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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政法笔记:台湾选举、伊朗问题与欧债危机

  若干世界大事发生在西历新年和中历新年之间,饶有趣味,简要品评如下:

  1、台湾选举。马英九成功连任。形式上,按照规范民主程序展开,台湾民主更形巩固。实质上,在大陆吸引力与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台湾人逐渐告别“政治悲情”和虚幻想象,开始转入理性的处境思考和归属探索,促使台湾民主在初尝西式形式梦幻体验之后终于回归理性轨道。这是一种和平理性,双方谓之“九二共识”,以此为最根本的政治基础,伴随文化重述、经济互联和政治互信,两岸统一已经在实质性的理性轨道上前进,且两岸主导政党均为20世纪中国大革命之伟大政党,其互动制约恰可在21世纪完成整体中国历史脉络中的“宪政”构图。在此意义上,马英久再次连任是台湾人民理性地给了国民党一个继续探索两岸宪政建构的政治时间,而同样是给大陆一个在宪政高度构思与运筹大中国政治框架的历史时间。1913年,孙袁决裂,共和梦碎。1927年,国共决裂,大革命失败。1946年,国共再次决裂,联合政府破产。1992年,两岸达成概括性政治共识,新共和伏笔又埋。2012年,大陆亦将按照宪法惯例完成权力调整,但其政治连续性乃至于创新性颇值期待。这些时断时续之宪政故事每每牵动十几亿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可谓百年共和,世纪一梦。两岸中国人能否抓住大中国宪政的战略机遇期,不几庶民之责任,更为两岸稍具政治与历史理性之政治家与文化精英之共同责任耳。在评说台湾选举胜利的各种论调中,笔者更看重这是一个和平统一的新起点,不是大陆统一台湾,也不是台湾统一大陆,而是大陆与台湾共同统一于中国人民之政治主权与宪政意志。

  2、伊朗问题,为什么是个问题?近来伊朗总统内贾德高调访问拉美,颇有将反美统一战线扩展至美国后院的意图。同时,伊朗军事力量在霍尔木兹海峡频频出场。为何是这个时间点呢?因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了,美国要放弃“两个战场”战略,集中力量于东亚,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然而,美国刚刚返身迈步,伊朗就重新展示其反美姿态,拖住后腿,使之不得从容。对中国而言,亨廷顿眼中的文明冲突断层线成了美国时代中国安全体系上的“长城”,伊朗则在客观上成为中国隔离美国直接军事压力的战略性屏障。“长城”是弱势军力下的战略性产物,这一智慧一直留存于中国人的战略心智之中,直到今日演变为以别的国家作为“长城”。这在国际政治中也是常态,中国和伊朗是战略互济。伊朗不是伊拉克,也不是利比亚,更不是阿富汗,而是阿拉伯世界中最接近亨廷顿所谓担当文明之“核心国家”标准下的国家。美国在中东是撤不出来的,无论是尚未攻克的伊朗,还是占领数年之久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因为美国为它们提供的只是“西方理想图景”,美国的政治逻辑是“远人不服,则修武备以易之”,这种逻辑恰与中国古典政治中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具有对称之效,实王霸之别也,其政治后果就是无法带来一个和谐的理想世界,而只能造成那些非西方文明区在“传统/现代”、“西方/非西方”之间反复呈现西西弗斯式的政治与历史摇摆。因此,伊朗问题为什么是一个问题才是冲突表象下的根本问题。如果“易之”不易,则“来之”又如何?中国在大国崛起背景下,由于托身于美国时代,“长城”意识与战略固不可少,但如何走出去,如何为世界提供一种竞争性的、多元的因而具有历史进化与综合意义的文明样式,才是根本。这种文明样式中,如何处理文明间关系是一个前提性问题。

  3、欧债危机与欧罗巴合众国。欧洲已经没有能力推出单一的民族国家来进入现代世界的结构性竞争了,于是,无论是为了内部和平,还是为了结构性竞争,欧洲都必须更加联合与统一。欧债危机不是欧洲的危机,不是欧盟的危机,而是欧洲“后发国家”的危机,所谓的“欧猪五国”。理想总是有代价的,在经济景气时的过度成员扩张暂时满足了欧洲人新世界理想的梦幻体验,但却为经济危机时的政策协调乃至于结构调整造成诸多困难。经济联合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经济的,经济只是一个起点,如果没有宪法和政治统一的保障,纯粹的经济共同体是无法有效应对整体性危机的。美国对于欧洲的联合怀抱复杂态度,一方面希望其成功,这样可以增强西方体系的核心力量,维持西方对世界的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又忌惮其过于强大和顺利,这样就可能遮蔽美国对西方乃至于世界的有效领导。因此,一个“瘦得半死的骆驼”也许最符合美国的战略需求。然而,欧洲可能并不这样想,作为欧盟核心国的法、德不仅有着世界近代史上的巅峰体验,而且更是将欧盟机制看作欧洲复兴于世界的理想传送带。因此,尽管欧债危机深重,但笔者认为如下判断似乎可信:(1)欧元区不会解体,有多大的包袱都得撑住,分裂前景会造成连锁灾难,实在伤不起,因为欧洲除了联合自强,在世界体系中不可能具有任何领导性地位,欧洲的世界地位必须建立在超国家的基础上,内务和平,外求竞争,这一点早被科耶夫在1944年看破;(2)欧洲整体“民主赤字”加重:为了强化财政纪律和增强体系抗风险能力,欧盟内部核心国家必然在欧盟层面推动更强的行政管制框架,而欧盟的政治一体化或宪政化必然滞后于这一行政管制的提升速度,由此造成欧盟治理结构中的“民主赤字”的加重,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为了整个欧洲的战略利益,欧盟实际上必然形成内部强势国家领导弱势国家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会在整体上导致一个更少民主但更有能力的政治现实,各成员国的主权乃至于欧盟决策上的民主品质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一定的压抑和削弱;(3)既往的西方文明是欧美两极,美国属于实践分支,欧洲属于理想分支,西方文明的根源在欧陆而非英美,因此,欧债危机所深深刺痛的绝不仅仅是欧洲人,也包括美国人,所以在更大的战略层面,如果欧洲沉沦,则美国势必孤单无源,从而助推世界历史进入“拐点 ”,美国战略家不会忽视这一点;(4)拯救欧洲经济的枢纽在于欧洲政治的重构,这也是欧洲异常煎熬的历史考验,因为逻辑很清楚,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欧罗巴合众国”为政治基础,欧洲就不可能有真正一体化的经济,这类似于19世纪末美国联邦党人的困境,而法德领导人就是现代欧洲的联邦党人,然而,美国联邦党人有着“白人新教”的认同基础,欧洲联邦党人的历史与文化复杂性超出常人想象,且面对着巨大的移民群体及其政治影响,其联邦主义的当代使命极其艰巨;(5)欧洲的当代故事就是西方文明古典生命力的当代状况,精彩或无奈,所关涉的不仅仅是欧洲自己,也是美国,乃至于整个世界;如果没有欧洲,我们如何理解今日世界;如果真的没有了欧洲,我们又如何想象新的处境、命运和理想。实际上,西化与全球化的共同后果是,我们一同受着煎熬,我们必须具有文明危机的预见力和文明责任易位的想象力,如此才是人类之幸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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