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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霍布斯与后霍布斯问题——兼对卜安淳老师的一个回应
  • 2007/9/21 0:39:00
  • 分类: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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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老近期重贴的《911,恐怖主义,犯罪和战争》确实挺耐看的,概念的精细辨析,其背后实质是为了将恐怖主义纳入法律范畴之内思考,而不把它推给国家政治或国家关系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也很必要,但却与法律研究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即国家政治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在根本上是利益取向的,而法律的研究(突破其一般的功利层面)是和平取向的。尽管如此,我们法律人仍然需要扩展想象力,要注意到在确定的时空下法律的概念需要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这需要政治哲学的想象力。 

  其实对于“恐怖”及“恐怖主义”大可不必惊慌,它实在是几千年以来国家的常态以及几百年以来国际社会的常态,它反映的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或曰“霍布斯丛林”。正是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中“暴死”的恐惧,即摆脱“恐怖”,霍布斯才在逻辑上证明了人类对和平的选择及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的正当性。霍布斯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国家发生的人性基础。在国家发生之前,“自然状态”就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每个人都具有无限的自然权利以采取其认为任何合适的方式去保全自己的生命。熟悉西方思想史的人都知道,霍布斯这里的“自然状态”就是一个“战争”的概念,而从“自然状态”走向“公民社会”就是从“战争”走向“和平”。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基本解决了国内和平的问题,但国际和平却一直处于一种“自然状态”的威胁之中,从来就没有一个稳定、完整的国际契约以建立国际和平秩序,就像凡尔赛和约之后一个法国人惊呼的那样“这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休战!”后来的联合国也没有提供有效的国际和平,至多是在实力对比悬殊之下,借助成员国集体的力量实现某个局部的和平。“911”正是国际社会“自然状态”的一次证明,虽然其采取了一种非传统战争的形式,但在宽泛的意义上仍然属于国际问题。“恐怖”是和平的来源,甚至是和平的道德基础,这是列奥-斯特劳斯从霍布斯《利维坦》中读出来的,用在国际社会其实也可以。但问题是,霍布斯解决了国家想象的基本思维方式问题,但国际问题不同于民族国家问题,我们需要有新的想象力?赵汀阳较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它的那本《天下体系》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政治哲学上的尝试。但是北大的陈端洪老师对此持一定保留,认为就秩序思考的概念优越性而言,“天下体系”无法优越于西方已经成熟的“主权”概念。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制度哲学的思路是不是还在西方,但以民族国家为原型的“主权”概念已经被证明无法提供一种有效的国际和平秩序。出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背景下,我们重看“911”事件,便会比较清晰了。美国人的逻辑最终可以归入霍布斯的理论范畴,而且既然国际社会i没有公权力,那么善恶的标准就只有一条:摆脱“暴死”的标准,摆脱恐怖。在此最原始的道德根基上,每个国家都有无限的自然权利,以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其全部的力量去保全自身。而将恐怖主义界定为“战争”正是为了摆脱法律思维的束缚,因为法律思维根本的是一种秩序思维,一种和平思维。阿克曼的观点确实也不明确,即既非法律家的和平思维,也非政治学家的战争思维,或许正正反映了宪法学家的“半政治,半法律”的根性。卜老的界定显然是一种法律人的思维。我要指出的是,所谓恐怖与和平的问题,就是传统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虽然在具体形态及主体特征上具有某种混合性、交叉性和复杂性。 

  在此意义上,九月的两个重大的日子,“911”与“918”是否有本质的区别?我看没有,它们都是国际社会的“霍布斯丛林”的体现。那么,法律有什么用呢?民主有什么用呢?我们看到的是:法律保障只限于国家立法权的自足领域,而民主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我们发现,构成现代法律文明的基础性概念:民主、自由、主权、宪政等,基本上都处于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无力思考超出国门的事情。理由太简单了:最民主的美国,在其国门之外到处是帝国主义的影子——民主责任制的逻辑已经严格界定了民主的范围以及民主产生的国家权力的责任范围。作为一个法律人,我对这种国际社会秩序的贫乏和核心概念的贫乏同样忧心忡忡。因为我知道,即使能够把“恐怖主义”的本质在理论上解释为战争,国际和平秩序的概念或理论需求仍然构不成体系,而且世界上也无法在现有的民主想象力范围内得到实现。 

