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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面目的更新——从一个工具论的视角看法人的拟制性和实在性的统一

第一部分:疑问的综合
  (一)疑问之一:法人的法律能力与自然人的区别何在?是否存在超越民法一般理论所界定的特殊性?
  笔者在阅读国内民法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在民事主体制度的法人一章遇到了这样的现象:对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定义几乎完全照搬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定义语式,只是更换相应的名词。 并且笔者注意到这样的定义一般是以《民法通则》的立法界定为依据,似乎逻辑分明,整齐划一。但是,这样的对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定义势必带有严重的简单化倾向,存在着双重模仿即既简单的模仿自然人的相应概念的定义语式,又简单的模仿(甚至是在复述)立法的定义,因而难以认真地进行民事主体制度的研究,从而揭示法人概念的恰当内涵。
  进一步阅读使笔者发现一般的教科书在论及法人行为能力区别于自然人的特殊性时都一致认为法人的行为能力与其权利能力的存续时间、范围及内容完全一致,这让笔者怀疑就法人的法律能力而言是否有如自然人一样区分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必要。而在法人能力受法人目的(一般理解为法人登记的经营范围)限制的问题上,有的学者主张“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受法人目的的限制” 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从保护交易安全出发,对法人经营范围的限制是对法人行为能力的限制 但其实既然通说承认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时间、范围和内容上的一致性,那么无论是对法人权利能力还是还是行为能力的限制,其法律效果不都是一样吗?区别又有何实益?进一步追究,这样的争论显然是在简单模仿自然人从而将法人的法律能力二分(区别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框架内进行的,做的是简单的选择题,缺乏对理论前提(即法人能力二分的理论妥当性)的追问和反思。如果在法人能力的问题上能够跳出简单模仿自然人的二分法,从法人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考察,从法人区别于自然人的特殊的经济社会内涵着手,树立法人能力的整体观,则上述问题似乎是容易解决的。
  (二)疑问之二:为何反对一人公司?
  在公司法修订的争论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就是是否允许一人公司的设立问题。公司法修改讨论期间,著名的公司法学者赵旭东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曾经提到本来很有信心的公司法修改草案在最后讨论时分歧仍然很大,就在一人公司问题上有相当多的学者反对,其中包括在公司法学界很有影响的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范健教授和国家检察官学院的石少侠教授,反对的一个核心理由就是公司(当然也是法人)的社团性不能突破。学者的坚守是因为理论上理解的不同,但解决问题的进路何在?似乎还是要回溯到法人的本质。
  同时附带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可以投资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实质上就是一人公司),而作为商法从而也是私法的一个部门的公司法为何就不能够立法允许私人资本投资设立一人公司呢?这难道还必须用所有制的不平等来解释吗?如果说一人公司的运行有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话,那么已在我国公司领域实践多年的国有独资公司又是怎么运行的呢?如果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是自由和平等的,那么国有独资公司和私人资本设立的一人公司有本质的区别吗?实践中的悖论同样逼迫我们去追究法人的本质。
  (三)疑问之三:法人人格凭什么可以被否认?
  在学习公司法的过程中或者在学习国际经济法的跨国公司责任问题时必然会接触到法人人格否认理论 。何谓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呢?就是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由于第三人的加害行为(通常是控股股东的实质控制行为)导致公司债权人的损失,若严格按照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仅由公司对债权人负赔偿责任将导致严重的不公,于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否定公司的人格,判决由造成损害的控股股东对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这样的人格否定只具有个案意义,在诉讼终结后如果原公司不破产的话仍然保持完整的公司法上的独立人格。以衡平理念观之,这样的司法否认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坚持严格的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是客观存在的与自然人并列的民事主体,其人格一经法律赋予即受法律的永久保护,那么这样的司法否认似乎又不太给法人面子,有不尊重法人人格之嫌!要寻找法人人格否认的理论基础,同样需要首先解决法人的本质问题。
  (四)疑问之四:人权的主体为何要排除法人?
