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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小史及其现代启示

  现代宪法意义上的“三权”不仅是康德意义上的形式逻辑要素,更是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晶。权力类型的确立,首要在于主体的确立。作为立法权的基本主体,我们需要追溯近代议会的形成过程,这需要我们将目光转向议会的母国--英国。

  议会的产生与发展是封建王权与封建贵族长期斗争的结果。在中世纪,对政治秩序的想象,除了“教权-王权”的政治神学维度之外,主要受到亚里士多德政体学说以及古典共和主义的混合均衡政体思想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根据统治者的人数将正态政体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对应的变态政体分别是僭主制、寡头制和暴民制。雅典政体迭经变换,亚里士多德本身尽管青睐贵族政体,但对于纯粹政体之适应性也产生了怀疑,萌生了“混合政体”的思想,即三种政体要素以适当比例共存于同一政体之内,优势互补,形成最佳治理状态。“混合政体”思想经由罗马时期的西塞罗等人以及罗马共和国本身的实践,成为当时的政治思想风尚。罗马政体中的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就具有“混合政体”的显明特征。进入中世纪,在封建王权的统治之下,罗马政体中明确的机构化特征被打破,但“混合政体”的思想仍然左右着人们对新政治秩序的想象和实践。为了实现王权专制的信息传达、地方代理、税收征集等封建国家的基本功能,并部分回应“混合政体”思想中包含的理性和民主性的要求,一种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的形式被创设出来。等级会议具有鲜明的社会阶级代表性,其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三大阶层:僧侣、贵族和平民。等级会议具有较强的政治包容性,但最初并非是具有立法权的议会,而主要是一种政治咨询性质的机构,并带有微弱的政治协商功能。等级会议之间仍然存在等级隔离,并未融合为具有整体性和共识基础的“大议会”,他们分别开会,独立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总体上被称为“等级会议”。不过,此时的等级会议对国王权力也有一定的制约,如果国王要增加封臣以及平民的义务,需要通过等级会议程序并获得同意。当然,这种“同意”还不是现代议会意义上的立法权,而是一种意见征询与妥协程序。

  英国议会就起源于具有等级会议性质的“贤人会议”,最初的组成人员主要是主教、郡长、诸侯及贵族。这一会议在国王的召集与主持下讨论广泛的国家政治议题并具有一定的司法审判功能。诺曼人征服之后,出于王权巩固和种族统治的需要,一方面在政治上将贤人会议扩展为大会议,容纳更广泛的代表,另一方面则尊重并通过巡回审判整理英国的地方习惯法,将其逐步发展为“普通法”。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提升了贵族的政治代表权,一个25人的常设委员会具有了更加优越的政治地位,但也遭到了王权的反扑。1258年,贵族在维护《自由大宪章》的过程中再次集会并制定了《牛津法规》,设立了一个15人的常设委员会。经过多次反复,贵族最终迫使国王同意遵守《自由大宪章》和《牛津法规》。可以说,英国议会的发展就是贵族参政权的扩展,而平民的作用则相对微弱,成为时代进步的暗淡背景。

  1265年,为征集新税,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会议获得召集,代表包括贵族、僧侣、骑士和平民。由于代表性的结构性扩展,这次会议被认为是英国现代议会的重要起点。新的代表构成逐渐作为一种宪法惯例获得确认。在运用宪法性文件和议会形式与国王展开的斗争中,贵族权力一再得到扩展,甚至发展到废黜国王的程度,这就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预伏了政治基础。在新的会议代表构成中,社会既有的等级和阶层的界限也日益得到凸显并日益按照“贵族-僧侣”和“骑士-平民”的界限形成各自的政治组合,由此构成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政治与历史基础。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发动的针对国王和旧贵族的革命。作为共同的革命成果,英国议会的历史性的政治结构获得保存和延续。经过克伦威尔专政、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英国议会主权最终获得确立,议会垄断立法权的现代宪制原则被普遍接受。经过18、19世纪的政党斗争、宪章运动和民主化,借助1911年和1949年的两次议会组织法,英国下议院取得了决定性的政治优势,从而最终完成了英国政治的民主化。

  与英国的自然演进式的议会历史不同,美国议会更多建立在理性论辩和制度设计的基础之上。从以独立为目的的大陆会议到以联盟为目的的邦联议会再到具有明确的国家化指向的联邦议会,美国议会的建立同时受惠于英国议会经验和欧陆政治理论。法国在不断的革命与宪法变迁中就在一院制和两院制之间徘徊过。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采行过一院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具有一院制的特征。不同的议会史就是不同民族建构自身之现代立法权的生动过程。

  通过上述关于议会简史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第一,议会是阶级斗争理性化的产物,每个民族需要从英国议会经验中学习的除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议事规则之外,还需要学习其将社会冲突制度化的政治智慧。阶级/阶层斗争是人类政治经验中的常态,如何化解则考验着人类的政治理性能力。英国经验是通过宪政民主消化吸收社会冲突的典型。中国社会目前处于社会利益多元和冲突加剧时期,如何运用议会形式和代表性程序进行政治和社会安排,是稳定与发展的关键举措。

  第二,两院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理论上也可获得证明。英国的两院制根源于贵族和平民的阶级界限,英国议会的最大成功就在于能够同时包容二者并从中产生出具有妥协性质的共识。此外,就理论证明而言,两院制可以抑制民主决策的冲动和草率,增加议会的审慎性,促进理性决策。美国的两院制与英国具有不同的政治理由,主要是确保联邦制下各州的利益获得代表。可见,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两院制均可作为合理选项。不过,根据有关统计,目前全世界186个国家中采取一院制的占了61.8%,这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对于民主理论和主权建构的高度依赖,对于分权制衡理论则有所顾忌。

  第三,议会垄断立法权是民主宪政的政治标志。发展中国家在宪政转型中要注意优先巩固和加强议会的权威及其对政治议程的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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