  于是,我搜肠刮肚,希望总能找到哪怕只有一个概念,来支持我的关于国际和平秩序的思考,一种我称之为的“后霍布斯问题”的思考。我逐渐地将目光移向“人权”。在北大研习公法的一年里,对博丹以来的主权理论颇有学习,并且认同陈端洪老师关于中国国内秩序建构优于国际责任担当的理论判断,因而对全球化及“人权”这类的概念保持了前所未有的距离。在国内和平秩序的思考中,以“主权”为中心进行公法上的展开,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思考国际和平秩序时,我意识到必须对“主权概念”进行某种程度的扬弃,才可能打开思维的出口——于是我重新重视起“人权”。人权在根本属性上是一种自然权利,它优先于国家而存在,与“自然状态”相伴随。霍布斯时代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国内和平的建构,因此诉诸“利维坦”的现象,在理论上实现了从“自然状态”向“公民社会”的本质性跳跃。今天,世界上依然有许多国家面临国内和平的问题,特别是非洲和拉美,因此霍布斯的主权理论仍然具有实践意义。在我看来,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新中国,且不说“不明不白”的两岸关系(请大家注意,到目前为止两岸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协议)本质是仍然是一种战争关系,就大陆内部仍然存在政党宪法化、城乡政治不平等以及边疆帝国秩序的民主转化等问题,因此中国的国内和平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是我在国内问题思考时重视霍布斯,重视“主权”概念的根源,这与我在思考国际问题时重视“人权”概念并不矛盾,二者针对的核心问题和思考的秩序规模不同。霍布斯的主权理论支持了一个绝对国家的模式,后来的洛克理论支持一种宪政主义的国家模式——其道德基础正是作为自然权利的“人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绝对国家发生在先,宪政国家发生在后,宪政国家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宪政主义对绝对主义的部分克服基础上的最终完成建构的。最终的结果是:完善的国家是主权与人权在比例上的具体化。“主权”告诉我们国家的重要性,“人权”提示我们国家在道德上并不具有终极权威,因而构成对国家最主要的限制。既然国家及其利益界定方式本身可能是思考国际和平秩序的一个障碍,就像霍布斯理论上个体利益及其自然权利是国内和平的一个障碍一样。“人权”概念使我们重新会到没有任何体系性秩序的“自然状态”,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人权”概念在理论上的进一步精致化能够起到消化和改造“主权概念”的效果,进而消化和改造国家本身。虽然国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还不可能彻底消亡,但它可以在规模、作用范围及方式上产生变化,例如已经发生的国际公权力同时向国际组织及国内社会组织转移的现象。借助“人权概念”,我们跳过作为霍布斯终点的“公民社会”(或称之为“政治国家”),直接进入“世界社会”,想象一个建立在个体而非国家基础上的“世界共同体”。我将之成为霍布斯理论的“退一步,跨两步”,这是否可能为我们思考“后霍布斯问题”(即国际和平秩序的想象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再回到“911”,其根源在于国际社会的“自然状态”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界定的非规范性和非公正性。由于不存在超越国家的主权,因而任何国家争端在本质上讲都不可能获得“公正”的裁断——或者说所谓的“公正”只来自于偶然,或来自于实力。 

  国际社会的“霍布斯丛林”越走越窄,越没有光亮,只好就此打住!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想象力边界,在历史的实践和知识的积累没有充分厚度之前,在问题的紧要性没有充分爆发之前,思维的超越往往特别的困难——但越是这种困难和粘稠,甚至窒息的状况,就越是需要思想家的时刻。 

  “911”事件是一个国际和平问题,将之归于“战争”概念,纳入法律范畴研究自然存心良好,但“后霍布斯问题”对整个人类的智识挑战,以及我们中国立场上“霍布斯问题”与“后霍布斯问题”的交错,不能说不是一种特别值得重视的理论需求。 

  信笔涂些文字,以作切磋。另推荐霍布斯的《利维坦》,精读之后对于思考我们时代的问题,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后霍布斯问题”将会很有帮助。 

  战争,还是和平,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2007年9月20日深夜于北大畅春新园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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