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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封建国家遣犯制度述论
【学科分类】中国法制史
【写作年份】2002年

【正文】
     清代封建国家遣犯制度           
  清代封建国家沿袭并发展了历代对触犯刑律较重而罪不当死的罪犯采取遣送流放到边疆地区进行改造的制度,一方面削弱了罪犯对内地社会秩序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加快了边疆的开发建设,在当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犯罪历来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由社会特殊矛盾和基本矛盾所左右而引发的重要社会问题,它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发展状况的变化所影响和支配。对罪犯进行积极稳妥的改造和安置,把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改造成对社会有作用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历来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类政府都必须予以重视的关系到国家社会稳定和统治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清代,封建政府除了对较轻微的犯罪主体采取就地羁押而进行改造和安置之外,对触犯各种刑律罪行较重而又罪不该死的犯罪主体一般都予以遣送到边远地区进行改造和安置,对这部分因触犯刑律而被发遣到边僻地方进行改造安置的罪犯,史称为“遣犯”,也称“流犯”或“配犯”。遣犯制度作为清代一项重要的司法管理制度,不但与清政府的统治相始终,而且深入到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政治生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对清代的遣犯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清代的司法管理制度作进一步的了解。
  作为一种司法管理制度,将罪犯发遣到边远地区进行改造和安置以求其改过自新,同时以此加强边疆的开发和发展,并减少罪犯成为内地不安定因素机率的重要措施,在中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罪莫重于死,死罪之次即为流。……夫徙流之由来远矣”。在边疆改造和安置罪犯,对其进行屯田役使的制度,早在汉代就有明文记载。西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侍郎郑节、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东汉建初五年(公元80年),假司马徐干“将弛刑及义众千人”带往西域与驻守的班超汇合。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汉安帝又派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以后,各封建王朝也一再将罪犯发遣流放到边疆戍守屯田。例如,唐朝在发送的屯田戍守人员中,就“兼遣罪人”。清政府统治全国后,沿袭历代旧制,将一些重罪免死的犯罪人也遣送到边疆,“初第发尚阳堡、宁古塔或乌拉安插,后并发齐齐哈尔、黑龙江、三姓、咯尔咯、科布多,或各省驻防为奴。”
  清王朝统治全国以后,为保证边疆的安全,在边境驻守了大量的军队,为了便利于军队的物资和粮食供应,于是在边疆各地大兴屯田。清政府在大力组织军队屯田(兵屯)和内地农民到边疆屯田(民屯)的同时,也把内地各省大批重罪罪犯发遣到边疆种地服役,从事各种生产。清政府认为:“此等人犯,原系死罪减等,仅从改发。……内地淳俗既不为莨莠渐移,而食货亦无虞坐耗。且令匪恶之徒困心衡虑,惟以力田自给,日久化为愿朴良民”;“此等发遣人犯,本属去死一间,投畀远方,既不至渐染民俗,又可力耕自给,实为一举两得”。总之,在边疆安置遣犯种地服役进行改造,既可以增加当地的劳动力以加强边疆的开发和发展,又可减少内地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还可以促使遣犯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而无害的人,因而是对各方面都极为有利的好事。
  一、清代遣犯的来源
  清代遣送到边疆进行安置和改造的罪犯,来自于全国各地,成分复杂,罪名不一,按其所触犯刑律的性质,大致可分为政治、刑事两种遣犯。
  (一)政治性遣犯
  政治性遣犯主要是反抗清政府统治的民众及其家属、各种秘密结社的会众和宗教人员、不愿打仗而溃逃哗变的士兵及其他封建政府认为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人员。应当说清代的各种社会矛盾是非常尖锐的,清政府统治全国以后,各地仍然存在着不少秘密结社反清的组织,如白莲教、天理教等,清政府将这类组织统称为“邪教”,予以取缔镇压,并把其中一部分成员作为罪犯发遣到边疆。乾隆中期以后,各地爆发的群众反抗活动接连不断,特别是嘉庆初年,终于爆发了历时九年、纵横五省的白莲教起义和其它零星的农民起义。清政府在镇压斗争完成后,即把抓获的一部分起义群众和其家属当作罪犯发遣到边疆,嘉庆十一年(1806年)清政府规定:“川楚教匪缘坐犯属,其十一以上,十五以下者,仍监禁,俟成丁时,发往新疆安插”
  清朝统治时期,正是西方宗教在中国进行传播的初始时期,对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西方宗教,清政府时刻都带着警惕的眼光将其视为“邪教”,并对一些入教后借机作恶多端进行犯罪的人员也按照大清律例规定将其发遣到边疆种地、当差、为奴,如嘉庆时期,将“拿获传习天主教人犯,其抗不悔改之唐正等三十八犯,发新疆给额鲁特为奴”
