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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的沉默权制度研究
【学科分类】刑事诉讼法
【出处】法律博客
【摘要】新刑事诉讼修正案出台之后引起了对“沉默权制度是否确立”和“沉默权立法矛盾”这两个问题的争论,本文分别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解读。我国在法律上已经构建了沉默权制度,而且也通过一定法条的保留对沉默权进行了限制。总体来说,该限制的保留对沉默权制度的正常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的沉默权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进一步树立“无罪推定”理念和保障和扩大律师权利。
【关键词】沉默权;不得自证其罪;如实陈述;无罪推定
【写作年份】2013年

【正文】
    

    一、刑诉修改带来的沉默权争论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关于该条款究竟是否赋予了被追诉人沉默权,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在立法上承认了沉默权制度,即所谓的“中国式沉默权”。但是也有些观点指出,中国并没有建立沉默权制度,因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并不等于沉默权。

    除了制度构建上的问题,还存在立法过程中两个问题:立法本身存在的矛盾。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赋予了被追诉人“不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但原法中《刑事诉讼法》第93条(现改为第118条)规定的“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还是继续保存,在立法条文上出现了“不强迫自证其罪”权利与“如实陈述”并列的情况。

    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修正案》实施前必须要明确的两个问题,以此,本文下面就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二、中国语境下的沉默权制度构建

    (一)“米兰达规则”与明示沉默权

    学界及实务界存在一种现象,谈及沉默权制度,必然提到并指出美国通过米兰达案件确定了沉默权制度,而且更有人以米兰达规则作为沉默权的要求,然后以这样的标准指出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并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在这里,笔者要对此观点表示反对。

    沉默权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消极沉默权阶段,即不得以被追诉者之沉默做出不利于他的推论,其标志是英国17世纪的约翰?李尔本案件。第二阶段是积极沉默权阶段,即将被追诉者的沉默转化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的义务,其标志为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第三阶段是限制沉默权阶段,即对沉默权的行使做出适当限制,其标志是英国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 1966年由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判例确立的“告知规则”不是在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而是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米兰达规则的历史作用在于把过去那种默示的沉默权制度转化为明示的沉默权制度。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以明示沉默权制度标准来要求中国沉默权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以米兰达规则为代表的美国式沉默权制度既不是沉默权制度的唯一模式,也未必是最佳模式。

    (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沉默权。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原则,其基本概念是指:任何人对可能时自己受到刑事追诉的事项有权不向当局陈诉,不得以强制程序或者强制方法迫使任何人供述自己的罪行或者接受刑事审判时充当不利于自己的证人。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与沉默权是否属于同一层意义使用,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不简单等同于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面对警察讯问或者出庭受审时可以缄默不语的权利。两者在产生的背景、内容、适用对象的范围上都不尽相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是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行为的否定,而并非赋予犯罪嫌疑人在面对审讯时的沉默权利,犯罪嫌疑人依然具有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义务。

    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我国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表达上与英美法系国家关于沉默权的表述略有不同,但是内容以及意义上应该予以完全相同的解读。笔者在此也是持这样一种观点,理由有一下几点:第一、我们看到,沉默权制度是舶来品,我们通过对西方法律资料的研究发现, right to silence 和privilege againstself-incrimation实际上是一个含义,在西方法律评论中标题是right to silence,下面的内容就是self-incrimation,所以沉默和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在字面理解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意思。从中文角度来看,以文意解释的角度来看,“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可以认为任何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对自己不利的问题。第二,在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第三、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综合来看,我国确立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英美法系的沉默权制度比没有实在性的区别。

    (三)中国式沉默权制度的构建

    廖永安教授指出,越是公法的制度,越是要从国家本土出发。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体系的一员,在制度构建中,或者说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必须与本土化结合以来,使沉默权具有中国的“国情特色”,使在中国土壤发芽成长的沉默权具有本土化优势。刑事诉讼法通过引入适度的沉默权制度,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这样的选择是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和法治文化背景下的结果。如果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规定沉默权制度,或者简单的理解沉默权制度甚至简单的以米兰达规则来要求中国的沉默权规则,则往往会出现罗伯特·莫顿提出的“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抗拒”,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在此,我认为中国的沉默权制度在法律上已经构建起来了。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的沉默权制度解读

    (一)“不强迫自证其罪”权利与“如实陈述”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同时,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取消原93条,而是修改为:“将第九十三条改为第一百一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只要是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讯问,犯罪嫌疑人依然有义务如实回答,而如实回答则有可能就是在证明自己有罪。

    对于这样的规定,学界也存在很多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认为,“如实回答”的义务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完全是矛盾的。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删除前述规定,但遭到了实务部门反对。他们认为只要不动用强迫手段,在正常讯问下,犯罪嫌疑人需如实回答。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看来,第93条的规定贯彻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不仅有回答的义务,而且还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否则就会被认为认罪态度不好、无理狡辩,从而影响量刑。

    陈瑞华认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诉讼主体,享有宪法赋予的辩护权。自愿、理智、不受压迫,是辩护权内在之义。这也意味着他既可以做认罪的回答,也可以保持沉默以及作无罪辩解。目前没有规定沉默权,又逼着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是对辩护权的践踏。即使加入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也容易落空。

    (二)立法本意的探析

    通过对学者们观点的解读和归纳,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学界对于这种规定的反对,但是立法过程中,为什么会保留“如实供诉”条款呢?

