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化信托中原状分配的高危漏洞
2019/4/24 10:06:53  点击率[41]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信托、信贷法
    【出处】微信公众号:高杉LEGAL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结构化信托;原状分配;高危漏洞
    【全文】

      信托行业自认“特别法域”的惯例由来已久,且大量争议最终往往经各方协调而和平解决,进入司法领域的比例极低。但近年间,因经济形势变化,进入司法领域的争议比例呈逐渐升高的趋势。而信托项目一旦开始进入司法领域,项目相关的法律文件,乃至于信托行业本身的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就将面临民事纠纷解决程序的严苛审视。
     
      笔者作为传统的民商事诉讼团队,在办理信托案件过程中发现,部分信托法律法规、「行业惯例」或者合同文本存在不少的疏漏,直接导致争议在司法流程中出现毫无必要的不确定性。结构化信托业务中的原状分配问题即为典型一例。
     
      出于降低自身风险的考虑,信托公司都乐于在信托文件中加入原状分配条款。例如,在信托合同标准条款中加入“受托人以信托财产原状形式向受益人交付信托财产”等类似内容,从而达到在信托公司以原状分配方式向受益人交付完毕后,风险转移给受益人的目的。从信托的一法三规层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下称《信托法》)第54条笼统地规定“信托终止的,信托财产归属于信托文件规定的人;信托文件未规定的,按下列顺序确定归属:(一)受益人或者其继承人;(二)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在《信托法》第54条的基础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2009修订,下称《管理办法》)第32条第1款进一步明确了,集合信托清算后剩余信托财产的分配可以采取“现金方式、维持信托终止时财产原状方式或者两者的混合方式”,从而在部门规章层面确认了原状分配条款的法律效力。
     
      然而,具体到结构化信托业务中,由于并无进一步的规范性文件对原状分配结束后的相关事宜进行细节性指导,所以需要由内部或外部法律工作者在合同或各方签署的其他文件中,预先设置好关于原状分配完成后落地实操措施方面规则的约定,否则便会出现信托关系已终结,但新的法律关系不明并因而导致争议的情况。但由于文首所提及的原因,往往导致出现约定疏漏之情况,本文即从原状分配的基础民法理论和特殊情况出发,结合案例展开探讨。
     
      一、信托业务中原状分配的基本操作安排
     
      信托业务中原状分配的操作方式,通常是由受托人通知受益人及相关第三人,告知信托财产以原状分配方式交付至受益人的情况,无需相关人员回复同意。当受益人为单一主体时,上述流程自然顺畅。但当受益人为复数时,比如在结构化信托业务中,受托人再向每名受益人送达通知,便意味着在通知送达全部受益人前,将需由受托人自己承担风险。因此,除由受托人直接向全体受益人分配这种操作外,实践中常会采取在信托文件中事先约定原状分配具体方式的做法。例如,在信托合同中加入格式条款,约定受托人可直接向一名受益人进行原状分配,原状分配后全部风险转移给全体受益人。
     
      当存在多名受益人,且信托文件中已约定由一名受益人接收原状分配财产时,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自身风险。但这种操作未考虑,原状分配后,各受益人之间如何分配财产的问题。而一旦各受益人之间因财产分配方式不确定而发生争议,受托人也很可能被同时卷入争议。
     
      二、原状分配在结构化信托业务中可能面临的特殊情况及问题
     
      结构化信托是一种存在多名受益人的特殊信托业务。银监会层面对结构化信托的最早定义,见《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通〔2010〕2号,下称《结构化信托监管通知》)第1条,即“指信托公司根据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信托受益权进行分层配置,按照分层配置中的优先与劣后安排进行收益分配,使具有不同风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同层级的受益权来获取不同的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根据该定义,结构化信托与其他信托类型的区别在于,首先,属于集合资金信托,存在两名以上委托人;其次,存在按优先级、劣后级的分层收益分配安排。因此,当结构化信托业务中出现原状分配情形时,由于原状分配本身的操作安排特点,将导致出现分配方式不确定的情况。
     
