法律人在针对具体案件事实对某个法的渊源文本进行解释时,不能随意地选择法律解释方法,而应该按照一定的顺序或一定的规律或一定的规则选择法律解释方法。后者即具体的位阶关系是指根据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具体情况而判定的处于冲突之中的众多法律解释方法里的优先原则。换句话说,多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优先性关系会随着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一个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过程,一个法律解释方法具有优先性;在另一个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过程,另一个法律解释方法具有优先性。抽象的位阶关系对于一个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来说只具有初始性,而不是最终的,是有可能被推翻的。具体的位阶关系对于一个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来说是最终的,在该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中是不可推翻的,但是,在另一个具体的法律决定的证成过程中是有可能被推翻的。总之,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关系在各种解释方法不被适用的情况下或不结合具体语境的情况下是固定的、不变化的;而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被适用的情况下或结合具体语境的条件下,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关系是变化的或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位阶关系。
     
      将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关系区分为抽象和具体的位阶关系之后,法学方法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矛盾之处就可以得到相对合适的解决:对于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或者应有“某种大致的规律可循”的评价,是对于抽象的位阶关系来说的;而法律解释方法之间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位阶关系,则是具体位阶关系的指征。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来阐述这种区分。譬如,当我们问及A和B谁更高时,回答者自然想到的是A和B的身高差距;可如果我们加上前提条件,身高更高的A此刻正站在死海岸边,而身高较矮的B此时正勇立珠峰,再被问起它们谁更高时,大多数人都可能提出“是单纯比较他们的身高,还是指他们的海拔”等类似的反问。当我们认为比较他们的海拔似乎更为符合后面这种问法的语义时,也便不难理解“具体的位阶关系”之于前者的功能所在了。如此,开篇所提的法学方法论对于各类法律解释方法间逻辑关系的主流观点所内隐的矛盾似乎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解决之道,但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抽象的法律解释方法位阶有存在的必要吗?它有作用吗?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应该知道这些问题为什么存在。这就是说,回答问题之前,人们首先要明白“问之何所问”的问题。这个“何所问”的问题不存在,你所问的问题本身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即所问的问题本身就可能是假问题。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回答一个假问题或本身不存在的问题。
     
      根据前述的内容,法律解释方法位阶的存在是以下述条件的存在为前提的:
     
      (1)特定法律共同体存在着多个或多种法律解释方法;
     
      (2)法律人针对具体案件事实解释可适用法律时,两个或两种以上的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条件都存在着,即这些法律解释方法都被适用;
     
      (3)法律人按照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以具体案件事实为基础,对可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可能得到相互对立的法律解释结果。
     
      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位阶“的适用条件仅在于方法间的冲突可能。在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过程中,法律解释方法位阶是具体位阶,具体的法律解释方法位阶关系是根据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情况而被确定的,每个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情况都是不同的,因此,在每个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中,具体位阶关系是不同的,一言蔽之,具体位阶是随着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情况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因此,从法律解释方法位阶的存在条件来看,所谓的法律解释方法位阶只是指具体位阶。抽象位阶是固定,而且在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过程即具体位阶的确定过程中有可能被推翻。在这个意义或角度下,我们才有提出下列问题:抽象位阶有必要存在吗?因此,这里所谓的“必要”是指,对于在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证成中确定具体位阶,抽象位阶的必要性。如果抽象位阶是无必要的,那么,在法学方法论中谈论法律解释方法位阶就是无意义的。因为,一般来说,法学方法论学者谈到的“法律解释位阶”就是指抽象位阶,而不是指具体位阶。没有一个法学方法论者会承认存在着一成不变的具体位阶关系,他们也不会承认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确定具体位阶关系。具体的位阶关系只能依靠法律人根据相互冲突的法律解释方法各自在个案中产生的结果来确定。但是,法学方法论学者都承认各个法律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抽象的位阶关系,而且他们关于抽象位阶关系的内容达成了共识,例如,大家都认为语义学解释、立法者目的解释优先于其它法律解释方法。对于具体位阶关系的确定来说,这种抽象位阶究竟有必要存在吗?它有没有一定的作用呢?质言之,抽象位阶与具体位阶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传统的法学方法论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作出回答。
     