  清代中后期,由于整个社会风气变为颓散,军队也逐渐走向腐败,军官和士兵日渐投机专营,平时懈怠训练,战时则溃散逃亡或集体哗变。面对如此景况,为整顿军纪,清政府也把部分犯罪的官兵发遣到边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在对大小金川用兵过程中,由于部分官兵不愿打仗而集体逃亡,故清政府规定:“军营逃兵投首在军务未竣以前者,发乌鲁木齐等处个种地兵丁为奴”
  清政府还把其认为内地其他一些不利于统治的人员发遣到边疆,如“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岭,有吴姓一族,盘踞为匪,怙恶不浚”,严重影响到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乾隆二十八年,清政府强行将其全部迁离本土,其中一部分即被发遣到了边疆。三十二年,清政府又将湖北马得鳌同庄五十余户“照分徙吴姓同族之案办理”。                                                                                                                             
  (二)刑事性遣犯
  刑事性遣犯的来源比较复杂,但总之都是严重危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危害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不利于社会稳定可杀而又依律可免死的重罪罪犯。据《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具体的律例条文规定,凡属于犯有下列罪行的,均要被遣送到边疆进行安置和改造。
  乾隆二十二年规定“偶然偷钱文不及十千,并铸造未成旋即畏罪中止者,……照强盗免死减等例,改发巴里坤种地效力”。二十六年规定“一强盗窝主造意不行又不分赃者;一窃盗临期拒捕伤非金刃伤轻平复者;一抢夺伤人为从者;一发遣他人坟冢见棺椁为首及开棺见尸为从者;一窃赃数多罪应满流者;一凶徒因事忿争执持  军器殴人至笃疾者;一三次犯盗窃罪应充军者;一已经到配军流遣犯在配为匪脱逃者”。二十七年规定“旗仆为匪,畏罪逃走”连续两次者;在木兰围场“盗砍木植,偷打牲畜人犯”。二十九年规定“抢劫满贯及三犯窃盗赃至五十两,拟绞案犯缓决一次后,即查明年在五十以内者”。“杀一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其实未同谋加功者”。三十年规定妇女“因奸杀死前妻之子女,……若其夫尚有子嗣者”。四十一年规定“谋故杀一家非死罪四命以上致令绝嗣者”的妻女。四十三年规定“私售之灶丁及窝丁之匪犯”。四十八年还规定:“用药迷人未经得财者”。嘉庆二十年规定“谋杀人而误杀其人之祖父母、父母、妻女、子孙一命,……其为从下手伤重致死及知情买药者”,“误杀一家二命及三命而非一家者”
  以上所列的是清政府一部分必须将刑事犯罪罪犯发遣到边疆进行处罚的律例条文规定,由此可以看出,这些被清政府处以严酷刑罚的刑事罪犯绝大部分都是从事杀人、抢劫、盗窃等为任何社会都所不容的社会败类,他们被强行遣送到落后、偏远的边疆进行安置和改造,避免给内地人口较多的地区再次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确属罪有应得,也是封建社会时期政府强化其政治统治的一种有力手段。这就表明,遣犯制度决不是一种消极的司法管理模式,而是在时间和空间都难以超越的不发达历史状态下的一种主动性较强的宽容化强制手段,它较有利于罪犯的安置和改造,使之较少地再次危害社会,这就是遣犯制度能够一直从封建社会初期延续到工业文明之初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二、改造遣犯的方式
  把罪犯遣送到边疆除了消除其对内地社会稳定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对罪犯的改造,目前见诸于清代典章会集中记载的对罪犯的改造方式,主要分为种地、当差和为奴三种形式,所谓“同一遣罪,又分数等,有到配种地者,有当折磨差使者,有给披甲人为奴者”
  (一)种地
  为了便于对遣犯的管理,清政府将绝大多数的遣犯驱使到肥沃的土地上种地,一是将遣犯与驻守在边疆的屯兵编在一起,合力耕作,由屯兵监视和管理其种地。由于遣犯的成份相当复杂,年纪、体力参差不齐,且由于是被强制进行劳动的,大多数的抵触情绪都较浓,其生产积极性一般都较低,因而遣犯所交纳的粮食都比同样屯田的兵丁数量都低。二是以“设屯种地,照例升租”的形式单独种地。以种地形式进行改造的遣犯数量不多,一般都是携带有眷属的遣犯才有资格获得这种机会。为了增加边疆的人口和使遣犯安心生产,清政府鼓励遣犯携带眷属共赴安置地点,乾隆二十七年规定,凡携带眷属者,除“先给屯地十二亩,与兵丁一体计亩纳粮”之外,另“酌给地五亩,自行开垦”,让其养家。这类遣犯由于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又有眷属照顾,因此比较安心种地,其效果也好些。
  (二)当差
  遣犯被发配到边疆除被驱使种地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遣犯被用于当差,从事各种较为艰苦的劳役,其主要工作为挖矿、拉纤、渡船、护堤、挖渠、烧窑等,在清代,封建政府为了解决边疆军民的生产、生活和作战的需要,许多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完成,而当地又缺乏相当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一些辛苦而又危险的工作,清政府难以雇佣到足够的人手,同时也难以强行命令军队士兵去完成,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强制遣犯去完成,在统治者看来,这与改造遣犯“折磨当差”的清代律例是相吻合的。如“此等遣犯于开运之日则为水手拉纤,至停运之后,则以伐木,办其衣食之资”
