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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纲领——读《联邦党人文集》(上)

    《联邦党人文集》,作者: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均为美国人),译者:程逢如、在汉、舒逊。根据纽约《现代文库》版本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6月第1版,2006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
 
    该书在“出版说明”部分,交代了一些背景信息:
 
    1787年5月,美国邦联国会在费城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原定是要修改《邦联条例》,后来历时三个月,不仅否定了条例,而且还制定了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就是著名的制宪会议。
 
    宪法制定之后,须经十三个州中不少于九个州的同意,方可生效。对此,既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本书就是论战的产物。三位作者作为立宪派代表--自称联邦党人,共同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先后在《独立日报》和《纽约邮报》等媒体上以“致纽约州人民”的口吻共发表了八十五篇文章。
 
    第一篇发表于1787年10月21日,最后一篇发表于1788年8月16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1787年,汉密尔顿三十岁(绝大多数篇章出自该人),杰伊四十二岁,麦迪逊三十六岁。而不才在2015年写作本文时,已经是四十六岁“高龄”了。
 
    听,这是从两百多年以前的美国传来的声音:
 
    第一篇
 
    《概论》
 
    汉密尔顿
 
    关于政治、法律之类以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和作为个体的人类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及行为准则为载体和对象的领域,不论实践还是理论,都不宜使用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等等诸如此类的判断结论。
 
    评价一个政府,自然可以使用“无能”、高效、廉洁等字眼,但却很难用好与坏去作出评价。
 
    政治家的声音,一定是由利益所驱使的。谁的利益?自然是言说者的利益,或者是言说者所代表的利益。而绝对不可能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如果他敢于以天下利益代言者自居,就一定是彻头彻尾的骗子!
 
    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和分层,是不争的事实。这原本就是一个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世界。此处所说到的差异、不同,仅局限于利益、力量、身份、地位等事关人们物质生存状况的因素。在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的基本物欲尚未能够获得普遍的一般的满足之前,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一直是--利益纠葛。
 
    相对合理的物欲的满足显然是建立在相对充裕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的。物质财富哪里来?1、低级阶段,通过捡拾、搜寻、捕获等手段直接取自于自然,并未改变物质财富的总量;2、高级阶段,通过生产、制造、创造等手段间接取之于自然,是无中生有,是将一种物质形态人为的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形态,物质财富的总量可以大幅度增加。
 
    一个有趣的问题:今日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开足马力、昼夜不停的去生产物质财富呢?虽然有人欲横流、欲壑难填的说法,其实细想之下,物欲还是比较容易得到满足的。作为一个理性人,渴望得到一辆奔驰轿车,但却不一定渴望得到十辆奔驰轿车;渴望得到一处花园别墅,但却未必渴望在每一个省或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别墅。窃以为:物质是最容易使人厌倦的。所有还想大口吃肉的人,那一定是还没有吃够肉的人。不用太多,一头猪就足以使一个人吃伤胃口,这辈子再也不想猪肉了。可现实却是:还有太多的人能啃上一个猪蹄子,已经是很难得了。
 
    发达国家GDP的增速为什么慢得像蜗牛爬?答曰:人家已经吃撑着了。继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实在不足。
 
    在相对合理的物欲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人类社会的成员之间是处于争夺物质财富的状态之下的。强势者居于掠夺地位,弱智者居于被掠夺地位。争夺,是零和游戏。生产,可以递增物质财富。但是某些强势者已经演化为专门的利益分配者,而不再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活动。他们只负责切蛋糕,而不用去做蛋糕。当蛋糕还没有大到把所有的分食者都撑的吃不动的时候,切割者往往会有意给自己和自己亲近之人多切一些。
 
    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的福祉,这永远是巧言令色的政治家的口头禅,自然也是遮羞布、装饰物。政治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范围,可广可狭。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是从狭到广,范围逐渐拓宽,被纳入的社会成员的数量逐渐增加。所谓的民主,不过就是一百人(指参与决策的人较多)笑五十人(指参与决策的人较少)罢了。在范围既定的社会中,增加决策者的数量,毕竟是民主的方向,尽管在增加之后,决策者的相对数量依然是相对甚至是绝对的少数。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增加的部分?就是那些逐渐成长、成熟之后从而与在先的决策者拉近距离而与被决策者拉远距离的那一部分。他们升格了、升变了、升华了,身份转变了,从被统治者演化为统治者了。
 
    社会发展的一个明确的趋势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除了不可能缩小的先天差距之外,所有的后天差距都是可以缩小的。所谓的真正的民主的前提,就是成员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减到尽可能小从而大体相当的那样一种状态。现实中的民主,不过就是统治者集团内部的游戏规则罢了,对被统治者而言,还是专制。没有了被统治者,也就有了真民主。
 
    民主不好,专制不坏。因为,对民主和专制根本就不应该做出好坏的评价。恰如:棉猴(对棉衣的一种方言俗称),在冬天和在夏天,人们的态度会截然不同。但谁能说,棉猴好或棉猴坏呢?棉猴自然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多么精当、深邃的设问呀!前者,那是丰满的理想;后者,那是骨感的现实。建立政府还不能与设立公司简单等同。公司,通常是由股东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设立的。因为:1、股东数量有限;2、股东地位平等。而建立政府则要复杂得多:1、公民数量众多;2、公民差异巨大。谁去“深思”?谁来“选择”?不可能是所有的公民,而只能是其中的少数强势者。当少数强势者与多数弱势者利益不同、意志差异的时候,难免就要祭出强制力这一法宝。这样建立起来的政府未必良好,当然,也未必永远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建立政府。这是两种路径、两种模式,无所谓好坏、对错,是由具体的时空条件来决定哪一种方式更适合、更有效。
 
    政治与爱国、人文关怀、善良等等也都没有直接关系,它们不过就是画皮罢了。如果政治直接表现为赤裸裸的利益分配,多难听呀!多不好看呀!对,政治在具有掠夺性质的利益分配的情况下,就是肮脏、丑陋和邪恶的代名词!我喜欢、钦佩这样的话:但凡是个好人,谁会去当官呀!古往今来,所有的政治家,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他们不过就是拥有绝对优势武力支持的自我正当化了的强盗悍匪!政治家的别名就是流氓、无赖!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政治趋之若鹜呢?这就恰如苍蝇与粪便的关系。人类,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还都仅仅是利益动物,而非明辨是非并坚守是非的理性动物。一切文明成果,在利益面前,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不堪一击。在嘲讽官员的同时,要先想一想自己与他们是否同类。官员的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同好的支持。大家一起臭,也就不觉得臭了。
 
    在真正的民主政体下,政治是“必要之恶”(有谁能够不排泄大小便呢?),实在是名声不佳呀!国民对官员,不仅不会无限向往,反而会等闲视之,实在算不得高尚职业。官员不过就是社会管理员,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工作缺乏创新和挑战,无法施展高端智能--创造力和想象力,很难创造奇迹并为世人所敬仰。
 
    所谓的公共利益,不过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的整体利益的官方表达罢了。除了真的弱智,很少有人会不明智的估计自己的真正利益。但鉴于身份、地位的差异,并非每个人的利益诉求都能得以实现和满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其意愿和能力都在影响着并作用于其所置身的社会,都是不能被忽略不记的。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真实的利益角斗场,每个成员都粉墨登场,你来他往交手过招,有人欢喜有人愁,与非洲原始大草原的生态景象并无本质差异。
 
    索取和占有,可能是所有动物的本能。狮子在吃饱之后,就会--哪儿凉快哪儿歇着,而人则不满足于此,即使是拥有了今生今世受用不尽的财富,还在不停的攫取。您说,这又是图何苦呢?这是精明,还是愚蠢呀?
 
    中国部分贪官的尴尬境遇。有一些贪官经过长期不懈的辛苦劳作,成绩斐然。在不幸落入法网之后,其赃款被全数收缴,而本人却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这绝对是对国库的一种“贡献”。官员的合法收入确实不高,这就制约了其高消费的可能。再多的赃款,也只能是账面数字,而几乎无法尽情的享用。悲剧呀!当然,还有更多的贪官过着奢华、腐化甚至糜烂的生活。原因很简单,能够制约他们的力量不存在或太微弱。这也就是官员们的最大追求了!这就是官员们的人生境界!
 
    所有的政治纲领,都必然“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这恰恰是与纲领的适用与否而非是非曲直有关而非无关的重要因素。政治的本质就是瓜分利益,政治变革就是重新瓜分利益。政治纲领绝对不是在 “寻求真理”,也注定会激起反对的观点和情感。但任何一方的主张,似乎都不宜被扣上“偏见”的帽子。利益面前,无正邪、无是非、无对错。
 
    每一个人的呐喊,都是自我利益的诉求。每一次政局变革,都是各种利益角逐的结果。是有人在阻挠变革吗?非也,是人们在誓死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变革并非进步的代名词,仅仅是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专制对应农业文明,民主对应工业文明,恰如夏天穿衬衫、冬天穿棉袄一样,只要别穿错了,都对、都好,而并非衬衫胜过棉袄,或者相反。
 
    如果一个人愿意嘲笑先人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也会沦为后人嘲笑的对象。以今日之汽车嘲笑昨日之马车,不是马车有问题,而是嘲笑之人脑子进水了。也许理论家能够做到的也就仅仅是设计出更好的衬衫和棉袄,至于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去穿,理论家就爱莫能助了。是冷还是热,穿衣服的人自己知道、自己有感觉,用得着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吗?适合自己,这就是对;不适合自己,这就是错。千万不能拿别人的感受来套用在自己身上。更不能以己之是去断人之非!
 
    什么是聪明?算计正确,而非算计错误。什么是善良?肯定不是指爱自己,而是指爱他人。如果没有善良的前提,恐怕聪明不聪明就很难说清楚了,算计的正误标准也就不是唯一的了。
 
    这个世界有傻子吗?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有不关爱自己的人吗?斩钉截铁的答案:没有!就是自杀,也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具体体现!也许,所谓的傻子就是指想关爱自己但却事与愿违的人吧。一个人,可以不知道牛顿第二定律是什么,水的化学成分是什么,这不算啥、不算傻,但千万不要自己害自己。为了娶老婆而去偷汽车,没进洞房先进班房,这不是爱自己而是害自己。当然,更高的境界是:通过不损人来利己。通过创造新的净增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野心、贪婪、私仇”,这是人的共同的本性,而不区分强者与弱者、拥护变革者与反对变革者。在人性上,很难说谁比谁更纯洁、更圣洁。
 
    多党政治的实质是竞争、胜负,而非合作、和谐。宽容大度和克制、节制,仅仅是外在的行为处事的礼仪、礼节。“火与剑”能够打压异端的欲望,但却无法扑灭异端的欲火。除非肉体消灭,否则所有被压抑的反抗力量都不过是引而不发、蓄势待发而已。更不要说,异己的力量是可以被彻底清除的吗?
 
