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洪的个人空间

博客

我们时代的国家理论需求

本文为作者开设的“比较宪政”课程讲稿
  
  
  现在来吧,…… 让我们以言词从头建构一座城市
  
   ——柏拉图
  
  
  
  今天这个课的名称,叫“宪政原理”,我先把这个课的性质说一下,这个课是不好玩的,为什么不好玩?因为这个课主要是一个读书的课。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话题,你要做花里胡哨的东西,你也是可以做的。但我们不是来做秀的,里面很枯燥,读书量很大的。
  
  作为第一次课来讲,首先要对课程本身做一个描述。这个课不像宪法学,你可以找一本教科书来,结构体系都在里面。这个课是没有什么范围的,但它本来是应该有它的province的——任何一个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province,就很难说你是什么科学,就像奥斯丁讲法学,首先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法学的范围界定下来——但是为什么我说这门课没有范围,就是因为这门课的范围太大。为什么说它“大”?第一,从学科意义上来讲,它是跨政治哲学、政治学,然后到宪法学,然后到现在的制度经济学等一些经济学的东西,其实它还要跨社会理论——社会学里面的一块。但我并不是说我本身具备这么多领域的知识,而是说这个话题本身跨度很大的;第二,这个话题是一个人类普遍的话题,正因为它普遍,所有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在这个领域内有写作,如果我们不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制度来考察,而是作为一种思想史来考察的话,你就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但我也不是教思想史的,我的专业也不是思想史,也超出了我所能把握的范围的;第三,从经验的意义上讲,虽然我们是(宪政)原理的课,但是也要基于一些立宪的经验,比如说典型的成功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再有一些具有病理分析价值的,比如说中国,还有解体以后的整个东欧,都具有病理学意义,都是很有价值的一些素材。一个人注定无法覆盖一个如此广阔的领域,哪怕我们从相对纯粹理论的一块来讲,也是有很大缺陷的,我来开这个专题,也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从公法理论来讲,应该是大陆的——当然宪政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来讲,英美是有很多东西的。如果我们把宪政理论往公法理论上靠的话,这个应该是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的传统。但德文我一个词不懂;法文,以前学过,现在也丢得差不多了,所以只能拿来英文的资料,随便翻一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很难把这个课程设计好,更不用说把它讲好。
  
  既然有这么多困难,它的范围很难确定,到底要研究什么话题,也很难确定,那到底怎么开?就只能是对什么问题关心,就怎么开,这样就带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性。从上个学期开始,我想还要继续一段时间,我把这个课程集中在“宪政与主权”的问题上。以前,大概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我选的是“宪政与财产权”,主要也是带大家阅读一些最基本的读物。从今年上半年的学期开始,就转到“主权”上面,所以也有必要交待一下为什么选择“宪政与主权”这个话题。
  
  当我谈到“主权”这个概念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能理解我的用意,至少不作解释的话,没有人能理解。因为第一,一讲到“主权”,就是国际法上的事,“主权”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嘛,人家在这个意义上讲主权。我来讲,好像有点超出自己专业领域的意思;第二,现在不是一个讲“主权”的时代,而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第三,像美国和英国的宪法教科书,根本不用“主权”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学科的建构可以不用这个概念,(有没有这个概念)不影响,你加进来这个概念,可能会使这个学科不好弄了,可能混乱;第四,“主权”这个概念本身,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批判,主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这样,在宪法理论课里面,选“主权”这个概念,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有我的理由,我的理由基于两点:第一,这个话题在这个时代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第二,“主权”概念在公法学科里所具有观念基础的作用。首先我讲第二点。
  
