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可行性
2019/7/27 9:03:12  点击率[63]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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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其他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精神赔偿
    【全文】

      一、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缺失及其成因
     
      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损害,主要表现为对人格尊严的贬低,使威信下降,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不安,以及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损害。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与大量的民事司法实践,精神损害赔偿在民事领域已趋成熟。而在我国的刑事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却经历了没有得到明确认可到最终被拒之门外的一个历程。从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仅限于“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引起的物质损失”,而对于因其所遭受的精神损失,是被严格排除在外的。那么当被害人认为其身心受到侵害而遭受精神痛苦时,该如何获得救济呢?有人试图通过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外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最高法院在2002年7月11日《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批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也就是说,刑事案件精神赔偿仍然是法律的“禁区”,无法突破。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也正因为法律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赔偿标准和审理依据,使实践中对一些案件的处理陷入了困境,也暴露了我国司法解释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理论上的可行性
     
      从学理上看,因侮辱、诽谤等犯罪行为产生的刑事诉讼与由该犯罪行为产生的精神损害所提起的民事诉讼,具备合并审理的可行性。行为人在侵犯他人的人身权等犯罪过程中,其行为可能产生违反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而造成两种危害社会的结果。一方面,行为人实施了诸如侮辱、诽谤他人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了刑事上侵犯人身权利罪,受到刑事处罚;另一方面,行为人由于实施了该犯罪行为侵犯了他人人身权利,造成非财产性的精神损害,并应当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这又构成了民法上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之债,从而形成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在这里,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都是基于同一犯罪事实。既然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要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解决由于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民事责任,那么基于犯罪产生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当然就具有合并审理的可行性。并且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既然能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那么为什么不能一并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呢?因此,在理论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是完全可行的。
     
      (二)实践上的可行性
     
      也许有人会说,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而给予民事赔偿就很难实现,再解决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更加不切实际。的确,附带民事诉讼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是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相对较差;二是被告人大多要服刑或被执行死刑。但是权利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说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赔偿能力较差就否定被害人所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只有赋予其权利才能为实现权利寻求有效途径。如西方一些国家规定了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与此相适应,建立了国家补偿金、刑事保险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保证了附带精神损害赔偿的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在实践中同样具有可行性。
     
      ( 1 )承担附带精神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包括刑事被告人和其他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尤其是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参与附带民事诉讼,使附带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了可行性。不管这些单位和个人的民事侵权事实与刑事案件有无关系,只要被害人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均应尊重诉讼主体的意愿,追加对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应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由他们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或者连带赔偿责任。即使没有其他依法应负有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法庭认为被告人没有财产的。一般判决被告人在刑满释放后6个月或1年内向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赔偿。被告人不赔偿的,由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执行。这一做法保持了赔偿期限的后延性,使得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具有了可行性。
     
      ( 2 )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成年被告人的亲属可以代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98《解释》 )第87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成年被告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其亲属自愿代为承担,应当准许”。司法实践中,成年被告人的亲属代为承担民事责任不乏其例。如果刑事法律赋予了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成年被告人亲属为了求得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也会像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一样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 3 ) 财产保全措施的规定为附带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保障。实践中,被告人及亲属暗中转移财产以逃避审查和赔偿的现象较为普遍,由于1979年的刑诉法没有规定财产保全措施,导致公安、司法机关对此束手无策。修正后的刑诉法第77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为法院实施财产保全提供了依据,也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性。人民法院在审理附带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中,应重视财产保全措施的适用,及时采取保全措施,以保证精神损害赔偿的顺利执行。遗憾的是,刑诉法未规定公安、检察机关享有财产保全权力,而刑事诉讼的阶级性决定了赋予公安、检察机关财产保全权力更为有力,对附带精神损害赔偿会更有保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认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极为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可行的。尽管如此,现行法律的某些不合理规定阻碍这项制度的发展,所以有必要剖析现行法律的缺陷,以求取合理的解决方式。
     
      四、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设想
     
      如上所述,在我国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阻碍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我们认为,要想真正使这一制度确立和发展,达到既保护被害人,又适当惩罚加害人的目的,提出以下构想:
     
      (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够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条件
     
      我们认为,在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中,被害人能够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条件主要有三个:
     