    一项政治纲领,能够招致“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对立党派”会“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刻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这无疑是多党制的荣耀!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所有的反对者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所有的异议只能转化为腹诽。多党制允许有战斗,他们的战斗是公开的、和平的,甚至是倾尽全力的,至少具有程序正义。这是身处其中的距今两百多年前的言说者自己所不炫耀和标榜的。
 
    尽管对立的政党在辩论时会互相指责对方“爱好专制”或“反对自由”,但事实上他们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抛开专制、拥抱自由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是他们共同的忌讳和大敌。在这一基础问题上,他们是没有分歧的。他们之间只是此自由民主与彼自由民主的区别,而绝非民主与专制的对抗。自由的热情与怀疑的精神并不矛盾,公权力也不是私权利的天敌,它们之间完全可以得到妥善的处理和安排。
 
    伪装、掩盖、讨好、蛊惑,这些都是政客惯用的手腕和伎俩,有可能会得逞于一时,但也只能是得逞于一时,与制假贩假的黑心商贩并无本质区别。无照商贩自然会有城管队员去取缔、驱散,而无良政客却可以大摇大摆端坐于高堂之上。这就是窃钩者与窃国者的不同命运。
 
    基于言论自由,说者当然可以如下表达:“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但是基于思想自由,听者未必能够因此而得到内心确认。
 
    “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这是我所听过、见过的最为坦率而非隐晦的表达了!用当今中国人的观念来评价:你傻呀!怎么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这就是巨大的经济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差异。
 
    2015.2.25.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二篇
 
    《关于外国势力和影响的危险》
 
    杰  伊
 
    在特定历史阶段,国家以及国家机器,也许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成其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怎样组织起来”?有什么权力?权力来自何处?联邦党人的答案是:“人民为了授予它(即指政府--笔者注)必要的权力,就必须把某些天赋权利转让给它。”李自成和洪秀全闻听此言,一定会笑弯了腰:扯你娘的淡!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当然要由老子的人来管理国家。权力就来自于老子手中的刀把子(那时候还没有枪杆子)!如此迥异的话语,源自于言说者所置身的迥异环境,谁的脑子也没进水,他们都是清醒者,他们的言语都颇富哲理。千万不要说大地主当家的王朝坏,也千万不要说资本家执政的政府好。关公与秦琼,无法论高下。
 
    当时的北美十三州,面临是选择联邦(本质是紧密)还是选择邦联(本质是松散)的问题,但这却不是所有即将跨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所有国家都必将面临的共同问题。昔日的美国联邦与约二百年后的欧洲联盟倒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是分是合、是紧是松,这可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必须置于特定的时空情境之下,充分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在经济学中,有关于企业扩张兼并的一套理论,在下就不拿来献丑了。
 
    “政见是以真理和正确的政策为基础”,希望通过在下的以上相关论述,从今往后,不论是政见还是政策,都不要再与“真理和正确”相联系了。
 
    美国是“西方自由子孙的一部分”,这也许是太谦逊了吧?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以自由程度来排名的话,榜首非美国莫属。这里的“西方”,也许是指欧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脱胎于英国,但却又远远超越于英国。英国可是一个拥有比较悠久的封建传统的国家。当然,那时的英国已经走在了追求自由队伍的前端。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得以逐渐解放和充分释放的历史。
 
    对于强势者而言,与其宣扬这样做是对的,还不如昭示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社会注定是由强势者主导的,他想要怎样做,就一定可以怎样做,至于强势者是否针对弱势者进行诸如通知、告知、说服、解释等工作,那已经无关紧要了,这样的工作倒是可以体现强势者或野蛮或优雅。再直白一点,强势者要想干什么,难道还需要需找理由吗?即使需要寻找理由,那还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成为理由吗?古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理,欲行其事,亦何患无辞。
 
    联邦党人所给出的意欲倡导建立联邦的各种理由不可谓不美妙动听,甚至合情合理,但以历史的眼光观之,其中又不乏借口、托词。我无意奚落其自说难圆,只是想表明:政治不是科学,也无需严谨论证。
 
    反对建立联邦者,也肯定不是邪恶的代名词,甚至也一定不是昏庸糊涂之辈。立场、角度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决定因素是--利益。
 
    政治,绝无是非,只有利益。政治与经济,互为表里,都是俗人俗事!
 
    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的确“没有受到任何权力的威胁或任何感情的影响”,但却恐怕不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而是因为:1、他们自己就是权力的掌控者;2、感情在利益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
 
    “由于事实如此,所以要承认这个方案(即宪法--笔者注)只是推荐,不是强加于人。”确实是彬彬有礼、情意绵绵。但事实是什么呢?作为弱势者,我们还有别的选择方案吗?我们能够自己提出别的方案吗?似乎可以不同意,之后呢?仅有不同意是无法收场的,强势者一定还会再拿出另一个改头换面的新的方案,我们怎么办?还是不同意吗?僵持吗?无休止的耗下去吗?我们耗得过他们吗?老鼠还想和猫做游戏吗?谁会被玩儿死,一目了然(迪斯尼公司创作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那是反讽)。猫让老鼠自己选择如何去死,已经是天恩了!
 
    真正可能阻挠宪法通过的,绝对不是普通的数量众多的国民,而是其他的强势利益集团及其政党。多党制与一党制的区别,主要就体现在是多党竞争,还是一党独裁。其实与老百姓的关系,都是不大的。注意:都是党在做主,而非民在做主。即便如此,多党制较之于一党制(也包括虚假的、骗人的多党制),已经是质的飞跃了。一党独裁的本质:不论好坏,只此一家。既然可以不论好坏,那谁还会去争好避坏呀?没有了下岗的担忧,那还不由着性子随便胡来!短期能够躲过下岗,长期恐怕难逃败亡。我坚信,作为被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旗帜鲜明的坚决反对一党独裁!如果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不允许被公开批评,容不下批评者(更不要说优待礼遇批评者了),那么就绝对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党、独裁专制的政府,这是一块百试不爽的试金石。这样的政党和政府连千年以前的明君贤相都不如。不要惊讶,当今世界还真就有这样的政党和政府。必须承认,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平衡。以时间来计算的话,可能相差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最可怕、最无奈、最可笑的是,有的落后者居然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振振有词曰:你们那叫胡闹,我们这叫特色。也不知道是谁天才的发明了某某主义、某某阵营,于是对号入座,你嘶我喊、互不相让。其实不怕跑得慢,跑得慢未必可耻,成绩不佳却依然奋力前行者--值得尊重!较为费解的是:自我麻痹、自欺欺人,无视优劣、颠倒先后。这样的政党和政府并非弱智愚昧,而是心理阴暗、做贼心虚。智商没问题,心里有毛病,也得治。政治,其实就是那点儿破事儿,很容易就说得清清楚楚、通通透透。之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完全就是因为当事者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所致。
 
    政客,不过就是吃屎的苍蝇(主席、总统之类,概莫能外)。当然,一定是锃光瓦亮、乌青碧绿的特大号绿豆蝇。
 
    没有主义之前,人类文明也自然而然的发展了数千年。主义诞生数百年来,人类不仅未因主义受益,反而屡经磨难、历尽沧桑。从不标榜、秉持主义的许多国家,反倒健康平稳的阔步向前。是到了高唱主义者们反思的时候了。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主义害死人,主义臭了街。没有主义,照样可以是太平盛世!
 
    贴标签,谁不会呀。在下自封:左明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这一定是假冒商标。有意思吗?有意义吗?有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发现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绝不是相反。潘长江非要穿姚明的衣服,能合适吗?快别再打嘴架了,矮个子穿小衣服,不丢人。承认落后、承认技不如人,不丢人。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那才是恬不知耻、颜面扫地。
 
    想当老大,可以理解,但那要看行动,而不是光凭耍嘴皮子。穿上姚明球衣的人,并不能当然成为最佳中锋,只有发展才是必由之路。而主义并不能解决发展的问题。主义所指引的道路,如果不符合客观情况,只能是引入歧途。普通身高的人穿着姚明的球衣,能练好球、打好球吗?
 
    我欣赏这样的教导:多看问题、少谈主义。主义,可以见鬼去了。中国被主义这一妖魔糟蹋得太久了。
 
    即使没有在下的上述一席话,世界各国朋友也不会认为中国人集体弱智吧?集体心理有病吧?集体无意识吧?
 
    “他们(即宪法缔造者--笔者注)每人非常关心公众的自由和幸福,因此他们的爱好和责任同样会使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只推荐那些自己真正认为慎重而可取的措施。”这可就是不折不扣的溢美之词了。恐怕是非常关心自己及其伙伴的自由和幸福吧?政治家们可能把自己给遗忘了吗?你们老百姓永远是我们政治家的美丽外衣。总是拿老百姓说事儿,又总是拿老百姓开涮。在无数次的血雨腥风之后,散户终于认清了庄家的险恶用心和操作手法,于是悲壮决绝的说道:我们不玩儿了!
 
    宪法制定者需要具备什么素质?“考验、爱国精神、才干、政治知识、经验”,毫无疑问这些都言之有理。但似乎又可以质疑:1、什么样的宪法算是好宪法?是写得漂亮,还是适于实用?2、什么素质决定可以制定好宪法?是德才兼备,还是无所谓德才,只要能够准确、完整的表达强势者的意愿即可?因为做到这一点,的确不需要高德大才。
 
    这是对法律是什么、法律的质量如何验定等这些关键问题的终极追问。
 
    2015.2.26.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篇
 
    《续前篇内容》
 
    杰  伊
 
    前文已述,美国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于国民部分权利的让渡,而不是来自于强势者的刀把子或枪杆子。换言之,在美国,强势者与弱势者的差异并不悬殊、并不巨大,强势者还不足以能够忽略、无视弱智者的存在和呼声,还需要坐下来心平气和的与弱势者沟通交流,以文明文雅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倾听甚至满足弱势者的声音和欲求。大家都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的分量,互相给个面子,双方相安无事,共同上路。尽管不能抹杀分歧,但还不至于相互仇视、敌视,甚至你死我活、水火不容。而专制国家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强势者与弱势者实力相差过于悬殊,老子想咋样就咋样,不需要别人废话,谁敢多嘴,老子立即让你消失。这也是一家人,也行色匆匆,但内部的分子排列结构却与民主国家迥异。恰如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构成的,但一个脆弱,一个刚强。应该不再纳闷儿:都是人,生活质量的差距咋就会那么大呢?
 
    北美十三州,绝不仅仅只是新大陆,而几乎就是一张白纸(暂不讨论土著印第安人)。欧洲的部分“盲流”为了自由和梦想流窜至此,大家彼此之间差异不大,即使有贫富之分,能够从欧洲带来的也就是物质财富,不可能而且大家也不允许把封建王权也移植过来。大家怎么玩儿?很简单,重新洗牌!重订规则!谁比谁也不更卑贱,谁比谁也不更高贵,大家平起平坐。自由,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也是最高的追求。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充满活力的国家,就是因为两个字:自由!恰恰相反,世界上最黑暗、最落后的国家,就是因为三个字:不自由!
 
    这里的自由,当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这就是自由的程度与文明的水准之间赤裸裸的因果关系。因为自由,所以文明;因为不自由,所以愚昧。
 
    自由的低级阶段:身体和行动的自由;自由的高级阶段:精神和思想的自由。思想自由,是文明人的最高标志。人要是活到这个层次,还有什么奢求呢?
 
    兄弟姐妹们:你们自由吗?但愿不要告诉我:自由是个什么狗屁东西,我们对自由不感兴趣。只要能够吃喝玩乐,哪儿管什么自由与不自由。
 
    国防是因为战争的出现而存在的。主动发动战争,为文明所不齿。被动接受战争,有可能难以避免。只要还有不文明,就一定会有战争。中国古训:君子动口不动手。可以被迫接受战争,但任何情况都不是主动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国家可以制裁国民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却没有一种超越国家的力量去制裁发动战争的国家。防卫,是自然人和国家的正当权利。防卫有限度,尤其不应转化为侵略。防卫的力量应该与可能的侵犯的力量相适应,而不应漫无目的的随意发展。穷兵黩武,首先是对本国国民的权利侵犯。土匪头子首先盘剥和牺牲的就是土匪喽啰的利益。打家劫舍的巨大收益,也主要归土匪头子挥霍享用。土匪喽啰永远是炮灰和工具。不顾本国国情、不瞻国际环境,盲目发展本国国防,只能满足独裁者的私欲。
 
    血缘和裙带关系是否会因地域而有所差异?有这样一种认识:在自己家乡的市县里,血缘和裙带关系尤其盛行,各种机会差不多都被权贵垄断了,平民出身者很难在当地出人头地。而大城市则不同,有明显改观,机会会更多。在下则不以为然。君不见在首都、在中央,“红二代”正大展宏图,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官二代”、“富二代”正全面崛起。也许外企或私企里面会有一些公平机会,但那是机制体制所决定的,与地域没有必然关系。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与今日中国,在这一方面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当然,程度要远逊于中国。
 
    需要特别说明和解释的是:联邦党人把相当的精力和篇幅耗费在了“联邦”二字之上,而这与今日中国没有太大的关切,故本人对这些内容几乎都忽略了。
 
    2015.2.27.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四篇
 
    《续前篇内容》
 
    杰  伊
 
    恃强凌弱几乎就是人的天性。能欺负他人而不欺负者,于心不安,甚至会被他人视为傻子。人与人或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纷争,源于利益,主要是物质利益,特别是当物质利益尚不足以充分供给之时。掠夺、强占财富通常易于生产、制造财富。人是一种讲求效率的动物,换言之,是一种喜于偷懒的动物。没有道理舍近求远、弃简就繁。是人类的动物属性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社会样态。
 
    强不欺弱,那是文明的标志、教化的作用、进化的功劳。如果作为普遍现象而非特例,当然需要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
 
    什么是真正的强大?胳膊粗吗?武器盛吗?钞票足吗?金条多吗?都不是!德而有智,才是最强大的人!是人的最高境界!凡是尊崇高官富豪之人,不仅品位卑贱,而且品味低下!
 
