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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

各位朋友一定对几个月前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记忆犹新,一定对本网站同期推出的专题评论中所凝聚的青年人特有的焦虑感同身受,也一定在默默地祈祷类似的悲剧千万不要再发生——或者至少不要在自己或自己熟悉的人当中发生!你也许是幸运的,但肯定会有很多人会遭遇不幸。而且你是否知道“黑砖窑”事件只是一个更大范围现象的一个表现——据近日国际劳工组织透露““以劳动剥削和色情服务为目的的人口拐卖在中国呈上升趋势。”,另据国际劳工组织2005年的报告估计,全世界在被拐卖从事强迫劳动的约有245万人,其中60%以上都在亚洲,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女童。强迫劳动包括强迫妇女卖淫,强迫儿童行乞、偷窃,还有一些农村男性被黑中介拐卖成为“包身工”,山西黑砖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为此,中国政府正在准备一个反拐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的一个核心思考基点就是全国统筹下的跨省联合机制。作为先期的试验,江苏和广东已经逐步展开并积累了一些经验,参见http://www.chinalawinfo.com/fzdt/xwnr.asp?id=19968 。实施上,人口拐卖的问题也可以归入泛“农民工”问题之中,并且与正常进城的农民工分享着同样的时代背景,只不过他们是以非正常的方式被城市吸收并服务于城市的一定需求。那么,如果这种跨省联合机制有效运行,问题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呢?悲剧仅仅是被拐的人,而没有波及正常进城的农民工吗?
  实际上我们必须顺着“山西黑砖窑事件”往深度思考,并且不限于“奴工”问题而包括合法进城的农民工:为何全球被拐人口中有60%都在亚洲而不是历史上奴隶贸易鼎盛的非洲?为何这种人口拐卖呈现出一国之内流动的现象?这种现象与工业化背景下人口流动的单向性(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现象与国内不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是否有关?类似问题的执法不力和屡禁不止是否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梗阻,以及因此而必然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这种现象的根本改观是加大打击力度以及加快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城市开放,还是应该侧重新农村建设,优先实现城乡之间的某种资源性平衡?进而,我们需要反思,农民工大规模流动的最大受益者和最大受害者到底是谁?农民工大规模流动对农民工家庭关系及子女教育的影响如何评估?对农民来说,最大的福祉与安全体系应该建立在农村基础上还是城市基础上?中国的城市是否可能容纳中国大部分的农民?后续的追问可以让我们逐渐清晰地看到:“山西黑砖窑”事件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前现代问题,一个一国之内的局部“奴隶制”问题,而农民工问题却是典型的现代问题,对二者应有不同的观察和思路。而围绕着改革、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以农村人口流动为中心而牵绊着当代中国的前现代和现代两个层面的问题,解决前者要依赖以现代城市为模型的法律文明,而解决后者却要超越以现代城市为模型的法律文明来重新思考农村问题与农民问题在现代化体系中的位置,这才是“新农村建设”真正应该面对的问题!由此便陡然增加了我们思考泛“农民工”问题的思想复杂性与时代复杂性。
  我们需要不同的视角和力量来共同诊断我们转型阶段所必然面对的问题,以我们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去反思、化解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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