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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OK经营者何去何从?
  • 2006/8/9 18:03:00
  • 分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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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3月3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两家律师事务所受国内外数十家唱片公司委托,联合全国大中城市的五十家律师事务所向1.2万多家卡拉OK经营者发出了首批律师函,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否则将面临对簿公堂。此前,卡拉OK经营者因著作权侵权被诉的案例时见报端。不过,著作权人如此大规模地追究卡拉OK经营者的侵权责任大有点“来者不善,志在必得”的势头。对此,卡拉OK经营者如何应对律师函提出的权利主张?卡拉OK经营者何去何从?
  第一种应对方式:置之不理,静待其变。
  对著作权人以律师函形式提出的权利主张采取置之不理的应对方式,一般来说是不可取的,原因在于著作权人往往是在做了充分准备,对可能发生的诉讼握有胜券的情况下才向责任人发出“最后通牒”——律师函的。在此情况下,“置之不理”的结局很可能是吃一场“败诉”。不过,在实践中,纠纷一方对律师函置之不理的做法并非鲜见。据笔者所见,这种应对方式一般出于三种可能:其一,认为律师函只不过虚张声势,意欲“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实际上著作权人并不打算提起诉讼;其二,认为自己能够胜诉,有恃无恐;其三,虽然承认一旦诉讼会败诉,但自信判决出于种种原因不会得以执行或者认为即使执行了也并无大碍。笔者不妨逐一作如下分析。
  一、如果卡拉OK经营者对律师函置之不理,著作权人真的会一一起诉吗?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首先,卡拉OK经营者使用的歌曲库曲目数量一般都在五千首以上,这些曲目的著作权分别至少属于数百个著作权人。要想全面禁止卡拉OK经营者未经许可使用著作权作品,理论上需要全部著作权人、至少在实际中需要多个著作权人起诉卡拉OK经营者。从民事诉讼的程序看,多个著作权人不能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而必须针对其享有著作权的曲目分别起诉卡拉OK经营者。这决定了著作权人一方要想全面达到维权目的,就不得针对一个卡拉OK经营者提起多件诉讼。如上所述,著作权人一方仅发出律师函的卡拉OK经营者就有一万两千家,如果一一采取诉讼手段,诉讼成本保守估计也将达到了天文数字,这是著作权人一方不愿和难以承受的。其次,诉讼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都已经有卡拉OK经营者败诉的一审判决,但这不能说明,在全国范围内,著作权人起诉卡拉OK经营者都会胜诉。由于个案的种种特殊性和各地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水平存在不均衡性,著作权人起诉卡拉OK经营者不一定每诉必胜,而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著作权人一方采取诉讼手段。
  既然如果卡拉OK经营者对律师函置之不理,著作权人一一起诉的可能性并不大,一部分卡拉OK经营者就有可能做出自己不被起诉的判断,从而对著作权人发出的律师函置之不理。
  二、卡拉OK经营者出于自信能够胜诉而“置之不理”的可能性。
  从实际情况看,不少卡拉OK经营者使用的MTV作品并非都是原创作品,而是歌曲库提供商制作的作品,委托北京两律师事务所发律师函的唱片公司对这类作品并不享有著作权,因此无权向卡拉OK经营者主张权利。在此情况下,卡拉OK经营者很可能对律师函置之不理。
  三、卡拉OK经营者不怕“败诉”,从而对律师函置之不理。
  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看,卡拉OK经营者承担的败诉结果主要有两个:一是赔偿损失(含律师费),数额一般为数万元;二是停止使用某几个MTV曲目。就个案而言,从我国目前司法执行的情况看,法院判决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执行的不在少数。而且即使判决得以执行,最为实质性的结果是卡拉OK经营者不再使用涉讼曲目,而代之以别的版本的曲目,这对使用数千首歌曲的卡拉OK经营者似乎“无关宏旨”。上述原因也有可能让卡拉OK经营者对律师函置之不理。
  应当指出的是,卡拉OK经营者若采取置之不理的应对方式虽然并非毫无道理,但笔者认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终不免有些侥幸。虽然被诉的可能不是自己,但是被诉也完全可能是自己。虽然著作权人一方通过诉讼解决问题的成本很大,但一旦决定实施,被诉的卡拉OK经营者也将付出很大成本,而且有可能难以正常营业。因此,对律师函置之不理的做法失之周全,理应慎行。