    目下中国,有一些富豪还敢于、乐于秀一下思想,倒是可以让人高看一眼。而高官则不约而同保持集体沉默(秘书代笔的那些狗屁文章就算了吧),也不知道是没有思想,还是不敢思想。不论哪种情况,都很可怜、可悲。玩儿政治的人,终其一生不过就是玩儿了自己。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很多人热衷于仕途,这个国家就腐朽的相当可以了。
 
    国际贸易,也是国家以及国民利益得失的具体表现。一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也是权衡利弊得失的结果。很难抽象的评价某项政策的是与非、对与错。
 
    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一个利益单位。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各国国内统治者的身份和地位不得不发生转变,很可能从绝对的强势变为了均势,甚至是劣势。国内政治确实是政治,国际政治其实已经不是政治了,而是以人际关系为本质的国际关系。
 
    不可否认,自身强大是不受或少受欺凌的重要保证。但愿强大的理由是防卫而非进攻。
 
    联邦党人所一再申述的联邦的好处,其实也完全可以被反对联邦者所利用,只要反其道而论之,就完全可以变为联邦的坏处。恰如有人说大的好、快的好,同时就一定会有人说小的好、慢的好。其实,空洞、抽象的论述联还是不联,都很苍白。因为角度、立场不同,结论完全可以相反。利益,只有利益的权衡,才能最有力的支持作出最终的抉择。
 
    2015.2.28.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五篇
 
    《续前篇内容》
 
    杰  伊
 
    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发展变迁,能最好的诠释“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深刻哲理。三角形,貌似最为稳固,但事物是变化而非静止的,曾经的均衡结构未必能够长久。统一与分裂,谁能说清楚:哪一个是绝对的对,哪一个又是绝对的错?恰如穿鞋,没有僵化的公式可以套用,合脚就是最高法则!
 
    政治,不是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是实现利益的手段。
 
    但愿联邦党人关于应该建立联邦的一系列论述,不会使人顺着他们的思路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合乎情理的误认为:越是联合,就越是强大。
 
    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证思考及论证,他们就不感兴趣了,就无暇顾及了。
 
    2015.2.28.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篇
 
    《关于各州不和所造成的危险》
 
    汉密尔顿
 
    “野心勃勃、存心报仇而且贪得无厌”,这是对人性的逼真刻画。须知:如此人性不因人群之间的联合还是分裂而有所改变。所有非直系血缘的人的联合,不过就是利益的纽带。绝对不会因联合而消除彼此之间的纠纷和斗争。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过就是利益纷争的幌子罢了。各种主义最终在本质上争夺的不是是非,而是利益。联合是为了实现利益,分裂也是为了实现利益,无所谓对错。
 
    “爱好权力”(或者“妒忌权力”.妒忌不过就是爱好的另一种委婉表达而已),这不过就是爱好金钱和美女(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加上--美男)的另一种变通表达罢了。
 
    “渴望出人头地”, 这不过就是渴望得到金钱和美女的另一种变通表达罢了。
 
    “获得统治权”, 这不过就是期盼获得金钱和美女的另一种变通表达罢了。
 
    请看清楚:几乎所有的人的全部欲望,不过就是--无节制的得到金钱和美女。所谓的金钱,不过就是满足各种物质利益的实现手段。皇帝、国王、诸侯、将相等等,他们就是几乎所有人(包括有智商与没智商之人,聪明与笨蛋,智者与愚者)的心中偶像。以此为追求的人类社会,可以被称为前智能时代。
 
    在当代,由于以公开为直接表征的各种社会进步,一些高官不得已被迫压抑自己的原始欲望,不敢也不能肆意攫取金钱和霸占美女。而有一些富豪,更是率先进化,不仅自己生活简朴,而且在生前做到或承诺身后将自己的巨额财产捐献社会。一花独放不是春,只有社会进化到其成员普遍追求--生活简单、思想丰富的生活方式,人类才真正进入到智能时代。
 
    一个坐拥千万资产却长期坚持平均每天饮食开支仅十二元人民币(当下折合两美元)且陶醉于丰富精神世界的人,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奇绝的伟大人物呢?左明之存在状态,就是人类的终极前进目标。对此越意外、越不解、越嘲讽、越不屑一顾、越嗤之以鼻、越莫名惊诧之人,距离大写的人的目标就越遥远。
 
    人类情感,例如爱与恨,也几乎都是建立在利益至上的。有一句名言: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正是:悲欢离合总关情,人来人往莫非利。
 
    贪欲,这可不是只有强势者才具有的特殊品性,而是--普遍人性。之所以说反腐是假命题,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在制度上根本解决更换之后的人不再腐败的问题。腐败的温床是:1、权力者具有绝对优势地位;2、没有权力之人几乎都是腐败的向往者,进而必然会成为腐败的守望者、候补者。这样的局面不彻底改变的话,所有的反腐要么是沽名钓誉,要么是逢场作戏,更大的可能则是--铲除异己。
 
    只有傻瓜和走狗,才会为所谓的反腐鼓与呼。
 
    公权私用(或滥用,即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如因无能、无知而导致的决策或执行错误),谓之腐败。反之,谓之清廉、清正、清明。除了外部制约,不可能约束腐败:1、权力体系内的约束,左右打右手,徒有其表、虚张声势;2、权力体系外的约束,与国家权力处于对立位置的国民权利的约束,才具有实质意义。具体途径是:1、公开权力运行过程,相对简便易行;2、削减权力实质内容(主要包括权力范围、权力事项、公权机关、公职人员、公务经费等等),相对复杂难办。不在这两个方面做文章、动真格,权力型社会肯定无实质进步可言。
 
    所有主动撒野动粗的人,不论是何缘由,都不配被称为--文明人。行使武力唯一正当的场合--合乎限度的自卫,抵御武力进攻,而非其他形式的侵犯。国家对内行使武力的正当性,源自于取代个人的武力防卫权。恶语伤人之人,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都有辱斯文。冒犯者,应该受到当事者之外的力量的制裁;而回敬者,则可以得到世人的宽恕。
 
    利益培育了 “慈善为怀的和合乎哲理的精神”,这明显是罔顾事实的睁眼说瞎话。是以利益为依托的好恶控制人们的行为。共和国与君主国相比,只是国家内部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并没有触及更不要说解决利益至上这一原则问题。出于私益而非公义的好斗、好战,并不因国家结构形式的改变而有所改观。在人民议会里照样充斥着各种“愤怒、怨恨、嫉妒、贪婪和其他不正当的强烈倾向”。“议会的决定往往由少数被信任的人所左右”,绝对大实话、大真话。“被信任”,这一表述实在是太委婉、太温婉、太含蓄了。分明就是因强势地位而被依赖、被仰仗、被崇敬嘛。所谓的民主,只不过就是从由一个人说了算进化到由几个人说了算。其他人都依然是观看者和喝彩者。
 
    商业并不能改变战争目的的性质,商业只不过就是利益的不同表现方式罢了。利益,永远是战争的目的。万变不离其宗,战争不变其本。
 
    财富、权力和荣誉,只不过都是利益的载体罢了,都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
 
    不论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都是人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经验可以直接给出面临问题的答案,从而使人们不再无所适从、惴惴不安。自己的经验自不待言,即使是别人的经验,也完全有可能以资借鉴。缺乏对问题与经验之间相似度进行准确判断的意识和能力,只知生吞活剥、生搬硬套从而导致的失败(当然这又是一种类型的经验),自当与本论题无关。几乎任何事情,第一次--也就是原创,往往成本最高,也最为艰难。前望无路而继续前行,这就是开拓者。
 
    联邦党人善于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足以令我等视野狭窄、知识有限的域外且后世的读者不明就里、一头雾水。惭愧、惭愧!汗颜、汗颜!
 
    “多少年来商业是该国(即英国--笔者注)的主要职业”,国家的职业,今日观之,这是多么奇特也是多么直白的表达。谁又能否认,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不也是一个对内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利益主体、法律主体吗?以国家为单位开展牟利活动,不就是一种职业吗?
 
    “它(即英国--笔者注)所进行的战争,在许多场合下是由人民(通过议会--笔者注)引起的。”众位请看,人民也好,议会(人民的代表所组成的立法机关)也罢,并非什么正义的化身。多数人的意见,与真理没有直接的关系,倒是会使利益的呼声更加强大。
 
    在利益面前,几乎就只剩下赤裸裸的人性的丑恶了。凡事,只要与利相连,不坏就不错了,就别指望能好到哪里去了。
 
    政治就是因实现利益而制造谎言、维护谎言、轻信谎言、盲从谎言、识破谎言、拆穿谎言的系列闹剧。要是都明白也就罢了,可惜还有太多的当事人稀里糊涂的一边玩别人、一边被别人玩,最后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们和地球上其他居民一样,离开具有完善的智慧和道德的幸福王国还很遥远”,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就已经走在通往幸福王国的道路上了。客观公允的说,美国及其国民是这条道路上的领先者。这就是全人类共同的唯一不二的人间正道,绝对不会因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意识形态不过就是利益之争的工具和手段,随着人类利益纷争逐渐趋于缓和而非激烈,意识形态这一过气的抓手、把柄也必将会被无情的抛弃。
 
    完善的智慧和道德与政治无关,政治不仅是无德的,而且也是无智的。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何来德?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算何智?肮脏、丑恶的政治只能亵渎、侮辱智慧和道德。
 
    政治可以改善管理的松懈和不善,也可以提升国家的尊严和信用,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都只是执政者牟利的手段,而非政治自身的目的。
 
    有这样一种政治原理:“周围或接近的国家是天然的敌人。”恰如我在历经风霜雨雪、阅尽世间百态之后曾经有这样的主张:兄弟姐妹是仇人。这两种观点本质是一致的,都有合理成立的因素。中国早有古训:以邻为壑。联邦党人却妄图用联邦的方法去解决这一难题,实在是搞笑:联邦的边界在哪里?除非一统天下,否则总会有邻国存在。典型的顾此失彼、顾头不顾腚,能够抛出如此滑稽荒唐的论调,功利之心昭然若揭。
 
    一联万事休,恰如一醉解千愁,只能是自己骗自己(能不能骗别人,就不得而知了)。个体之间的利益纷争怎么可能因联合这一妙方而得到根本化解呢?
 
    兄弟姐妹之间的恩怨情仇,是死结--无解。
 
    2015.3.2.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至今,武力仍然是解决争端的常用手段之一。因战争而导致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样的惨况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发生在昨天,更有甚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在键盘上每敲击一个字,在这个星球上可能就会有若干生命被屠戮。
 
    我没有道理不暗自庆幸,自从我出生以后,我始终没有被抛进大规模的战争和内乱的漩涡之中。因此曾经一度产生幻觉:战争只是历史,与现实无关。战争只是那些进化不到位的低等人类的处事方式,在文明人中,谁还好意思发动战争呀?发动战争者,您的脸将置于何地呀?我哪里能够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根本就没有脸、根本就不要脸!大家可以尽情的嘲笑、鄙视我的愚人之仁。
 
    有这样的蓄谋暴力犯罪者,手持铁棍,在人流稀少之处,从身后猛然击打路人的头部,受害人应声倒地、惨死于途,犯罪者竟然是为了抢劫,有的时候只是从受害人的身上搜出几元钱,便扬长而去。图财害命,咱听说过。但这哪里是在杀人,简直与无意之间踩死蚂蚁差不多。在犯罪者的眼中、心中,惨死棍下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杀人是儿戏,甚至是娱乐。
 
    就连联邦党人的祖国--美国,这个以自由民主见长、闻名的国家,仅在二战之后,就曾多次主动而非被动投身于战争之中,成为实至名归的战争爱好者。令在下唏嘘不已。美国人也许会自我辩解:我们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者,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见义勇为,肯定是正当防卫的具体表现,确实可钦可敬、可歌可泣。可要是夫妻在床上因性生活不和谐而闹别扭,你非要为了主持公道而在中间插上一腿,恐怕就不合适了吧?美国,但愿你们追求的是正义,而不是利益。
 
    这个世界不太平!人类进化不到位!有太多的人不会信奉并坚守与左明一样的人生信条。
 
    目前,除了南极大陆及其附属岛屿之外,地球上的每一寸陆地似乎都已经有了明确的主权归属。就连靠近北极的格陵兰岛(世界第一大岛),也都早已名花有主了。大范围、大面积的领土争端时代过去了,但是小范围、小面积的领土争端却从未停止。按照联邦党人的逻辑,解决毗邻领土争端的方法就是--联邦,这也太奇葩了吧?如果中国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难道两个国家因此就应该联邦吗?
 
