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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如何接力?

  张鸣先生的《中国改革的新十字路口》(《二十一世纪》2013年2月号)一文首先对中国当代政治进行了素描,将以十八大换届为代表的权力封闭更替模式和以软硬兼施为特征的外部维稳模式相交织,直陈其封闭性、压制性和非权利性,从而勾勒出了“新十字路口”的大致图景。这一图景经由国内外媒体及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复杂论说,已逐步成为社会共识。

  张鸣先生的探索当然不止于此,而是在上述问题共识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接力的“三策”:经济改革层面推进垄断领域的市场化;司法改革层面回归既往职业化轨道;政治改革层面强化人大民主与地方自治。在作者看来,这“三策”是“新十字路口”的光明选择,但仍然存在黑暗前景,即超级权贵集团和地方官僚集团对改革的狙击。张先生观察深入,快人快语,惨淡预测之余不乏学者的本真期待。

  文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反腐的短效性。以“反腐”接力改革确实是十八大以来的政治新风,然而“越反越腐”的历史经验和公众认知抽去了这一路径的进取根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风靡也并不意味着改革的优化,因为解读不一,因为黑暗前景尤在。其实,与其标举《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启示录,还不如高扬《联邦党人文集》这样的政治宪法名篇,因为八二宪法不是旧制度,丰富而生动,改革本质上也不是革命,而是政体改良。中国精英不应将改革的“新十字路口”过分强烈地导向法国情境,而是需要增加英美经验理性。

  张先生的接力方案具有强烈的批评性游说痕迹,“三策”作为多数精英共识也可以,但我觉得在制度观察与改革的逻辑完备性上尚显不足。张先生没有讨论中国的“行政改革”问题,与立法及司法改革迟缓不同,中国近十年来的“法治政府”建设在依法行政、信息公开和民主参与方面有所改善,“行政”吸纳“政治”再反哺“政治”的经验值得重视。张先生也没有在学理上深入讨论八二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及其复合代表制问题,不廓清这一制度前提性问题,任何改革建言就只能是一种对经验事实的直观意见和背靠西方的移植性转述。

  改革的“新十字路口”需要亚当·斯密推进市场自由,需要托马斯·潘恩高扬人权,但更需要理性而节制的联邦党人群体进行宪制改进的优良设计,接力中国改革顺利通过“历史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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