      二、法律解释方法的抽象位阶的必要性
     
      欲回答抽象位阶在具体位阶关系的确定中是否有必要存在,我们首先需要探讨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方式是什么?而这个问题与法律解释方法的特征有很大关联。我们首先要明确,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解释是完全相异的两个范畴,后者是一种行为或活动,前者则是对于法律人从事法律适用活动的一种指导或指引。从本质上来说,法律解释方法的规范效力意味着,法律人在实施法律解释行为或活动的过程中,需要且务必要严格遵守由这种技术标准所创设或派生的行为规则或准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思考,不同学者对法律解释方法机能或者说属性的界定才发生了分歧:一些学者将其称为法律解释的标准,而另有一些人则把它定性为法律解释的规准。本文以下内容所提到的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具有什么特性呢?这涉及到规范的分类问题。自哲学家塞尔以来,人们常常将规范细分成两种,一种是构成性规范,即某些社会事实及其上的法律关系是以构成性规范为依据产生的,构成性规范可以说是这些社会事实和法律关系产生、存续、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另一种则是调整性规范,这种类型的规范和构成性规范有很大区别,前者的作用在于决定,而后者的作用可能仅在于调整。根据这个区分原理,对法律解释活动或行为来说,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是调整性规范。因为,在逻辑上,解释法律的行为或活动并不依赖于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而存在,没有后者前者同样存在。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是调整或限定法律人解释可适用的法法律的的行为或活动,是限定或确定法律人解释可适用法律过程的规范。
     
      “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是一种调整性规范”这一命题仅指出了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与法律解释行为或活动之间的关系,而未能显示出它的适用方式的特性是什么。这是因为,构成性规范与调整性规范的区分标准是规范与行为或活动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就意味着,这个区分所显示的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的规范特性不能说明它与解释结果之间的关系。既然它不能显示出它与法律解释结果之间的关系,就不能说明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是如何被适用的。既然不能说明它们是如何被适用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从这个角度说明抽象位阶是否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应该从其它规范区分的角度说明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的规范特性是什么。
     
      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首次表示规范这一名词在性质上是能够细分为规则和原则的,并且这一观点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和支持。德沃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规则往往是通过“全有或全无”的形式被适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为处置某一法律事实的议程而寻找支撑时,规则所能提供的帮助只有两种:有效或无效。若是前者,上述议程的操纵人便需要接受这一规则的羁束,进入它所设立的制度框架中行事;而若是后者,这项规则便丧失了预期效用,转而进入下一种议程的期待可能中。而原则却不同,它不包括令它必须实行的条件或前提,而仅仅是给出了相关论证的理由。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表述,那就是,原则是制度的原则,也即,在特定条件下的决策场景中,官员们首先需要将某些原则作为命令或决断的前提。它们的这种显著差异性又促成了另一种异质化的结果:原则包含了“重力”(gravity)的维度,而这一点是规则所不具备的。
     
      德沃金提出的“规则的适用方式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对适用者来说,规则是一个确定性命令。举例来说,一个规则是:“如果F,那么,应该是G”。如果事态F被满足,那么,根据这个规则,这个事态的结果就应该是G。对于适用者来说,这个规则是他主张法律决定是G的理由,他之所以这样行为是因为规则的内容如此。与规则的性质相反,原则是一个最佳化的命令。举例来说,如果“言论自由”被理解为原则,那么,它就意味着言论自由应该尽可能地被有效地保障。如果这个原则与其它原则相——例如,隐私权保障原则——冲突了,那么,就需要在它们之间进行平衡。因为,这两个原则不可能同时以最佳方式被遵守或实现。即使我们承认言论自由原则是有效的,偏离或不遵守这个原则也是被允许,不会承担后果。对于规则来说,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认为一个规则是有效的,那么,法官或其它法律适用者就必须遵循它,如果不遵循它,该法官或法律适用者就违反了他应该负有的义务。这就是说,一个规则要么特定的规范体系要么处于该体系之外。这个情况并不适用原则,一个没在最大程度上被实现或遵守的原则还是处于特定规范体系之中。这就是德沃金所说的“原则具有分量或重要性的维度或面向”,而且原则的分量或重要性随着案件事实的不同而不同。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法学家们之所以将规范区分规则与原则是因为它们各自的适用方式不同。这就是说,一个规范是规则还是原则,取决于它所处的“推理层面”(reasoning level);如果它处于涵摄的层面,那么,它是规则;如果它处于衡量或平衡的层面,那么,它是原则。
     