    解决纠纷只有两种可能:1、武力,双方角逐,力大者胜。这是自然法则;2、理智,可以放弃、可以吃亏,因此而息事宁人、化干戈为玉帛。这是文明法则。纠纷起于利,如果世人皆理智,也就没有纠纷了。
 
    商业竞争,就更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了。同样,联邦这一药方只能将外部竞争转化为内部竞争,而不可能消除竞争。当然,还有可能达到降低内耗和交易成本的积极功效,但这些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一联可以治百病,那早就世界大同了。
 
    说句题外话,关于翻译。英语的书面表达有其特点:惯常使用长句、复合句,在一句话里要说很多个意思,包括了各种修饰限定的内容。这确实难为了中文译者。为了忠实于原作,通常只能直译而不便意译。于是自然就会出现晦涩难懂的句子。语言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例如中文的:说不好、不好说、不说好。此三者形虽近似,但义隔千里。但愿在翻译过程中,没有丢失了原作的精神实质。这似乎又是对译者的苛求: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未必就能读懂英文作品的本意。好在我并不是为了诉讼而去阅读英文法律或合同的译本,大可不必字斟句酌,但求能够把握主旨。
 
    难道形成联邦对于偿还公债也会产生积极作用吗?难道因为结婚,夫妇二人此前的债务就可以更容易偿还了吗?又没有减少、又没有豁免,背着抱着一样沉,何益之有?复何乐之有?
 
    “这是一条平凡而确实的真理:没有任何事情比付钱更容易使人们意见不合了。”利益凌驾一切,利益左右一切。
 
    在此前的几篇文章中,联邦党人不厌其详、不厌其烦的反复论述联邦的好处和分裂的坏处,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利。请注意:不是晓之以理。因为他们所说的理,实在偏颇、实在肤浅,没有公理和正义,只剩得失和利害。这些文字,也就只能作为政治宣传、鼓动、甚至煽动的工具。
 
    2015.3.3.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八篇
 
    《各州敌对的后果》
 
    汉密尔顿
 
    中国的长城古已有之,据说是为了防御入侵而建造的。至少在我儿时的心灵里就认为:这简直就是开玩笑。又不是封闭的城墙,又没有重兵把守,又没有物质支持,在荒郊野外与崇山峻岭之间,怎么可能阻挡入侵呢?几千年的历史也不能为其证明、正名。恰如近七十年前的中国内战一样,长江怎么可能成为天险呢?这简直就是说梦话。没有军舰和炮艇,只有木筏和舢板,在长达上千华里的战线上,一夜之间,全线崩溃。在欧洲,二战时期,法国著名的马其诺防线更是传为千古笑柄。
 
    也许我们不应嘲讽古人之愚,这可能就是他们所能想到、所能办到的最好的方法了。也许很无效、很失败,但今日的质疑者又能提出什么适用于当时的更好的方案吗?我的答案是:我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案,但我却很清醒,上述方案肯定不行,我要是决策者,我肯定不会选择。我至少不会明知其无意义而为之,至少不会丧心病狂、劳民伤财。
 
    “为了更加安全,它们(指各州--笔者注)最后宁可冒比较不自由的危险。”在获得安全与保有自由之间,时常处于紧张甚至消长关系。
 
    为了安全起见,“它们(指各州--笔者注)同时还需要加强政府的行政权,这样做的时候,它们(指各州--笔者注)的宪法会逐渐趋向君主政体。战争有一种牺牲立法权力增加行政权力的性质。”在非常时期(例如战争),一切秩序(依战争的强度、广度而定)均被打乱,立法权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甚至被冻结。而行政权的优势(积极且高效)则凸显出来,往往会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一国宪法所确定的政体是明确的,不会因时局的动荡而有所改变。不同种类的权力之间可以因势利导、此消彼长,甚至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会从共和政体趋向君主政体,但这一变局与宪法无关,除非修改宪法或制定新的宪法。
 
    “成为旧世界灾难的专制机器”,请看,在联邦党人的心中,专制是与旧世界、与灾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机器,是指军队和武装力量。
 
    “宪法的全部权力掌握在人民或人民代表手中”,请看,这就是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的精髓所在。似乎与近二百年后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宪法的区别--不是很明显嘛!到底是殊途同归,还是先后相继?也许有人会来一句冷幽默:它们都在扯淡!没错,这只是奋斗目标,要想让这句话成为不打折扣的现实,人类至少还要前行一千年。
 
    “人民没有遭受军事性专政的危险。法律也没有为顾全军事需要而习惯于松弛状态。”请看,军事是法律的死敌。时至今日,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很多国家实行军人专政或军人政体。军队,原本就应该是抵御外来入侵的力量,而绝对不应该是实施内部统治的工具。死抓军权不放,依赖仰仗军队来维护巩固统治地位的人,绝对心虚,绝对胆怯,绝对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绝对丧失民心、民意!军权凌驾于其他国家权力之上的国家,这可就不是倒退回封建社会这样简单了,而是穿越时空,直接重返奴隶社会。枕枪而卧,能安睡否?
 
    “民治国家依然生机勃勃,既不腐败,也不同其他国家的原则或倾向相混淆。”民治者,国民治理也。这才是在根本上、在实质上铲除腐败的社会基因。让那些手持权力大棒高喊反腐之人无地自容、自惭形秽去吧!
 
    “军队规模之小,是社会的自然力量就能胜过它。”是国家产生军队,而不是军队产生国家;军队是国家的,而国家却不是军队的;是军队从属于国家,而不是国家从属于军队。这不是绕口令,而是最简单朴实的道理。忘了问了:军队是否可以属于某个政党?在今日中国居然能够提出如此荒诞滑稽的问题,你傻呀?你的脑袋是不是让驴踢了、门挤了?
 
    “公民不习惯于指望军事力量进行保护,也不甘受其压迫,对军队既不爱也不怕。他们把军队看作是必然的灾祸,怀着妒忌的心理予以默认,并且准备反抗那种他们认为可能损害自己权利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往往帮助行政长官镇压小规模的派别活动,或偶然发生的暴动或叛乱,但是不能侵犯大规模的人民团体的联合力量。”这就是先贤对后人的谆谆教导。请看:这样的公民是成熟的、自信的、有能力的、有气节的、宽容而忍耐的、清醒而理智的、有胆且有识的。没有这样的公民,不论更换哪一位英明领袖上台执政,都不可能造就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这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呀!如果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前夜,中国的领导人能够有幸拜读这段文字,历史可能会改写。也许有人会嘲讽我:你就做梦吧!所有的文字如果不能得到读者的内心认同,那又与清风拂面何异?我梦醒:高、高、高,实在高!
 
    “对军队服役的不断需要,提高了军人的重要性,相应地就降低了公民的地位,军政就高于民政了。”这是写给所有后人的话,包括今日中国的军人和老百姓。军人自得其乐,就不必细说了;就怕老百姓还蒙在鼓里,还稀里糊涂呢。
 
    大不列颠王国在那时享有自由,但同时“还普遍存在贪污和舞弊”,看来这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必经阶段,没办法绕过,也不可能跨越。只想要青春,而不想要痘,那是在妄想。在该有腐败的时候妄言反对腐败,也是痴人说梦。而对于过了绝经期的女性来说,想排卵也排不出来了。这就是生命的周期与节律。不懂得个体生命的道理,怎么可能明白人类社会的规律呢?
 
    而欧洲其他列强则因扩张军事建制而沦为了“个人专权的牺牲品”,其国民被国内通常维持的大量军队的威力所奴役。这是别国的历史,但愿不会成为我国的现实和未来。除非我们还没有经历或正在经历那一段不可能省略的过程。
 
    假如各州联邦的话,“我们就可以长期享有和一个岛国情况相同的利益”,这样的类比似有不妥。北美大陆何其宽广辽阔,岂是区区不列颠小岛可以比拟的。为了达到目的,联邦党人已经顾不上逻辑和情理了。
 
    “我们的自由就会成为用以反对彼此野心和嫉妒的自卫手段的牺牲品。”野心和嫉妒,是自由的大敌。把精力和财力消耗在自卫之上,也是对自由的减损。
 
    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其实都不是傻子、都不缺心眼儿,尤其是在计较自身利益的时候,更是不会犯简单错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就体现在精神层次和思想境界之上。有的人爱财如命,舍命不舍财;而有的人则嗜书如命,无书不活着。他们根本就不能算是同一物种。
 
    2015.3.4.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九篇
 
    《联邦能防止国内派别之争和暴乱》
 
    汉密尔顿
 
    无政府状态,这对于中国人而言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了政府,也就没有了来自于政府的压迫和剥削,这不可能呀!国不可一日无君,政府这个肥缺怎么可能无人问津、虚位以待呢?为了争夺政权、把持政府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倒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普天之下都是政府的,不要说土地和矿藏,就是阳光和空气,政府要想收使用费,老百姓也拦不住、挡不了呀。
 
    政治文明的一大标志:以和平而非流血的方式完成政权更迭、领导人变更。军队不能介入国内政治,更不能使用武力殃及无辜百姓。将失败的竞争者以刑事犯罪的名义置于死地,也是一种野蛮低级的游戏规则。
 
    由于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形成官员主动辞职的制度和氛围,结果就导致如下惨剧不断上演:明明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可是在老大退位之后,其党羽、爪牙还是恋权、恋栈,难以割舍、放弃各种利益,最后落得一个被清洗、被处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凄苦下场。既然早知新主子为了排除异己,会大开杀戒,为什么就不能明智一点,为了活命,也为了保住之前所获利益,主动交权呢?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六十五年以来,省部级以上高官(当然,也包括各级官吏)主动辞职的信息,几乎闻所未闻。事实胜于说教,但愿从此之后,那些要官不要命者,会引以为戒。特别是那些手脚不干净者,更应见好就收。否则,很有可能会因贪欲而被深深套牢,最后不能自拔而被套死。做官如炒股,需通晓大势、精选个股,进退有度、收放自如,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出于各种原因的官员辞职,应该常态化。
 
    让我们再次重温一下这些光芒四射、熠熠生辉的语言:“把权力均匀的分配到不同部门;采用立法上的平衡和约束;设立由法官组成的法院,法官在忠实履行职责的条件下才能任职;人民自己选举代表参加议会--凡此种种,完全是崭新的发现,或者是在现代趋向完善方面取得的主要进步。”这样的话语,我也不知道自己已经看过多少遍了,可是每一次阅读,我都会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因为,这对于二百多年后的今日的中国而言,还是梦想,还不是现实。无疑,这些都是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国家治理结构中的标准配置。这不是特色,更不是奇葩,而是所有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必经阶段。而且尤须明白的是:这些都是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千万不要误认为:这还不简单,只要照方抓药、按图索骥,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我们立即就可以步入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行列之中。我们也有议会、也有法院,但是代表也好、法官也罢,您说他们演得像吗?我们现在的主流声音居然还在为了反对、排斥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糟粕而振振有词、洋洋得意,您就可以看出,我们距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多么遥远了。别误会,不是中国的那个人或那几个人要开历史的倒车,而实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留恋、都适应那辆老牛拉的破车。谁也别怪谁。
 
    发展是硬道理。没有较为发达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奢谈民主政治,只能是扯淡。
 
    近现代工业产生了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因客观的实力对比关系,使前者居于支配地位,而后者则居于从属地位。资本家已经全面取代了旧时代的地主和官僚,而成为了社会的主宰力量。所谓民主政治的民意机关,不过就是资本家的资产管理委员会而已。请不要嘲笑和唾弃这样的现实,这已经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了。想一想之前的农业社会,那是地主和官僚、官僚即地主的天堂。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就是财富战胜权力。财富,没有姓氏、没有血缘、没有家族,金钱是一般等价物,谁都可以拥有金钱,谁手中的一元钱都不会比其他人手中的一元钱更低贱或更高贵,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而权力则不然,权力是世袭的、是传承的,依靠血缘、依靠家族。有的人有权力,而有的人则没有权力,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权力。个人奋斗,几乎与权力无缘,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权力之外。权力面前--没有平等。金钱是可以随意迁徙的,而权力则是寸步难行的。金钱与自由作伴,权力与奴性为伍。金钱是能力释放,权力是精神枷锁。
 
    从权力本位到金钱本位,这就是一次质的飞跃。
 
    如果让全世界的人都来选择的话,中国和美国,会选哪一个?承认差距和落后并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颠倒是非、执迷不悟。向美国人民学习、向美国人民致敬,难道说出这句话真的是那么困难吗?中国还真不够伟大,直到有朝一日能够说出这句话,我们就真的强大了!
 
