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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与国家软实力的阅读与思考(提纲)
  • 2010/6/13 1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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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缘起
 
  1、科耶夫的《法国国是纲要》:法国的“大国崛起”问题
 
  (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1)基督教文明“三分天下”
 
  英美:新教帝国
 
  苏联:东正教帝国
 
  法国:新拉丁帝国的领导者(+意大利+西班牙)
 
  ·为何法国不能通过“民族国家”范式崛起?
 
  →经济原因:资源局限,市场局限
 
  →军事技术原因:军事现代化催生新的政治空间理论(联系施米特)
 
  →历史原因:希特勒失败的原因,以德意志民族性建构欧洲大空间
 
  ★联系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理论,在菲律宾等地颇有影响,但没有处理好文明基底的问题,尤其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过分迷恋武力和大和民族精神;“黄”与“白”的战争,希特勒式的种族论观点;“华夷之辩”上的失败,以“夷”侵“华”,名不正而言不顺--“华”是一种文化精神,可移动,在理论建构上很粗糙;孙中山的“中日联合论”,1910年代给日本高层的信,如果成立,则世界历史必然改观;当代,“中日和解与合作”仍然是东亚区域整合的政治前提,联系鸠山的辞职,参见我的评论《政治家与主权意识--鸠山的真诚与日本的无奈)
 
  →自由主义对民族国家的态度:没有在民族性框架之外思考国家的存在,经济自由化与个人主权最终将挖空国家的伦理基础,个人成为最高的价值尺度,导向一种普遍均质化的世界主义(人权理论和自由宪政主义是基本范式)--历史终结论(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承认的历史,公民权的普遍化将导致承认欲望的彻底满足,历史即告终结)
 
  →社会主义对民族国家的态度:国家只是过渡到完美人性(共产主义)的管理工具,民族性也将发展到普遍化的完美人性。--也是一种历史终结论
 
  科耶夫认为历史终结必须经过和平的“帝国时代”这一中介(延伸:全球化过程中的区域整合)
 
  出路:新拉丁帝国
 
  (2)新拉丁帝国的基本架构
 
  精神基础:天主教(正宗)
 
  政治核心:法国
 
  基本空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殖民体系:拉丁-非洲体系(放弃远东殖民地)
 
  基本目标:和平的帝国体系,避免成为“帝国主义”(欧洲的联合自强)
 
  对德关系:新教德国将倒向英美,威胁法国,需要利用战后机遇强制签订法德煤钢交换协议
 
  (3)简要评价
 
  ·合理化的政治空间意识,成为欧共体和欧盟体制的重要思想基础(尽管欧盟基于法德和解,但仍然是以法国和天主教为核心)
 
  ·历史辩证法下的“民族国家帝国化”命题,成为当代任何主要文明区必须回应的共同问题
 
  ·一以贯之的“欧洲中心主义”与天主教中心主义,对欧洲之外的政治空间和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视而不见
 
  ·严格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普鲁士精神”被改成“法兰西精神”
 
  ·民族性与帝国性的平衡以及帝国之内的民主问题,是“新拉丁帝国”的根本性挑战
 
  2、中国进入“世界历史”:中国的大国崛起问题
 
  (1)毛泽东的政治空间意识
 
  →念奴娇·昆仑(1935.10)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974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美苏--日本、西欧等--第三世界)
 
  (2)1989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叙事
 
  《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摩罗,2010,转向,曾以《耻辱者手记》在90年代走红,被钱理群称为“自由精神谱系的自觉承担者”)
 
  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
 
  许纪霖从规范主义的角度将之批评为“历史主义思潮”,并竭力申明其危害(启蒙的历史化)。(参见许纪霖:“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中国近十年历史主义思潮批判”,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历史主义,德国对抗英法文明的文化反应。黑格尔为何写《历史哲学》?
 
