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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钉子户事件回眸

巧合的是,就在物权法正式通过前后,重庆发生了最牛钉子户事件。这一事件很快引起学界及国内主要媒体的注意,该事件也很自然的被与新通过的物权法联系起来。物权法是否真的能够平等保护各种类型的物权?该案所涉及的是两个私权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但有一点比较特殊,就是开发商的利益被官方界定为公共利益——这一界定同时提供了政府和开发商各自行为的正当性基础。但我们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重庆钉子户案恰恰证明了新物权法在平等保护公民财产权利方面的不足。
  
  著名民法学家江平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公共利益不能由钉子户说了算,而应该由法院说了算,如果通过了正式的司法程序,有关司法决定必须被强制执行。但实际情况是,被拆迁人楼房周围的房屋已被拆迁一光,钉子户已经不能在自己的房屋上正常的生活与通行。更值得关注的是,钉子户依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拆迁法律规范选择“房屋置换”的安置方案,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但开发商故意采取拖延战术,并巧立借口不履行签字盖章义务。在钉子户周围的被拆迁户纷纷妥协迁出以后,开发商加紧与政府及法院互动,快速搞出了一个裁决并申请强制执行。尽管后来九龙坡法院在当事人的要求下举行听证会,但只是走过场,法院很快作出限期三日拆迁的通知(不是裁决,因为裁决是可以申诉的)。可见,在钉子户案中,民法学家期望的法治主义和正当司法程序被严重的扭曲了,即使物权法立即生效也不大可能有力的保护钉子户的利益,虽然该案中的钉子户其实并非一般的弱势群体。物权法的拥护者们或者支持法院的强制执行(江平),或者认为若是新物权法生效,钉子户可以胜诉(梁慧星)。从形式法治或正当程序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主张没有多大问题,但钉子户案所测试出的中国法院的司法能力,以及中国社会独特的“官产学”铁三角的利益链条,不得不让我们感觉到单纯强调形式法治和正当程序的脆弱性与虚伪性。也许未必是物权法的拥护者们所欲,但新物权法的基本制度架构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司法程序,确实有利于促进政府及开发商的利益,而不利于平等的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重庆的钉子户能够钉住这么久(最后还是被拔了),并引起我们社会对物权法、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保护的热烈讨论。同样有更多数量的“钉子户们”被政府与开发商已各种手段拔除。“政府经营城市”的理念使得政府首先不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而是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而物权法及与之相联系的司法程序既不能正确的界定并保护公共利益,又不能有力的保护正当的私人利益。抽离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其它复杂构成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最基本的构成是“土地出让价+房屋造价+开发商利润”,因此,政府实际上成了房地产市场的合营者。在此特定社会条件下,物权法的形式理想与实际效用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裂隙。
  
  因此,重庆钉子户案充分暴露了新物权法的某些根本性不足,为“物权法乐观主义”降了降温。它要提醒我们都是,物权法拥护者所极力推崇的“形式法治”与“正当程序”在中国的现实是:有形式无法治,有程序无正当。当法院成为政府和开发商自身利益的促进者时,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及“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理想图景就往往会受到学界及民众的普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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