    伟大的思想者孟德斯鸠先生“关于实行共和政体版图必须狭小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大小不是标准,合适才是标准。
 
    联邦,并无意吞并各州,更不可能取缔而是要保留各州的政府和主权,仅仅是一种联合,紧密的联合。需要限制的恰恰是联邦的权力,而不是各州的权力。
 
    2015.3.5.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十篇
 
    《续前篇内容》
 
    麦迪逊
 
    “美国宪法对古今民主典型所作的宝贵改进”,文化是不受国家、民族的疆界限制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和遗产。在文字上整合、提炼各种不同的文明成果需要的只是少数人的智慧甚或胆识。但法律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史学作品,甚至也不是哲学作品,不是挂在墙上或置于案头供人欣赏玩味的对象,而是实施方案、行动指南。法律可以追求形式上的完美,但却无所谓内容上的好坏、对错、正误,甚至是非。什么药是世间最好的药?对症的药就是最好的药!立法者应该睁开双眼、迈开双腿,观察、体察清楚国情、民意,然后再量体裁衣。而不是冥思苦想、闭门造车,从而产生削足适履的尴尬。文字通顺、表达精当、不悖常情、合乎法理,所有这些都要服从于、服务于在利益考量基础上的追求实效、适于实用这一最高宗旨。
 
    评价法律,显然不能停留于是否漂亮,而在于是否适用。如果二者兼备,那就最好不过了。
 
    “我理解,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多么精当、精辟的表述!其实情感归根结底还是会回归于利益。权利就更是利益的代名词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与利益为伴,睁眼闭眼都是利、张口闭口还是利、举手投足也是利、处心积虑皆是利,将自己的生命融化在利益之中,与禽兽实在是相去不远。这里出现了几对矛盾:1、你方与我方;2、少数与多数;3、整体与局部;4、近期与长期。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纠葛,遵循自然法则,弱肉强食。再抽象一点,遵循力学定律,即合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胜负不是可以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实战较量的结果。
 
    政党,并不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反而是俗气得很,与团伙一词没有本质差异。很多党员因受惠于党而对党感恩戴德、热情讴歌,完全可以理解。但绝对不能因此就认为政党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必然是狭隘的、偏私的、利己的。所有与这些特质相反的表述,只能是拙劣的谎言。
 
    明确的党员身份与严密的基层组织,这只是某些政党的奇葩表现。这是一种将政治生活化、日常化、平民化的奇思妙想。一个政党的地位绝对不是依靠党员人数庞大就可以稳固的。政党的内部纷争和哗变暂且不提,外部的竞争势力的发展壮大,就足以对其地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政党政治,是当今政治的主流形态。但通常也是合情合理的操作模式是:政党是政权的里,而不是表;是魂,而不是肉;政党在幕后,政权在台前。如果二者的地位颠倒,那肯定是笑话;如果将二者置于并列地位,也很不妥当。党国党国、党在国前,恐怕也只有中国国民党这样的鬼才才能有如此雷人的创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有逆反潮流、践踏规律的逆天行径,也只能是得逞于一时,并且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心中只有利而脑中不知理,枉来人世一遭。
 
    政党的出现和存在,恰恰是人类追求自由、享有自由的具体体现。现有的政党如果不允许新的政党的出现和存在,则是对自由最大的伤害。政权是垄断的,而政党则应该是开放的。你家开了一个小饭馆儿,就不允许别人家在当地也开一个小饭馆儿,这绝对是强盗逻辑。
 
    “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即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在下愚钝:明明是火离不开空气,怎么又说“空气给火以破坏力”呢?似应改为: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养料如欲灭火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要么是我理解偏差,要么是翻译有误。
 
    “只要人类的理智继续发生错误,而且人们可以自由运用理智,就会形成不同意见。”对此在下实难苟同。理智在不发生错误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形成不同意见。和而不同,那才是理智的至高境界。
 
    多样性与一致性,是永远也无法调和的。那就要看人类追求什么了。分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使人类可以翻越、超越利益这座大山,仍然不能消除其他的分歧。利益的分歧,其实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在现有利益面前,是多得、还是少得、还是均得。
 
    人与人的差异,客观存在。既有先天原因,也有后天原因。先天原因属于个体、属于自然,后天原因属于社会、属于人文。在导致差异产生的先天原因面前,人类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针对导致差异产生的诸多后天原因,不同的时代会对其正当与否作出不同的评价。后天差异,可以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人为消除;先天差异,永远无法抹杀。
 
    差异永恒,分歧常在。
 
    抛开利益不谈,仅就真、善、美而言。真,就是事物的本来、本质、本源。就特定事物而言,真是唯一的、排他的。善,是良性的人际关系,在特定时空下,有主流的判断标准。美,抱歉,无法实质定义。总不能说是赏心悦目吧?关键是没有统一标准。环肥燕瘦,您说谁美?都有人说美、有人都说美!你之美酒,我之毒药,孰是孰非?
 
    利益或信念趋于一致的人,往往会聚集在一起。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群体可大可小,可紧密可松散,最终是由于利益或信念使他们采取统一行动,形成强大合力,作用于其他群体。群体之间,也不都是截然对立关系。为了更大、更广的利益和信念,不同群体也可以联合,从而形成更大的群体,产生更大的合力。这就是集成原理,或曰打包原理。有大包、有小包,大包还可以套小包。无数的社会成员,最后会集约为几个甚至两个群体、两个声音。没有了对偶一方,也就没有必要结成群体了。一个声音,也就没有声音了。
 
    所有的政客,无一不是野心勃勃、争名逐利的佼佼者,与眷顾腐尸的苍蝇无异。他们都有极其强大的心脏,虚伪和谎言是他们的必修课,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是他们的拿手戏。为了达到目的,完全不择手段。而他们每天居然还能安然入睡,也许他们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中国的官员是这样的:核心任务是贪腐和享乐,其次是跑官和买官。再其次才是工作,多数人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萧规曹随、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有极少数人会有事业心和成就欲,但由于环境的限制,很难施展。他们无需顾忌百姓,但求孝敬上司;对上为奴才,对下为主子。中国只有官员,而没有政治家。政治家,除了满足自己和家庭、家族的私欲之外,至少还要顾及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并为之奋斗。通常还要对政治、对时局有自己独到精辟的理解和认识,在尊重政治科学和政治原理的前提下,能够公开发表哪怕仅仅是冠冕堂皇的政治言论。如果其主张和行动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就无愧于自己的称号了。
 
    做中国的官员比做外国的政客要简单容易得多:智商不高但学历很高,能力不硬但关系很硬;没有政敌但有仕途竞争者,不担心下岗就怕爬不上去;大可不必为了事业殚精竭虑,只需为了私利挖空心思。
 
    “人类相互仇恨的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致在没有充分机会表现出来时,最琐碎、最怪诞的差别就足以激起他们不友善的情感和最强烈的冲突。”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大大出手,甚至持刀相向。愚以为:这样的现象是素质问题,而非人性使然。尽管这在有的时期、有的地区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但是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要说有产者与无产者、债权人与债务人,就是在土地占有者、制造业主、商人、金融业主等等团体之间,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管理这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并且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带入政府的必要的和日常的活动中去。”请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核心工作就是分配、协调利益。注意:司法机关虽然解决利益纠纷,但自身却与所解决纠纷的利益毫无关系。
 
    “没有一个人被准许审理他自己的案件,因为他的利益肯定会使他的判断发生偏差,而且也可以败坏他的正直为人。”这就是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法偐“自己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另类表述。自我利益就是最基本的人性,也是本能。法官的职责不是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是主持社会普遍公认的正义。在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有效秩序之前,每一个人自己都是法官,都依据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的利益主持公道,这就是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秩序始于规则,哪怕是不完善、不公正的规则。文明的进化也就是逐步缩小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历史,使人类意识到,应该建立更加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者应该克制、收敛自己的自利本能,也就是说不能太任性。与其说--应该,倒不如说--不得不。是外部力量制约了人的自利本能,而不是人的自利本能自身发生了任何变化。在终极意义上是外部压力而不是自我意识约束人的行为。外部压力的文字化表达就是规则。尽管知道和认可这一法偐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但绝不意味着这一法偐的实现就是理所当然和不折不扣的。所有的强者(相对而非绝对)都是这一法偐的反对者,都企图维护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局面,都希望毫无悬念的势所必然的赢得自己与弱者的所有纠纷。即使在公开场合不得不有所忌惮、有所避讳,也一定会在私下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阻挠实现这一法偐。法偐中的“自己”,显然不能狭隘的理解为案件当事人,而必须扩张理解为案件当事人的所有利益共同体成员。老子能审理儿子的案件吗?如此简单的道理不言自明。要斩断裁判者与当事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法官与案件无利害之日,也就是司法公正实现之时。
 
    在议会里,党派之间的纷争不也是一种争议吗?只不过是把利益之争转化为观点、主张之争,进一步表现为法律条款的有无、存废以及如何表述之争。这样的争议有裁判者吗?当然有,就是力量占优的那一方。难道这不恰恰就是违背了“自己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法偐吗?看来,其中的“案件”和“法官”也要做扩张解释。但是我们困惑了,党派之争到底应该由谁依据什么来裁决呢?既没有凌驾于立法机关之上的裁判者,也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规则;既不可能麻烦全体国民,也不可能请来上帝、玉皇大帝、如来佛祖、真主等超越于人的神明。
 
    在合议庭审理司法案件时,法官之间的不同分歧,又由谁来裁决呢?合议庭表决是否也要遵循“自己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法偐呢?
 
    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如何了断?也许是我走得太远了、想的太歪了。
 
    当类似组织成员这样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难以解决之时,成员数量成了最后的决定性因素。成员数量,其实就是个人力量的汇聚、集合、演化、派生。最终还是:优胜劣败,而不是:真理战胜强权。
 
    每一条法律、每一次判决,都是利益角逐的结果,而不是正义伸张的表现。请不要将法律、司法与抽象的公平正义再纠缠在一起了。公平正义的终极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除了先天差异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后天差异了。
 
    所有的利益之争,没有是非,只靠力量。学术之争,是不能靠投票来解决的。
 
    “开明的政治家能够调整这些不一致的利益,使之有利于公共福利,这种说法是徒劳的。”多么敏锐的洞察力。某位开明的政治家也许可以忘却自己的利益,但是能抛弃自己党派的利益吗?真要有这样的想法,恐怕早就已经被自己的党派所抛弃了吧?政治家的言行不过就是势所必然的体现,如果不同群体的利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协调,那不是由于其个人的威力、伟力,而实在是因为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不逆潮流而动、不阻遏历史发展洪流,就可以算是开明的政治家了。
 
    有的人及时行乐,有的人深谋远虑。有的人每天都来上一瓶二锅头、一盘儿猪头肉。结果也只能是一生与二锅头、猪头肉为伴。有的人牺牲眼前,是为了成全未来。两个算盘,谁打的更精,自有公论。当然,这样的比较很可能毫无意义:他们绝对不因发现了对方而改变自己。什么是好?别人的好不是自己的好,适合自己就是好。
 
    人可以不那样生活,但绝对不是因为不知道可以那样生活而不那样生活。意愿和能力决定人的选择。
 
    狼要吃肉,这是其天性,而不是狼的好恶选择。我们能因此而说狼是凶残的、阴险的吗?我们能因此而为狼口中的羔羊而鸣不平吗?
 