  (三)为奴
  这类遣犯是整个遣犯中所犯罪行最为严重的,而为奴在三种处罚中也是最为严厉的。内地各省发往边疆为奴的遣犯,大致可分为给驻防官兵为奴和给少数民族头人为奴。清代的遣犯被交给驻守边疆屯垦的军队为奴,主要是在兵丁的监督下种地,是谓:“发遣人犯,赏给屯兵为奴,自有该兵丁督课取力,牛具籽种,毋庸另为办给”。乾隆三十一年,由于很多屯兵不愿收容劳动积极性不高且难于管理为的遣犯,清政府遂决定把“不愿留者,即改赏能约束之满兵为奴,其后有似此者,应该照此办理”
  发遣给少数民族头人为奴的遣犯,以被清政府称为参加“邪教”的罪犯最多。内地许多传布秘密宗教的人员均被清政府视为影响其封建统治的心腹之患,被认为是蛊惑人心之徒,必须严加惩治,故清政府认为将此类罪犯遣送到边疆交给信仰不同的少数民族头人为奴管制,既可以在内地肃清其流毒,同时还可以“使该犯等到彼不致再行煽惑”。如嘉庆初年,清政府在查办天地会等组织后,即把各地抓获的“会匪”“全行发往新疆”,其中很大一部分被交给维吾尔族伯克头人为奴。
  当然,清代遣犯除了被作为种地、当差、为奴三种出路外,尚有个别从事其它事务的特殊遣犯,诸如“充当长随,出入衙门”等等,但为数极少,而且为清政府所不容许,清政府对遣犯出入官府之事特颁布法令:“于情罪重大发遣给兵丁为奴之犯,毋许夤缘服伺官长,致启干与公事之渐。倘阳奉阴违,一经察出,定将容留服伺之员及失察该管大臣等,一并交部议处”
  三、遣犯的地位和生活状况
  遣犯作为清政府所原宥的“情罪重大应死之人,因有一线可原,未即置之死地,其实与黑龙江等处为奴人犯无异”,其地位必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给兵丁为奴的遣犯和在屯兵监督下种地的遣犯,既无在边疆随意垦地置业的自由,又无任意迁徙居住的条件。遣犯对自己耕种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收获的粮食大部分都必须无偿交公。而从事各种差役的遣犯更为艰苦,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都不属于其个人所有,终年当差都得不到任何报酬。清政府规定:“此等遣犯,身获重罪,免死发往,自应安分屯田,若怙恶不  浚    ,仍行滋事,或有脱逃者,即行正法示众”。遣犯在严厉的律例条文规定下没有任何行动的自由和基本的人身安全保证,稍有不轨,即可能遭到处死在内的一切武装镇压。
  至于交给军队和少数民族头人奴役的遣犯,清政府特许对遣犯进行一切折磨,按清律规定,主人对奴婢可以任意打骂处罚,而奴婢则不能有任何反抗行为,“凡奴婢骂家长者绞”,“凡奴婢殴家长者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这就表明作为遣犯的个体,完全是供主人任意役使的工具,毫无个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
  清政府发布命令“特令其备尝艰苦,俾使悔过自新”,采取极端严酷的强制改造措施以促使其改过自新,迫使遣犯从事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而在生活上却将其待遇压到最低标准,大多数遣犯仅能维持半饥半饱状态,更不用说满足治病等其他生存需求了。少数遣犯由于长时间远离家园,越发感受到毫无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的希望,同时由于不堪忍受举目无亲、贫病交加、年老力衰、遭人蔑视、家庭变异等种种恶劣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的压抑,由此产生巨大的思想压力而不得不被迫自尽。
  四、遣犯回归社会的出路
  清代被遣送到边疆进行改造和安置的罪犯除了少数在当地病故、逃亡或再犯罪而被处决之外,其服役期限结束后重新回归社会的出路主要为在当地落户为民、返回原籍和入伍当兵三种。
  (一)落户在当地为民
  清政府在边疆改造和安置遣犯的目的,其主观动机是希望遣犯到达边疆以后“惟以力田自给,日久化为愿朴良民”,能够顺利地进行改造以便在将来成为当地居民,充实边疆人口。乾隆三十一年,清政府具文规定,遣犯在边疆“其能改过者,拟定年限,给与地亩,准入民籍”,为此清政府还下文:“其现有家属者,当视其原犯情罪轻重,将原拟死罪者,作为五年军流罪,轻者作为三年,年满无过犯者,陆续编入民册,指给地亩耕种。其未领有马匹农器者,补行给与,并借给造房银两、口粮、籽种等项,分年归还。于种地次年,即令纳粮,照民人每亩八升”。这说明,清政府不但规定了遣犯为民的年限,而且规定了遣犯为民后应纳粮数和对他们的安置办法,由于该项规定仅限于携带家眷的遣犯,因此其涉及面并不大。
  随着边疆遣犯数量的逐渐增多,而且很大部分是单身一人,其最终出路如何解决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为此清政府规定:“凡有过及耕作懒惰者,虽有眷属,不准为民。(只身遣犯)实有悔过迁善,尽心屯种,照前定年限,与有眷者一体为民”。这项对遣犯为民年限的规定使更多的遣犯能够改恶从善、弃旧图新而重新回归社会,因此在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些遣犯为民落户以后,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及其后代逐渐成为边疆的居民,为边疆的开发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这对边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以及确保边疆的边防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返回原籍为民