  第二种应对方式:积极准备诉讼,争取最有利的诉讼结果。
  这种方式比第一种方式来得积极,即拒绝律师函的要求,考虑著作权人会起诉自己,为可能发生的诉讼积极准备。据笔者所知,在著作权人起诉卡拉OK经营者的案例中,卡拉OK经营者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积极准备诉讼对保护自身利益意义重大。首先,积极准备诉讼有利于争取较低的赔偿额。其次,卡拉OK经营者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如上诉权,可以为自己处理此事宜赢得时间,尤其是在原告为外国公司的情况下,因为涉外案件的审理期限由于种种程序性的原因一般长于国内案件。
  笔者认为,与第一种应对方式相比,积极准备诉讼虽然会付出一定的成本(如聘请律师),但其价值不可忽视。它不仅可以在个案中为卡拉OK经营者争取到更有利的判决结果,而且可以为将来可能与著作权人进行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因此,笔者认为,无论卡拉OK经营者是否打算与著作权人进行谈判,以彻底解决使用费问题,积极准备诉讼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种应对方式:与著作权人一方进行个体谈判。
  协商、谈判是比较常见的纠纷解决方式。概言之,这种方式成本较低,而且经常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劳永逸”。著作权人向卡拉OK经营者发送律师函,抑或进一步提起诉讼,其根本目的不是禁止卡拉OK经营者使用著作权作品,而是促使卡拉OK经营者向著作权人交纳使用费,以实现著作权的收益权。因此,卡拉OK经营者可以主动和著作权人一方进行就使用费问题进行谈判,双方在自愿协商基础上签订协议,实现著作权作品使用费正常支付,这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当然,卡拉OK经营者单独与代表众多著作权人的两家律师事务所谈判,很可能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难以争取到较低的使用费标准。
  第四种应对方式:与著作权人一方进行集体谈判。
  与第三种方式相比,第四种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不是卡拉OK经营者单独与著作权人一方进行谈判,而是联合起来进行集体谈判,其优势在于可以增强卡拉OK经营者一方的谈判地位,为卡拉OK经营者争取到尽可能低收费标准。笔者认为,这种应对方式预示着真正解决使用费收费问题的历史契机,只有通过集体谈判才能在行业的范围内确立使用费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通过第三种方式即使能达成一致,其结果往往缺少稳定性而引发新的纠纷和矛盾。
  卡拉OK经营者实现集体谈判的关键是如何联合起来。从目前的情况看,卡拉OK经营者个体差异很大,利益着眼点多有不同,联合的难度不容低估。而且,我国的行业协会制度尚不够发达,卡拉OK经营者尚没有组建自己的行业协会,从组织的角度看,这是卡拉OK经营者实现联合的又一障碍。笔者认为,尽管存在诸多困难,卡拉OK经营者在一定范围内联合起来还是比较可行的。笔者建议,正如国内外数十家唱片公司共同的律师事务所实施维权一样,在短期内不可能成立自己的行业协会的情况下,卡拉OK经营者也可以共同委托一家或者两家律师事务所作为他们的谈判代表,从而实现集体谈判的目的。
  
  笔者认为,如何处理两律师事务所发送的律师函,不仅关系到每个卡拉OK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卡拉OK业兴衰沉浮,同时也孕育着在我国建立音乐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收费制度的契机。上述四种应对方式中,前三种方式虽然各自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且一种比一种积极有效,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使用费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的问题。惟有第四种方式,虽然在操作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但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出路。著作权人委托两律师事务所如此大规模向卡拉OK经营者发送律师函的行为表明,“免费音乐餐”难以为继,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万千卡拉OK经营者如何选择,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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