  (3)“中国模式”:大国崛起的初步结晶与国家软实力的经验框架
 
  初级提炼:中国经济模式
 
  体系化:潘维的综合模式
 
  
 
  社会模式:社稷体制,社会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内容:一、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二、社会分层的形态;三、社会伦理的准则;四、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已经初露端倪,概括地说,由四大支柱构成:第一个支柱,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组成社区和工作单位;第二个,社区和单位与行政的条条、块块重合而成有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第三,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第四,官民彼此嵌入形成相互依存的“社稷”。
 
  政治模式:民本政治,政治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基本要素:一、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理念;二、依照上述理念选拔和更换官员的方式;三、依照上述理念组织政府、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四、依照上述理念修正行政错误的方式。具体到中国,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也是由四个支柱构成:一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二是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三是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什么时候这个执政集团不先进、不无私、不团结了,这个执政集团就垮了;第四是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经济模式:国民经济,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从经济四要素出发进行概括,中国经济模式也由四大支柱构成:第一,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第二,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第三,(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第四,(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故称“国民”经济模式。
 
  把这三个子模式整合到一起抽象出来的中国模式,我称之为“鲲鹏模式”。(巩固:党中央厉行法治、制止腐败,避免台湾式的选举陷阱--潘维反民主,不理解真正的民主)
 
  对潘维研究的基本评价
 
  →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凸显了中国现代发展的“古典”渊源,具有较好的历史意识与文化自觉;
 
  →对中国政治的现代性,尤其是对民主的发展经验相对忽视,是为一大缺憾;
 
  →如何避免科耶夫告诫的“民族性”陷阱,使得中国模式的归纳与扩展具有较高的普适性,是后续深度研究的关键。
 
  (4)西方眼里的中国形象
 
  →古代:“四大文明”为代表的文明古国
 
  →近代早期:“黄祸”(德国意识)
 
  文明只限于“行政管理”(黑格尔,中国“在世界历史之外”)
 
  →近现代:落后野蛮的非西方区域
 
  →毛时代 :红色中国  (“朝圣”(对毛个人)与“驱鬼”交织的心理,反映出西方意识形态的分裂)
 
  →改革时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最极端话语:G2)
 
  →一个故事:2010年5月,治理指标框架(普适的国际化指标无法评测中国的发展经验--改为发展国别指标)
 
  二、宪法学者如何谈论“大国崛起”和“国家软实力”?
 
  1、宪法学者的“凯尔森情结”与“个人权利预设”
 
  (1)凯尔森情结:一种静态规范主义的法治理想
 
  (2)“个人权利预设”:一种没有传统和家园的解放哲学
 
  (3)“情结”和“预设”的后果:历史错位与命题错位(为何自认为身处“世界潮流”的人却处于“中国潮流”之外?值得深思!)
 
  (4)转型中国需要具有政治意识的宪法学者:秩序理想+政治成熟
 
  2、何谓大国?何谓“软实力”?--一个宪法学的回答
 
  四大秩序问题
 
  精神秩序
 
  政治秩序
 
  法律秩序
 
  经济秩序
 
  (1)自由主义的组合答案(或曰华盛顿共识):基督教  民主  法治 市场经济
 
  具体解析与批驳
 
  (2)新左派的一种答案(潘维,或曰北京共识):社稷体制 民本政治 国民经济(确实“精神秩序”,对民主也有误解,但是更具解释力和引导力)
 
  新左派的另一种答案(甘阳,“通三统”):儒家传统+毛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改革时代的市场经济传统 (具有历史哲学意识,正确的问题,最艰难的思想性挑战)
 
  (3)根本问题:如何看待“普适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前提:区分“价值”与“模式”,前者是哲学层次,后者是工程学层次
 
  正确的辩题:中国价值 VS西方价值   中国模式 VS 西方模式(或美国模式)
 
