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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法治终结“国进民退”无序悲剧

    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姓资”还是“姓社”并没有因为邓小平的一句“不争论”而终结,这背后缠绕着复杂的既得利益重组与意识形态变迁难题。顾雏军深深陷进了这一时代漩涡,在凭借娴熟的资本操作大进大退之余,也饱尝了在“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之间的荣辱祸福。
 
    顾雏军是个实力派,其商业发迹是从制冷剂发明开始的。他属于新三届大学生,青春没有被浪费太多。1977-1984年,他相继毕业于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专业(本科)和天津大学热能工程专业(硕士),主攻制冷剂。1985-1988年留校在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期间构思发明格林柯尔无氟制冷剂,形成其商业创业的技术核心。这一发明的理论基础是其1988年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能源》上的学术论文《一个新型热力循环的研究》,该文提出了所谓的“顾氏循环理论”。这一理论本身在学术上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但顾的卓越之处在于:第一,抓住了冰箱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即具有环保效应的“无氟化”问题;第二,在国际权威期刊发文,打出了国际名誉,重要的并不是理论论证的严谨性,而是充满灵感与创新意识的观念雏形,这也为其后续国际化发展做好了早期铺垫;第三,明确的实用目的,即及时将理论构思转化为现实发明专利,也就是顾氏制冷剂。顾并不是一个学院化的学者,他的知识储备与专业优长志在实业。从1989年开始,他告别研究所生涯,下海经商,开启中国冰箱业的“格林柯尔时代”。
 
    格林柯尔的早期以实业发展为主,在海内外建立了诸多的制冷剂厂、冰箱工程公司与销售公司,积累了巨额企业资本。从2000年开始,顾的企业发展战略开始由单一的冰箱产业转向融资并购。其时正处于中国国企改革的攻坚期,国企的普遍亏损与民企的蓬勃发展造成了特殊时代的“民企参与国企重组”的政策空间。管理层收购(MBO)与民企并购成为国企改制的主要模式。顾氏的格林柯尔系在民企并购国企的大潮中一路凯歌:以格林柯尔自有资金和香港H股巨额融资为基础,2001年收购广东科龙电器,顺德区政府抛股退出;2003年控股美菱电器,入主亚星客车;2004年收购襄轴股份。顾是资本运作高人,以一当十。
 
    2004年,中国的“国退民进”在诸多行业发生,连海尔集团也出现了所谓隐秘的MBO。这一经济现象在改革派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然是“市场的胜利”和“民企的胜利”,顾雏军无疑是民企攻城掠地的英雄。然而,民企并购国企的“翻身仗”并不那么顺利。以2004年的“郎顾之争”为标志,MBO、民企并购被与国有资产流失和公有制式微联系起来,并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本市场过程,而是意识形态与所有制的斗争过程,社会舆论开始由“西方经济学”主导转向以“政治经济学”主导。
 
    顾雏军至今承认,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自己太过意气风发,锋芒毕露,成了格林柯尔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吊诡的是,此次争端的发起人并非内地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家,而是具有西方经济学背景的香港学者郎咸平。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以其经济学实证分析得出了顾氏并购的“七板斧”模式: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郎氏分析在技术上还原了顾氏以民企并购国企的资本运作机制。顾氏的回应是,一方面郎氏并不熟悉国企重组过程,是哗众取宠,追求明星效应,另一方面这些并购符合法律与政策流程。然而,当这些并购过程经由郎氏分析而大白于2004年的所有制改革纷争氛围之中时,一方面并购中国有资产的低估与贱卖再所难免,这发生于职业商人和地方政府之间,亦可理解,但却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面系列并购涉及复杂的政商利益重组与分配,顾氏未必能够一一摆平,而权力一旦裹挟“国进民退”之正统名义反扑,则其并购产权及民企基本盘未必安保。
 
    “郎顾之争”未息,证监会与司法机关已开始强势介入,重点调查顾氏挪用科龙资产开展并购的违规违法操作事宜。案件经过佛山中院一审和广东高院二审终审,于2009年4月维持一审定罪和量刑。顾氏最终被判定“三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这些罪名所涉事项主要是格林柯尔并购科龙事宜和顾氏经营科龙事宜。顾氏实际服刑7年,于2012年9月6日提前获释出狱。民事部分,根据2014年8月8日顾雏军致佛山中院院长关于格林柯尔系涉案财产分配的抗议信披露,16份民事判决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和侵害财产嫌疑。刑事部分,广东省高院在最高院压力下已于2014年1月正式受理顾雏军的刑事申诉,展开再审程序,如推翻原判,则可能涉及诸多旧案背景性官员。
 
    “草民完全无罪”,顾雏军在2012年出狱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自制了这样的“高帽”。国内法学界与经济学界也组织过多次关于顾雏军事件与民企发展的研讨会,呼吁平反冤案。顾雏军出狱前夕,网络上曾流传一篇署名为“吴风度”的力挺顾雏军的长文《民营企业家顾雏军的牢狱之灾》,痛陈顾氏遭遇政治与法律迫害之背景与细节。作者显然是化名,而“风度”亦击中了2006年顾氏手签科龙股权转让协议的某种不堪内幕。顾氏在记者招待会上正面回应了这一长文,感激涕零,指出除个别情节未经证实外皆为事实,不过也有人专门回应此文指出多处叙事硬伤,一时真假莫辨。与十年前氛围结构类似,顾氏被改革派和自由主义者视为民营企业家典范和体制受害者,必须通过司法程序还其清白,同时严厉追究幕后迫害者,而传统左派和当年的主事者则分别从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立场反对“翻案”。顾案重审已进入正式法律程序,而当年之是非仍然有待司法程序予以澄清。顾氏近期发给佛山中院院长的公开抗议信披露了该案更多敏感而隐秘之背景与细节,希望在司法改革与法治国家的全新条件下洗雪冤屈。
 
    顾氏十年求学,十五年创业,十年牢狱内外求索,其冤情是否属实,是否可能在新法治条件下沉冤得雪,尚在未定之天。超越具体案情,我们看到顾氏无疑是中国深度市场化和所有制改革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是民企英雄,是资本狂人,也曾蒙受“罪犯”之名并实际服刑。这些沉浮岁月印证了“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时代变奏与观念裂变。这一阵痛在2006年的《物权法》草案争议中也显露无疑。民企是中国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新生力量和自由力量,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柱,他们凭借智慧和毅力在体制外坚守和创业,还时时受到体制挤压和反扑,其政策与法律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如今,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民企与私有经济已明确为中国经济的正当构成,且在国内国外产生日益重大的竞争力与影响,因此在国企与民企之间应该实现更彻底和更规范的“法律平权”,实现法律的地位平等与公平保护。跳出意识形态与所有制的藩篱,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它们都属于改革的生机力量,都属于中国“国民经济”。在国企与民企平权、公权力回归公共性与法律约束的条件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可能更规范、更自由、更有竞争力与国际前途。由此观之,十年前的“郎顾之争”与顾雏军案并未终结,今日重现且定案重审,或可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史与改革史的一个关于企业平权与国家法治的时代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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