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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化的治理迷途

    在今天“中国梦”的眼光看来,中药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产业问题,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现代存续问题。在围绕中医/中药科学性的浮泛争议背景下,赵新先以专业自信和商业技法创造了中药界的“三九奇迹”.他是三九集团近20年的掌门人,前期以其过硬的个人科研、卓越营销和严酷领导力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队小药厂迅速发展为一个以药为主、多元经营的企业集团。然而,一方面归咎于国有企业相对滞后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归咎于国有企业实际上的“经理人主权”,赵新先执掌后期又以其滥用职权、盲目转移资金等行为导致企业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和重组。赵新先堪称“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但其专业素养和营销技法只是创造了三九的经济奇迹,而没有创造三九的治理奇迹。由于始终无法建构一种现代性质的公司治理结构,三九集团的经济奇迹亦不能予以维系,最终毁于内部人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非理性决策。
 
    功是功,过是过。赵新先的商业成功之道依然值得总结和学习:第一,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对中药事业的热爱是成功基础,他1964年毕业于沈阳医学院,著有我国首部《中药注射剂》,是中药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在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有着20年工作与研究经历;第二,个人核心科研成果“三九胃泰”成为三九集团的核心资产与借款和商业发展的主要基础;第三,超前的组合营销技法,曾创造了中国商业广告史的四个“第一”,即第一个出租车广告,第一个名人广告,第一个机场塔台广告和第一个纽约时代广场广告;第四,超强的领导力与开拓精神,体现在其一人身兼三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监事会主席四大核心领导职务,形成一言堂式的威权化“三九体制”,这一体制尽管问题重重,但在三九集团创业早期却能够完全彻底贯彻赵新先一人的才智与决策。
 
    从1987年南方制药厂在深圳笔架山下投产到1992年正式组建三九集团再到1998年与军队脱钩以及2000年在深交所A股成功上市,赵新先领导的三九集团以中药产业化为核心业务有力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深圳速度”,企业拥有超过200亿元的总资产,涉足药业、农业、房地产、食品、汽车、旅游等八大产业,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商业帝国。赵新先的商业成功为其赢得了一大堆的体制内荣誉称号和大学兼职教授头衔,三九机制被收入中国MBA经典案例库《经营通鉴》,其个人被收入国际性的《世界名人录》。在2000年这个关键性年份,赵新先站在了商业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名誉过盛刺激其巨大虚荣心和自满感,很难继续保持创业初期的审慎与理性;第二,“59岁现象”应验于身,退休失落感顿生,名誉和实利之间的严格差距使得其对国企分配与激烈机制多有不满,其本人与三九集团管理团队开始展开各种超乎企业经济理性的扩张、并购与资产转移操作,使全盛期的三九集团在两三年之内竟然负债高达近100亿。三九集团本身是国企新宠和样板,其管理层的非理性决策带来的巨大债务风险日益引起国资委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调查和介入。
 
    由于资不抵债和企业破产风险继续扩大,国资委于2004年亲自介入三九集团重组整顿,宣布免去赵新先相关领导职务,但三九管理层多有赵的旧部把持山头,赵因功勋卓著而颇有复出预期,故企业整顿进展不顺,更刺激监管方彻查到底。对赵的离职审计主要围绕滥用职权造成企业损失以及关联交易、资产转移等方向展开,主要问题集中于2000年的“三九大龙健康城项目”(高尔夫项目),涉及以近5亿元收购港资股权,但最终因为土地权属手续不完备而被叫停,企业蒙受巨额损失。审计最初的方向是查明这一决策所涉巨额资金的去向,结果证明确实由港资出卖方收款,赵新先等人并无侵吞或转移。因此,如果不是该项目因手续不全而蒙受巨损的话,赵案的刑事定罪很难成立。根据审计结论及法庭调查确认事实,该项决策的违法违规情节为:未做风险评估、未经集团党委讨论、未报上级审批和未进行可行性论证。赵最终于2007年被以“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获刑一年十个月,折抵羁押期限后,实际服刑至2007年9月。该罪属于“结果犯”,即只有相关滥用职权行为造成严重损失的结果才成立犯罪,否则只能作为普通违纪行为处理。
 
    赵案不是三九集团的孤立案件,而牵涉到管理层集体的违法犯罪。与赵一同受审的还有前三九集团三名高管陈达成、张欣戎和荣龙章以同罪领刑。更严重的是,三九集团旗下三九脑科医院、深圳三九医院、三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多名高管在赵案开审前已分别因贪污、贿赂等罪刑伏法。对三九集团高管的综合审计结果表明,这些高管在境内外设立了大量的个人控股公司且与三九集团存在各种关联交易,涉嫌转移国有资产。作为三九集团掌门人,赵新先曾被司法界和社会公众普遍质疑是“大老虎”,但相关审计和司法调查结果表明,赵本人并未涉及具体的关联交易和资产转移,主要犯罪情节只限于2000年的“健康城项目”决策中的滥用职权。当然,对于下属贪污、贿赂等行为是否知情以及是否尽职监察,亦可称为追究赵新先领导责任的突破口。而至于他本人是否有参与以及是否参与分利,司法机关没有“深挖”。赵案最终以异常轻微的罪名和罪刑结案,与外界期待和猜测颇不一致。当然,司法程序具有推定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在新的犯罪证据与司法判决出现之前,我们只能按照“无罪推定”来打量与评估这位“三九教父”。抑或,其对中药现代化的卓越功勋是否“隐性”折抵进了司法追惩的总体考虑与力度把控之中,不得而知;抑或赵本人确无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之犯意与实际行为,对于下属行为只是放任而无参与,作为对下属为“三九帝国”打拼之实际业绩的一种纵容式、超体制限度的补偿,亦未可知。2008年,赵复出并加入南京小营药业集团担任企业顾问,这家企业在药业界并不突出,而赵从此亦谨慎低调从事。
 
    回顾全案,赵新先的“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之名仍可载入史册,其在中药产业界创造的“深圳速度”和“三九体制”是改革特定时期的经济与管理奇迹,是改革史的经济标本,其经验很难在法治日益健全与市场日益规范的当代复制重现,但其既往的探路贡献和实际商业成功不容忽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第一,为什么越是成功的国企老总越是“晚节不保”?“59岁现象”难得是无法突破的魔咒?这与国企分配与激励机制有何关联?如何完善和优化?这是涉及国企管理制度改革的重大课题;第二,国企的治理制度改革决定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与可能性,赵一身四任的“企业独裁制”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发展需要;第三,对于国企关联交易、资产转移行为的政府监管不力,导致企业风险放大,损失不断扩大,如何改善监管体系实现早期预警和介入尚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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