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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奥运思维”,回归北大主流——评“后奥运”北大校门管制
  • 2008/10/16 23:51:00
  • 分类: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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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即北京市之后,北京大学也在试行奥运后的新管制措施,并酝酿所谓的预约登记制,将人与车辆作同一化处理。据北京晨报10月7日的报道,奥运期间北京大学由于承办乒乓球比赛项目,对进入校园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校外人员进入北大需有校内人员担保导引,并进行详细登记。奥运之后北京大学实行“验证通过制”,即所有的大小校门一律维持奥运时的保卫设施与人员,校内人员出示证件可免于登记,校外人员可凭身份证独立登记进入——不再要求校内人员的担保导引;进一步的管制措施可能考虑设置“刷卡通过制”,以及终极的“预约登记制”。这些管制措施的强度轻重不一,最强的当属保卫部门理想中的“预约登记制”。〕 

  北大在奥运期间与北京市分享了所谓的紧急状态法理,北大在紧急状态里不再是一个校园,而是一个奥运分赛场(笔者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曾谓之“兵营式的校园”,在奥运的特殊时期,惊愕之余尚能理解)——这直接提供了北大校园管制的正当性。但北大毕竟不同于北京市,它没有那么严重的交通压力,它要创建的“国际一流大学”目标,也要求开放而不是限入(封闭)。事实上,目前的管制乃至远期的预约登记制,也与北大传统里的自由品性格格不入。北大试图模仿北京市延用奥运措施,但却出现了与自身定位及建设目标的精神性冲突。 

  从奥运结束的那一天起,北大就已经与“奥运分赛场”的身份相分离,与奥运精神和国家需要相分离,重新回归自己的常态传统。北大的常态传统到底是什么呢?无论是师生坚守的蔡元培式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校方从北大胎记里辨认发扬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作为一个学术与文化中心,北大都应该是自由的和开放的。管制措施里所认定的“社会人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身份分类法和歧视可能性,默认了北大校内人员的等级位阶。笔者自己的观察是,北大之大即在于其自由和开放,在于校内丰富的讲座、研讨,可以自由地获取校外文化资源的补充。没有对外自由与开放的心态和实践,北大将注定在一种日益封闭和保守的气氛中走下坡路,其在基本精神上就是违背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谁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前景呢?在不断加强的管制之下,北大俨然成为“管制性校园”。如果说北京市新限行措施反映的是北京市政府积极探索回应交通问题的公共政策思维,那么北大限入措施的强化所折射的,则是北大管理者的家长制心态,是对北大自由传统和北大学生自尊人格的一种制度性否定,同时也是对所谓北大精英主义的一种扭曲的理解。 

  北大保卫部门抱怨现在的“验证通过制”效率低下,并酝酿采取“刷卡通过制”直至“预约登记制”,尤显荒谬。保卫部门有这样的权力吗?短期的“安全利益”,是否足以补偿北大自由与开放传统的失落,以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远去?对于学校保卫部门所谓的“安全与秩序”,笔者以为维持原有的图书馆禁入、食堂禁食(即不再办理加收手续费的临时饭卡)以及宿舍的刷卡制度就足够了。奥运只是一个插曲,北大自由与开放的传统才是主题曲——插曲过后,北大应回归主题。北大应该完全抛弃奥运措施,回归奥运前的常态,将学校建设的重点转向学术,而不是不断追加安全级别,将北大设置为一个孤岛。大学管理的本质不是安全,而是促进学术,为了管理而管理,并且迷信各种技术手段,只会不断挤压大学的自由精神命脉。 

  北大限入不具有必要的公共政策背景与基础,只是奥运管制思维的简单继承与强化。管窥之余,笔者意识到,可能存在着一种留恋短暂奥运期间美好状态的“奥运情结”——一种以权利受限和义务超限为基础的集体浪漫。就像1949年建国一样,奥运同样是一个仪式化的过程,无论其多么浪漫,都不能替代日常时期的非集体化的生活与建设。我们需要超越“奥运情结”才能获得民族自由精神的成长。作为自由重要象征的北大,尤其应该率先走出“奥运情结”,回归自身传统,与奥运管制思维和集体伦理保持正当距离。 

  奥运已经过去,我们还要生活。奥运的制度遗产如有过分妨碍生活和产生与原有社会精神的悖反效果的,应尽数去除;有利于展开公共政策讨论,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有利于增进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则应在开放与反思中,借助政府的责任伦理和公众的参与伦理进行补充、修正与发展。这应是我们思考类似问题的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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