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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是“反占中”最大利器

    占中本是公民抗命的最高潮,之前的一起行为都是前戏。9月本是占中的最佳机会窗口,但近日已过半,尚未看到占中的具体行动。从占中派的连续行动来看,前戏太足,动员太久,徒耗激情,反而可能贻误战机。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占中对抗以这样连篇累牍、“一波一波”的形式开展,至今未有明显的违法行为。占中派始终以集会、游行、示威、罢课动员等形式展开,始终未披露占中行动细节,始终在合法范围内穷尽抗争手段。
 
    这是否意味着占中派姑息对香港金融秩序与核心利益的伤害?是否意味着占中派在理性回转,但又不得不对运动收场负责,于是开展“一波一波”的合法抗争以“替代”违法抗命?抑或由于占中派对“民意”基础始终没有底气,在等待“一波一波”的前戏动员以增加“民意”权重?民意是占中抗命成败的关键,但香港主流民意对于违法占中一直摇摆含混。
 
    民意对民主的理解与追求方式或许与精英政客以及青年学生大有不同,理念可以分享,但对于激进违法对抗的手段并不认同,这从7/8月份的反占中签名/游行态势以及9月中上旬的民意反弹强度即可判断。戴耀廷先生在今年4月份的城大普选论坛中坦言,占中赌的是“民意”,此言自然不谬。因此,在民意未定之时,贸然占中恐遭遇重大挫折。然而迟迟不予实施,错失占中机会窗口,消磨对抗激情,亦为运动大忌。在占中机会窗口渐然关闭之际,理性回转进入第二轮咨询,远期规划加入立法会选举“否决权”甚至议案主导权争夺,才是反对派政治生存正途。
 
    占中机会窗口渐然关闭
 
    民意是一个神秘的东西,无影无形,又如影随形,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幽灵,密密缠绕着政治人物的心灵。“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政治史的核心经验法则。即使在非民主的政体形式下,探测、掌握、引导民意亦为政治稳固与政治合法性维系的关键。而在一场旨在挑战既有基本法秩序和中央主权权威、追求以国际标准和民主纯粹理念为基础的普选抗命运动中,民意更是不可绕开的核心因素。
 
    然而,香港的民意秉性颇为特殊,大部分市民淡于政治,珍惜自由法治秩序和繁荣稳定生活,本性温良,无意激进对抗。除了“特首不党”条款以及缺乏政党法等体制因素制约之外,民意的非政治化特征亦是香港政党政治发展缓慢以及公民抗命迟迟引而不发的重要原因。观诸香港主要政党,最大的建制派政党民建联之党员数不过2万有余,而最大的泛民派政党民主党和公民党之党员数不过数百,其他政党或准政党的社会团体,规模或影响更加微弱。这一“政治”不发达状况,根源于殖民地秩序下“行政吸纳政治”、“法律吸纳政治”的统治技艺,使得香港人在民意精神结构中深深植入了以狮子山精神为代表的个人奋斗伦理和以法治秩序为核心的守法伦理。即使是港英末期的民主化,亦是在法治框架内可控发展,不可能想象或出现大规模的违法抗命运动。
 
    因此,尽管有国际干预背景和“占中三子”的连番理论灌输及路演,却始终未能凝聚起强大而稳定的民意支持。“622电子公投”的79万数字的真实内涵只是对包含“公民提名”要素的三个反对派方案的抽象理念支持,并不表示对违法占中的手段性支持,更不表示会从网络世界走出,现身抗命现场。七一大游行的十余万人更是“鱼龙混杂”,打头阵的不是占中派,而是新界东北农民团体,而游行主体亦为香港多元社会各种社团构成,占中派与青年学生组织仅为其中一支。由占中派激进运动激发而出的反占中大联盟看出了香港民意对“占中”的保留态度,以“反占中”这一手段性议题“四两拨千斤”,短期内凝聚起数量更为庞大的签名数和游行人数,甚至在反占中数字中包含了部分622公投和七一游行人士,显示出香港民意在理念认同与手段认同上的差异。这一差异也进一步导致数次民调中对政改方案“袋住先”的支持率频频领先。正是对主流民意的内心忌惮,占中派的高潮行动一再拖延,几近不了了之。若果真如此演变,则是民意的胜利,亦是香港民主经受住了一次与其民意精神相悖的、严峻的激进主义挑战。经此对决体验,香港政治经济或可回归“新常态”,其“政热经冷”造成的竞争力衰退与市民文化波动或可逆转平衡。
 