      从原状分配的财产种类来看,《管理办法》)第32条第1款将“维持信托终止时财产原状方式”作为与“现金方式”分配财产并列的分配方式,所以原状分配的财产形式应为非现金形式财产。根据信托计划具体安排不同,非现金形式财产可能包括债权及担保物权等,而这些财产存在可分割与无法分割两种情况。在实务操作中,当原状分配的财产形式仅包括可分割的财产时,原状分配进行按份分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如果出现无法分割的财产,则原状分配如何落地变成各受益人各自享有的权益,极易出现争议。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劣后级而言,出现争议的局面对其则更为不利。
     
      若根据信托文件事先约定,结构化信托的受托人应直接向每名受益人原状分配,这便意味着需要信托计划的受益人全体就分配份额达成一致,否则原状分配便无法实现。在财产无法分割的情况下,各方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较大。即便受益人全体最终就原状分配份额方案达成了一致,对于劣后级而言,其与背景普遍强势的优先级相比,地位本就相对弱势,若又未能在签署的信托合同中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如通过特别约定受益人大会表决机制,或自己成为信托计划的执行事务委托人),也很可能面临例如优先级依其绝对控制份额,而表决通过对劣后级不利方案的情况。
     
      如前文提及,在实践中,各信托公司的标准条款中一般会约定,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可直接向作为执行事务委托人的一名受益人进行原状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接收原状分配的非现金形式信托财产的,是具有执行事务委托人身份的这一名受益人。但因全部风险已在原状分配后从作为信托计划受托人的信托公司转移给了全体受益人,所以对于接收信托财产的这名受益人应当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向其他受益人分配财产这一问题,在各信托公司的标准合同条款中基本均未提及。
     
      于是,当优先级受益人为执行事务委托人时,劣后级受益人在向执行事务委托人追索自己应得部分收益过程中,很可能将与优先级产生极大争议。在信托收益价值可能随时间发生极大波动的情况下,例如原状分配涉及股票质押权时,若相关股票股价在信托财产以原状分配形式交付给执行事务委托人后持续下跌,劣后级受益人很可能因执行事务委托人迟迟未向全体受益人进行再分配,而不得不眼睁睁地失去按照原状分配交付当日股价计算本可得到的部分甚至全部收益。而这种结果,也未见得是执行事务委托人所追求的——因为虽然是权利,但同样也是巨大的责任。一旦执行分配出现问题,很有可能额外承担不必要的损害赔偿责任。
     
      为便于读者理解,下文以案例形式展现并简要分析结构化信托业务涉及原状分配时,各方可能遇到的分配方式不确定情形。
     
      三、案例及理论分析
     
      下文案例的基本案情,系由真实个案事实经整理、抽象而得。结构化信托业务中的受托人、执行事务委托人、优先级受益人以及劣后级受益人等主体,都有可能面临下文案例中出现的分配方式不确定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均可参考下文内容。
     
      核心要旨简述:
     
      1、原状分配的法律性质属于权利转让,所涉债权及从属担保权等相关权利,在信托移交通知书送达后全部转移给受益人,并在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通知相关义务人后对义务人发生效力;
     
      2、依《合同法》404条关于受托人向委托人交付财产义务的规定,结构化信托中受其他委托人及受益人委托,以执行事务委托人身份从受托人处接收以原状分配方式所交付财产的受益人(下称“执行事务委托人”),在受委托的授权期限届满后,仍负有向其他受益人返还相应份额财产的合同终止后附随义务;
     