  人权法在中国逐渐的兴起,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对人权的普遍性追求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对人权主体的无限制扩大 ,因为人权首先的和主要的是个体的人权,是个体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保障和实现。如果在人权的主体体系中不适当的引入一些集体性的概念,势必造成人权内部权利谱系的混乱,甚至可能在人权内部造成一个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从而压制或实质抵消个体人权的保障和实现。国内一些严谨的学者也认识到不宜将法人纳入人权主体的范围,如“本教材不同意将法人也纳入人权的主体范围中来。”“显然,随意扩大人权主体范围是不可取的。” 这里显然又涉及到法人与自然人的区别,进而要求我们回答法人的本质是什么?
  (五)疑问的综合
  以上分别从民法学、公司法学及人权法学的角度对法人的概念及其运用的问题提出了诸多的疑问,这些疑问综合到一点就是如何认识法人的本质,从而构建较为科学合理的法人概念体系。这必然涉及到对以往理论的一些修正,但正如笔者在上述分析中所揭示的那样,传统的法人本质的理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法人概念体系在解释民法内部问题(见疑问之一)时就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更不用说去解释公司法(见疑问之二和之三)、人权法(见疑问之四)以及更宽视域中的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了。在疑问综合的基础上,笔者将在下文从工具论的角度证明法人本质中拟制性和实在性的统一,并主张用统一的法人法律能力的概念替代原来简单模仿自然人而得出的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概念。
  
  第二部分 关于法人本质的理论述评及综合
  (一)理论综合的准备
  1、理论综合的对象
  “关于法人的本质,是19世纪法学上最大的争论之一。此项争论不仅涉及法人本身,而且涉及国家、团体、财产所有权、合同、侵权行为、犯罪等本质问题,成为法哲学上的课题。” 这便揭示了法人本质争论的意义所在,尽管有很多学者宣称曾经的这场争论是无益之争,但从上述的诸多疑问看来,法人本质的争论并不能简单的终结。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法人是民事主体制度发展的产物,其产生的原因及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与同样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具有极大的差异,因此在试图解释法人出现以后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一系列现象时仍然有必要回溯到法人的本质问题。考察关于法人本质问题的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法人拟制说,该说在罗马法时期即已出现,后经罗马法复兴时期的注释法学派及一些教会法学者的确认和发展,至德国的萨维尼时得以完善。萨维尼认为,在法律上主体只限于自然人,而法人能够取得人格,只是由法律将其拟制为自然人,所以法人为人工的单纯拟制的主体,即仅因法律上的目的而被承认的人格。萨维尼的上述经典论述揭示了法人拟制说的基本理论内涵,成为19世纪关于法人本质的主导观点。
  二是法人否认说,这是一类不承认法人存在的学说。这一派学说不仅不承认法人是实在的社会主体,而且也不承认法人是拟制的社会主体。这一派学说又可细分为目的财产说,受益人主体说及管理人主体说。目的财产说认为法人本身不是独立的人格,仅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存在的无主财产;受益人主体说认为,法人仅仅是形式上的权利义务的主体,而实际上的权利义务的归属者,只是享有法人财产利益的多数个人;管理人主体说认为,法人赖以存在的财产并不是属于法人本身,而属于管理其财产的自然人。
  三是法人实在说,该说认为法人不仅是存在的,不仅不是法律拟制的主体,而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主体。该说又可细分为有机体说和组织体说。有机体说认为法人是实际存在的社会有机体,所以法律赋予其独立的人格,该说代表人物是基尔克;组织体说认为,法人是一种具有区别于其成员的个体意志和利益的组织体,其本质不在于其作为社会的有机体,而在于其具有适合为权利主体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具有一定目的的社团或财团,该说代表人物为米什德。
  2、理论综合的方法
  本文谓之“工具论”的视角,是否故弄玄虚?这将取决于本文理论综合的实际成效。工具论是一种与目的论相对的方法论,它注意从工具理性及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对象,得出结论。康德主张目的论,他有一句名言,即永远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依此观之,法人拟制说带有浓重的工具论色彩,这也是本文不完全反对或甚至赞成法人拟制说的重要原因,因为法人拟制说所揭示的法人的拟制性将被证明为是法人本质的一个构成要素。法人否认说在方法上是一种未经合理化的工具论,属于工具论的极端,是而导出与社会实践及经济发展完全不符的结论。法人实在说带有实证的色彩,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其中的组织体说所揭示的法人的组织性(为求理论表述的一致本文将其表述为实在性)同样是法人本质的构成要素。但如果完全坚持法人的实在说,则从康德的道德论角度法人本身只能被作为目的,这不符合法人的历史,因为“法人与自然人虽同具人格,但本质究不相同,法律之所以赋予自然人以人格,系基于伦理的要求,其所以赋予法人人格,则系基于吾人(自然人)的社会生活需要。”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工具论是笔者探讨法人本质的起点而非终点,这是因为单纯的工具论虽然具有方法上的合理性,但仍然不足以解释法人的全面内涵。所以笔者并没有停留在法人拟制说的层面,而是在肯定法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管理或投资经营工具的同时,寻求法人的拟制性(工具性)与实在性的统一。所以这里的工具论是一种综合意义上的工具论,并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本质主义倾向所可能带来的理论局限性。