    “党争能妨碍行政管理,能震撼社会,但不能在宪法的形式下进行,并掩饰其激烈的情况。”这就是党争与宪法的正常关系。宪法虽然是党争的产物,但却不是党争的表达--为了表达党争而存在。宪法是国家的名义,而不是政党的名义,尽管政党可以操纵国家。党争可以,但不能践踏宪法,要在宪法的框架内开展党争。政党要找准位置、端正姿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议会是党争的恰当场所,只有经过法定程序,党派意志才能转化为国家意志,进而得到体面的实现。政党绝对不应该越过议会、越过法律,直接跳到台前、直接面对国民发号施令、号令天下。其中就包括政党直接出现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中并开展活动。民主党的当事人遇上了共和党的法官,情何以堪?共和党的相对人落在了民主党的公务员的手中,不敢想象。
 
    羞耻之心是否人皆有之,大可疑问。
 
    “要末(原文如此,而不是”要么“--笔者注)必须防止大多数人同时存在同样的情感或利益,要末必须使具有同样情感或利益的大多数人由于他们的人数和当地情况不能同心协力实现损害他人的阴谋。”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应该是指实力大体相当的人,否则,一个实力超群的人就可以胜过一群乌合之众,请设想一下:一个亿万富翁相当于多少下岗职工?遗憾的是,这两种方案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恰当办法去防止和避免其发生。志趣相投者不结盟,这怎么可能呢?强势集团不去损害弱势集团,这又怎么可能呢?
 
    “一种纯粹的民主政体--这里我指的是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从这一表述来看,其所谓“纯粹的民主政体”是指直接民主而非间接民主。其中的“少数”,是指绝对数量,还是指相对关系?该不会是指全民民主吧?
 
    “整体中的大多数人会感到有共同的情感或利益”,这很可能是一句至理名言。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群体,这一现象几乎普遍存在。除非是某个极小规模的个性张扬、风格凸显的专家委员会,每个成员都极富个性和魅力,以人云亦云为耻、以与众不同为荣。多数人趋于一致,并非简单的从众心理所致,而实在是:这是一个众生平凡的世界。平庸之辈,就是正常现象。标新立异,不是不想,而是不会。
 
    在“纯粹的民主政体”之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牺牲弱小党派”的利益,对此,联邦党人不以为然,而我却深以为然。我非常欣赏、赞赏坦白、直率、直白、坦率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学术表达,而不是政治语言。所谓的保护少数人或者弱者的权利,不过就是程序性权利而已,不过就是语言文字游戏罢了,最多也就是实现强者利益的手段。“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不过就是一个大头兵,您不会真的认为是要让大家学习雷锋这个人吧?为什么要学习雷锋?因为雷锋是学习“毛选”的优秀榜样,学雷锋只是虚晃一枪,精神实质是要学好“毛选”。更进一步,将雷锋升华为道德楷模,就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学术是中立的,是价值无涉的。
 
    赞成这种纯粹的民主政体政府理论的政治家错误地认为,“如果使人类在政治权利上完全平等,同时他们就能在财产、意见和情感上完全平等。”规律也是事实则恰恰相反:如果使人类在财产、意见和情感上完全平等,那么他们就能在政治权利上完全平等。但财产上的平等,似乎很难做到。除非有朝一日,财产对人类而言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
 
    “共和政体,我是指采用代议制的政体而言的”,由此可见,联邦党人将纯粹的民主政体与共和政体截然区分。
 
    “因为公民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这话实在是言不由衷,绝对是政客的言辞风格。恐怕任何一个诚实、理性的公民对如此赞誉都只能是一脸苦笑吧?至少左氏会摇头摆手道:您实在是过奖了,我肯定不能算是这样的公民。如果公民们都拥有智慧,富于爱国心和正义感,且能够清醒的辨别国家真正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恐怕是天国吧?不要说昔日之美国,即使当今天下之各国,哪个国家的公民们敢如此自居?联邦党人,您的这一前提假设能够成立吗?
 
    “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利益。”这话就更是不尊重事实了。代议制最大的优点:效率和可行性;最大的缺点:民意失真,甚至被篡改、被“强奸”--强奸民意。在议会里,没有所谓的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只有现实的团体利益的代言人。什么是公共利益?各团体利益的角逐结果就是公共利益。
 
    “捣乱成性的人、本位主义者或别有用心的人,可能利用阴谋、贿赂以及其他方法首先取得参政权,然后背叛人民的利益。”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甚至这已经成为了最为普遍、最为经常的现象。捣乱能有几人?别有什么用心?一言以蔽之:所有窃取权力之人,皆为利欲熏心之辈。公权是为了私用,怎么可能不背叛人民的利益?甚至是不顾自己团体的利益。仅举一例:今日中国的许多村委会主任(羽量级贪官),名为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其实就是当代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
 
    在选举代表这一问题上,大共和国优于小共和国的论述,虽言之有理,但意义不大。至于代表与选民的恰当数量比例关系,倒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
 
    在防范党派之间为了私利而联合这一方面,共和政体与民主政体相比较具有优势。这一结论也是作用有限。
 
    上述两个结论显然有利于联邦党人关于联邦的论述,但对于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就乏善可陈了。
 
    “能选拔见解高明、道德高尚,因此使他们能超出局部偏见和不公正的计划的代表”,读者诸君,这话您相信吗?反正我肯定是不信。各位请以自己的亲身感受为依据,请对您所接触、熟悉的公职人员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们高明吗?高尚吗?看来,资产阶级政论家也擅长冠冕堂皇的标榜和包装!
 
    党派的数量以及其成员的数量,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吗?能够强制拆分、强制解散,甚至强制改换门庭吗?在政治领域,《反垄断法》可没有用武之地。
 
    “共和政体能够医治共和政府最易发生的弊病”,这绝对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联邦党人的思维和文字跳跃、穿梭于联邦和共和之间,不时切换、替换甚至偷换概念。他们的论敌是反联邦者或反共和者,他们所谓的共和的比较优势也是建立在论敌的相反的论点之上的,但是却从来也没有证明共和政体自身还具有强大的自愈功能。这一结论过于唐突。
 
    2015.3.9.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十一篇
 
    《联邦对商业关系和海军的裨益》
 
    汉密尔顿
 
    关于冒险精神。险自何来?不外乎自然和社会。来自于自然的风险,暂且不谈。来自于社会的风险也是林林总总、光怪陆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无所不包。所谓冒险,就是宁肯承担风险责任而不惧风险,或者说就是主动拥抱风险、与险共舞。冒险是有目的的,也可以说是有欲求的。什么目的、什么欲求?无他,就是与人类其他行为相同的一般目的、通常欲求,不外乎名利、财色之类。那为什么还要去冒险呢?就是因为冒险与不冒险相比,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收益。正所谓: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对收益的渴求程度就决定了对风险的承受指数。欲求强烈者更乐于冒险。同为乐于冒险者,其中的善于冒险者自然居于高端。掩耳盗铃者,当属弱智冒险。股神巴菲特,则是驭险而富。冒险者,不足挂齿;只有把控风险者,才值得称道。冒险,无所谓精神,更不值得推崇。如果其目的或过程违背法律(如偷钱)或道德(如偷情),这样的冒险只能为人所不齿。
 
    在当时,作为整体的商业或贸易,都被当做国家利益来对待,都会成为立国的重要考虑因素。
 
    战争是对外谋取国家利益的手段,基于这一事实,武装力量自然也是立国之本。
 
    “不仅要确定我们的友谊代价,而且还要确定我们的中立代价。”连“友谊”和“中立”都被标价了,利益至上、利字当头,这就是当时政论家们的首要关切。
 
    “一个衰弱而卑下的国家,连中立的权利都会丧失殆尽。”请看,这就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完全就是丛林法则。
 
    2015.3.1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十二篇
 
    《联邦在税收方面的作用》
 
    汉密尔顿
 
    如何理解“开明政治家”?“开明”,这不是一个精确的学术表达,只能是领略其大意。也许是指那些头脑里除了私心尚存公益之人。与之相反的可能是:昏聩政治家。
 
    “商业的繁荣是国家财富的最有效和最丰富的来源”,什么是“国家财富”?来自何处?所有权人是谁?是不是多多益善?与国民经济是否存在比例关系?如何使用?谁来使用?谁来监督?如何监督?等等,如果不能把“国家财富”说清楚、弄明白,共和国只能是样子货、假招子。
 
    “孜孜谋利的商人,劳苦的农民,勤勉的技工和积极活动的工厂主--各阶层的人都日益高兴地热切期待着对他们辛苦工作的这种令人愉快的酬报。”请看,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人间画卷呀!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不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吗?不可否认,在人与人特别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竞争游戏中,还充斥着暴力和血腥、阴谋和欺诈、反抗和挣扎、愤怒和仇恨、哀怨和凄苦,血水和泪水。所有这些不美好的现象,绝不是仅仅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类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丑恶现象的程度一定是最低的,而且一定还会日益降低。
 
    强者吃肉,弱者喝汤。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弱者的心里肯定不舒服、不痛快。请问:该怎么办?革命、造反、武装暴动吗?抄家伙干掉强者,将肉据为己有。这的确是一部分人的选择,甚至包括某些所谓的伟大的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在内,他们负责动口,鼓动、煽动、怂恿、指使、策划别人动手。这显然就是混蛋和强盗逻辑!试问:1、强者是弱者可以轻易战胜的吗?2、弱者一旦战胜强者之后,是自己吃肉让别人喝汤呢?还是把碗里的肉拿出来让所有人分享呢?3、难道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有肉吃,而是为了让大家都有肉吃吗?4、碗里的肉够大家分的吗?5、革命能够解决增加碗里肉的数量这一根本问题吗?
 
    数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凡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者,都成为了下一个吃肉者,都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强者吃肉,弱者喝汤”的格局。但是,这样的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闹剧却一次又一次的上演着,就是因为某些弱者的贪欲难以遏制。
 
    另外,还要奉劝强者一句:不要坏事做绝、赶尽杀绝。这不是把弱者往死路、绝路上逼吗?这倒是简单了,弱者只剩下了唯一选择:玩儿命。如果弱者都死绝了,谁来给您端茶倒水呀?您还怎么享清福呀?
 
    如此简单的道理,世间能有几人明白?
 