      3、关于受委托接收以原状分配方式交付财产的执行事务委托人,应当在何时、应当以何种形式向其他受益人分配财产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并无定论,且在实际面临问题时,各方也势必按各自利益,提出对自己更有利的主张。笔者认为,一方面,以原状分配方式向全体受益人转让债权及其从属权利等非现金财产后,在全体受益人间进行财产再分配应允许直接分配权利;另一方面,优先级受益人应得的份额应以原状分配完毕交付至执行事务收益人之时的财产价值为准,不应由劣后级受益人来为执行事务收益人未能及时完成财产再分配及变现的过错买单。
     
      (一)基本案情
     
      A、B以现金投资的形式共同设立了被动管理型信托计划C,其中A为优先级受益人(信托预期收益X%),B为劣后级受益人(信托预期收益2X%),D信托公司为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约定,信托终止后的可分配收益优先满足A的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如有剩余,再分配给B。此外,A为执行事务委托人,授权期限为信托期间,当信托终止出现非现金信托财产时,受托人以信托财产原状形式向执行事务委托人交付信托财产,且自受托人向执行事务委托人发出信托移交通知书后即视为信托财产移交完毕。信托合同未约定原状分配后,A应当何时、以何种方式向B分配财产。
     
      按照投资人A、B的指令,信托计划C将全部信托财产出借给了自然人E。E以其持有的某上市公司G股份提供股票质押,同时自然人F为E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信托计划C期满后,E未还款。D信托公司以公证送达的形式向A送达了移交通知书,将信托财产以原状分配方式交付至A,并将相关权利已转移给A的情况通知了E、F。原状分配通知书送达A的当日,质押股票按当日市价变卖后的金额,本可以满足A、B的全部本金及预期收益。信托公司D按照A、B的指令起诉了E、F。然而,在诉讼过程中,上市公司G股价不断大幅下跌,随时可能出现质押的股票份额变现后连A的投资本金都无法覆盖的情况。
     
      (二)基于基本案情的理论分析
     
      1、从法律性质方面来看,原状分配安排的法律性质,属于对信托终止时信托收益财产“原状”即相关债权、物权等权利的转让。因此,本案中信托财产“原状”的全部权利,已在信托移交通知书送达后,全部转移给了受益人A和B,并在D信托公司通知相关义务人后对义务人发生效力。
     
      本案便是前文所述结构化信托业务中出现原状分配安排的典型例子。单纯从民事法律基础理论层面来看,在结构化信托业务中,原状分配安排的法律性质是权利转让,即信托受托人向全体受益人(或信托文件事先约定的一名信托收益接受委托人),转移信托终止时信托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务而享有的物权、对第三方享有的债权等权利,以及上述权利之负担,但信托法律关系项下例如向受益人交付收益的义务并未一并转移。
     
      具体而言,从原状分配的客体角度来看:
     
      (1)原状分配的客体应为非现金财产,且本质是信托的“收益”。因此,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务而享有的物权及对第三方享有的债权等权利(下合称“信托财产权利”),在分配完毕后理应转移至受益人;
     
      (2)分配客体时是以财产“原状”的形式分配,因此若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务而享有的信托财产权利之上同时存在负担的,则此等负担也应随权利一并转移至受益人;
     
      (3)确定财产原状具体状态的时间节点为“信托终止时”,意味着原状分配时,信托受托人、委托人、受益人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已终止,信托受托人仅负有交付信托收益的义务;而在信托受托人以原状分配形式将收益交付后,无论是直接交付给全体受益人,还是根据信托文件的事先约定交付给其中一名受益人,信托受托人在信托法律关系中最后的交付义务也已完成,全部风险转移至受益人,因此受托人并未也无必要将其向受益人交付收益的义务同步转移。从原状分配安排的基本操作方式来看,受托人仅通知受益人及相关第三人,无需受益人回复同意。这印证了笔者关于原状分配转移的仅是权利,受托人并未将其向受益人交付收益的义务同步转移的观点。
     