  (二)理论综合的尝试——述评兼推论
  1、法人拟制说的合理性首先在于尊重历史。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起初并没有所谓的法人,无论是松散的希腊城邦,还是强大的罗马帝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主体都是享有自由权的公民个体。在古希腊的城邦里,民族国家的观念并不强烈,团体意义上的法人观念还没有产生。由于古希腊文明是海商文明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有财产权及自然法之类的现代性概念得以萌芽。即使在强大的古罗马,其辉煌的法律文明中也是以私法为最发达。罗马在艺术和哲学上主要承袭希腊,本身并无多大建树。从古希腊的斯多葛,到古罗马的法学家集团,再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神学思想家,古代自然法的观念逐渐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自然法诉诸道德,诉诸自然伦理的要求,无论是在自然面前,还是在上帝面前,道德及自然伦理的承担者只能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自然人。历史进一步向前发展,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神学受到巨大的冲击,古代自然法发展为古典自然法,神的理性被转换为人的理性,但是道德和自然伦理的承担者仍然只能是个体自然人。从笛卡尔开始,“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在世俗社会中暂时驱逐了神的理性之后开始急剧膨胀,经验主义大师休谟对事实与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区分,这一切的准备在19世纪推动了法律实证主义的产生,使法律与道德逐步的分离。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自然人从法律一经创设时即为天然的法律主体,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说的法律赋予自然人以主体资格的原因是基于伦理的要求。而法人制度的成形只是在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哲学思潮影响下,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中,因应资本集中及机器工业大生产的社会经济需要的一个结果。这同样如王泽鉴先生所说,法律赋予法人以主体资格的原因是因应自然人的社会生活需要。这从正式规定法人制度的《德国民法典》颁布的时代背景(1896年)中也可得到印证。
  所以法人拟制说是在尊重历史,尊重自然法观念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的需要采取一种现实化的态度,强调法人本质的拟制性,以区别于并维护自然人作为法律天然主体的地位,维护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是在民族国家逐步建立之后,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仅仅依靠已经衰微的宗教和自然法观念已不足于保护个体的权利与自由,个体的自然人逐渐的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产生了组织与团结的需要。经济上的需要催生了私法人制度,政治上的需要催生了公法人制度。就像当初人们依据社会契约建立国家一样,人们觉得有建立区别与国家的团体的需要,以保障和增进其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同时,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同样有经济发展和政治管理的需要,经济与政治的双重需要与国家有限的管理能力之间的巨大矛盾也促使国家积极回应个体自然人建立团体的需要,从而在个体自然人与国家之间不仅形成经济上的而且形成政治上的公共领域,依据圣经的生活逐步世俗化为面对国家的生活。 但是,法人拟制说所主张的法人的创设必须经过国王或政府的特许这一点,确是已经落后过时了的。
  “该说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反映了19世纪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法律思想的影响,现代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不再采此说。” 但是所谓的现代有可能只是历史中若干因素的偶合,而作为传统的历史是绕不开的。尽管我们今天已不能完全坚持法人拟制说,但是对它的评价也不能仅仅基于历史作用的评价,而是要注意该说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该说所坚持的法人的拟制性对于我们明晰法人产生的历史和原因有着不可能过时的提示作用。从工具论的角度讲,法人的本质就是进行社会管理或投资经营的工具,而法人拟制说所揭示的法人的拟制性是支持笔者的这样一个结论的。