    “在不同的国家里都可以看到,土地价格随着商业繁荣而提高的情形。”这也许真的是一句至理名言。土地为什么会增值?因为所有的文明活动及其成果都需要承载的空间,都需要以土地为基本依托。文明有递增的趋势,而土地则是总量固定(虽然可以去开发未开发的土地,但终归有限),因此日渐稀缺,单价上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商业繁荣区域的土地作为稀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长期来看,其价格增幅一般不会输给经济总量的增幅。
 
    “不恰当的妒忌,或过于抽象的概念和过于细致的推理,是多么容易使人背离合乎情理而又令人信服的最平常的真理。”这也许又是一句至理名言。特别是在学术界,某些所谓专家学者的大作,刻意追求艰深晦涩,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也许,他们都还只是在学术殿堂外徘徊的孩童,根本就没有领悟学术的真谛,更没有明白这样的真理--大道至简。即使道理再深奥难解,表述也一定要简单朴实。
 
    “在法国,经常雇佣一批巡逻队(他们是这样称呼的),以维护财政法令,不让走私商钻空子。”“巡逻队必需具备的那种专横的和令人烦恼的权力,在一个自由国家里是不能容忍的。”此处的“巡逻队”酷似今日中国的城管队。城管队就专门以行使“专横的和令人烦恼的权力”为己任。小商贩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以逃窜或隐蔽与之周旋。他们没有资格和能力谈“容忍”,只能是屈从和屈服。“容忍”,那是强者的姿态,那是因自由而能够对专横的权力提出挑战者的表态。
 
    “也许,再没有一种东西会象烧酒那样为国家造成这样大的浪费了。”关于烟和酒(毒品另论),真的应该很好的研究和论述一番。此二者是麻醉神经并获得生理快感的相对低廉、便捷、易行、有效的手段。俗语:不抽烟、不喝酒,枉来人间走一走。这是以追求生理满足为最高人生目的者的信条。烟酒对己、对人、对社会的各种危害,无需我来细数。我一再主张:可以有低级趣味,但不能只剩下低级趣味了。
 
    “从事土地开发的那个可贵的公民阶层”,中国的民营房地产开发商在两百多年前的异邦早就有知音了。谁能否认房地产开发事业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呢?但别误会,某个阶层可贵,并不意味着这个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贵。
 
    2015.3.12.于幸福艺居寓所
 
    祝亲爱的女儿--左淑瓛(五周岁)生日快乐!
 
    第十三篇
 
    《联邦在政府经济方面的优越性》
 
    汉密尔顿
 
    “因为没有一个尺度可以用来衡量管理一定人数的政府必需的统治权的分量”,这的确是一个难题。由此而衍生出如下问题:公职人员与国民的恰当比例关系?国家权力与国民权利的恰当比例关系?确实,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恒定常数。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可能都不相同。大国小民或小国大民,都未必是当然的不二的正确答案。但是共同的也是不变的指导原则却是肯定的:恰当,符合时空条件的恰当。如果从社会发展的单向、线性趋势来看:国家权力趋于收缩,国民权利趋于扩张。注意:收缩和扩张,都是指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而非指绝对的数量值。因为此二者的数值都有绝对递增的趋势。
 
    关税,就是壁垒,贸易壁垒。关税显然是双向的,你征我的,我也征你的。在贸易不发达和国家之间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个别当事国可能会从中受益,也就是说:我能占你的便宜,而你却很难占我的便宜。一方面是一国政府对他国商品的拦阻,而另一方面则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国民的盘剥。所有进口商品的终端消费者都是本国国民(转口贸易除外)。
 
    2015.3.12.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十四篇
 
    《答复由于幅员广大而反对拟议中的宪法的意见》
 
    麦迪逊
 
    只有联邦“才能适当地医治党争的弊病”吗?无需我来回答,事实已经证明:根本就不可能。驴象之争已经绵延过百年,党争不可避免,党争有利有弊,党争可能远不是最可怕的。一党独裁,肯定没有党争,难道就都是利而没有弊了吗?难道就可爱而不可怕了吗?
 
    君主专制政体或君主立宪政体,在很多国人的心中,可能就是野蛮、落后、邪恶的代名词。其实,当今世界实行这两种政体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真正而非名义上的代议制民主共和国,只是极少数。像英国、日本这样典型、标准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代议制民主反而搞得有声有色、有模有样。穿衣戴帽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很多衣帽并不合身,甚至根本就是伪装。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很难比较优劣,但它们的价值追究却是一样的--量体裁衣。某个国家被冠以什么主义或被插上什么标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国家自己不尊重事实、不承认现实、不思进取、不求上进。谁还没落后过,落后并不可耻,知耻而后勇。
 
    “当美国人民对以前的和其他国家的意见加以适当考虑的同时,却不让对古人、惯例或名声的盲目崇拜压倒自己良知的建议,压倒对自己处境的认识和自己的经验教训,这难道不是他们的光荣吗?”这的确是属于美国人民的光荣。难道我们不恰恰应该引以为鉴吗?在制定建国方略时,我们太需要考虑自己的过去和别国的经验,直面并不乐观的现实,同时必须保持高度冷静和理智,摒弃一切盲目和狂热。
 
    “美国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有利于私人权利和公众幸福的新变革,子孙后代会因这些变革、全世界也会有所借鉴而感激这种大胆精神。”向敢为天下先并造福天下的美国人民致以崇高的敬礼!联邦党人能够深邃的洞见未来,不由得不令人由衷赞叹!他们是开拓者,也是开创者。那么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注定无所作为了吗?未必。能够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顽强不屈的实现追赶和超越,不也是在创造奇迹吗?不也是能给后世树立楷模吗?
 
    “如果革命领袖不采取前所未见的重要步骤,也不建立一个并无先例的政府,合众国人民可能至今还是被错误指导的议会的悲惨牺牲品,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在某些破坏他人自由的政体的压迫之下从事艰辛的劳动。”中国古训: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在关键时刻,总要有先知先觉者、身体力行者挺身而出。他们具有卓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敢于挑战现有格局,他们的心中有梦想和蓝图,他们的手中有方案和计划,在他们的脚下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中国也许不缺少这样的精英,就是缺少与之匹配、与之呼应的数以亿计的国民。
 
    “这是美国的幸福,我们相信,这也是全人类的幸福,美国人民在追求一种新的和更为崇高的事业。他们完成了一次人类社会史上无可比拟的革命。他们建立了地球上尚无范例的政府组织。”多么豪迈的宣言、多么饱满的自信!能够准确预见成功的成功者才是真正的成功者。不自信者的成功,那一定是侥幸。这才是真正的全球首创,当之无愧。昙花一现、荒唐任性的巴黎公社和苏维埃政权在基业长青、生机盎然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面前,显得多么可笑!时间最冷静,也最冷酷,它会无情的撕下所有的伪装,显露出事物的本来面目。赞美美国的政治制度,绝不意味着暗示世界各国立即照搬照抄。高跟鞋虽美,小朋友忌穿。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
 
    2015.3.13.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十五篇
 
    《当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
 
    汉密尔顿
 
    “凡是能伤害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或降低其品格的事情,我们差不多都经历过了。”这里所说的伤害和降低,既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据说,中国上一次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在1820年,预计在2020年有望再次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二百年间,这个古老国家饱经磨难、历尽沧桑,战争动乱此起彼伏、内忧外患连绵不绝。走出了一条深深的U字形轨迹。痛苦和灾难,中国人确实已经吃够了、吃透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一个善于反思和自醒、接纳和包容的民族,必有光明的未来。
 
    联邦党人列举了美国当时存在的若干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题,在此,我就不效仿了,因为当今中国的各种问题实在是又多又乱、难以列举。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生产力水平太低。没有上百年的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市场经济发展,不可能出现现代民主国家。1640年(清军入关前几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而过了三百年后,中国还在开展大规模的内战。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现代文明的盛宴上,中国是一个迟到的小孩子。
 
    所有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问题,都不能试图通过来自上层建筑本身的自我手术来得到有效解决。吃冰棍儿是无法治愈发烧的。中国政治领域最大的最尖锐的问题:国家权力不适当的强大。简单的来自国家机关自身的削权、限权、控权,都只能算是敷衍了事的表面文章。假如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甚至庞大的有产阶级,如何产生人身独立、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的公民阶层?如何能够制约肆意妄为的公权阶层?当今,还有太多的有潜质的优秀青年都渴望端起国家的饭碗,直接为公权力效劳。民间资本还远未发展,民间富豪的数量和规模还远远不够。在以往,当官者自然可以发财;在以后,将会日益艰难。只有越来越多的高端青年做的是发财梦而不是当官梦的时候,中国就要转型了。
 
    所谓的伟大人物、关键人物,其实不过就是捅破薄薄窗户纸的那些人。是历史的洪流发展到了那样的阶段--万事俱备、只欠一捅,才使某些人可以有所作为。如果早了,捅的就是钢板;如果晚了,就不需要捅了。能够在恰当的时机勇敢站出来完成这一动作的那些人,成就了自己,也改写了历史。
 
    “主权内的主权这种政治上的怪物”,请看,主权之间是不相容的,无法从属、无法包含。这也是指导一国之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的准则。
 
    “那些除了诚意的义务以外别无其他制裁手段、而且使和平与正义的一般考虑与任何直接利益或情感冲动相对立的盟约是多么的不可靠啊。”这里的“盟约”也可以置换为合约、合同、协议、协定等。约束人类行为的力量不外两种:1、内在的理智。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具有稳定性和非破坏性的特征,似乎一直都是稀缺的,因此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这就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小人当道的天下里,君子自持何其难也!2、外在的强力。这需要一种凌驾于当事人之上的制度体系,使强力正当化、合法化。如果既没有理智,也缺乏外在约束力,那就只能剩下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了。
 
    “究竟为什么要组织政府呢?因为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先要搞清楚,很多政府不是国民自愿组织而成的,而是被迫强加于国民的。毫无疑问,约束是政府的重要功能和特征。但为什么要实施约束,答案可不一定是:使情感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而确定无疑的答案则是:为了实现某个或某些人的利益。至于约束谁,就更是问题了。是否有不受约束的个人或组织?除了作为约束者,政府是否也可以成为被约束者?因此而使不同的政府可以天差地别。
 
    “被约束的或被削减的权力,几乎经常是用以约束或削减那种权力的对手和仇敌。”这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原理的具体体现。愚以为有可能是翻译有误,似应改为:被约束的或被削减的权力,几乎经常是用以约束或削减那种权力的权力的对手和仇敌。我们可以读不懂外文,甚至读不懂译文,但是我们的心里还是要明白一些道理,而不至于迷失方向。当我们用母语表达的时候,要尽可能清晰明白、简练通畅,而不矫揉造作、故弄玄虚。我发现自己的表达缺陷:1、有时因过于简练而词不达意,令人费解、图生歧义;2、有时不够严谨、精确,失于草率、肤浅。
 
    “凡是熟悉人民立法机关程序的人,都亲自目睹在没有外界条件的压力下,要使他们在重要问题上作出一致的决定往往是多么的困难。”其实无需熟悉和目睹,只要是阅历丰富、明白事理的人,都可以想象出那样困难、尴尬的局面。这也许就是真正民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凡是欢呼、鼓掌、举手或高票通过的民主样态,难免会使人不由自主的联想到“外界条件的压力”.这样的压力是看不见的,甚至已经融化在他们(即议员,或曰:人名代表)的内心深处。中国的议会会期都很短促,因为作出任何决议都是那么的痛快和麻利,根本就不会相持不下、久拖不决。绝大多数代表都来自于同一个政党,而且还是“我把党来比母亲”,该如何投票,不言自明。
 
    2015.3.16.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十六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国家权力的尊严必须通过司法机关来表示。”这在今日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理论上最高的机关是立法机关,现实中最牛的机关是行政机关,而司法机关则是不足为伍的,是没有资格与前两者相提并论的,不过就是立法机关的爪牙、行政机关的助手。君不见:主席、总理、委员长可以并肩坐在主席台上,而最高法院的院长则只能坐在观众席上聆听训话。
 
    “如果法官不参与议会的阴谋,他们会宣判这多数的决议违反国家最高法律,违反宪法和无效。”在那个年代的美国,至少在理论上,司法权或司法者和立法权或立法者是可以恶意串通、狼狈为奸的。而且请特别注意:至少在1787年(该文发表于1787年12月4日)以前,美国就已经建立了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制度。
 
    “地方长官,等于国家的司法部长,不管他来源如何,无疑会随时准备象保卫地方法规一样来保卫国家法规免遭个人肆无忌惮的侵犯。”美国的地方行政长官身兼司法行政之职,履行保卫法律不受侵犯的职责。也许是文化或文字的差异,令我们费解的是:个人如何能够侵犯法律?会不会是指违反法律?所谓的保卫,是不是就是给予行政处罚或提起刑事公诉?
 