  刚才说到的,在英美宪法里不用“主权”这个概念,它照样搞得很好;但是在德国和法国的公法里,是有这个概念的,虽然不一定是非常突出这个概念,但是法国的宪法教科书或者专著,总是从国家的理论开始的。这就是说,你不用并不代表我不能用,用是一条路子,不用也是一条路子。这是一点;第二,在宪法学科里面,回避了“主权”概念,但是很多问题是“主权”问题,却是无法否认和回避的。我们宪法里面讲“人民主权”,美国宪法一上来就是“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怎么怎么的……这样的话,很明确的就是主权思想;搞联邦制,为什么把一些权力给州和把一些权力给联邦政府,哪些权力应该给联邦、哪些应该给州,当然这里面很多是一种实用的考虑,哪些事情州办更合适,集权到联邦不好。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最最起码的权力,你得给联邦政府。当然你回避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路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就像中国古代没有“权利”的概念,但也一样把“权利”要解决的问题给解决了;这个社会没有“权利”概念,但并不表示在这个社会不存在“权利”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社会几千年保持秩序,肯定要对这些问题采取措施,要有规则,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几千年保持稳定?所以没有“权利”概念,并不表明没有解决“权利问题”的规则;回避了“主权”这个概念,也并不表明你回避得了“主权问题”,并不表明你没有解决“主权问题”的办法。这是在这个学科的意义上来看主权概念在学科建设上的作用,是从比较的意义上来讲的。
  
  从我们自身的路子来看的话,整个公法必然要有一个核心的概念。一个学科是一个概念体系,是由概念组成的;而且这些概念是人一步一步造出来的,先造几个很初的概念,然后从这几个概念中慢慢演化,发展出一套概念体系,这就是学科;这一套概念体系交给你认识某个领域现象的方法,所以我们把它做成学科来交给年轻人,就是交给你认识某个领域的方法。那么“主权”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我们就回到公法、或者具体点,回到宪法、行政法的学科领域。现在的宪法或者行政法,像任何学科体系一样,有这么多概念,可以往前推,回归到一个原概念、基础性的概念上。在公法领域里,或者整个法学领域里我们到底应该推到哪个、或一两个、少数哪几个概念上,从这(几)个概念上我们就可以推衍出整个学科体系来?这里面就有个路子的问题:一种推法,就把它推到“主权(sovereignty)”这个概念上;另外一种推法,就把它推到“个人(individual)”上,或者从概念的对称来说,推到“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上。换句话来说,一个公法学的体系,你可以从“主权”这个概念来建构,我就看一个政治体的最高权力、公共权力本身,从这里去推整个公法秩序的原理,应该怎么去建构,从中发展出一条原理;还有一条路子,把整个社会、公法秩序、政治体制秩序还原打散,还原到最基本的分子上去,这跟物理、化学的方法很相似,把最基本的原子——个人找出来。你也许会说,这个社会上没有赤裸裸的个体,但你见过一个原子、分子吗?一样的没有,但你不能否认事物是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我们把整个公共体还原到个人身上,然后从个人来推,个人和另外的个人要组成公共体的时候,需要怎么做。这就是两条不同的路子,我有一种概括,也不知道是不是对:英美人的路子,是后一种,把社会还原到个人,核心的概念就是“权利”,以这个东西来建构的。所以最重要的考虑就是组建成国家以后,怎么来保护个人。个人只有唯一的救命符,就是“权利”这个概念,进入国家以后个人就用这个概念来保护自己。美国的宪法书里面,就是“违宪审查”,违宪审查已经是一个很外在的、很实在的制度了,但是它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权利保障。(美国)行政法也一样,花很多的篇幅来谈司法审查,八、九十年代以后稍微有些变化,早先的美国行政法里面就是谈司法审查,甚至一上来就是司法审查。这就是他们的路子。这里面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你不是从单个的个人开始吗,但是纯粹的个体也无所谓权利了,只有在组成社会、国家的一刹那,才需要有个“救命符”,所以我就在个人组成社会、国家的那一刹那来考虑个人的权利;另外一条路子就是这个时候,我不考虑个人,我就来考虑这个“魔鬼”,到底怎么来制服这个“魔鬼”,哪些东西应该给他,哪些东西不应该给他。法律人、尤其是公法人来思考“主权”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是来给它作一个限定的,我们的课程是“宪政与主权”,是要给它加一个“constitutionalism”的限制,我们的目的是给它套一个框框。因此这就是两条路子、两种方式而已,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起点不一样以后,你看到两本书放在这里,体系不一样、用的概念也不一样,但在一本书里不用的概念,并不表明这个概念是没用的。这两种思路每一种都有它的取向,从个人的立场去考虑、推导公法规则的时候,个人主义必然在另外的角度是盲目的;从高高在上的主权往下推,也会有不同的发现,也有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法国行政法院这个东西,最早是拿破仑下面的参事院、御前咨询机构,后来慢慢发展,有了行政审判职能,现在仍然是两个功能,一个是咨询,一个是审判。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包括之后,它是保护公务员的,这是英国人最反感的地方。这个政府、政府官员怎么可能到普通法院接受审判?在实际应用里面可能有滥化的趋势,但是在理论上有两个道理:一个是,大陆人有一个思维,司法是市民社会的东西,不是国家的。为什么?很简单,有两个人的地方,很可能产生矛盾;有三个人,就很可能出现裁决。这就是司法的起源。在农村里面,经常有一个年长的、德高望重的人来处理纠纷,我们现在的思维中应该由法院来处理的一些事已经由他调解、处理掉了。只是没有那么定型化而已。有国家以后,国家才把这部分职能拿过去。所以法国人认为官员不到普通法院接受审判,是特别正常的;从实际的历史考察,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这些官员属于王室,你再考察欧洲中世纪城邦的发展,城邦向国王买一个令状,才取得自治权;但如果要国王手下的人要到那个城邦或领地去接受审判,肯定是不会干的。你的自治权还是我卖给你的呢,你还要审判我的官员,这不是可笑的吗?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从“主权”概念来构建这个制度、体系,有一个好处:能够看到公共利益,英美的路子是关心个人的,而这里能看到公共利益,给国家完成保护公共利益、履行公共职责所必要的权力、手段和特权,它就考虑这个东西。比如:政府与公民订合同,有哪些特权,可以单方终止合同等等,但要把这些上升为一种规则。
  