      从本质上来说,涵摄是规则的使用方法,而原则和它不同,其使用方法是衡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解释规范实际涵盖了原则的相关性质。一方面,法律解释规准说明不了什么东西必须有条件地或无条件地去做,或者必须努力去追求。它们更属于是纯粹的提问题的视角或指导方针(guidelines)。这实际意味着,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只能为法律人解释、挖掘相关法律的内容和意义提供一种角度或技术上的指导或指引,而无法对解释结果——被挖掘出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施加决定性的作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法律解释规则仅仅可以指出法律人在针对具体案件事实解释可适用的法律时应该考虑的因素是什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人不应该遵循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相反,如果法律人要保证他的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是理性的,那么,他就应该尽可能地遵循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另一方面,法官或法律适用者针对具体案件适用哪一个或哪些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取决于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的适用条件在特定具体案件的情形下是否存在或出现。如果在特定具体案件情形下,多种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的适用条件都出现或存在了,那么,法官或法律适用者就应该适用这多种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对可适用的法的渊源文本进行解释,而且解释结果可能是冲突的。这就意味着,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的使用便一定不能根据“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标准来判断,多个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都可以被同时适用,只不过这些规则在具体涉及到的案件内所占据的分量是有差异的,从这一角度而言,衡量可以作为它们的使用方法。总之,法律解释方法在规范性质上的划型从属于原则层面,其与规则并无法建立直接的上下位联系。
     
      假如首先同意法律解释规则具有原则的特性,那么,它的适用方式是衡量或平衡。何谓衡量呢?它是指在论证的过程中既存在一定的论据A支撑一定的结果p,同时论据B却支持着与p完全相悖的结论,不仅如此,A及B无法都无法在逻辑上击败对方,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思考是A重要还是B重要。
     
      这个衡量概念意味着原则对于依据原则所做的决定或判断来说具有初始性。正如前述,原则是最佳化命令,它是指命令它所规定的内容在相关的事实与规范的可能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这就是说原则的实现程度不仅依赖于案件事实而且依赖于与其相竞争或冲突的另一个原则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法律人运用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证成法律解释结果,只有在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对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进行衡量之后,才能确定法律解释结果。质言之,具有原则特性的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的适用具有初始性。它具有初始性就意味着,根据它所证成的结论或命题具有可反驳性。所谓可反驳性,就其本质上而言,表示一些真命题在事实上并非正确的可能性,即它们的正确性很有可能会被其他论据所击败或所否定。
     
      具有原则性质的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的适用方式是衡量,具有初始性和可反驳性,因此,因此,适用它证成法律解释结果的过程就不可能是逻辑上的演绎推论过程。这就意味着,运用原则或法律解释规准证成一个命题或法律解释结果的证成标准就不可能是传统的符合论的真理观,而是融贯论的真理观。正如台湾学者颜厥安认为: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许多解释都可以被反驳,因此在研究学习法学这一领域的知识时,迫切的需要一种可以将众多想法融合贯通的方法理念。换句话说,这里说的融惯性指的是一个方案,通过集合带有可反驳性的相关知识,再根据恰当合理的分析推理,确保知识的科学性。当代一些著名的法学家如Dworkin、Alexy、Peczenick、Aarnio、MacCormick等都利用融贯性理论解决法学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
     