    2015.3.17.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十七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州政府侵犯国家权力总是比全国政府侵犯州的权力容易得多。”这种情形与今日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联邦制,国家是由多个部分根据其意愿联合组成的;单一制,国家可以根据需要下设并管辖多个组成部分。
 
    该文还简要回顾、介绍了一下欧洲古代的封建无政府制度。其实,与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并无本质区别。请问:中国历朝历代,在总体上来说,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哪个更强大?中国的封建史是不是无政府史?如何定义无政府?这都是典型的历史学问题,本文无意讨论并作出结论。本人更关心的是今日中国的政权结构问题--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架构问题。中国的省与美国的州,实际有哪些相同或不同?最为重要的是:应该有哪些相同或不同?哲言:存在即合理。也许贴标签是最愚蠢、最荒诞的自我修饰、自我标榜的动机和手法。我们大可不必为了标签的名称和属性而战,而更应聚焦现实、直面问题,分析、剖析现实的利弊得失,找到前进的方向和路径。
 
    现实存在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当下合理未必就会总是合理。
 
    2015.3.18.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十八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麦迪逊
 
    “我认为概述一下这部分重要的历史并非多余。”的确,该文通篇都在讲述历史故事--希腊共和国联盟和亚该亚同盟,试图借古喻今,也许对当时当地的情形并非多余,但对于今日中国的意义就不大了。
 
    “判决总是有利于最强大的一方”,也许这个结论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甚至是亘古不变的。
 
    “耻辱和压迫不久就激起他们对自由的热爱。”难道中国人受到的耻辱和压迫还少吗?还轻吗?还短吗?但是却未见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向往和追求。也许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衣食住行要远比自由更重要。
 
    2015.3.19.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十九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麦迪逊
 
    该文又不厌其详的讲述历史故事。
 
    “日耳曼的历史就是一部皇帝与诸侯和城邦之间的战争史,诸侯与城邦之间的战争史;强者横行,弱者受压的历史,外国侵犯和外国玩弄阴谋诡计的历史;对人力的征调和财富的征收置之不理或部分服从的历史;企图实行完全无效或伴随杀戮和破坏,包括无辜犯罪的强制征募的历史;也是一部普遍的无能、混乱和苦难的历史。”精辟之至!这哪里是什么日耳曼的历史,完全就是全人类共同的发展史。更应该清醒意识到的就是,这样的历史并没有成为历史,而依然是现实,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甚至还将延续至未来。只有完成了从动物到真正的人的质的飞跃,才有可能跳出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的支配。高级复杂的思索,就是人的本质。
 
    我经常慨叹在欧洲发展史的早期就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萌芽,并一直绵延不绝。反观中国发展史,民主政治从古至今似乎从来也没有光顾过这个民族和国家。于是心生困惑:这是为什么呢?欧洲也曾野蛮、也曾血腥、也曾专制、也曾独裁,也曾是农耕文明,可为什么就会孕育出某种程度的民主政治呢?这可能就是个性或曰特色吧?
 
    2015.3.2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二十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麦迪逊
 
    这又是一篇关于尼德兰联盟的历史回顾。
 
    “专制往往产生于一个有缺陷的政体根据紧迫情况而要求的僭越权力,很少由于充分行使最大的宪法权力。”这也许是指在民主政体下的偶然、例外的专制,而一般、普遍意义上的专制,绝不是这样产生的。专制的本质是:强者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可以用武力解决、搞定、摆平任何异己力量。
 
    “我把联盟的前例作了如为此(原文如此,而不是”如此“--笔者注)冗长的论述,但并不因此向读者致歉。”联邦党人如此踌躇满志、信心满满,其理由可能是“经验是真理的判断,在答复是毫不含糊的地方,必然是明确而神圣的”.也许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限,居然读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读不懂的又何止是这一句话呢!文化差异、文字差异、思维差异、表达差异、时空差异等,所有这些都必然会导致理解偏差。我当然不会因此而去抱怨译者,而且还会宽容自己。能够读懂大意、把握主旨,就已经足够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2015.3.2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二十一篇
 
    《现在联邦政府的其他缺点》
 
    汉密尔顿
 
    “在民主政体或代议政体中,对于管理不善的自然纠正办法就是人事变动。”这里的人事变动所指的人,自然不是指替死鬼或替罪羔羊,而是指真正的责任人,且具有最高地位。变动的前提是,被变动之人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去留(主动辞职除外),而要受制于代表民意的议会。当代的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总理和首相,好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往往其任期还不足一年。这一现象不一定是闹剧、不一定很可笑,反而可能很严肃、可能很可敬。
 
    “各国的财富决定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位置、土壤、气候、物产性质、政府性质、公民的天资、他们掌握知识的程度、商业、技术和工业等方面的状况”,以上各项,除了国民素质之外,几乎都是有形的、客观的,有很多项目也是几乎不可改变的,这些可以被统称为硬实力。国民素质是无形的、主观的,因此可以被称为软实力,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下降、保持或提升的。国民素质既可以被看做是财富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国民素质同时也是产生一切其他财富的源泉和决定因素,而且还决定对一切其他财富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效益,并最终决定国家命运和人生质量。
 
    民强则国盛,而不是相反--国盛则民强,多么直白浅显的道理呀!
 
    什么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教育!教育就是人类的自我进化的过程。
 
    征税,是国家机器与国民之间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是蛋糕的分配问题,此消彼长,是零和游戏。除非有朝一日,国家机器转化为特殊的服务机构,税款转化为国家机器所提供的公务服务的酬金,公务服务转化为特殊产业,税收也就自然转化为国家机器与国民之间的等价交换了。到了那一天,纳税额也就可以被计算在GDP之中了。
 
    2015.3.23.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二十二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平等投票权的运用违反了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要求是,多数的意见应该占优势。”这其中的平等投票权是指一州一票、同票同权;而其中的多数则是指人口的多数,而非州的多数。常识:姚明和潘长江的饭量是不一样的。如果机械的分配给他们相同数量的饮食,表面看来好像是平等的,其实明显是不公道的:要么“饿死”姚明、要么“撑死”潘长江。一人(或者组织)一票、同票同权,并非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当然,也不能因此就得出只要是越多、越大的当量从而得到的表决份额也就相应的越大的结论。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某些情况下,表决权与投票主体的当量无关,当然就要奉行一人(或者组织)一票、同票同权的原则。人类的理性是可以识别这样的差异的。
 
    “使少数有权否决多数(在需要超过多数才作决定的情况下,往往如此),其趋势就是使多数人的意见服从少数人的意见。”越是提高多数通过的比例,其实就越是加剧少数具有最终决定权的程度。所有人都同意才能通过,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人反对即不能通过,也就是:一个人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多数决定制与少数决定制,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与其说只要凑够了可以通过的多数就可以使议案通过,还不如说只要凑够了否决通过的少数就可以使议案搁浅。常识:凑够少数要比凑够多数--更容易。越是接近百分之五十的相对多数的表决机制就越接近民主,越是接近百分之百的绝对多数的表决机制就越接近专制。
 
    “在共和国里,一部分人由于同胞的选举从社会群众当中上升到有权有势的地位;他们会由于背叛自己的职责而得到报酬,这种报酬除了那些受到高尚道德的激励和支配的人们以外,看来超过了他们在共同股份中的那部分利益,压倒了他们应尽的职责。”公共权力可以转换、兑现为掌权的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那是掌权的公职人员以违反职责为代价的。问题是:这样的代价会不会被追惩或追偿?如果掌权的公职人员可以利用掌握的权力自保,或者不同的掌权的公职人员可以利用掌握的权力互保,那么代价就不会或很难被追惩或追偿。进而以违反职责的方式从事损公肥私的行径就可以畅通无阻、大行其道。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国家权力与产生国家权力的公民权利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一个仆人或丫鬟也掌握主人家的公共事务管理权,可是他或她作奸犯科的可能或几率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详细说明和解释其真正意义和作用,就是一纸空文。”这就是法律与法院的恰当关系。不能“走进”法院的法律,不能出现在裁判文书中的法律,只能算是政治口号或者其他什么。在今日中国,这样的法律不胜枚举。
 
    “由于需要所迫不断增加它(即国家--笔者注)的力量和功能,我们最后将在一个单一的机构里积累起一切最重要的特权(即国家权力--笔者注),从而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人类糊里糊涂地创立的一种极为可憎的政体。”需要所迫,这很可能是事实,但这是为了满足什么人的需要?这一点其实很重要。糊里糊涂,明显言不由衷,这只能是清醒明确的价值追求,怎么可能是误入歧途呢?极为可憎,就更是主观判断了,当事者很可能不仅不认为专制、专政甚至虐政很可憎,反而认为很可爱、感觉很陶醉。联邦党人的历史责任感反复得以彰显,令无数政客为之汗颜。
 
    “美利坚帝国(原文如此--笔者注)的建筑物(即国家机器--笔者注)应该奠立在人民的同意的牢固基础上。”多么自信豪迈、惊天动地的庄严宣示!如此夯实的基础,怎么可能不基业长青呢?
 
    “国家权力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原始的泉源。”清源才能正本,源远方可流长。来自滴血的屠刀和冒烟的枪管的权力,不可能太干净。
 
    思想境界,决定人生境界。
 
    2015.3.23.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二十三篇
 
    《为了维持联邦,需要一个同拟议中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
 
    汉密尔顿
 
    “手段必须与目标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任何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一表述极富哲理,也是公认的道理,明确表达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有的时候是没有目的,有的时候是缺乏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成事。当然,目的的价值远在手段之上。赋予国家机关的职权,是实现设立该机关所要达到的目的的手段。如果设立国家机器的目的就是--被人民服务(注意:不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其手中的权力便是为此服务的。
 
    提供并提升公共福利,应该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义务。这是在公共安全之外,国民的另一项基本需求。所谓公共,即面向全体国民,是普惠的,达到的标准也是无差别的;所谓福利,包括基本的基础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例如教育、医疗、生活待遇等,是单纯的受益,而无需对价给付。此项义务的使命是:使国民都能保有最低限度的文明人的尊严。最低限度的具体标准是由国力所决定的,会有变动。不会让人挨饿,但只供给粗茶淡饭;不会使人受冻,但只提供简陋居室。让所有的国民在不工作的状态下都没有能否维持基本生存的顾虑。当然,一定有很多有能力的国民会主动放弃这样的福利,例如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家长自然会为子女选择质量更高的收费(甚至价格不菲)的私立学校;例如最低生活保障,有条件的国民自然会选择工作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过更好的生活。今日中国所使用的“社会保障”一词,十分不妥,因为词不达意。社会保障与国家无关,是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所构建的保障机制,参与人不可能单方面受益。
 
    “倘若一个政府的结构使它不宜赋予自由人民所应该授与任何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个政府就会是国民利益的不安全和不适当的储藏所。”其中的“不宜赋予”,明显应改为:不宜被赋予。这一命题的前提是:政府的权力应该而且确实是来自于人民的授予,而不是来自于对人民的强迫。
 
    “在适于托付这些国民利益的地方,同时也应给予相应的权力。”托付利益是目标,给予权力是手段。注意:在这里主动的主体都是国民,而政府都是被动的。是国民塑造政府,而不是政府统治国民。在这样的前提下,国民授予政府什么权力、多少权力,似乎就不那么提心吊胆了。
 
    “因为倘若把最重要的国民利益的管理交付给一个政府,而又不把适当而有效地管理所需要的权力交付给它,就必然是永远荒谬的。”这一结论同样必须建立在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前提之下。否则这番话就是忽悠、就是欺骗,说这番话的人就是伪君子、就是真强盗。
 
    2015.3.24.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二十四篇
 
    《进一步考虑共同防务所需要的权力》
 
    汉密尔顿
 
    该文的内容就是对和平时期是否应该设置常备军这一问题所作的肯定论述。
 
    对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答案。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宪法规定:“由于常备军在平时危及自由,所以不应设置。”请看,这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和举措。今日的瑞士、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可能也不设置常备军。
 
    也许抽象的论述常备军的有无是毫无意义的(谁又能否认常备军在平时还可以捍卫自由呢?),自然要置于特定的情境和时空条件中,才能得出有益的结论。
 
    在上一篇中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手段与目标要相称。保卫国家安全是目标,设置常备军是手段,手段不能游离于目标而自由飞翔。任何与目标、国情国力以及外部环境不相适应的国防手段,都是不恰当的,甚至是对国民权利的损害。
 
    一个讨饭的,手里却拿着一根纯金打造的打狗棍,这样的景象难以想象。
 
    2015.3.25.于幸福艺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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