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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江湖的合规生存

    “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有句名言:“但凡我们用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这种“搏命”商道在实业领域多少有些不着调,但在金融领域则是最重要的决策心理素质,可称之为“胆商”。然而,任何游戏都有规则,任何博弈都有风险系数,唐万新将“德隆系”推上了“江湖第一庄”的宝座,自身荣膺“江湖第一庄主”,但这是一个当时的法律环境与民企常规融资能力无法支持的“金融帝国”。由于唐万新将金融博弈纳入了生命极峰体验和存在主义的范畴,其违规违法便成为必然选择。他是一个金融神活,也是一个金融教训。
 
    神话者,他只手创建“江湖第一庄”的金融帝国,凝聚、培养、历练、储备了大量的金融管理与创新人才。“德隆系”成了中国民间的“金融学校”,各种高管和技术骨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深度发展的重要支柱。其中,“德隆”旧部多名高管出任港资背景的“梧桐资本”管理层,而保外就医的唐万新依然活跃于“德隆”遗产与新式资本合作的金融平台上,尽管只是“二线角色”,但影响力与金融博弈风格依旧。“梧桐资本”看重的是“德隆系”的金融“胆商”和创新思维,在合规风控上则有着自身的体系和机制。德隆技术与梧桐合规体系的结合,才是中国金融市场“再造神话”的稳健基础。
 
    教训者,他好大喜功,疯狂扩张,超常规融资与内部交易,在合规与风控上漏洞颇多。为了成为“江湖第一庄”,唐万新采取了“控盘坐庄”的接力棒模式,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基本技法是:第一,内部人决策操盘,滥用持股优势;第二,动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委托理财资金形成资本优势;第三,动用超出法定限制的24705个股东账号“集束”式买进卖出;第四,在资本优势和持股优势下定向连续买卖、自买自卖“老三股”(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造成股价异常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振荡。
 
    “控盘坐庄”越成功,护盘成本越高,终于导致“德隆系”护盘资金链趋紧,而其实业基础与常规融资能力又不足以支持。如果护盘失败,则“德隆系”金融帝国瞬间崩溃。作为民企,在当时的法律限制与融资环境下又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唐万新的另一宗罪开始出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德隆系”本来就有常规的委托理财业务,此次护盘救急刺激“德隆系”将委托理财发展成“变相的吸收公众存款”,触犯了刑法底线。
 
    从2001年到2004年,在德隆国际金融管理部基础上成立的“上海友联”连续进行大规模的“吸收公众存款”操作,在承诺保底和以1.98%-22%不等的固定收益率等条件下与不特定社会公众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35890份,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02亿余元人民币,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172.8亿余元。这种“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正是1997刑法确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重点打击的对象。刑法保护的法益有二:一是国家的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二是不特定公众的财产安全。“德隆系”的吸收存款行为未合法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巨额未兑付资金造成公众利益巨大损失。
 
    唐万新亲自打造起“江湖第一庄”的金融帝国,为护盘又私自建立了“吸收公众存款”风险融资体系。由于操盘过大,借债过多,“德隆系”最终于2004年惊险跳水,“老三股”巨额萎缩,市值蒸发惊人。这是一个高风险的金融游戏,风险不仅来自于违法犯罪,还来自于金融市场自身的系统性风险。唐万新在“以命相搏”的这场豪赌中日益被自己的冒险和创新技法套牢,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金融帝国梦催生更大的不切实际的操盘领地,护盘成本飙升加大内部操盘资金需求,操盘资金需求又拉高“吸收公众存款”利率,拉高利率又放大了公众存款规模和还贷压力,最终导致金融帝国崩溃,“江湖第一庄”信用破产,引发业界避险和公众挤兑。
 
    2004年,“德隆系”危机全面爆发,唐万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逮捕起诉,于2006年获有罪认定,被判刑8年,其麾下核心企业以“法人犯罪”被处以巨额罚金,遭受重创。德隆系的巨额金融资产与负债同期被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全面托管,唐氏金融帝国解体。2009年,唐万新保外就医,重入金融江湖,与德隆旧部会聚于“梧桐资本”,但不再是掌门人和“庄主”,而是幕后高参,在“合规”前提下发挥其金融创新余热。
 
    唐万新与“德隆系”的资本江湖传奇给中国金融业界的最大启示是,金融创新必须具有充分的合规意识和风险控制机制,只有“合规生存”才是持久不败的金融商道。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曾这样评价唐万新:有魄力,却是个法盲,对金融并不全懂。这一评价可谓中肯。2004年之前的唐万新及其“江湖第一庄”更像是无视国家法律和金融市场风险常识的“江湖赌场”,其合规意识与风险控制机制极其薄弱。在真正的江湖传统中,山高皇帝远,“庄主”或许就是皇帝,怎么玩都可以,但在中国法治日益完善且金融市场日益国际化的21世纪,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江湖”了,只存在“庙堂”统摄一切的法律体系以及与国际金融市场并轨的风险系统。
 
    唐万新对“法治”和“金融国际”这样的现代事物没有充分的意识和准备,“德隆战车”在这一法律风险和金融市场风险交织的高风险系统中折戟沉沙,当不在意料之外。如今,中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更加健全,而中国各大金融企业的合规部门和风险控制机制也逐渐成熟。这种“后德隆”金融景象,既是“德隆教训”的反向调节的结果,也意味着与“德隆江湖时代”的告别。生活在中国金融新时代的唐万新,当有更恰当的自我反思过程和金融再创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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