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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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三峡与改革三十年

改革三十年,1840以来近一百七十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终于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从容、全面和有序展开的历史机遇期。我们在价值上不仅能够逐步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与宪政,我们还加入了来自传统的公平、和谐。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往被历史“束缚”的诸如公平、和谐等价值将获得重要的展开与发扬。 

  只有学术家才醉心于分析,历史从来都是综合的。 

  ——作者 

  引子 

  小时候,“新中国”成为我生长环境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红色经典”和“革命故事”在心头潜移默化。虽然是农村,虽然也许生活确实很苦,但是我从爷爷辈到父亲辈的日常言说中发现他们对反右、对文革并没有知识分子那般的激烈——他们常常觉得“新中国”确实给了他们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或许是历史的巨变往往在其核心最烈的缘故。但无论如何,经过1976年之后两年时间的短暂准备和过渡,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标志,“新中国”还是被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历史学家唐德刚有言,中国之现代化需经历“历史三峡”——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现代化。其实,如果我们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阅读近现代历史的话,甚至早至1840年,我们就已经在精神和物质上为跨越“历史三峡”而准备。鲜血只是历史的表面,尽管在具体时空下触目惊心,但在长时段历史中却被整合入对特定历史阶段最重要命题的回应成本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是作为革命对象的满清政府和国民党,作为曾经主政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1949之前的“救亡图存”主题和现代化任务,并留下了可以明确指认为成绩和教训的历史经验。因此,在今天的我看来,“新中国”的“新”又可以向前回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我们的民族就处于一种在精神上不断更新和不断建构的过程,在“中西古今”之间反复调适,以实现国族之延续,文化之生存。 

  读历史,不仅要读故事,还要读智慧,这种智慧就在于理解对立面。黑格尔的“正、反、合”是对历史精神运动规律的精当提炼。而唐德刚之“历史三峡”也具有这样的辩证法特征,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现代化恰好可以对应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而这与1919之前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器物启蒙、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制度启蒙和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文化启蒙也可大致对应。我们在不断前进,但我们总是有“影子”的,这种历史的影子是历史辩证过程必然具有的合成性的证明——不管你曾经多么激烈地以“革命”的激进方式反对,历史辩证结构中的精神因素可能只是暂时被压抑了,但绝对不可能简单地从“历史之链”上脱落,儒家传统的问题、商品经济的问题无不如此。为了特定时代的最重要命题(救亡图存),我们可以“虐杀”传统文化,告别世界主流,但我们最终必须回来,必须以一种历史应有的包容和开放回来——因而不应是一种同样的“革命式”的回归,一种彻底抹杀革命合理性的非理性回归。这对于我们认识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的历史断续具有重要的方法启示,对于我们正确评价及深化改革也具有重要的方法启示。 

  笔者正是准备以上述“正、反、合”的辩证历史观,以唐德刚之“历史三峡”的基本框架,对于至2008为止的“改革三十年”作一个基本的解读和展望,并注意结合2007年前后的重要事件进行分析。关于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历史连续性,两个月前的十七大的概括在我看来是符合笔者所接受的历史逻辑的。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改革三十年”。 

