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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帅”要换掉什么?——对《读书》“换帅”事件的一个评论

初识《读书》是在2002年的秋季,源于在宿舍室友书桌上的一次偶然觅寻。那时我刚刚大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生态几近无知。当时的感觉是:它是适合大学生以上群体阅读的思想文化类刊物,是面向问题并将问题理论化的精英读物。现在看来,当时的印象大抵不谬。到了研究生阶段,对于《读书》的重视自然胜于以前,老实说,我对于《读书》的基本风格(即关注现实,思想深描)还是比较喜欢的。此次《读书》“换帅”事件引起网络上的一片争论,但似乎对汪黄二主编及《读书》11年来的成就持肯定态度的为多,尽管事实已经无可改变。我无意于去细致追索《读书》11年来的巨大成就,也无意于对各派争论进行梳理,只是想探索“换帅”事件发生在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背景,追问“换帅”要换掉什么?
  对汪黄版《读书》进行批评的意见之中,有一种是说读书“不好读”。这种批评意见表面上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读书》的精英化取向,实际上是援引大众文化逻辑来冲击《读书》的思想根基。这需要从当代中国所处的思想文化的基本背景谈起。1978年开始的改革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的某种解放,长期被压抑的个体自由意志和生命意识在政治的松弛条件下急剧发扬,从而导致了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更加浪漫的1989事件。因此,1978—1989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一次“新启蒙”,尽管由于政治民主的准备不足而在历史的长空中嘎然而止。这一阶段中国思想界的基本特征是启蒙热情和生命意识觉醒,因此人文气息十分突出。但整体来说,这一时期并不能简单地归于大众文化,其话语系统和问题指向基本是精英式的。而这一时期,尽管商品经济获得一定发展,但是商业逻辑对于文化的影响尚未凸显。1989以后则一个启蒙式的“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的时期,基于生存需要的知识界开始普遍的“躲避崇高”,避谈理想,或者遁入学院空门玩弄起“纯学术”,或者成为文化商人,却少有真正关注中国现实问题并将之进行有效的思想理论转化的。这一时期,占据主导的改革派在基本思想上是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合,这一结合被邓小平同志恰当地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1995年以后,原有的较为持重的自由主义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国企加速改制,社会不公凸显,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高升。恰在此时,汪晖和黄平接手《读书》,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重塑其面目,比如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以及对非西方的政治与文化问题的讨论,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读书》触碰的毕竟不再是一个启蒙式的“精英文化”时代,而是一个被商业逻辑裹挟的“大众文化”时代,也因此对一份刊物的核心判准开始从思想性、社会性向娱乐性和大众性转变。三联书店此次针对“换帅”事件的官方回应也表现出对大众文化逻辑和经济价值的看重,而这正是汪晖在接受正式访谈,表示“坚守思想空间”时所竭力反对的。应该说,汪黄二人确实不是三联的体制中人,对文化媒体大众化与商业化的内在机理并没有很好的领会。而所谓的《读书》不听招唤,不好管理,正是学者与商人办刊思路的实质冲突所致。毕竟,《读书》在产权上是三联书店的,而不是汪黄二人的。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汪晖提出的“反思性的文化空间到底坚持多久”是一个真问题。但无论如何,大众文化的商业逻辑确实是此次“换帅”事件的重要原因,而“换帅”所要换掉的也正是汪黄二人所代表的精英文化的思想社会逻辑。
  当然,我们也无法回避此次“换帅”事件所折射出的中国思想界的分裂状况。改革共识破裂之后,寻求进一步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为了巩固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既得利益,开始强化思想专制并推动法律改革。就自由主义本身而言,它应该是理性和宽容的,应该是不会打压持不同政见的人的,但事实上他们对于自己所指认的“左派”封杀的非常厉害,比如“经济学非主流”的代表杨帆教授就上不了北大的经济学类讲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显露出与原旨社会主义相似的教条主义倾向。法律改革方面,他们通过长期的话语塑造已经形成一种实质的“霸权”,这种霸权优势在物权法草案争议中得到了显著的表现。他们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激进主义引入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而对于右派激进主义所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公平却视而不见。所以,他们对于所谓的中国生态问题、三农问题、非西方的政治文化问题毫无兴趣,他们的兴奋点在于以“美丽”的新自由主义权利话语塑造另一个“乌托邦”。他们并不重视实证研究,比如对于俄罗斯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彻底失败闭口不谈,仍然迷信规范的、无国界和无文化个性的普适理论。但其实他们也并不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者,郎咸平关于中国内地MBO的个案研究彻底揭开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深深的陷入改革的既得利益格局之中并为该种利益的维护和扩展继续制造“改革”神话。在这种思想与具体利益的牵扯之中,中国的右派理论家们自然不希望作为自身财富历史性基础的“改革”受到任何的质疑,自然不希望一种学术刊物对于中国的真实社会问题过分地关注并经由思想转化而导向对改革的反思甚至批判,而是继续深描日益丧失规范原则和基本公平的“改革”神话。因此,此次“换帅”事件亦可看作是改革共识破裂以后中国右派对于强调关注民生和社会公平的左派的一次“思想夺权”,它所要占领的就是强调中国问题导向和社会公平关注的一个思想阵地,而将之指认为“新左派”也许更多的基于策略上的便利性。“换帅”事件是改革共识破裂后中国社会重建共识过程中的分裂征象,它折射出我们社会利益格局与思想格局的失衡状况,因而值得忧虑。
  此次“换帅”事件还启示我们思考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伦理问题。一位西方评论家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极权时代被政治俘获,在后极权时代被商业俘获,言下之意就是这一群体由于特殊的历史时空遭遇,始终无法获得自觉和独立。比如办刊,你是坚持学者式的思想社会模式,还是接受商业逻辑的暗示和大众文化的疏导进入某种“市场”,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说得更直白一点,你是坚持“自我”,还是表面“媚俗”实质“愚民”?我觉得《读书》如果要做学术杂志,还是应该坚持学者式的思想社会模式,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以拒斥学院化包装的“犬儒”模式,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深描、提炼和转化,提供公共辩论的基本框架和要点以拒斥丧失反思性的所谓规范理论。这一模式实际上既拒绝了对于公共问题无意义的“风花雪月”,又拒绝了误导公共问题讨论与决策的“话语霸权”。汪黄版的《读书》就是这样一种比较好的模式。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社会处境更加复杂和困难,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模式并未根本消解,新型的受商业逻辑裹挟的大众文化模式又鼓噪而上,并且牵扯着改革二十几年来形成的异常复杂的利益格局,因此其生存伦理的界定既是困难的,又是紧迫的!我想提请所有参与争论的读者注意,无论你是同情还是拍手称快,请注意《读书》11年对我们时代知识分子生存伦理的积极探索及其经验积累。
  人走了,问题没有走,历史仍然从它既定的现实起点前行。在中国当代转型格局的诸多不规范和荒诞之中,《读书》“换帅”事件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个案。但此次事件所提示我们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商业逻辑的关联、思想界的左右之争与利益背景,以及我们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伦理问题,确确实实是我们时代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人善以结果论英雄,但对过程的解读与提炼,在我们时代也许更有意义——“换帅”事件如果能够启发我们对于《读书》11年所探索出的学者式的思想社会模式进行总结与反思,并结合当下中国的思想与社会思考,将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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