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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议会选举凸显港日常政治转向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选举近日落幕,建制与泛民守住各自基本盘,但本土主义和青年占中派呈崛起之势。此次区选是香港占中运动和政改闯关失败之后的首次全港性选举,被广泛视为“票债票偿”的政治试金石,引发各方全力角逐和多元解释。区选依据基本法及香港选举法例和平有序展开,各方力量尽管在理念与立场上多有冲突,但基本能够共同而积极地面向“民意”展开合法竞争并接受投票结果,显示出基本法作为香港宪制性权威与共识基础的地位依然巩固。基本法吸纳各方政治势力在体制框架内展开民主游戏和博弈,以“民意”为最高裁判官,这预示着后政改的香港政治已经基本克服了短暂的激进无序状态,转入了一种基本法下的日常政治。这是香港管治改进的一个利好信号。

    不过,积极参与合法选举本身并不意味着基本法体制对反对力量的完全吸纳和规训,也不意味着香港政治中“忠诚反对派”的生成。对于反对派而言,社会运动与合法选举都是可采行的政治竞争路线或策略,甚至有相互支持与放大的配合效应。比如此次青年伞兵的初露锋芒,如果没有占中运动的强势动员效应及其成形的组织网络支撑,是不可能在传统的建制、泛民基本盘缝隙间打入楔子,开辟港式青年政治新空间的。此次区选,建制派固然护盘有功,但后续挑战亦不容忽视,尤其是青年伞兵和本土派的渗透扩展。

    短促激进与日常转向

    占中运动谢幕,政改闯关失败,反对派在不断的政治挫折与意义打击下感受到一种对体制与特首的严重不信任。在此背景下,后政改的社会运动与反对派政治路线如何调整,曾出现过不确定性和模糊化。在2015年暑期,本土激进派曾试图引导香港社运沿着“占中”模式重复运动或寻求升级,但并未得到反对派主流及香港民意的明确支持。“香港独立党”之类的新式组织在海内外发展成员及募款,一时博取了不少关注,但很快衰落。

    香港反对派和主流民意是高度理性的,尽管在政治上存在不同甚至对立意见,但共同珍惜香港的核心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珍惜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下的高度自治和自由。香港的法治、公民社会与理性文化,不仅经受住了占中运动的超常规冲击,亦在占中之后起到了约束和限制社会运动激进发展的良性效果。在香港社会自身的法治与理性守护之下,我们没有看到“二次占中”,没有看到针对内地游客的升级暴力,没有看到港独的连番运动,没有看到香港主流民意对基本法的激烈反弹。相反,基本法权威在政改之后反而更加巩固了,某些激进力量谋求大规模修改基本法或者重新“制宪”的企图并未得逞。

    基本法构成了香港人的自由民主“存量”,这一“存量”中包含并指向了“双普选”式的“增量”。占中运动与政改闯关直接指向“增量”,但因政治分歧过大与和解失败而失之交臂。香港人转而理性地守护“存量”,但从未放弃对“增量”的追求,而是理解到只有在央港修复信任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才可能“重启政改”。因此,后政改的香港在总体精神走向上便呈现为:捍卫法治,聚焦发展,戒备激进。香港是一个理性有序的现代社会,因此不会发生其他转型民主体长期失序动荡的惨剧。由占中式的准“非常政治”转入选举式的“日常政治”,如此平稳顺利,既显示出基本法之权威与共识效应,亦展现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和平吸纳与对话的良性政治机制。对香港管治而言,民主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青年的挑战及其成熟

    青年“首投族”是此次区选的一大亮点,青年伞兵与本土派已经成为香港区域层次的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构成香港政治分析与管治应对的重要变量。与青年有关的此次区选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建制与泛民均注意沟通和布局青年力量参选,以其清新形象赢取选民好感与期待,二者之基本盘内均有一定比例的青年议员完成新老更替和接力;第二,青年参选的自主性有所增强,不完全接受传统建制与泛民的内部协调,出现“撞区”竞选或老少“同台”现象,构成香港区域政治生态之“建制-青年-泛民”的不稳定三角态势;第三,青年候选人的竞争力有短促爆发,导致建制、泛民“大佬”多人落败,尤其是泛民大佬中的何俊仁、冯检基、陈家洛等,直接改变了明年立法会之“超级区议员”选举的政治布局;第四,青年伞兵独立夺得8席,得益于对占中遗产的利用,尤其是借助占中运动带来的成形政治理念、运动技术与组织网络,特别是新媒体动员技术。