  经济市场化 

  首先是“经济市场化”,我认为是第一期改革(1978—1997)的核心逻辑。在这一时期,经济建设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一切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其实都隐含着这一逻辑在内并受到这一逻辑的深刻限制。虽然80年代出现“新启蒙”和“文化热”,也有一定的社会波及面,但是却不可能根本影响经济市场化的逻辑。1992年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这一时代逻辑得到了最彻底的强化。与“经济市场化”逻辑相应,自由主义的学说和制度在一切应用文科领域空前蔓延,尤以经济学和法学为甚——时代的知识需求变化导致了“人文精神的边缘化”。“经济市场化”的改革逻辑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必然首重效率,在环保问题上必然有所忽视,在民生问题上也不可能大踏步提供福利。这一时期,至少在经济领域,实际上可以看作新中国以来最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时代,因为个人的冒险与智慧将得到巨大的市场回报。由于经济学和法学不断强调私人权利和私有产权,国家法律出现明显的“私有化”,这导致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国有资产大幅度流失及下岗职工大规模失业,由此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逐渐积累起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我们的GDP不断攀升,由此带来整体国力的提升——因此,“经济市场化”改革逻辑表面上是诉诸个体经济自由以及鼓励个体创造财富,以至于必然出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实质还在于国家富强的历史逻辑——因为改革的起点被中央界定为“崩溃的边缘”。因此,改革也是救亡,救党救国。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市场化”乃是一种危机反应模式,所以留下了太多的后遗症。但这种后遗症是历史在作“正题”的时候必然的不完整,也是其辩证发展的动力所在。“效率中心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市场化”改革逻辑在1997年之后逐渐丧失其合法性,并被概括为“单纯GDP”观念而受到清理,代之以“科学发展观”。 

  如果说1994年前后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只是人文学界的集体呻吟的话,1997年前后关于“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激烈争论则带有时代转折的意义。“新左派”盯准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公平软肋,从而要求修正极端的自由主义改革路径。“新左派”更准确地将应该是“自由左派”,甘阳即这样认为。一般来说,在改革的“黄金时代”,“经济市场化”的逻辑主导一切,作为经济市场化权威理论的自由主义虽然在政治上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压制,但却在经济上受到优待——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理解为“中体西用”,市场经济即为改革之“用”。这一时期诉诸社会公平的左派理论只能处于边缘,稍有抬头就会被指责为“保守”。但是经历1997年大讨论之后,“新自由主义”尽管在经济领域仍然占据主导,但却遭到日益严重的批评,而其本身又无法开出疗救社会不平等的药方。这一讨论在政治上的主要回应是“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尽管自由主义取向的学者强调“法治国家”对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的保护功能,并因此欢呼雀跃,但实际上“法治国家”却为国家强化对市场的规制及国家的福利功能打开了时代性的豁口。与“法治国家”相呼应,新世纪初中央又相继提出“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请问,这些新的目标,以“经济市场化”逻辑能够装得进去吗?新世纪初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思改革,2002年吴国光的“改革终结论”即是明证。稍后的“郎咸平旋风”对于粗放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进行了严厉的学理批评。在“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中,自由主义者们忽然发现大量的民众开始不买他们设计的“改革”的帐,尽管他们在学院资源和媒体资源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社会本身已经在质疑他们的改革方案。这一时期已经出现“经济原罪”的讨论,这背后预示的其实不是革命逻辑的回归,而是被初期改革一度压抑的公平价值的社会回归。 

  政治民主化 

  这些都预示了1997年以后政治民主化和民生公平性的逻辑将逐步代替“经济市场化”的逻辑。市场经济在中国经历约20年的发展,需要的其实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多的“规范”。中国的经济总量本身就已经证明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将不再是生产问题,而是分配问题。生产是一个经济市场的问题,但分配却是一个政治民主的问题。因此,从1997年开始,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跃进到第二个历史峡口——“政治民主化”。什么叫民主?它和自由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贯穿西方几千年政治哲学但却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人类疑难。民主在其基本逻辑上与自由存在紧张——自由“留恋”自然状态,强调个体的冒险与创造,但民主强调“公民社会”,强调集体安全和福利。这种紧张在洛克和卢梭那里得到不同的解决,但也因此而更加紧张。政治民主化,其价值核心在于平等而非自由,它本身强调公共的善,因而赋予国家一种积极的目的和提供公共福利的责任,这显然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理论。政治民主化强调的是国家责任而非市场责任。新世纪提出的“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以及“科学发展观”都可以放在“政治民主化”的逻辑里得到解释。政治民主化将重申权力的公共性,重申个人对于国家生活的参与权利及国家对于个人的保障责任。社会保障本身就是对自由市场的一种限制,因为人类的理性已经认识到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理论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存在一种回归“霍布斯丛林”的诱惑。那么,我们为何能够很快地完成从“经济市场化”逻辑到“政治民主化”逻辑的转变,并很快将国家责任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外的民生建设以及政治民主化之上呢?一则“经济市场化”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需要的不是再盲目地扩大市场逻辑及其领域,而是用法律的方法加以规范;二是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严重伤害了社会主义和国家的伦理基础,我们需要重新恢复对社会主义和国家的正当性确认;三是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持续努力。 