      1 、必须有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 被害人只有在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时,才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评价“ 精神损害事实” 应从三方面进行:( 1 ) 社会上人们对被害人的不利评价,如被害人名誉受贬低,人物形象受沽污,造成不良影响,人格尊严受到侵害等;( 2 )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程度,这既要观察被害人的具体反映,又要根据行为人的侵害状况,按“ 一般人的观念”衡最被害人可能遭受精神损害的轻重程度;( 3 )被告人可能造成间接物质损失的不良后果,如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后影响其正常的生产、工作、经营等情况,减少其正常的经济效益等。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评价,看被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事实,如果存在,就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
     
      2 、有犯罪行为。 侵权行为是侵权民事责任的发生根据,犯罪行为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严重侵权行为,更应当成为侵权民事责任的发生根据。对因其而导致的精神权益的受侵害结果,被告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3 、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指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了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只有当精神损害与犯罪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时, 被告人才承担责任,被害人才能提起诉讼。并且,这种因果关系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是间接的因果关系,则不能提起诉讼。直接因果关系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如侮辱、诽谤罪就直接导致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导致被害人精神损害,那么被害人就不能提起诉讼。
     
      (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
     
      1 、自然人。自然人是具有生理和心理特征的高级社会动物。依照各国通行的法律制度,自然人虽然在行为能力上有所不同,但无论其年龄大小和智力发展状况如何均肯认其具有权利能力。既然自然人均具有权利能力,则在其人格利益受到损害之时,自然具有请求精神损害的资格。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固然在于以一定的金钱抚慰受害人所遭受的痛苦,但其体现的更高价值却应为对人类人格尊严的尊重。无论受害人是否能真正感受到加害人给其造成的痛苦,客观的加害行为已经存在,受害人的人格尊严已经受到了不应有的侵害,自然应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对于此点,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及国外判决均持相同之观点。
     
      2、胎儿。如果侵害行为致受害者为尚未出生的胎儿,则胎儿是否可以成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主体颇值探讨。因为胎儿虽然不一定受侵害而有精神痛苦,但其出生后可能因出生前所受损害而受到糟神痛苦。例如加害人为故意伤害孕妇而使其食用有毒食品,致使胎儿发育畸形,则胎儿无论受害时是否有感觉,其出生后必将因发生畸形而受到巨大的精神痛苦。因此必须考虑胎儿作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权利主体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精神损害赔偿中,应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的规定,有条件地承认胎儿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权利主体。条件为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如果胎儿出生时为死体,则不存在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
     
      3 、法人。关于法人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我国法学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法人没有“ 精神”,不会有“ 精神痛苦”,因而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是对公民和法人及其他权利主体的精神利益的损害,对这种利益的侵害不能以权利主体是否具有生物学上的人身为要件,也不以权利主体是否具有财产为要件。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原因是:其一,法人虽然不是有生命的实体,但法人是由自然人组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具有有别于其成员个人意志的团体意志,即法人意志。我国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之所以将法人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和刑事犯罪主体。正是基于法人具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有独立意志的法人在遭受糟神痛苦时理当有权提起楷神损害赔偿诉讼。其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排斥法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该解释严重悖离了《民法通则》第120条“ 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也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在己经明确了精神损害的构成要件之后,我们需要确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范围的问题。由于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与因民事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所侵犯的客体相同,都是被害人( 受害人) 的民事权利,所以对于侵犯它们而导致的精神损害均应予以赔偿,而且二者的赔偿范围也应是相同的。
     
      关于精神损害的范围,各国民法上的看法并不一致,归纳起来有下述几种学说,即精神痛苦说、一定范围人格权说、人身权说、人身伤害基础说、财产损失说和重大过错、犯罪说等。以上各种学说都是仅仅从某一角度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我国,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民事权利的角度看, 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于一切对人格权的侵害; 二是从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性质看,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于弥补精神痛苦。我们应该兼顾上述两个方面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作为社会客观评价的人格利益的损害和当事人的主观精神痛苦都必须作为确定非财产损害赔偿范围标准予以考虑。
     
      虽然有人认为应该将范围扩大到所有人格权利,如“ 建议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范围明确规定为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所有人格权利”。但是基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在刚确立的初始阶段,不宜将范围过度扩大,否则会带来实践中滥诉的危险,不利于案件的科学有效审理。
     
      法律之所以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其本意就是考虑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民事损害后果与犯罪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一制度可以使国家和公民个人因犯罪行为遭到的人身权益的损失得到及时有效的挽回或补偿。更何况时至今日,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需条件已经成熟,具有充分的现实可行性。因此笔者相信,尽管现行刑事立法否认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本位法律意识的强化,诉讼观念的改变,精神赔偿终将突入刑事案件这一“禁区” 。

    【作者简介】

    刘开文,单位为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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