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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村的金融神话

    杨斌的故事又是一个“金融与实业”关系倒置的个案。他是一个历经苦难的人,也是一个勤奋、大胆和富有想象力的人,更是一个改革史中充满传奇色彩、腾挪跌宕于世界金融圈的人。他的被明显夸大的商业信用体系并无完全来自于个人的高超骗术和中国地方政府的无知,还来自于国际顶级评价机构的好评支持,比如福布斯、摩根斯坦利等。2001年前后,他的个人成就达到顶峰,位列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二,个人资产达数十亿。
 
    他的商业成功来自于艰苦的学习与敏锐的直觉。如果说杨斌只是个骗子,这是对他穷苦出生、艰辛奋斗和高超智商的侮辱。欺骗,可以是智商高低者之间进行的信息不对称和智力不对称的高级游戏,只有当其明显突破法律边界与道德底线时才可追责。杨斌的成功在于高超的学习能力和商机把握能力。他的第一桶金赚取于东欧剧变之前,通过在中国与波兰之间倒卖廉价日用品大获其利,价差高达六七倍,赚取了2000万美元。这成为其以外资身份进入中国农业投资市场的资本基础。他还同时利用了中国同期的政治风波,以伪装的“民运分子”身份获得政治庇护而入荷兰籍。再加上他在莱顿大学学习期间对荷兰高科技农业模式的经验积累。资本基础、外籍身份和高科技农业,这三个核心价值要素是在其回国投资前就具备的。不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留学生都能做到这一点。
 
    杨斌面对国内市场和国际金融舞台的第一身份是“荷兰欧亚集团”,但仅有这一身份是不够的。他抓准了1990年代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的招商引资潮,最终与沈阳市政府合作,落地建设“荷兰村”高科技农业基地。“荷兰村”成了其日后开拓“农业金融”之路的“概念股” 基础与来源。没有荷兰村,就没有杨斌的金融神话。作为外商的杨斌以其对“荷兰村”的概念规划和理想蓝图不仅征服了沈阳市政府,而且征服了内地主要银行系统和香港股市。杨斌在国内的主体公司为“欧亚实业”,而在海外注册的“欧亚农业”则成为其控股的、纯粹的融资工具,在香港主板市场上市。
 
    “荷兰外籍中国高科技农业概念股”,将这些概念熔铸于一体的人正是杨斌。他以“荷兰村”为基地,以“欧亚实业”为银行贷款平台,以“欧亚农业”为股市融资平台,通过银行和股市双重融资,翻转腾挪的资金总在数十亿之巨。他利用巨额融资对“荷兰村”进行了大手笔的投资,兴建住宅、别墅、旅游观光设施等,“高科技农业”只是一个供炒作的概念,在“荷兰村”投资结构中居于偏位。杨斌融资与投资的大手笔与其对地方政府的“项目欺诈”(偏离土地划拨用途)、对失地农民补偿金的拖欠、对建筑工程款的拖欠以及对相关税费的逃避操作形成巨大反差,构成其神话破灭和锒铛入狱的前奏。
 
    2001年开始,杨斌在其“农业金融”体系如日中天之时,开始遭遇商业人生的滑铁卢,前期操作的各种政策性和技术性风险开始相互叠加并反馈发作。首先是沈阳政局的变动,慕绥新腐败下台,陈政高和薄熙来主政,开始清查土地税款问题,“荷兰村”成为整治重点。其次是瑞银华宝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的质疑和揭发,对杨斌的“农业金融”神话几乎有颠覆之虞,甚至危及其在香港股市融资平台的稳定,后通过积极公关短暂保全。再次是香港股市监管的反弹,以信息披露不合格为由多次停牌,损及其海外融资平台的系统性稳定,更累及内地企业在香港股市的信用度和融资操作。这些风险已经部分折射出杨斌“农业金融”操作的不当和缺漏。由于“金融”和“实业”的倒挂,“荷兰村”早已偏离实体农业正轨,这将导致合作方沈阳市政府采取积极法律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弥补项目损失。杨斌的“六宗罪”就是这一政府追责的结果。杨斌忘记了,他的外籍身份、高超骗术和苦心经营的地方政商关系网都不是牢不可破的护身符,面对风云变幻的沈阳地方当局、日益健全的内地法制与“荷兰村”项目中明显受损的地方政府与农民群体,他的失败和入狱几乎是注定的。
 
    当然,如果没有“新义州”项目,他也许不会入狱那么早。这一项目是其被捕前的最后一个“大手笔”。杨斌以其外籍身份和“荷兰村”农业金融体系为基础,竟然打开了封闭已久的朝鲜投资市场,筹建“平壤-欧亚合营会社”,其核心仍然是建设农业示范基地,吸引更大外资进入,形成“东北亚经济中心”.这对政治保守但对经济改革有所期待的朝鲜当局很有吸引力,杨斌也因此被金正日委任为“新义州”特区行政长官。这为杨斌的传奇人生增加了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面。杨斌的“农业金融学”转换成了“政治经济学”。他自述特首使命为:第一,以“高科技农业”将新义州打造为“东北亚经济中心”,赶超香港;第二,新义州实行“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享有独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受朝鲜中央政府干预。朝鲜投资的故事发生于2002年,其时杨斌在内地以及香港股市早已深陷金融泥潭和法律风险之中。也许是信息过度不对称,开放程度更低的朝鲜好像并不知情,也不介意。如果杨斌同期去韩国投资,可能另有一番传奇,但绝对不会如此顺利。杨斌是荷兰籍中国人,其事业大本营在沈阳的“荷兰村”,其商业本质是概念股式的“农业金融”,已在中国内地遭遇败绩。
 
    就在杨斌就任新义州特首之后两周,中国司法机关即对其采取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2003年,杨斌被以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这“六宗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如果没有这一积极的司法介入,杨斌的“特首”生涯可能演变成另一个“荷兰村”故事,不知朝鲜司法机关将如何作为。历史不能假设,内地受审也许是对杨斌的一种提前保护,否则作为外来户的“杨特首”在朝鲜政局变动与法制状况下岂能善终?当然,如果杨斌一改既往金融/实业倒挂习惯和骗术技法,诚心担任“特首”,开启朝鲜改革新时代,或许会谱写中朝关系史新篇章,当然,也可能成为香港以及内地东北振兴的强势挑战者。这一切,如“荷兰村”一般,已烟消云散,淹没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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