      目前的司法实践也印证了笔者的判断,倾向于认为原状分配属于权利转移。例如,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2301号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根河市支行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在信托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以信托财产在信托终止时的状态(在该案中主要为债权及担保权利)向受益人进行原状分配,并通过向受益人送达《原状分配通知书》的情况下,当信托计划受托人在信托终止时依照信托合同约定的方式向受益人送达了通知书,且向最终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等义务承受人通知了权利转让事宜后,受益人便获得了受托人基于信托合同及从属担保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因此也便有权直接向最终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等义务承受人主张权利。在以原状分配方式实现担保权利等从权利同步转移的生效要件方面,(2017)鄂民终2301号民事判决书则认为,抵押权随主债权转移,无需登记便发生物权变动效力。
     
      具体到本案中,根据《合同法》第79、80条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以及《信托法》第53条第1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终止:(一)信托文件规定的终止事由发生”和第54条第1款“信托终止的,信托财产归属于信托文件规定的人”,包括对E的债权以及该债权全部的从属担保权利(包括保证人F的连带保证以及股票质押权),已在信托移交通知书送达后全部转移给了受益人A和B,并在D信托公司通知相关义务人后对义务人发生效力。
     
      2、原状分配完毕、执行事务委托人授权期满后,执行事务委托人无权继续代理,但仍负有向其他受益人返还相应份额财产的合同终止后附随义务。
     
      对于A、B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本案中B作为信托委托人,在信托合同中委托了A作为执行事务委托人,统一接收以原状分配方式交付的财产;但是,在原状分配后,信托计划已终止, B委托A的授权期限也因此届满。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及《合同法》第406条的规定,在授权期限届满即信托财产以原状分配方式交付至A后,A便无权再继续代理。但需要注意的是,A、B之间的委托关系期限虽已届满,但被委托接收以原状分配方式所交付财产的A,在A、B之间委托关系终止后,仍负有合同终止后的附随义务,即应当依合同法404条关于受托人向委托人交付财产义务的规定,及时向B返还相关财产。
     
      《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7条进一步明确了《合同法》第92条中所称“交易习惯”,系指“(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具体到委托关系方面,《合同法》第404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A应当知道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的做法。因此,在A、B之间委托关系终止后,A仍具有及时向B返还相关财产的义务;而A是否需要履行上述义务,取决于是否仍有剩余财产向B分配。在本案中,考虑到不断大幅下跌的股价,主要问题便在于A应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向B分配财产。
     
      3、被委托接收原状分配财产的执行事务委托人即优先级受益人A,应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向劣后级受益人B分配财产?
     
      本案中,信托合同未约定在原状分配后,财产在全体受益人间如何进行再分配(下称“财产再分配”)。那么,按照受益人之间的再分配是否需等待权利变现后再进行、是否可以直接按份额分配权利的划分标准,各方就财产再分配问题可能存在以下三种可能的主张:
     
      (1)在债权及从属担保权利变现后,才能再分配变现的现金(变现一部分就分配一部分,没变现的权利不分配);
     
      (2)在债权及从属担保权利变现前,便可直接分配全部权利,包括债权及担保权利;
     