      融贯性的主要理念或概念可以表述为:属于一个特定的理论的命题越是接近一个完美的支持结构(supportive structure),该理论越是融贯的。在这个概念中的所谓的“理论”既包括描述性理论也包括规范性或评价理论。所谓的“支持”是一个弱意义上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用下列方式表达:如果并且只要命题P1属于一系列命题S,命题P2可以逻辑地从S得出,那么命题P1就支持P2。一个极端的情形是,P2只从P1推导出来。所谓“支持结构”依赖于属于正在被讨论的理论的命题之间的支持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理论的支持结构与属于该理论的命题之间的支持关系的一系列形式性质是相同的。一个支持结构的完美程度依赖于融贯性标准被实现的程度。融贯性标准有许多。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标准是:如果正在讨论的理论包含有原则,那么,原则之间的优先性关系的数量越多,该理论越具有融贯性。因此,如果人们运用一个理论中的原则作为证成一个命题的前提,那么,他们就应该阐述尽可能多的原则之间的优先性关系。为什么要在原则之间确立优先性关系呢?正如前述,原则是在事实与规范的可能范围之内得到最佳化实现的命令,规范的可能性主要依赖于与其像冲突或竞争的原则。因此,如果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或竞争,例如个人权利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法律人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不是下列问题:哪一个(些)原则要从其所属规范体系中被剔除出去?而是下列问题:如何在特定规范体系中将这些原则最佳化?法律人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融贯性确立的问题。“如何确立融贯性”的惟一方案就是要在原则之间确立初始性的优先性关系与有条件的确定性优先性关系。这个方案是避免下列风险的惟一方法:规范体系被用来证成不融贯的决定或判断。而不融贯的产生在于下列事实:虽然决定或判断之间在逻辑上是相容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武断的。最后这一点就说明:确立原则之间的优先性关系,能够克服法律人解决原则之间冲突或竞争的武断性,保证运用原则所证成的决定或判断具有融贯性。根据融贯性真理观,一个命题或决定越是实现融贯性标准的,该决定也就越是理性,也越是有助于正义的实现。
     
      既然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具有原则的性质,那么,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或竞争就需要确立它们之间的优先性关系,也就是法学方法中的法律解释方法位阶。越是更多地确立了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之间的优先性关系,就越是能够限制法律人在解决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之间的冲突所享有的武断性,就越是能够保证法律人运用法律解释规范或规范证成的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越是融贯的、越是理性的、越是公正的。这就是说,为了保证能够尽可能地避免法律人解决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的冲突或竞争的武断性,提高法律人运用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证成的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的确定性、合理性和正当性,我们就必须在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之间确立更多的优先性关系。这就是法律解释方法的抽象位阶的功能和必要性。那么,这个抽象位阶在法律人针对案件事实确定相互冲突的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具体位阶过程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呢?也就是说,法律解释方法的抽象位阶与具体位阶关系的确定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
     
      三、法律解释方法的抽象位阶作用的逻辑结构
     
      欲回答前述问题,我们就需要分析如何在针对案件事实情况下对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方法进行的衡量。法律人要进行衡量就必须遵循衡量法则。衡量原则的基本法则是: 不满足(non-satisfaction)或侵害(detriment)一个原则的的程度越大,满足另一个法律原则的重要性就越大。质言之,不满足或侵害一个原则的可允许的程度(level)依赖于满足另一个原则的重要性。在这个法则中,所谓的“原则的满足或侵害或重要性程度”,都是指该原则在特定案件事实的语境下的“满足”“侵害”或“重要性”的程度,而不是指一个原则的抽象的“满足”“侵害”或“重要性”的程度。因此,法律人遵循衡量法则一定是指法律人在运用原则证成一个关于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或判断的过程中遵循衡量法则。
     
      根据前述的衡量法则,衡量在逻辑上可以被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确立对某个原则P1的不满足或侵害程度,
     
      第二、确立对与该原则相竞争的另一个原则P2的满足的重要性程度,
     
      第三、确立对与原则P1相竞争的另一个原则P2的满足的重要性程度是否能够足以证成对原则P1的不满足或侵害的程度。
     
      在这三个阶段中,第三个阶段就是将第一个阶段所确立的原则P1的受侵害程度与第二阶段所确立的原则P2的重要性程度放到一起进行相互比较和度量,然后得出结果。这就是说,第三阶段是对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一个综合。在第三阶段,法律人要对原则P1的受侵害程度与原则P2的重要性进行比较和度量,就意味着原则P1的受侵害程度与原则P2的重要性之间必须具有可共度性。否则,法律人就不可能进行衡量。在一个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的证成语境中,满足原则P1就是对与其相冲突或竞争的原则P2的侵害,而满足原则P2就是对与其相冲突或竞争的原则P1的侵害。这就是说,在一个具体案件事实语境中,对原则P1的侵害程度越大,对与之相冲突或竞争的原则P2的侵害程度越小;反之亦然。总之,在具体案件事实的语境中,相互冲突或竞争的原则之间的侵害与重要性具有同质性,即具有可共度性。
     
      第三阶段进行比较和度量的结果有三种情况:
     
