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犯时代的到来与行政刑法的发展
——读《行政刑法新论》一书
2017/10/12 17:25:01  点击率[5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人民法院报
    【写作时间】2017年
    【中文关键字】法定犯;行政刑法;刑罚制度
    【全文】

      近日,笔者在阅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李晓明教授的《行政刑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愈加感到我国法定犯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行政刑法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了李晓明教授长期以来孜孜不倦追求我国行政刑法研究的历程之路,早在15年前我就看到了其《行政刑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和《行政刑法学》(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等著作,前者重在行政刑法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后者重在执法与司法应用方面的研究,尤其后者已经把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收容教养等纳入我国行政刑法的视野。甚至在《中国法学》《法学》《法商研究》等刊物上也不断看到其该方面的研究论文,可以说,李晓明教授在行政刑法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其系列著述以及理论观点在学界已形成较大影响。

      此次《行政刑法新论》的出版又是其在该研究领域的一部新的力作,显然其出版和研究的背景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劳动教养没有正当程序及其引起的执法负面作用的否定。像其书后记中指出的那样,“在我国存在50余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于2013年底‘寿终正寝’了,从而更加速了我对刑法之外行政刑法体系的思考。”尤其是劳教制度被废止后,在刑法之外还有大量类似于劳教制度的行政处罚措施仍在使用,如“收容教育”是否也应当废除的问题,以及对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如何进行实体规范和程序规制的问题,还有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是否需要正当程序和司法化的问题等,均是应该纳入行政刑法研究范围之内一并进行思考的。于是,李晓明教授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关注了该方面研究,甚至申报了国家社科课题并获得了批准。如果说此前李晓明教授对行政刑法的侧重点关注的是刑法典之内的行政刑法,那么很显然《行政刑法新论》一书更多关注的是刑法典之外的行政刑法,用他的话来讲是想“试图完成我国行政刑法的研究转向”,“即由刑法之内转向刑法之外”。由此看来,他在将行政刑法的研究目光转向刑法之外后,其并没有否认在刑法典之内仍存在行政犯罪及行政刑法规范,他的主张是就我国立法体系的特点和现实状况而言,刑法典之外的人身自由罚、较重的财产罚等更应该引起行政刑法研究的关注,尤其是制定其正当程序和实现其司法化也更为亟待和迫切。

      笔者以为这些建议是中肯的,论证也是充分的,更切合了我国目前“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际需求或需要。此时使我想起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也曾指出,法定犯时代的到来,除了要求在刑法立法模式上从单轨制转向双轨制之外,还要求刑法立法基础也相应变化,由传统自然犯的结果本位变为行为本位。他还举了例子,比如法人犯罪在我国刑法典中的数目不少,法人犯罪一般是法定犯,在其他国家是规定在刑法典以外的法律中的。包括著名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也曾指出,在日本行政刑法的主要内容是集中在刑法典之外的“附属刑法”。由此可见,我国法定犯时代的到来,的确需要考虑行政刑法的转向及其未来发展问题,尤其是长期以来在我国执法与司法中严重存在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不能有效衔接的问题,且这一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我国刑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构罪标准使然,以及我国的法定犯中的行政犯罪均规定在刑法典之内的缘故,甚至在立法上刑法典之内的行政刑法规范与刑法典之外的行政法规范也不能做到明确区分、一一对接、有效协调,显然这些都是其主要症结所在。正逢此时,李晓明教授很有见地地在《行政刑法新论》中提出独到的见解以及可行性和操作性极强的方案,就显得十分的及时和必要,不仅对于行政刑法的理论研究,甚至对于整个执法与司法环境的提升及保障人权等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另外,本书作者还认为,基于公正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不仅要设置正当程序,而且可以考虑在应对某些轻微刑事案件时降低证据的证明标准与要求,并实行独任审判和简易审或者认罪轻案的简化审,以加大矛盾化解处理的调解力度,甚至进行行政机关办理的案件直接诉讼等,最终提高诉讼效率。该书认为,适当地均衡行政权与司法权,进一步平衡公权与私权,从而实现人身自由罚和重财产罚的司法化等,都将有利于司法公正。在《行政刑法新论》一书中,作者也十分中肯地指出,其实劳动教养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实体制度本身,而在于其正当程序和立法上的合法性,包括其惩罚力度上的适度性,因此其主张类似于“保安处分制度”的“人身危险犯性”等可以进行适度规制或单独立法。包括在我国司法资源的配套上如果能够落实,如普遍设置类似于英美法中治安法院的基层法庭或治安法庭,以及在未来“行政刑法程序”立法中框定出案件的具体管辖范围,以及实行法官审判的“独任制”和行政机关的案件“直诉制”等。最终将收容教养、收容教育以及治安拘留等剥夺人身自由的制度也一并进行规制,也即以轻罪或轻微罪的形式进行司法化处理,但不进行刑事登记,也就必然更加符合刑罚处罚的运行规律,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规制与管理。

      随着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及人权保障力度的加大,不仅刑事法网日益严密,且程序的正当化和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任务日益加重和迫切。因此,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成为司法化过程中必须面临的问题。显然,《行政刑法新论》一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较为现实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化改革进路,特别是其提出的行政刑法的转型,以及伴随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和我国行政刑法未来的发展之路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者简介】
    姜涛,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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