  这两条路子各有其看得比较到、或照得比较明亮的地方,也有看不到、或相对比较暗淡的地方,我们现在尽量地在想,两种路子是否能尽量融合一点。行政法上有一个平衡理论,它的提出是从结果上来关心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要太极端化;还看到一个现象,看到了计划经济、大公有制的灾难,我们想往保护个人利益方面靠,但我们也不想走到极端的个人主义,结果是大家平衡平衡,综合一下。这个意义上讲,(平衡论)只是一种直观的东西,还不是方法本身,但这种用心大家可以理解。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这个理论,有一点,在公法、行政法里面,平衡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直觉、常识、经验可以得出的一个判断,过于强调个人或过于强调公家,都不好。
  
  这些就是我要交待的一点:研究“主权”概念对于公法学科来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原初的概念,所以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意义。如果我们现在说来研究行政立法权、行政裁决权,大家都会说很有意义,因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主权”,好像很远,不好把握,但是还是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但是我更重要的一个考虑还不是学科上的,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政治的考虑。费希特有一篇文章,叫“论学者的使命”,里面讲学者是干什么的:学者就是应该为社会而生存的。也就是为社会服务的。那作为一个学者,就要考虑这个时代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能为这个时代、社会做点什么。在我们公法的领域里,我们现在的问题到底是哪些?哪些问题最突出?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解决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应用问题,我们在理论上能不能想点什么办法?所以我说我们要反思我们时代面对的“政治危机”。现在我接触的七、八十年代的人,政治情结越来越弱,人越来越实际,越来越自我,天天想的是找个好工作啊、哪里有赚钱的机会啊,每个人都这样。我不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有多伟大,这是时代注定的。不是你主观有多伟大,而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以及所经历的那些苦难,那种转折,考虑问题就不一样。我们读书的时候很穷,但是从来不想钱,没有什么觉得不知足的。要是说国家有什么事,那很当回事的,好像自己的命运跟这个连得特别紧。这样的话,我对这个课的想法好像也带点那个时代的痕迹,总是来想到底有什么危机?这个话是不是危言耸听呢,我觉得不是。现在我们是太平盛世,但是你们注意一下,英国人打到广州之前,清朝人还在用“中兴”的概念呢。所以我以前给法制日报写专栏,叫“盛世话宪政”。那么现在的危机在哪里?我想有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危机,下面分别讲一下。
  