      (1)原则P1的受侵害程度大于原则P2的重要性,
     
      (2)原则P1的受侵害程度小于原则P2的重要性,
     
      (3)原则P1的受侵害程度与原则P2的重要性是相等的。
     
      在第一情况下,法律人应该确认运用原则P1所证成的决定。在第二种情况下,法律人应该确认运用原则P2所证成的决定。在第三种情况下,法律人既可以确认运用原则P1所证成的决定,也可以法律人应该确认运用原则P1所证成的决定。这就意味,在第三种情况下,不存在德沃金所谓的唯一答案。但是,法律人针对具体案件事实只能作出一个法律决定。法律人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这是做决定或判断的法律人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说明,在第三种情况下,法律人运用原则对法律决定或判断的证成具有武断性和不确定性。
     
      具有原则性质的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的适用方式也是衡量,因此,法律人也应该按照上述的衡量法则对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进行比较和度量。如果法律人针对具体案件事实解释可适用法律时,既有一个法律解释规准Pm应该被适用,也有另一法律解释规准Pn应该被适用,而且这两个解释规准或规范证成的法律解释结果是相互冲突的;按照前述的衡量法则,首先,法律人确认Pm在特定具体情形下被侵害的程度为,假设该程度Im;其次,确认Pn在特定具体情境下被侵害的程度,假设该程度为In。最后,法律人要对Im和In进行比较和度量。如果法律解释规准的分量或重要性程度被简写为W,那么,在特定具体情形下,两个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规准的衡量和平衡的结果就被简写为:
     
      根据前述的原理,法律人对这两个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规准进行衡量的结果有三种:大于1、小于1 和等于1。在大于1的情况下,Pm优先,法律人就应该确认由Pm所证成的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在小于1的情况下,Pn优先,法律人就应该确认由Pn所证成的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在等于1的情况下,Pm和Pn都不具有优先性,它们处于和棋的状态,法律人不仅可以按照pm解释可适用的法律也可以按照Pn解释可适用的法律。这就意味着法律人既可以确认由Pn证成的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也可以确认由Pn证成的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在,这种情形下,法律人无论选择前者还是选择后者,都是正当的。这就导致了下列结果:在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处于和棋状态下,法律人对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的证成具有武断性和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进一步限制这种武断性和不确定性呢?
     
      为了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在和棋状态下的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的确定性和合理性,法律人在确认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规准或规范的具体优先性过程中,就应该考量法律
     
      解释规准之间的抽象的优先性关系,即各个法律解释规准在抽象层面上的分量或重要性。这就是我们前述的法律解释方法的抽象位阶。如果我们将各个法律解释规准的抽象的分量或重要性简写为G,那么,法律解释规准Pm的抽象分量是Gm,法律解释规准Pn的抽象分量是Gn。加上法律解释规准的抽象分量,前述的法律解释规准之间的衡量程式就可以被改写为:W Pm·Pn=。在这个程式之中,根据前述的抽象位阶与具体位阶的原理,一个法律解释规准在具体情形下的受干涉性程度或重要性程度是活态的,即I是一个可变的值;而一个法律解释规准的抽象的分量或重要性程度即G则是一个固定的值,即G不会随着具体情形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根据这个程式,在Im等于In的情况下,也就是我们前述的在Pm和Pn处于和棋的状态下,如果Gm大于Gn,那么,衡量的结果就大于1了,即Pm就具有优先性,法律人就应该按照法律解释规准Pm解释可适用的法律,就应该确认由它所证成的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如果Gm小于Gn,那么,衡量的结果就小于1了,即Pn就具有优先性,法律人就应该按照法律解释规准Pn解释可适用的法律,就应该确认由它所证成的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这就意味着,在Im等于In的情况下,法律人也不能随意或任意地选择法律解释规准,而是应该根据法律解释规准之间的抽象位阶选择法律解释规准。这也许就是法学方法论中所谓的“法律解释方法之间不是一个并列关系”的真实意思。
     
      根据前述的法律解释规准衡量程式的结果,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解释规准之间的抽象优先关系是如何避免了法律人在解决法律规准之间的冲突或竞争问题的过程中的武断性,即它是如何能够突破法律人在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规准处于和棋状态时的模糊处置困境,而确保法律解释结果的明确性和稳定性。这个法律解释规准的抽象位阶或优先性关系的作用或功能,只是在两个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规准的具体分量处于相等的情况下才可能发挥的作用或功能。那么,在两个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规准的具体分量处于不相等的情况下,即前述的“大于1”和“小于1”的情况下,法律解释规准的抽象位阶或优先性关系还有作用吗?
     