      (3)在债权及从属担保权利变现前,可直接分配债权,但例如股票质押权等从属担保物权,则需变现后才能分配现金。
     
      若按照第(1)种主张,A作为唯一的受让人受让原状分配的信托财产权利,并在债权及从属的担保权利完全变现(如以拍卖方式等)前,始终保持唯一权利人的身份,而B始终不是权利人。假设A已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就本息收益等全部受偿,但除非A、B另行达成权利移转协议,否则若B想取得剩余收益(如有),将仍需依靠A来行使权利,并需待全部权利变现后才能拿到收益,自己甚至连向实际借款人E追索借款都要看A是否愿意配合。而对于股票质押权的实现这种最终受偿实现金额浮动极大的权利,若因A的原因导致获得生效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的时间被严重拖延,并因股价大幅下跌等原因,导致剩余分配给B的收益大幅缩水,甚至损失全部本金及收益的,B也将无法找到向A索赔的合同依据。这意味着,因优先级自身过错,导致尚未能分配给各受益人的信托财产价值严重受损的,损失倒先由无过错的劣后级承担,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若按照第(2)种主张,即信托财产权利可直接分配的逻辑,A受让原状分配的财产权利后,便应按B在信托计划C中投资金额占信托计划总投资的比例,向B转让相应部分的对E债权及从属的保证人担保权利;并应尽快完成核算,按照原状分配通知书送达A之日的股票市价,从原状分配的信托财产中扣除A的本息收益对应部分的质押股票份额后,向B转让剩余份额股票的质押权。如此主张的逻辑在于,既然信托法律关系已因信托期满原状分配完毕而终止,结构化信托的收益风险分层安排也应止于此时,后续风险不应一味由劣后级受益人承担。而在原状分配完毕之日,信托财产价值、各受益人的应得份额比例便均已确定,后续财产价值变动的风险由各受益人按此时已确定下来的应得份额比例承担的分配方式,对全体受益人而言均属公平且可合理预见。
     
      若按照第(3)种债权可直接分配、担保权利需待变现后分配的逻辑,在A受让信托财产权利后,便应尽快按照B在信托计划C中投资金额份额比例,向B转让相应比例的对E债权,但股票质押权、保证人担保等担保权利不随同主债权一并转让。这与《合同法》第81条关于从权利随主债权转让的规定冲突,且与学界通说不符。
     
      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实践中还可能有观点认为,在变现前直接分配权利的做法,将无法保障优先级相对于劣后级的优先地位,例如,可能出现优先级在分配权利后未能就本金及全部预期收益完全受偿,然而劣后级却因受让了权利而已经开始收取部分收益。基于上述观点,还可能出现如下第(4)种主张,即部分参考第(1)种主张的逻辑,认为首先需相关债权、担保物权变现且已满足优先级受益人A的全部本金及预期收益,而后又部分参考第(2)种主张的逻辑,认为剩余部分的债权及从属权利此时可以转让给B。从逻辑上来看,第(4)种主张前后逻辑并不统一,说服力不足。
     
      前述四种主张中,笔者认为第(2)种主张更为合理。但在检索判决欲以司法实践验证观点时,笔者遗憾地发现,对于结构化信托中以原状分配方式向执行事务委托人交付财产后,执行事务委托人与其他受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受益人之间的再分配问题,目前尚无相关司法裁判。这种分配方式不确定的现状,便为结构化信托的各方埋下了地雷——劣后级受益人的收益不确定性及风险无谓加大,优先级受益人最终收益金额迟迟无法确定,受委托接收原状分配财产的执行事务委托人很可能需承担不必要的损害赔偿责任,信托公司也极易被卷入各方争议中。
     
      四、笔者建议
     
      考虑到结构化信托业务缺少关于原状分配的具体规范,缺乏司法裁判先例的现状,笔者在此提示并建议结构化信托相关主体(尤其是劣后级受益人)的内部或外部法律服务者,注意在信托文件中预先设定原状分配完成落地实操措施方面的规则。例如,参考本文第三部分所分析的第(2)种主张逻辑,在信托合同中事先明确受益人之间的再分配应于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等问题。否则,因法律规范、司法裁判、行业惯例在原状分配完成落地实操措施方面均处于缺失状态,一旦合同文本未能填补上述疏漏,将直接导致信托关系各方在商业合作过程中,或是在司法流程中面临本可避免的风险,出现毫无必要的争议。
     
      而如果是一个设计存在缺陷、但已经进入原状分配流程的信托业务,则在各方谈判乃至于争议解决过程中,需要从法律基础理论着手,充分运用诸如后合同义务等合同法基本原则和诚实信用等民法基础原则,来弥补因为前期架构不合理导致的制度设计缺失的问题,方能进一步推进项目资金回收事务能持续向前开展。

    【作者简介】
    刘宇驰,北京清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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