    立法过程中,实务部门的反对。沉默权是相对于审讯人员的询问权而言的对抗权,即以沉默之消极方式对抗询问,从而使围绕询问权而产生的各类侦破手段无从施展。沉默权制度事实上增加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要求控诉方注重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而被告人本人不必承担协助控方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势必将引起现有侦破模式的变革,从长远来看对于法治发展来说利大于弊,但如今司法实践中长期以口供为核心的取证模式积重难返,其他相关取证手段滞后,完全引入沉默权制度,将加大刑事定罪的难度,不利于刑法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严重影响司法效率。

    对沉默权制度的限制是沉默权制度的必然要求。前文提出,沉默权发展的第三阶段是限制沉默权阶段,即对沉默权的行使做出适当限制。即使是沉默权制度实施的比较好的美国,对于沉默权也是进行了一定的限制的。美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嫌犯能够自愿招供,主动认罪,避免一场冗长耗时、劳民伤财的法院审判程序,经法官批准,检方可以做出一定让步和交易,案犯有可能受到从轻处理。如果宁抗不招,一旦因证据确凿,被判有罪,将有可能加重惩罚。这实际上是一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所以,我国新修订的刑诉法通过保留“如实供述”这一条款,可以看作是对沉默权制度的一定限制,但是,从我们分析来看,这样的限制显得过于保守,影响了沉默权制度的正常作用的发挥。

    (三)对于“立法矛盾”的法律解释

    对于这样的立法中出现的“不强迫自证其罪”权利与“如实陈述”这样的现象,在修订后的刑诉法生效后,必然会带来实务中存在的适用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只能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来解决了,但对于他的解释,也因为对“不强迫自证其罪”权利与“如实陈述”之间的关系观点不同,和解释方法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以目的解释为方法,着眼于论证制度改革的法理合理性,故多为理论界所主张; 以体系解释为方法,落脚于维护现行侦查体制的现实合理性,故多为司法实务部门所接受。

    何家弘教授认为,对于上述规定的合理解释是: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沉默,但如果选择回答,那就要如实陈述。换言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但是没有说谎权。

    2012 年3 月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专门就“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与“如实陈述”条款是否冲突的问题作了说明。根据郎胜副主任的说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一贯坚持的精神,因为现在的刑事诉讼法里就有严禁刑讯逼供这样的规定。为了进一步遏制和防止刑讯逼供,这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样的规定对司法机关是一个刚性的、严格的要求。至于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个角度规定的。我国《刑法》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了问题,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程序法,要落实这样一个规定,它要求犯罪嫌疑人: 如果你要回答问题的话,你就应当如实回答,如果你如实回答,就会得到从宽处理。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规定的,并不矛盾。

    综合来看,笔者赞同实务部门的解释,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规定如实供述义务之间并不矛盾。犯罪嫌疑人一旦选择陈述,也即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选择了进行回答,那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就应当做到应当“如实”回答。立法给予犯罪嫌疑人充分的人权保障,一旦他放弃了这一特权而选择陈述,那么就不得虚构事实而误导侦查或者审判,否则就违反了应当“如实”回答义务。

    四、沉默权制度发展的完善意见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探讨了刑诉修改后有关沉默权发展的两个问题,我国在法律上已经构建了沉默权制度,而且也通过一定法条的保留对沉默权进行了限制。总体来说,该限制的保留对沉默权制度的正常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个研究和构建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这个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发展。

    (一)“无罪推定”理念的确立

    无罪推定原则源于1764年意大利伟大的法律思想家贝卡里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无罪推定思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而沉默权制度作为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部分,一方面,无罪推定制度的发展需要沉默权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沉默权制度的实施需要无罪推定理念的确立。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重国家轻个人,重打击轻保护,重控告轻辩护,重实体轻程序等等,其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国家本位,忽视个人的权利,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毋庸置疑,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我们还有一段路途要走。所以,即使法律上规定了沉默权制度,在理念上不能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话,沉默权制度也只会成为纸上的制度。

    (二)制度层面的完善

    西方的“沉默权”制度是否能够契合中国的国情,还有待于司法实践的检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应该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制度的具体框架以及具体的操作程序。其中主要要完善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虽然在制度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应当意识到我国的非法证据规则与西方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西方的非法证据排除不仅包括非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还包括非法取得的实务证据的排除以及违法正当程序的非法证据排除,所以,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完善。

    然后需要对律师的权利进行完善。新的修正案将律师的帮助权延伸到了侦查阶段,但是并没有对律师权利的进行实质改变。如果要使得沉默权发挥作用,应该进一步扩大律师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促使沉默权制度的实施和发展。



【作者简介】
杨逸群,自由撰稿人。

【注释】
万毅:《论“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策略与技术》,载《法学论坛》2012年5月第3期。
孔春燕:《关于沉默权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比较》,载《法制与经济》2012年8月。
姜小川:《沉默权制度的发展_利弊与限制》,载《政法论丛》2011年10月第5期。
何家弘:《中国已确立沉默权制度》,http://hejiahong.fyfz.cn/art/1049602.htm(“正义网法律博客”,访问时间2012.12.10)。
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9页。
章安邦:《对“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进入刑事诉讼法的反思》,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10月第22卷第5期。
李云林:《论中国语境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与完善》,载《知识经济》2012年第18期。
罗伯特·莫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6~90页。
《刑诉法: “不得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存矛盾》,http://news.ifeng.com/shendu/xsjzk/detail_20
11_08/30/8781608_0.shtml?_from_ralated(“凤凰网”,访问时间2012。12.10)。
陈晨牧、 姚春婵:《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沉默权的解读》,载《剑南文学》2012年第9期。
任东来等著:《美国宪法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万毅:《论“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策略与技术》,载《法学论坛》2012年5月第3期。
何家弘:《中国已确立沉默权制度》,http://hejiahong.fyfz.cn/art/1049602.htm(“正义网法律博客”,访问时间2012.12.10)。
《法工委: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应讯不矛盾》,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03-08/3729170.shtml(中国新闻网,访问时间:2012.12.10)。
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李云林:《论中国语境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与完善》,载《知识经济》2012年第18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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