    “运动波次说”的策略失误
 
    除了主流民意摇摆不定的强大制约之外。占中派的“运动波次说”亦构成重大策略失误。运动发起人戴耀廷在8月31日的抗议集会中声明:抗命时代到来,但占中需要一波一波推高直至高潮。什么样的“一波一波”呢?第一,青少年学生罢课,目前已确定“大专学生”9月22日罢课一周,“中学生”9月26日罢课一天,但实际参与人数尚不足观;第二,占中三子剃发明志,类同“民主三君子”见证仪式,为政治行为艺术之一种,或可图青史留名,但于政治运动实际助力甚微;第三,“黑布行”游行,由占中三子开路,执数十米“黑布”引数千人静默游行,鼓声相随,为政治造势活动;第四,泛民派议员集体宣誓杯葛第二轮咨询,否决政府提交给立法会的政改议案,自断民主“臂膀”以对抗,不惜原地踏步,行政治不合作之实。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此次亦有该种征象。占中派隐含着将占中机会窗口与民调数字挂钩的行动逻辑,在确证主流民意稳定支持之前,继续以合法、理性之“一波一波”前戏动作引导、酝酿民意走向。戴耀廷先生更是在9月上旬宣布“占中”的策略性目标已经失败。所谓占中的策略性,意指只是作为威慑性的“民意核弹”,并非要实际爆破,更期望在中央决定之前起到强大作用以实质性改变政改结果,而不需要发动现场占中。然而,一旦中央强硬以对,占中派由于过分期望前期威慑而相对忽视后期实战筹备,反而显得措手不及,进退失据。唯“民意”是从固然反映了占中派领导层的某种民主素质和理性精神,但也反映了他们的政治经验不足以及对香港主流民意之商业奋斗精神与法治秩序精神的估计不足,更反映了他们将反安全立法与反国教运动经验“先例化”并期望街头运动“一搞就灵”的政治天真。
 
    在人大决定之后的一周本是占中的黄金时间窗口,他们前期准备不足,后期又彷徨无定,且违法抗命的实际政治基础一直趋于薄弱,理念宣扬与民意支持不相匹配。
 
    未成年人占中的隐忧
 
    于是乎,占中派便只能依赖少数精英政客与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学生。戴耀廷先生在运动早期曾明言不鼓励动员未成年之中学生加入占中,彼时或自信满满,以为激进民主价值可以凌驾香港一切核心价值而稳控主流民意,无需未成年人助力。然时至今日,占中火候难成之时,既往政治承诺与伦理底线亦因政治功利需求而瞬间突破。
 
    未成年人涉足政治乃世界政治史的颠覆性事件,因为西方政治民主理论从来都是“成年人中心主义”,以“成年人”理性自足为前提,而对“未成年人”需尽行保护,使其身心健康、完备、自由发展。今日中学生走上街头,且公然抗拒家长及学校监护教育,意味着香港民主反对运动突破理论与伦理底线,亦是对香港整体教育秩序的重大损害。而所谓“街头教室”、“民主课堂”只是比拟修辞,高调空谈,无法证成行为正当性。“学民思潮”及中学生以幼稚心智追随成人政治,妨碍教育秩序,所损害者不仅仅是中学生事业前途,亦为香港核心价值的均衡、自由传承。当“占中一代”未经合格教育而兴起,香港核心价值必将偏差无定,连同殖民秩序下积累的自由法治精神恐遭涤荡。此不预前景当引起香港社会警觉、反思并有所行动。
 
    当一个社会丧失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承诺及其履行能力之时,不管该场运动的价值许诺如何美好,都是一种异常残酷的政治煽动和虐杀,透支了该社会的核心价值、传统美德、代际正义与下代人的自由选择权,突破了主流民主的“成年人伦理”。饶戈平教授的“红卫兵”警示,值得记取。
 
    总之,占中因无法获得主流民意之明确稳定支持,面临流产之势。而占中派在人大决定后的短期内优柔寡断,以“一波一波”合法抗争缓慢而艰难地凝聚民意,对社会造势,期待国际实质性干预,惧怕提前公布计划而遭逮捕。如此种种表现,在透露出占中派政治经验不足,缺乏勇气直接承担法律责任并以“即刻占中”本身而非“阳春白雪”式的替代性政治路演加速高潮到来的同时,亦可能表明其本身作为香港人,对于激进民主在香港核心价值序列中是否一定优于自由法治渐生疑惑,重做估量。他们或在本月下旬全面而脆弱的学生罢课之后草草占中,草草收场,于理性上回归第二轮咨询与立法会审议,并在主流民意“袋住先”的强大压力下从善如流,在基本法秩序内“袋住”2017特首普选,承认管治权争夺在特首环节上的失策与失败。进而全力转战2016立法会选举和2020立法会普选,力保“否决权”并力争“法案主导权”,形成体制内的忠诚反对派,成为捍卫香港自由法治和民主宪制架构的重要理性基石。如此反对派,则民意嘉许,选民选票青睐,中央亦可接受,使基本法秩序下的高度自治达到制度“新常态”,香港政治经济或可再辟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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