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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刑事辩护与冤假错案

    《中国冤假错案网》运营半年来,经对某地二级法院近三年公开判决书的评查,找出一个规律:凡冤假错案十有八九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现象。如刑事案件的超期羁押,民商案件的超期限审理,且统计比高逾80%,故而引发的涉冤涉错上访案件数目惊人。

    为何冤假错案会“井喷”,周永康的垮台给出了答案:外行当权、结朋弄权、权法交易。

    周永康主政政法十年,没有抓住千载难逢的司法改革的历史机遇,却用温水煮蛙方式将司法搞乱,重庆“效忠式”打黑运动,大面积检法系统贪腐窝案,公检法分工负责、相互制约机制变成公一方独大局面。依法治国和程序正义成为了百姓的梦想,维权律师虽有苦辱仍不能割舍人权保障的终极义务,十年磨一剑的恒心让“骨头”律师愿意冒死坚守在刑辩阵地。

    习近平一年来的施政伟略深得民心,改革的脚步铿锵有力,被中外政治媒体称为中国中兴转折点的十八大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律师加大研究冤假错案理论有利于聚集社会正能量,把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工作作为这次司法改革的突破点,重建确保让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公平审判的程序正义。

    有效刑事辩护是冤假错案的一剂良药。有效刑事辩护的宪法渊源是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

    宪法既国家基本大法亦是公民基本大法。国家和公民系宪法的两大主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是宪法的主要内容,先民后国之排序,体现民为先、社稷次之之意。

    宪法第二章第一条中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人权比平等权的内涵广、外延大。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前半部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是一项程序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程序原则要求,宪法和法律都有强调程序正义的本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离不开程序保障,无辨别正义的程序和辨别程序的正义同样可怕。宪法有实体权利的规定,权利能否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一定需要司法实践的检验和司法解释的修复和完善。

    刑事诉讼法第二条增加了保障人权的规定,基本树立了人权保护原则,可以说与宪法接轨了。宪法二元论认为公民与国家存在对抗关系,国退民进还是民进国退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命题,政府代表国家执法时,又有国强民弱与民强国弱的对立观点,派生人权至上与国家至上的司法理念的对抗。辩护权从人权层面说是一种政治权利,免受公权力的不法侵害、不受错误追究、有尊严地接受法律制裁与《世界人权宣言》相一致。

    获得辩护权与律师辩护权不同,前者是宪法赋予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司法审查时的法定权利,后者是宪法依据下的一项法定制度。获得辩护权的应有之意是获得有效辩护,有效辩护应是多重法律制度完美结合下的产物。除了刑事辩护制度的自身完美无缺,另外的因素离不开精确、科学的司法体制设置以及体制内一群唯法律之上的司法共同体人员。

    人权、辩护权、平等权分属宪法第二、三章。在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章节里规定人权、辩护权概念有夺主之嫌,究其性质列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章节更为合适。

    有法律专家异议认为:宪法中的辩护与刑诉法的刑事辩护所指不一致,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是带引号的不完全的辩护权,标志无阅卷权,得出侦查阶段的辩护没有宪法依据的结论。这种观点不尽全面,除了用语规范与否的差异外,辩护权性质不因置前还是置后有所改变。至于目前的程序尚没有规定辩护律师有掌握完整案情的阅卷权,但新修订的刑诉法赋予了律师充分案情了解权,对有效辩护大有裨益。不仅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从多方位、多层次收集案情信息,聚焦委托人案情性质,还能适时对比正负信息差异,触碰徇私枉法行为,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概率。

    对抗刑审机制的首要功能是检验有效辨护的基础。庭审效果好坏体现于证据质证、事实归纳、结论对比等环节,控辩存疑量又体现在无罪论证的科学性、依据恰切性、证据和质证意见的可采性等方面。增加对抗需要立法,是扩充还是压抑辩护权在国内似乎还没有达成一致观点。私权辩护与公权追诉所追求的目的显然是对立的,在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又具同一性,扩充还是压抑应从有利于国家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出发,还需要开明的宪法理念,改僵化的司法公务员体制,建一支统一的司法共同体队伍,填充有效辩护制度的巨大空间,让公检法司间的国家角色无碍切换,把永久的对手的对抗变成促进司法制度尽善尽美的动力源泉。