      欲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分析下列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在“大于1”和“小于1”的情况,法律人在衡量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法律解释规准在具体案件事实中的各自具体分量即In和Im的过程中,同时考量它们各自的抽象分量即Gm和Gn。这就是说,法律人不是在对In和Im进行比较与度量,而是在对Im×Gm与In×Gn进行比较与度量。
     
      这样进行比较与度量的结果在理论上也是三种情形:
     
      (1)Im×Gm大于In×Gn,
     
      (2)Im×Gm小于In×Gn,
     
      (3)Im×Gm等于In×Gn。
     
      这就意味着Gm和Gn的各自的值会影响到了两个相互冲突或竞争法律解释规准的最终衡量结果,也就是说抽象的位阶关系会影响到具体的位阶关系。但是,抽象位阶关系可能被推翻。
     
      原因在于:即使Gm优先于Gn,即Gm大于Gn,但是在具体情形下,In的值大大地超越了Im的值;这样,Im×Gm的值也不会大于In×Gn的值。因此,即使Gm大于Gn即Gm优先于Gn,法律人还是应该选择Pn证成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
     
      在这种情形下,两个法律解释规准即Pm与Pn之间的抽象的优先性关系被推翻了。这种推翻只是一种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法律解释规准之间的抽象的优先性关系在具体的情形下也有可能不被推翻。具体来说,如果Gm优先于Gn,即Gm大于Gn,但是在具体情形下,In的值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大于了Im的值;这样,Im×Gm的值就不会小于In×Gn的值,因此,法律人还是应该选择Pm证成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也就是说,Pm与Pn之间的抽象的优先性关系没有被推翻。
     
      总之,法律解释规准之间的抽象的优先性关系,既可能被推翻也可能不被推翻。抽象性关系是否被推翻,取决于法官或法律适用者在具体情形对相互碰撞或冲突的法律解释规准的具体的侵害或重要性程度的大小。既然这种抽象的优先性关系在法律解释规准被适用的具体情形下可能被推翻,因此,这种优先性关系也是一种初步的优先性关系,而不是一种最终的或终局的优先性关系。既然在“大于1”和“小于1”的情形中,抽象位阶关系有可能被推翻也有可能不被推翻,那么,这就意味着抽象位阶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中的作用没有在“等于1”的情形中的作用明显。
     
      在“Im×Gm大于In×Gn”的情形中,法律人应该选择Pm证成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在“Im×Gm小于In×Gn”的情形中,法律人应该选择Pn证成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在“Im×Gm等于In×Gn”的情形中,法律人既可以选择Pm也可以选择Pn证成法律解释结果及其法律决定。
     
      在最后这个情形中,法律人到底选择哪一个?这是法律人的自由裁量权,需要法律人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只有方法不可能完全保证决定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这是法学方法论局限性。拉伦茨曾经说过:“法学的方法论不是他的逻辑方法,也不是相关技巧或者提示,所以,方法论并不是说根据已经明确好了的相关准则去做出与之相符的行为,就能保证科学合理地适用法律。在解释的过程中,并不需要有一个特定的标准答案或是明确的规则,而事实上,解释者是有自己思想意愿的,这是在解释环节中必备的”。
     
      四、结语
     
      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律解释方法是法律人针对具体案件事实对可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过程中所应该遵循的一种规准或规范。法学方法论中通常所谓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实质上是法律解释规准的抽象的和初步的优先性关系,而不是具体的优先性关系。作为抽象和初步优先性关系的法律解释方法位阶,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法官或法律适用者运用它们的武断性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它们适用的不确定性,而且能够指导法律人如何按照一定的顺序或步骤选择并运用法律解释规准。就后者而言,法律解释规准抽象的优先性关系有助于提高解释活动的效率。既然这种抽象的优先性关系有这么重要的作用或功能,那么,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即哪种法律解释规准被排在第一位呢?哪种法律解释规准处于其次的位置?哪种法律解释规准处于最后的位置呢?这需要专门撰文进行论述。

    【作者简介】
    王夏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心主任、《法理》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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