  2、法人否认说的观点趋于保守,试图回避现实生活中法人存在的事实,对法人进行简单的还原主义的处理。在社会生活的实践创造和接受了法人之后,就如同国家不能被简单的还原一样,法人也不能够被简单的还原。所以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绝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在承认组织现象和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寻求组织与个人关系的合理化,寻求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法人否认说不仅站到了国家的对立面,而且站到了自然人利益的对立面,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逐渐的被边缘化以致被淘汰。但该说至少可以提示我们注意自然人在法律主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3、法人实在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加现实化的态度。既然法人已经被社会生活的实践创造和接受,既然利用法人的形式可以满足现代民族国家中社会管理和投资经营的需要,既然民事主体制度在实证法律中已经由单一的自然人主体发展为自然人和法人的二元主体结构,那么干脆就将法人说成是社会的有机体或组织体。法人不再只是法律拟制的工具,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在现实生活中和自然人一样承担着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参与越来越多的法律关系。就像当初人们接受国家是一个实体一样,现在也到了接受法人是一个实体的时候了。如果说,自然人天然的法律主体地位是自然的创造,是对自然伦理的回应,那么法人的主体地位则是社会生活的创造,能够得到社会伦理的支持。如果说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那么法人只是缺乏必要的自然属性而已,似乎并不妨碍其在法律上成为和自然人并列的主体。而且不妨做个类比,在国际法的发展历史上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吗?国际法产生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家作为国际法的天然的主体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由于国际社会生活实践的需要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国际法主体也呈现了与国内法上民事主体的类似的二元结构。国家的人格主要体现为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体地位,而国际组织尽管作为国际生活组织化和理性化的产物,还不可能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主权体,而只能是一个功能体,其法律能力也仅限于其基本文件的规定和执行职能的必要。可见国际组织相对于国家所具有的是一种不真正的人格,一种工具化拟制的人格,尽管其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显然,国内法上法人与自然人的关系与国际法上国际组织与国家的关系是非常相似的。
  因此,无论从社会实证还是从法律实证的角度,法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其正当性基础就在于是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身创造了法人,而不单纯是所谓法律的拟制。也就是说,法人的合理性是由社会生活的实践所赋予的,而法律的拟制则赋予了法人以合法性。所以法人实在说的真正基础在于社会生活的实践需要,实在性已经成为法人本质的构成要素之一。于是,法人实在说中的组织体说也就成了法人本质的通说。
  但正如王泽鉴先生所批评的那样“组织体说从法人系法律上的组织体观点立论,固较合理,但仍未能说明何以对于组织体应赋予权利能力的实质理由及依据。” 这是因为法人实在说只是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待法人,所看到的主要是法人的现象性存在,所探究的也只是法人本质的一个断面——法人的实在性,而忽视了由于法人自然性的欠缺所必然导致的法人的拟制性。
  (三)理论综合的一个可能的结论
  上文对法人本质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三种主要的学说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由于法人否认说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本文试图综合的对象就是法人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通过上文的分析,法人拟制说与法人实在说各揭示了法人本质的一个侧面,即法人的拟制性和法人的实在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人的人格与自然人的人格在构成上是不同的。严格的讲,真正健全的人格主体只有自然人一种,自然人具有完备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法人完全是社会生活的创造物,只有社会属性而不存在自然属性。那么如何将一种不具有自然属性的对象主体化呢?考察法人的历史会发现是通过法律的拟制实现的。而社会生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则使法人进一步的实体化和人格化,但无论其如何实体化和人格化,都无法补足其自然属性的欠缺。所以一个可能合理的认识是:法人的本质是拟制性和实在性的统一。而人的本质是完全的实在性的,无论是在自然之中,还是在法律之中,所以根本就不是法律创造了自然人主体,法律仅仅是确认,所以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并且是无限制的。也基于同样的理由,人权才只能是自然人所独享的、超越实证法律的自然权利和道德权利。