  今年的十七大对于民生和民主的关注是空前的。在民生部分,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及完善,教育、医疗等问题的公益指向,对于08年以后的实践具有重要指南意义。在民主部分,除了继续强化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民主之外,对于“参与式民主”着意甚多。在新的民主规划里,个体将不仅有投票选人的权利,也将有参与各种涉及自身重要利益的决策与立法的权利——公民对于公共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将得到更多的保障。不久前的厦门PX事件即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典型。当然,政治民主化和公众参与权势必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及依赖于这一体制的官商集团构成重要威胁——但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抑制特权阶层的机制。《规划环评条例》的立法受阻从反面证明了政治民主化过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我们在改革初期的“经济市场化”逻辑里强调了太多的“国家之恶”,这是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但我们对于“市场之恶”却殊少置疑。现在,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主,通过其具体的历史观察和生活经验,对于国家和市场将可能有一个合理与平衡的把握,既不迷信国家(否则可能导致极权主义),也不迷信市场(导致“霍布斯丛林”)——国家应当适度,有限但也要有力;市场也应该适度,自由但又需要规范。法治对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护航,也是监督。而作为法律正当性来源的民主,则不仅应该在产生法律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有效的作用,而且应该在时空允许的条件下充实和发展参与式民主,恢复民主的“参与”本性。事实上在西方对于自由主义取向的精英民主(代议民主)已经产生了有力的质疑,“参与式民主”逐渐在理论和制度实践上获得成熟。参与式民主可区分为强弱两种形式,其强形式等于直接民主,在微观民主层次(因而不受时空限制)赋予个体直接参与权和决定权,如村民大会、业主大会、股东大会等;其弱形式为公众参与,这是作为代议民主的补充模式,公众对于影响重大的立法和决策具有参与权,但缺省投票决策权,其典型形式为立法过程的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因为参与,不仅政府必须“阳光化”,资本本身也不得不“阳光化”,这将有利于同时制约“国家之恶”和“市场之恶”。从08年开始,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望在“参与式民主”维度获得重大发展。 

  一个有效的应证是,07年劳资关系的调整获得了重大发展,《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获得通过,这两部法律明确了劳资关系中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各种具体制度安排。民生,民主,在笔者看来,背后分享的是同样的逻辑——平等。 

  文化现代化 

  目前,市场经济已经获得定型,政治民主刚刚开始,还需要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在改革三十年之间基本上形成了相对均衡的格局,有关群体及价值也获得了合理的定位。但是这一均衡的制度结构与价值结构还需要文化基础的支持。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正题、反题与合题渐次展开。但是由于目前市场经济的势头仍然猛烈,政治民主还没有成熟发展,文化的问题虽然已经提出,但是不可能占据时代历史的主流。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呈现的仍然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相互刺激、互为进退的拉锯格局,从而完成“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经济与政治”的价值结构在中国的比例性定型及完成相应的调适机制——法治的建构。 