    当然,这些新当选的青年伞兵议员及其他标榜本土主义的青年骨干,在香港管治中必然会对既定体制构成一定挑战,同时其自身的政治成长亦面临挑战。青年对体制的挑战在于:第一,青年议员落区将获得更加本土化的资源和动员平台,并将占中式的公民抗命传统与区域性的“乡土主义运动”结合,构成一种香港独特的“城乡反体制联盟”现象;第二,反内地客、反地区开发、反内地与香港融合发展的本土主义运动可能在局部激化;第三,加剧香港社会的政治化和政治对立,引导和示范青年学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取向走向激进。此外,这些青年伞兵议员自身也会面临挑战:第一,区议员的主要职责在于基层社区服务,这些青年议员缺乏从政服务经验,如果一味调用社区资源支持其激进抗命运动,可能引发选民反感,对其后续政治成长不利;第二,与传统泛民派之间的整合可能出现矛盾紧张,青年反对派固然可以在区选中独立出战并有斩获,但在明年立法会选举中难有空间,如何与传统泛民整合、联动及合理分工与分利,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挑战;第三,青年伞兵议员如何面对基本法和如何面对国家,如何在具体从政中补课,养成健全的民主政治观,是当选之后的一份长期课业。

    此次区选意味着97回归一代和占中一代已经走上政治舞台,这是基本法及香港政治发展中的必经阶段。青年力量,无论是建制还是泛民,都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挑战,都有一个作为政治人物的“政治成熟”问题。建制派青年议员的政治成熟要求在于,除了循着传统的深耕基层做好公共服务的路线之外,如何加强个人政治修养、见识和能力以便获得更大政治发展空间,赢得港人及国家更大关注与认同。反对派青年议员尤其是占中伞兵派的政治成熟要求更加特殊和严格:一方面,如何补足既往从政经验与社区服务上的短板,稳定赢得基层选民的长期支持;另一方面,如何有节制地利用占中遗产并注意转型为“忠诚反对派”,走主流民意支持的“温和反对派”路线,为未来更大政治发展准备基础。中央和特区政府在对待此次区选出现的“青年派”方面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即便是青年伞兵,若能够稳定表现出支持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原则立场,纵然有不同意见和政治对抗,亦应当给以接触、互动与发展的机会。政改之后,以汤家骅、狄志远等为代表的泛民大佬已勇敢走出“温和中间派”路线,中央和特区政府也应鼓励青年政治新星走出同样路线。只有做大温和理性的政治中线,才能同时有效节制保守与激进的两端,形成香港政治生态的新常态与新均衡。

    区选的后续政治效应

    区选已经落幕,新一届区议会即将开始履职。青年议员们如何应对内外挑战,如何走向政治成熟,开启自身政治人生的新天地,仍有待观察。但此次选举显然不是香港民主政治的终结,而只是一个环节:第一,对香港政治影响更加巨大的2016立法会选举和2017特首选举尚未进行;第二,区议会选举结果对后续选战有重要影响和启发,各派一定会就此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内部沟通协调与整合,以便在后续选举中扩大政治版图;第三,区议会职能相对有限和高度区域化,某些选区的当选/落选对于整体的政治版图、政党营垒及基本法改革影响不大;第四,选举后的社区服务与治理将实质性考验青年议员的政治素质与能力。

    当然,此次区选对后续更大规模选举肯定是有重要影响的:第一,在青年挑战下有多位泛民大佬落马,这将直接影响明年立法会选举中的“超级区议员”选举,部分改变立法会中建制、泛民的政治力量对比;第二,青年的选战理念与技术更加现代化和网络化,此次在区选中已有体现,未来在立法会及特首选举中也将带动整个选举动员与文宣模式的更新升级;第三,选民登记中老年选民下降和青年选民上升是一个总体而自然的趋势,青年伞兵对青年政治理念与投票行为的动员和影响力不容低估,这必然构成今后香港政治选举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在6·18投票之后,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曾提出,未来重启政改的政治条件在于立法会中建制派议员席位数的有效增加。选举是超越权力机构而面向“民意”的一次权力重组过程,香港主流民意的“继续民主化”意志并未消磨,但如何通过立法会的2/3门槛是直接的政治挑战,此次区选显示出选民的理性化和高参与率,这一政治积极主义的表现彰显了一种法治社会下的公民共和素质。这种表现如能持续到明年的立法会选举,选民主流如能将此次区选中的民主理性精神及香港政改需求融贯一致而用选票改变立法会“拉布”与“否决”的僵局,给重启政改及良性施政以一线生机,则属于香港“民意政治”的一次精神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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