  ★关于“普适价值”:人类精神文明的共同结晶
 
  √对“普遍主义”的哲学与文化批判,参见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颠覆了对“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对哲学范畴的通识性理解:“普遍性不过是特殊性的特殊表现,是特殊性的一种过渡陈述……普遍性是特殊性的自我意识。”(p.14)
 
  →“所谓普世文明,不过是一种自我宣称式的文明,是特殊文明当中一种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当普世文明还原到欧洲的具体历史语境之后,它只是西方文明的特殊表现,是西方文明在全球扩张过程中人为建构的历史神话。”(前引许纪霖文章,对张旭东观点的阐释)
 
  →“从私有财产、主体性、法制、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宪政国家,一步步推到国际法,然后推到世界历史,然后反过来以世界历史的方式,以普遍性的名义来为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利益做辩护。”(P.18)
 
  →小结: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之下,任何非西方文明的现代转型实际上都不得不进入一个“强制性的历史框架”,可以有“特色”,有具体适用中的非本质变异,但不能有“模式”,更不能有“价值”。]
 
  √普适价值的基本特点:
 
  →历史性:历史实践的结果,并未封闭终结
 
  →构成性:多元参与
 
  →发展的不平衡性:以世界历史的眼光观之,各文明区的核心要素最终可以理性融合,但以具体的历史时段来看,某些文明可能占据主导(如古代的中国文明,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这一时期的“普适价值”就会带有特定文明的更多色彩,且由于主导文明(代表性文明)的强势政治经济影响以及具体利益因素的介入,“普适价值”会发生异化和特殊化,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是有待发展和成熟的,而不是“终结的”。
 
  →形成过程的民主性:最普适的价值,其形成过程应该是最民主的(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优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制度化及其实践机制的合理化:由“十字军东征模式”到“国际协商民主模式”
 
  问题1:中国价值与普适价值的关系?中国从来都是,现在和将来也必将为人类“普适价值”提供积极内容。战略思考的路径不是从经验出发论证中国的独特性(这也很重要,可以作为中国价值的经验证据),而是在思想性高度完善“中国价值普适化”的规范框架。)
 
  问题2: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的问题意识与思想贡献?(为何西方为人类只提供了“有效国家”,却不能提供“有效世界”?批评西方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和独在的存在论,提出关注关系和谐的“共在的存在论”)
 
  ★国家软实力建构:中国价值与中国模式是一个整体
 
  3、政治宪法学与政治宪政主义的兴起
 
  适度超越静态的规范主义框架,尊重历史与传统,具有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眼光和“通三统”的政治智慧,从自身的历史、体制与经验出发,提供一种更加合理化的宪法学解释框架和建构框架。
 
  问题1:如何理解孙中山的宪政发展阶段理论(军政-训政-宪政)?
 
  问题2:如何理解毛泽东的“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的观点?如何理解毛泽东1945年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理论任务:
 
  (1)通过主权与制宪权理论,解释革命建国的正当性(政治合法性的叙事框架,政治稳定的首要工作),通过肯定革命而压制再次革命,将社会冲突与力量引导入改良主义的制度框架;
 
  (2)面向改革经验建立中国真正的转型宪法学(解释理论+建构理论)
 
  三、民族复兴与青年责任
 
  (1)反对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
 
  历史:反思五四与反思文革
 
  当代:
 
  左派激进主义(乌有之乡,参见我的评论《抗震评论与乌有之乡新解》)
 
  右派激进主义(《零八宪章》,“八九思维”的继续,自由激进主义的纲领)
 
  (2)“80后反对80年代”:
 
  1989年事件是中国近代以来激进主义运动终结的标志,自此以后,理性统治、渐进改革与法治取向才真正成为社会共识。
 
  (3)正确理解责任:秉持本真的民族情感,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也对世界和人类负责。
 
  (4)重提韦伯:1918年慕尼黑大学演讲,主要目的是回应战争责任问题(一战爆发后,已知天命-50岁-的韦伯立即参军,担任野战医院的纪律监察,因成绩突出被授予上尉军衔,后积极写作政论,继续为帝国战争服务;韦伯主张保卫帝国,反对将战争责任单方面推给德国,并在巴黎和会上竭力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
 