  那么“文化现代化”这个峡口到底怎么看?我们必须清楚,人文精神只是边缘化了,但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消亡。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市场原理,还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原理,其实都有自身的文化基础,但在中国的实践却吊诡得很——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完整的自由主义,它在经济上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却显得保守,强调精英民主,排斥大众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必然遵循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在政治上我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并且也正是这种坚持,在我看来导致了“政治民主化”及相关时代主题被及时提炼出来,使得中国可能根本避免“休克疗法”的非理性震荡,使社会接受和习惯一种渐进包容的发展文化。“有序政治参与”和民生举措,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了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这种错位与不完整造成中国当代文化结构的多元性与混乱状态。甘阳曾提出“会三统”,即综合2000年来的儒家传统,1949的革命传统和1978的改革传统。其实革命传统与改革传统在政治上都属于社会主义传统,更完整的结构必须纳入社会主义传统之外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可能过早登场的后现代主义传统。尽管自由和平等的传统均来自西方且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占据主导性的两翼,但是革命不可能根本隔断传统文化。之所以是“和谐社会”,而不是“自由社会”,也不是“民主社会”,这里面有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理性在。那么我们的文化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很难说,文化既有自己的类型,又处于一个不断交流融合及被重新建构的过程,其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无法简单地预言。另外,全球化时代已经根本打破了单一文化封闭发展的格局,即使是暂时处于优势的西方文化也必须接受多元文化的挑战、竞争和渗透。随着中华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复兴,第三个历史峡口即“文化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必然到来。我们看到新儒家的努力,也看到“孔子学院”的世界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典籍交流、海外华人及中国商品本身对西方社会的具体生活已经发生的重要影响。未来中国文化的结构与中国的国力及中国本土文化的世界地位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对自己有信心,既然我们可以依据社会主义的公平原理对“新自由主义”的片面性做出理性认识和矫正,那么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也必然会对于以自由传统和平等传统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渗透做出根本上的调适与转化。我们的文化从来都是怀着开放包容的心态而获得最强大的生命力。笔者不妄推测,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相继跨越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而进入一个新的综合时代,一个重新强调人的道德伦理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中国文化中久藏的价值将获得重新发现和发扬,并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做出历史性贡献。因此,国家的文化战略与中国文化人的文化责任是很重的。 

  结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毛泽东的实践理性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实践理性再次战胜了社会主义的教条,而汲取了其中的合理成分;江泽民时代之所以取得改革事业的进一步成功并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向“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转型,也是因为坚持了改革的实践理性,既没有盲信社会主义的教条,也没有盲信自由主义的教条。那么,从胡锦涛以来的新时代,我们将可能开始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或者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种全面复兴,而绝不仅仅是经济复兴。我们的实践理性,在马克思那里有证明,在传统文化那里也有证明。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包容理性和实践理性,我们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能够容纳众多目标与风格各异甚至严重冲突的社会重整措施,我们试验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在改革时代组合过二者——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我们没有因为新自由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而导致政治动荡,我们社会主义中的公平原理及传统文化里的和谐理念实际上一直是起作用的——这种作用常常未被觉察,但未被觉察反而显出其强大。我们中国在近现代是大不幸的,但我们同时也是幸运的,在我们进行的社会重整中,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精神,但同时包蕴一种智慧底色。为了完成现代转型,永续国族,传承文化,我们调用了几乎全部的国内资源和全世界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在我看来属于人类史上最悲壮但并非最悲惨的伟大事业。我充分地相信,我们时代的领导人和人民都非常地智慧和理性,我们经过丰富的实践已经能够知道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传统里哪些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哪些可能是有害的——因而历史在逐步地走向合题与综合,我们的方向已经不可能是单纯的“王道复古”、传统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我们在综合,我们有能力超越。在此,我不得不指出我们的实践能力和历史幸运根源于我们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它使得我们不在根本上盲信、背祖和迷失。 

  这样读历史,我对于中华民族顺利跨越唐德刚之所谓“历史三峡”具有根本的信心。 

  文化是有力量的,它的根基如此之深。我们文化的力量不仅在于“体”,也在于“用”,更在于体用的辩证发展。改革三十年,1840以来近一百七十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终于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从容、全面和有序展开的历史机遇期。我们在价值上不仅能够逐步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与宪政,我们还加入了来自传统的公平、和谐。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往被历史“束缚”的诸如公平、和谐等价值将获得重要的展开与发扬。 

  只有学术家才醉心于分析,历史从来都是综合的。 

  (2007年12月30日晚于北大畅春新园宿舍,08新年即至,感中国百年历史,智慧纷呈,改革三十年,重新综合,故为此文以作多重纪念,并以青年之心祝福中国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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