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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非主流”、新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顺着杨帆往下读

历数当下的中国思想界,诚如许纪霖在《回归公共空间》一书所述: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为学院知识分子,带有传统特征,以大学讲坛和纸面媒体为平台,处于主流;二为网络知识分子,老中青不等,因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而遁入“网门”,纵论国是,其弊亦多,然其更贴近民间,其常有时代之新思想产出,虽为非主流却常常在思想上和社会影响上超越学院派。当然,我以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学院网络通吃,但凡决定通吃者,大抵是网络化的宿命。然此宿命并不可怕,接近民众之方式,启蒙之途径,网络已日超常规途径,不可小觑。
  
  一周前有幸请到杨帆来做讲座,一个自封为“经济学非主流”但底气十足的人,从晚七点一直讲到晚十点半,法学楼保安来通知要关门了才停止——而且现场售书,我相信不比贺卫方的人气低。他被认为中国当今左派经济学家的支柱,但他早在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不可谓不深刻。他在左右之外强调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极力批判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国内以张维迎、周其仁等为代表,还有香港的张五常),提醒国人关注“拉美化”的危险。他对股市、汇率的预测和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评估尤其大胆和深刻。
  
  这场讲座对我的冲击很大,对我们如何重估改革,如何把握中国未来道路启发颇多。就经济学层面,国内处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其理论基础为科斯定理,其系统理论为新制度经济学,但是改革转型的国家尤其不能只读科斯,还要读一读斯蒂格利茨——科斯的一个系统批评者。由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简单而极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主张减少社会福利和最大化压缩国家干预,由此可能到底最大程度的贫富分化和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后果,导致中国崛起之梦破灭。由美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新自由主义的整套改革方案造成了拉美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持续的政局动荡,而且由于国有资产被卖光,贫富不均和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丧失,因此危机来临时拉美的政府几乎无任何资源可供调动,而政策推销者们此刻却弃之不顾。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彻头彻尾是个失败,是西方在苏联之后进一步整倒俄罗斯的一个系统操作。你不是仍然比较强大吗?我用“新自由主义”整垮你。而后来俄罗斯的复兴,绝不是叶利钦的功劳,主要基于两个基础:一是苏联时代的工业技术和工业基础,二是普京偏离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打击金融寡头,整顿国家秩序,强调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加强对国家战略资源的控制和对市场的干预。俄罗斯盘大,根深,它在复兴,尽管付出的代价已经惊人;拉美则不行了,尽管新自由主义改革逼得拉美各国左派纷纷上台——因为人民在极端困苦和不公正中期望另一种愿景,但是已经积重难返。
  
  我们不妨以“小人”之心度美国的“君子之腹”。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尽管其本人感到意外,但美国肯定不意外——因为苏联刚刚解体,资本全球化的最大一个障碍已经消失,而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方案最有利于美国主导的资本全球化。而就在1990年,“华盛顿共识”赫然出炉,一个由美国精心设计的,用于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的“理想国”方案大体完成。在俄罗斯和拉美是最初的两个重点试验,美国成功了,被试验者失败了。对拉美,美国的动机大抵是经济殖民,获得原料和市场;对俄罗斯,则是包裹在意识形态争议外衣之下的大国竞争战略的继续,苏联不存在了,但俄略斯也不能继续强大。因此,怎么办?给你“新自由主义”吧,卖光你的国企吧,压尽你的社会保障吧,外资控制你的战略性资源吧,给“自由”一个最小的政府吧,然后整个国家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这种新自由主义只有两个结果:最不平等的社会+最弱的国家。这是否也是我们的愿景呢?我们是否仍然应该仍然这样一种前途呢?
  
  于是还是要回到国家,回到民族,回到主权概念。我欣喜的看到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已经有所察觉,如陈端洪主张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谨慎的利用WTO规则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他与国家法学者沟通过,但没有结果,因为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权已经过时,人权是时髦的,强调主权不利于“与国际接轨”——无语!知识产权法学者张平教授认为不应将知识产权看成是简单的私权,而应放在国家战略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定位,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美国就是这么对待知识产权的。这是学者的明智之见,但很对民商法学者还简单的坚持“知识产权私权论”,不可谓不短视。我发现在我们时代的综合性的公共论辩中,“经济学非主流”、新左派、民族主义者、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新儒家都强调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前途和利益,而唯独所谓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者最少提到国家与民族,这种现象值得玩味。也许真的有些人是别有用心,但也肯定有一部分人是因为选择了一定的知识传统就决定了一定的学术命运,这提醒我们即使是大的学者也要时刻保持警醒,注意反思自己的知识结构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注意及时的更新。比如我就发现很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很多的民法学者在论证中国问题时已经开始集体性的表现出知识上的陈旧和狭隘,这一点在国企改革大辩论和“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中已经暴露无疑。别有用心是可责难的,无知却是无辜的,但后者却有责任去更新自己的知识,以跟上我们的时代——否则不是他缚住了时代,而是时代抛弃了他。
  
  当代中国,又历数千年未经之大变局,而此次不再是基本无知而什么都得估量着学习,什么都得走一边的时候,而是中国人民历经1840年以来近170年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到了一个总结归纳的时代——应该说,在近现代的谱系上,我们该经历的基本都经历了,该学习的也基本都学了个遍,我们要开始以历史负责的态度对过去的170年进行总结,但至少是对1949年以来的近60年进行总结。这又涉及到中国革命(包括文革,一场“灵魂革命”,一场对于千年中国的意义可能更加深远的一场革命)和毛泽东的重估问题——这是我们时代的中国人必须要做的根本作业,绕不开,就是绕不开,不管你的最隐秘心态如何。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是一个谱系,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自主的历史实践——形成中“北京共识”是另一个谱系,这是需要我们时代认真掂量的两个基本谱系!而未来中国如果可能在文化上自立,对于世界整体前途有智识上的贡献,而且如果我们都是有历史、有国度、有文化归属,更重要的是有自信的话,我们应有能力作出我们时代的决断,一种真正智慧和自主的决断!
  
  (2007年5月19日夜草于北京大学畅春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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