    辩护权的扩大通过立法构建新的权利形式。刑诉法修改之前,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为咨询律师,权利扩张后律师在拘留、批捕环节的实质辩护大有起色,刑辩律师的法律作用和地位明显提高。在这两个环节陆续发现刑事拘留权力普遍滥用,附条件批捕过当使用,显露许多大肆贪腐徇私的丑恶行为。这次立法扩权的意义不限于人权保护的进步和反腐败制度的健全,让人看到中国的沉默权和刑事豁免权有望扩充进来,那时律师全程介入陪坐侦讯,纯技术性的对撞取代程序上的“死磕”。

    有效辩护在法庭上要立竿见影,有效性的量化指标以影响主审法官或合议庭成员为导向,成为主流意见为终极,采纳比例无须量化。法官眼中的刑辩律师,有很专业的实务专家,没有理由漠视,尊重律师就是尊重自己。

    刑事辩护需要极强的专业性,写进宪法法“获得辩护”显然不是自我辩护,除援助辩护制度外,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建立有效辩护制度,自然也不可能有加强完善可能,甚至连最起码的限制条件如执业年限、刑事执业水平也未设置。由于律师执业的特殊性,律师辩护需要律师事务所指派,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安排,除非有强支付能力的当事人,不可能改变单兵作战的局面,这一点与公诉机关大不相同,当遇到刑事重特大案件公诉人会集团作战。

    在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过渡期内,律师保障人权说到底是不断提高刑辩水平,国家尊重人权难道不应该做到让同台竞技的控辩双方在同等水准下公平搏击吗?显而易见先设置执业年限门槛,再变私人律师、公家检察官为国家统一司法人,让各种权力天下为公。

    辩论式刑审充分强调庭审的对抗,律师尽显“帮助”之能事,正应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句话。辩护获得权作为重要的人权保护措施,需要通过不断立法予以完善。美国刑事程序法先是重罪保护,继而扩及到轻罪案件的审判阶段,最后以米兰达规则的建立作为有效辩护制度确立的标志。

    周永康祸害政法期内,中外刑事辩护在保护人权方面的差距拉大,没人愿意辩,没人敢对抗,交手续、会见、念辩护词刑辩三步曲,更过分的局面是:法院雇佣保安盘查进入法院大门的律师身份;法院安插家属从事送达业务,不给律师发判决书。

    有效即合理。有效的评价标准是从无效辩护的角度界定的。比如非典型犯罪有效辩护的关键在主观动机和起因方面,查找主体刑事责任能力、精神因素方面的证据,往往证据本身隐含着逻辑上的悖论,易被忽略而成为冤枉判决的事实。大到伪证嫌疑证人,小到证据本身的细微瑕疵,未经定罪与量刑的有效评估,任意提出的必要的补充的事实都是无效的辩护。

    无效即失职。作为一种公允,辩护无效或律师失职不应该由法院评判,法庭训诫或处罚的是非违反职业操守严重扰乱审判秩序的行为。笔者假设一个刑事执业共同体的概念(刑事法官、刑事检察官、刑辩律师、刑事教授、刑事研究员等组成),根据先前制定的刑辩律师有效辩护评价标准(分为程序、事实和证据、刑法定性和量刑观点三个方面)评判打分,帮助不称职律师发现问题、改正问题。

    “死磕”律师为了有效而无效做功死磕法庭实质无奈,执法者有法不依、滥用职权,歧视、不平等对待律师所致。“死磕”现象无疑会加速改国家公诉制度为公诉国家制度的进程,从优秀刑辩律师中遴选聘任检察官呼之欲出。

    建立健全完整完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效辩护制度相对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司法体制改革要容易的多,只要坚持宪法统领全局式的司法配套改革思路,步子迈得在大也不会碰到绊脚石,依宪治国就是让宪法发挥更大的治理国家的功效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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