  清政府将遣犯安置到边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边疆需要大量熟练的农业生产人口及其它劳动力,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边疆与中原存在着交通闭塞、信息不畅、路途遥远、生产落后等诸多不利条件,因此志愿迁徙到边疆的移民少之又少,这就决定了边疆始终处于落后不发达状态。清政府将犯罪人遣送到边疆,其目的就是增加边疆的劳动人口,以期尽快缩小边疆与内地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这就决定了遣犯要想在刑满释放后合法地返回原籍是极度困难的。清代遣犯要返回原籍主要通过刑满和立军功两种途径。
  刑满回内地原籍
  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为鼓励遣犯到边疆以后能够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特规定除了部分重罪为奴遣犯以外一般遣犯经过洗心革面的改造都可以“五年为民,八年回籍”,当然,遣犯要想返回内地家乡原籍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清政府规定遣犯在服役三年或者五年在当地为民以后,再到更苦更累的矿山挖矿八年以上才有机会获此条件,因此,返回内地的原籍的遣犯,至少都必须在边疆服役十年以上,这个规定,给了部分遣犯以返乡回家之望,防止了部分遣犯借机滋事和发生潜逃现象,使其安心接受改造,减少了对遣犯的管理难度。
  立军功回内地原籍
  随着清代封建统治的逐步发展,在道光、咸丰年间,清政府所管辖的边疆的形势也动荡不安,尤其是新疆相继发生了和卓后裔的叛乱及中亚浩罕汗国的入侵,清政府被迫出兵自卫以确保国家安全,为了弥补军力之不足,清政府不得不就近于边塞一再征集遣犯参加作战。许多遣犯在战争中为了减刑和重返原籍而奋勇出击,部分被征集的遣犯因此而立了战功,事后清政府为奖掖其军功而提前释放其回原籍与家人团聚。
  (三)入伍在边疆当兵
  清代封建政府对军队的管理政策相当严厉,严禁官兵在各种军事行动中畏死不战、聚众哗变和临阵脱逃等违例行为,根据清代律例规定原在军队中因畏惧作战而溃散逃亡、聚众哗变的部分犯罪官兵也将被遣送到边疆进行改造。当这些遣犯刑满以后,清政府为了让驻守在当地的军队就地补充兵员缺额以减少开支,往往将其重新招募入军队继续服役。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
  《后汉书》卷五十八《西域传》
  《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三
  《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九
  《平定准葛尔方略》续编卷十
  《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九
  《清仁宗实录》卷三百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零五
  《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七十九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九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零四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零四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零一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零二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零二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零二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二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
  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七
  格唪额《伊江汇览》船运
  《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四
  《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六十一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零六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八
  《清仁宗实录》卷八十五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
  《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三
  《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五十六
  嘉庆《大清律例》卷二十八、卷二十九
  《清仁宗实录》卷八十五
  《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九
  《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五十九
  《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六十八
  《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五十一
  ]永保《乌鲁木齐事宜》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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