  √以学术为志业
 
  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世界的理性化(去魅:科学战胜神学),对价值选择无能为力,也不可轻率批评或僭越。
 
  学术是理性科学(工具科学)
 
  学者的多重身份:学术研究者和教师(坚持价值中立,如实应用学术方法解析学术问题);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表达的并非学术意见,而是独立个人对于政治的意见);暂时的政治家(如作为政府专家或政党领袖,前者辅助决策,不负政治责任,可能作为技术官僚负行政责任;后者负政治责任)
 
  “以学术为志业”显然意味着价值中立的理性化科学研究,悬隔“价值问题”(这是真正的政治问题)
 
  √以政治为志业:“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政治家的行动伦理)
 
  信念伦理:只按自身的道德意念行事,不考虑后果。(规范的生活/教义的生活--宗教和平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进行激烈的批评,认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韦伯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在政治上天真幼稚的“信念伦理”)
 
  责任伦理:按照对可预见的后果负责的态度行事(韦伯认为这是真正的政治家伦理。从政,意味着与魔鬼缔约,冷静判断,依责任伦理行动,哪怕在某些信念看来是“恶行”并损及灵魂的救赎)。这是一种政治责任,对政治行动后果的理性意识,政治家不能纯凭个人内心的价值喜欢而行动;这也是一种决断伦理,导向一种实践的生活和理性行动的生活。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就是“正当化”,就构成了政治家行动的基本伦理准则,而学者对于这样的“理性化”负有研究和说明的责任,使得首先是自己,其次是政治家,对于相关事务达到“自我的清明”的理性程度。
 
  解读:韦伯的演讲适逢德国的一战失败,宗教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致声讨帝国的战争政策及其责任问题,韦伯站在为德意志民族辩护的立场上,将攻击方归于政治上幼稚的“信念伦理”持有者,勉励德意志的青年学生与政治家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保持清醒,选择“以政治为志业”或“以学术为志业”,通过价值中立的理性科学研究和摆脱不负责任的信念束缚、依据责任伦理的理性行动,保护德国的主权与核心国家利益,实现德国的复兴与发展。韦伯是一个“去魅”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关注事实问题与因果关系,其演讲既有特定的政治社会语境,也有其理性科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对于我们理解学术与政治、学术伦理与政治伦理之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但同时,我们也为韦伯对德国的热爱之情所震撼,这种热爱之中难道不包括价值的认同和信念的持守(至少“保全德国”肯定是韦伯的“信念”)?难道不是只有“信念”才能摆脱“信念”?
 
  对于中国当代青年而言,无论以“学术为志业”还是“以政治为志业”,其实既需要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和“责任伦理”,也需要秉持一定的“信念伦理”。我们为何“仰望天空”,因为我们需要基础性的“信念伦理”?我们为何“脚踏实地”?因为我们需要实践性的“责任伦理”。韦伯通过“价值中立”和“理性化”贯穿了学术伦理与政治伦理,基于特定理由和需要而排斥“信念伦理”,我们需要理解并从中汲取韦伯伦理学的营养,但即使在学术研究中,绝对的“价值中立”也是不可能的,而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哲学中,政治伦理中的“信念”要求是非常突出的。实际上不存在单纯的学者,因为他必然同时还是公民。韦伯对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学术和政治活动中共通的理性(责任)精神,但二者之中一定还共通着价值(信念)因素。不过,今日之中国,所缺的并非一种爱国的价值(信念),而是发展中的理性精神,因此重提韦伯对于在座各位的学术选择或政治选择无疑具有突出的理论启发和实践意义。
 
  (本文为2010年6月12日晚在中南大学研究生“云麓人文读书会”第25期“大国崛起与国家软实力”上的主题演讲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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