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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手套白狼的法治困局

    曾经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是为金钱而生,亦为金钱而陨落。在其生活哲学中,金钱是生命价值的标尺和支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坦诚:有命无钱如地狱,有钱无命无处花。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通识。如今,有钱亦有命的商人周正毅却锒铛入狱。他以血肉之躯打拼构筑的“农凯系”商业帝国亦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利用商人精明和监管漏洞,在沪港股市间大搞“空手套白狼”式的关联交易,涉嫌欺诈和行贿,也给多家银行带来了巨大金融风险,从而引起了香港廉政公署和内地监管部门的关注和联手调查。商人周正毅没能过“法治”这一关。金钱当取之有道,其“背道”逆袭,大有斩获之余,亦深陷法律罗网,本是意料中事。
 
    周正毅起于寒微,虽聪明伶俐,却学业不佳,未能走寻常科考进取之途。不过,在改革之初,他却凭借同样的精明进行了曲折而重要的商业经验积累。1978年,其开办个体混沌摊,后亦顶替过父亲公职,但终究没有起色。1980年代,他与妻子毛玉萍分赴日本和香港,前者名为读书,实为推销中国生发剂产品,而后者居香港繁华之地,腾挪经年,竟然小有所成。1994年夫妇开办豪华餐饮店“阿毛炖品”。1997年成立农凯集团,开始“农凯系”的商业帝国之旅。
 
    周正毅的商业生命不属于“实业”,而属于“金融”。他有着过人的金融投机嗅觉和融资技巧。从实业发展来看,农凯的影响平平,但“农凯系”的资产以及周正毅本人的财富影响力却在1997-2003年之间飞速扩展。他的金融之旅奠基于两次关键性的股市操作:第一,农凯成立之前的1995年,周大举购进国企职工股,变现获利;第二,1997年金融危机之时,在香港大购楼盘及股票,待股市反弹时获利极大。经此操盘,本名不见经传的周正毅已坐拥数十亿资产,跃升至股市并购扩张的新平台。
 
    对于资本操作,名气和信用是最关键的。因为这里不仅涉及股市的买进卖出,还涉及非常关键的银行融资。周正毅如何打造自己的名气与信用呢?第一,在香港大手笔购进豪宅豪车,炫富比阔,高调行从,在香港商界与传媒界出尽风头;第二,追踪和推高福布斯排名,曾因排名靠后找胡润理论过,可见其对名气之看重。当国内外舆论在2000年左右“突然”觉察到周正毅之存在时,其出生寒微的背景、奋力打拼的顽强、夫妇同心的和睦、股市投资的胆识以及融资腾挪的机巧,无不书写着当代商业传奇。而这些传奇又一波一波地推高了农凯系及周正毅本人的信用度,其融资规模更加巨大,但由此给银行金融系统造成的风险亦不断放大,终于导致“信用泡沫”爆破。
 
    2003年,周正毅的商业帝国达到顶峰,除了核心企业农凯集团之外,还以亲属友人等名义开办了数十家关联企业,由其本人实际控制,作为并购融资的便利工具。周正毅的“空手套白狼”操作上其实并不复杂,就是用拟收购的企业资产抵押给银行以获取授信贷款,然后再以并购控股后的企业与自身企业进行关联交易,高估本企业不良资产,巨额套现。这些操作在沪港两地频繁进行,前后卷入了十余家银行和数十家关联交易公司,最终导致农凯系对银行系统负债高达100多亿。与此同时,周正毅却将企业资产以各种违法违规形式转移给亲属或朋友,为商业帝国崩溃预作准备。他的精明从技术上似乎可以逃脱银行联合讨债,也可将企业破产损失降到最低,但金融系统风险和广大储户存款利益却陷入困境,必然导致司法介入。
 
    从2003年上半年开始,周正毅的“空手套白狼”模式漏洞跌出,风险拉高,终于东窗事发。首先是香港廉政公署的强势介入,案由是农凯系收购香港“建联通”(后改名为上海地产)获取巨额贷款以及与上海本地项目的欺诈性关联交易。香港的法治环境对周正毅的违规违法操作反应灵敏,廉政公署调查取证完毕后即对周正毅发布通缉令,同时以司法互助管道通报内地警方和监管部门。内地监管部门同期亦专案调查周正毅。沪港两地司法联动,导致周氏“农凯系”商业帝国信用极度缩水,银行基于风险管理,对于已发出贷款采取联席联动方式追讨,而对于未发出贷款则单方面停止履行授信贷款协议。
 
    周正毅有命有钱,但未进地狱,也未进天堂,而是二度进入监狱。2004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周正毅于2006年服刑期满出狱。但针对周正毅的司法程序并未终结: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和警方继续调查周正毅及其妻毛玉萍的经济犯罪行为,尤其是串谋欺诈,再次发出通缉令并要求内地警方协助;另一方面,内地警方与监管部门在调查中不断发现周正毅犯罪的新证据,在其刑满出狱后,新的司法程序所需证据大致已经就绪。
 
    2007年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了周正毅的“五宗罪”,判刑16年。这次判刑基本宣告了60后的周正毅之商业人生的终结。而农凯系对十余家银行的巨额负债以及数十家周氏关联公司的资产负债处置,亦将中断农凯系的正常商业运作和发展前景。导致周氏第二次入狱的“五宗罪”是:(1)单位行贿罪:主要涉及对原上海期货交易所经理以及原农行上海分行信贷处副处长的单位行贿,周正毅是法人代表;(2)对企业人员行贿罪:涉及向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员的行贿;(3)行贿罪:涉及2003年羁押期间向上海市看守所所长行贿以获得监所特殊待遇;(4)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涉及在关联企业间虚开发票,以骗取银行贴现资金以及优化企业经营业绩;(5)挪用资金罪:涉及挪用两笔上亿资金。当然,以“农凯系”商业帝国的辉煌战绩,这些定罪情节未必是全部故事,但已足够终结周正毅的商业人生。
 
    观其全案,对于商业伦理与法治当有所反思:第一,商人牟利无可非议,但触及法治底线和缺乏风险管控意识与能力是致命缺陷;第二,周正毅与其他改革史中崛起又衰落的企业家一样,没有走出“家族企业”的体制弊端和兴衰定律,无法与香港或国外历史悠久但管理成熟的家族企业相提并论;第三,炫富之风易扰乱商人冷静心智,同时遭致各方忌恨;第四,香港法治健全,内地法治逐步完善,两地司法互助畅通,“空手套白狼”手法渐然失效,风险剧增,但周氏却无心亦无力管控;第五,合法经营,主要不是循规蹈矩,而是在法律和监管体系约束下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和风险管控体系,“农凯系”在此意义上没有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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