  从国际层面来看,危机第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对民族国家建设的挑战。这是我们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到加入、一直到今天谈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入世之前,我们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后来我们是不惜求神拜佛都要希望它来的;入世以后,我们就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而我对于“全球化”这个话一直抱有非常警惕的态度。我认为“全球化”就是后现代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他们主观的侵略意向,而是技术发展到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不想这样也得这样。你想想当时外国打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他的船可以开到中国来了;他的炮弹比你的大刀厉害,他只要两千人就可以打败你这个泱泱大国了。第二,他国内的市场已经饱和了,他必须把他的技术和剩余的资金,找个地方开发出来,中国又有这么大一块地,还可以抢地皮。现在只抢市场了,那时还抢地皮,这个列强来划一块地,那个帝国来抢个海湾。那个时候更表面化,更让人觉得耻辱;现在让人觉得自豪,比如说一个国际大公司在这里开个分公司,你到里面做一个白领,很有自豪感,经常到总部汇报,感觉是个世界公民。“全球化”这个概念认为“主权”没用了、过时了,是个障碍。当然是这样,我有能力走到人家家去,那还要那个门槛干什么,门槛是个障碍。小偷就最烦人家有门有锁的,而如果这个小偷又有一个“全球化”的正当化理由,那么你家的东西就是我的,我家的东西也是你的,但是你没有能力来拿走。所以这个“全球化”就把一个最底线的那个“门槛”锯掉,把“主权”毁掉,一步步毁掉。比如说世界贸易,大家做生意就要规则差不多,要接轨——过去铁路开到山西,就开不过去了,因为阎锡山的铁路和外面不一样大——所以要强制性的修改规则。其实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权问题,因为内政是属于主权的,凭什么要我改?不改的话就不跟你做生意,那我改吧。有些人还这么解释,通过我自己主动改的,不是丧失主权。但问题是,只要实际考察,就发现有的(国家)是强势、有的(国家)是弱势,就有被要挟的,是被逼无奈的。李嘉诚的儿子被绑架了,拿了二十个亿出去,那他也是自愿的,但那能叫做“自愿”吗?这种解释一方面能给我们自己台阶,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自己有多大的实力,这是个实力问题,实力决定你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有没有底气和分量。我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面:第一,国家主权原则一定要坚持。你有十三亿人啊,不是什么小国家,如果你是一个小国家,世界养得起你。你十三亿人、这么大的文化,全球化能养得起吗?毫无疑问,中国只能靠自己,不坚持国家主权,是没有辙的;第二,我倒不是要用一种“关门”的态度去对待“全球化”。“主权”在这里主要是给自己一个定位、一种尊严感,要有一种自尊和自强,全球化这个过程是避免不了的,就像那时人家坚船利炮来打我们,我们还得老老实实去学怎么造船、造炮。义和团说自己刀枪不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能有这种幻想。现在我们得加入世贸,而且要去争取主动权。“主权”在这个时代,对于中国来讲,不是要放弃的东西,人家不讲,不要自己也忘记了。人家是强者,话语霸权、制度霸权已经是既定的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已经是既定的东西了:第一,这个规则本身对后来者或弱者是不是公平?第二,这个规则是可以玩起来的,你玩不过人家老手。
  