  这样,笔者所持的结论就比较清晰了:法人是社会生活便利化的工具,其便利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和投资经营中,法人本质上是拟制性和实在性的统一。
  
  第三部分 从类型化看法人人格的特殊性
  (一)类型化的选择
  关于法人的分类,从大类上讲有立法的分类和学理的分类,二者又可细分。但笔者比较感兴趣的还是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分类。这不仅因为该分类的标准非常的清晰,而且分类的结果分别对应了笔者认为的法人工具性中的社会管理和投资经营。
  公法人与私法人分类的基础是公法和私法的分类。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所做的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对后世法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尽管具体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但公法和私法划分的意义和方向却得到了坚持。
  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分类是以法人设立的目的和所依据的法律为标准的。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依据公法所设立、组织的法人为公法人。以实现私人利益为目的,依据私法所设立、组织的法人为私法人。
  作为我国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类,其中的企业法人可归入私法人,后三类可归入公法人。
  (二)公法人人格的特殊性
  这里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类。公法人依其职权的来源和运作的方式又可分为国家管理型法人和社会自治型法人,前者指国家管理机关,后者包括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对于作为国家管理机关的公法人,应根据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实行严格的职权法定主义,其法人人格的范围应严格限制在国家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对于超越职权范围的行政行为应属无效,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法律途径予以纠正。这同时也是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及保证行政效率的需要。对这一类的公法人主要应由宪法和行政法来规制。
  对于社会自治型法人,其人格的范围一般应依据国家的专门管理条例及其自身的章程来确定,但在解释上应该从宽。因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家,社会自治型法人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威胁相对要小得多,所以对社会自治型法人的人格限制也应相对宽松,这符合市民社会的基本利益。因此,对于社会自治型法人的虽然超出其章程规定但符合其设立的目的和宗旨的行为应认定为有效。这里涉及到对目的的解释,这里的目的应视为由法人的性质决定的目的,带有一般性和根本性,符合公共利益和目的事业的要求,不限于章程上表彰的目的。但是对于明显与该法人的目的与宗旨相违背的行为应认为无效,属于法人人格范围所不及。
  (三)私法人人格的特殊性
  如果说对于公法人人格范围的限制主要是基于保证依法行政、保护私权利及维护市民社会基本利益的需要,那么对于私法人人格限制的必要性则是难以捕捉的。一般的民法学教科书认为法人的人格主要体现为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其权利能力主要受三个方面的限制,即自然性质、法规和法人目的。 自然性质的限制和法规的限制均渊源于法人本质中的拟制性,自然不必多言。对于法人目的对法人权利能力(或其他) 的限制,则存在诸多的争论。理论上主要存在四种学说,即权利能力限制说、行为能力限制说、代表权限制说及内部责任说。 学界的通说以前一直坚持法人目的外的行为无效,存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权利能力限制说和行为能力限制说之间,但是1999年的《合同法》及随后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一)出台以后,学界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具体条文如下:
  《合同法》第50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合同法》第50条规定的是表见代表的情形,允许法人的一部分越权行为有效,而《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则更进一步,以划定限制范围的方式(即该条的但书)原则上肯定了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有效。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投资经营的进一步自由化,只要投资人的行为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该认定为有效。这是私法人人格的一次解放和扩张,其基础不在于私法人人格的自然属性,而在于私法人是社会经济便利化的工具,是服从于投资人投资经营的需要的。而《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的但书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标志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合理界限。所以《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但是即使这样对法人的人格作弹性化的解释,满足其人格扩张的需要,可以使其在经济生活领域无限的接近自然人,但是法人与自然人在人格构成上的界限是不可能消除的。法人人格的发展是一个适应社会管理和投资经营的工具化的过程,法人的拟制性决定了它的工具性格,所以法人仍然受着自然性质和法规的限制,法人仍然不可以成为人权的主体。而这,正构成了法人人格区别于自然人的特殊性。
  
  第四部分 结语
  (一)对疑问的回顾
  1、针对疑问之一,法人的法律能力确实具有区别于自然人的特殊性。笔者反对将法人的法律能力简单的区分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因为法人的这两种能力在存续时间、范围和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区分既没有理论意义,也缺乏现实意义。笔者主张以统一的法人的法律能力来描述法人的人格。法人的人格只受自然性质和法规的限制,前者可以对比自然人的自然属性(特别是一些人身性权利)来相应的明确,后者可以《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之但书作为注脚。至于法人的目的(包括登记意义上的经营范围)不能成为对法人能力限制的理由 ,而可以作为解释法人的行为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时的一个参照项。
  2、针对疑问之二,一人公司的问题则也容易解释。公司属于私法人,根据笔者上文对法人的界定,私法人是社会经济便利化的工具,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法律允许其设立自然没有什么问题。至于公司的社团性,那只是部分公司的特征而已。如果能够透过法人的实在性观察到法人的拟制性,并认识到法人的工具性格,则法律在拟制了社团性的公司之后,为什么就不可以拟制一人公司呢?法律侧重的不应该是对主体的控制,而应该是对行为的控制。一人公司在国外已有实践,而我国实质上早已存在的一人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的运行经验也可以借鉴。至于一人公司难产背后的所有制背景,那也许会是另一篇论文的选题。
  3、针对疑问之三,法人人格能够被否认的真正基础在于法人本质中的拟制性。 而司法实践一般也是从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将公司完全作为谋利工具从而导致公司的债权人受害的角度切入的。其实控股股东的行为只是充分暴露了公司(当然也是法人)的拟制性的一面,而将公司的实在性的一面抽去,使公司形骸化,将公司的理性和人格压至最低。基于衡平原则,控股股东的这种加害行为当然应该受到惩罚。
  4、针对疑问之四,由于人权是基于道德和自然伦理的要求,渗透着自然法的观念,而法人只是社会生活的创造物,只具有社会属性,当然不能具有也无法表达道德和自然伦理的要求。所以法人不能够成为人权的主体。如果说法人也有什么人格权(如学界关于商事人格权的提法)需要保护的话,也是服从于法人特定的社会管理或投资经营的工具性职能的。至于法人的价值,只能通过作为投资人的自然人体现出来。
  (二)法人的新面目
  法人的面目经过上述理论上的“更新”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法人和自然人不同,法人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法人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创造物,是拟制性和实在性的统一,是社会生活便利化的工具,其便利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和投资经营两个基本面上。这便透视出法人本质中的拟制性和实在性的双重结构。在此认识基础上,笔者主张抛弃简单模仿自然人而对法人的法律能力进行二分的做法,以统一的法律能力的概念来描述和界定法人的人格。这才是法人的本来面目。经过更新的法人尽管有些不太像“人”了,但却更加的实在了。
  重新认识法人的本质具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比较成功的解释了笔者一开始提出的四个疑问。由于法人已全面的深入了现代的社会生活,所以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疑问将远远不止上述四个。所以希望笔者在此所作的尝试能够对法人本质问题的研究及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释有所贡献。
  (三)法学方法的感想
  论文写作到此,笔者感到其意义已超出了对四个疑问的解答。笔者感觉到回溯传统,细心梳理民法(或者更广义的法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是这种梳理的一个结果。这种梳理不是简单的理论综述和进行简单的历史评价,然后再以所谓的通说终结之 ——这无疑是一种学术上的懒惰与浪费。梳理应该去发掘学说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树立理论研究的历史意识和整体观,在扎实的理论考证及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学说可能具有的现代意义,以实现理论上的综合和创造性的转化。民法理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民法理论要想对现实社会生活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回溯传统,细心梳理。或许这也是对民法上的“本土资源”] 的一种尊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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