  所以“全球化”问题我很大程度上把它当成一种危机来看,我们利用得好,是一种机会;利用不好,就是一种危机。
  
  国际层面的第二个危机就是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和紧急化。台湾问题本来是一个国内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假如当时我们就不改国号,就叫“中华民国”,不改宪法,就叫“中华民国宪法”,那现在就是护法、护宪!这是一种理论想象,按历史当时的实际情况,这种想象是不实际的,不真实的。现在台湾问题已经国际化了。大家看看中国近代史,中国每一次好一点,要起飞的时候,日本绝对会破化:洋务运动刚刚好的时候,他就来一场甲午海战,把你的军舰统统打掉;之后我们搞共和,慢慢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他就来一场大的侵略战争。就是要把你打乱,当然国内也有内战等等。现在的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内忧外患,我们又可能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
  
  第三个危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政权的普遍崩溃。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倒不是说我们没那么多盟友了,因为现在盟友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关系,而不是意识形态关系;最麻烦的是,你说你是社会主义,在国际上好像低人一等一样,给人这么一种印象,这是很多西方老百姓的一种偏见。不像我们国家的老百姓,总把别人看成是好的,比我们强。我95年到澳洲,一个靠领救济款生活的老太婆,她说:“我不去社会主义国家旅游!”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我们有一个共产党本身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也是基于苏联解体后整个国际形势的考虑,“三个代表”的理论基础提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我们是否还要坚持社会主义,是否还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如何注意正统性、合法性。
  
  这是国际层面的三个危机,从国内来看,也有三点。
  
  第一个方面,新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分层销蚀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人民与国家、执政党之间出现巨大裂痕,“谁来代表人民?”成了一个问题。社会科学院社会所作了一个研究,关于社会阶层的调查报告,有一个关于十个阶层的划分。这种社会阶层的改变,就使得我们原来的国家理论发生很多问题。基础性的东西改变以后,原来的人民与国家、执政党之间的机构就会发生一些断裂。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共产党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阶层来为它的基础?原来我们讲的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但工人阶级是马克思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得出来的,中国这个工人阶级也是不太真实的。现在以什么阶层为基础?现在我们说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用阶级、阶层这个概念。但不管怎么说,“谁来代表人民”,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
  
  第二个危机就是普遍的腐败。大家已经在公开的报道上看到很多,而且官员的级别越高,数字的真实性越值得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报道不希望让人民对整个制度失望、丧失信心。这种普遍的腐败导致对国家的信任度下降。我们过去看清朝,腐败、无能两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一个腐败的政府肯定是无能的。“腐”这个字是烂掉的意思,腐败在英文中是“corruption”,是分崩离析,怎么会有战斗力呢?政府的治理能力大幅度下降,每个地方都是在粉饰太平。腐败问题如果不好好治理,邓小平也说是亡党亡国的事情。
  
  第三个危机是老百姓的问题。“老百姓一盘散沙”的说法是晚清搞共和、闹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对中国老百姓的分析。政党在中国的出现,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力量组织、积聚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让中国人树立一个集体的概念这一点上,共产党和毛泽东是立了大功的。很多事情在现在看来很极端化、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做法,但让中国人有了“集体”的概念、“公共利益”的概念,只是做得太过极端了,矫枉过正,把个人的东西、私心私利的东西去掉得太厉害了。当时树立的道德偶像,雷锋、张思德等等,都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人格化。我想毛泽东可能是深刻的意识到了中国人缺乏爱国心,缺乏集体感,也就缺乏集体力量,特别是面对危机的时候,需要这种集体力量。他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来采取一些行动的,包括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现在的批判也没有到点子上,现在看到的是政治后果。但那是“文化”革命,不是“政治”革命,并不是要斗倒一部分人,他是认为中国文化里面有问题。余秋雨有个讲座,讲文化大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关联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态度,但毛泽东把它做成了一种政治运动,因为他有这个魅力、有这个资源、有这个手段,而五四运动的这些人只能是做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另外从高一点的层次讲知识分子,我自己是觉得自己很可悲的。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文化的载体和生产者,但是我们可悲在于我们所使用的基本的话语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传统的那些言说的基本方式,已经忘掉了。你能写一首律诗吗?在座的有几个人能写一首律诗,写一副对联?你再看看古代的那些书,还有多少字你认识、多少字你不认识?算算那个比例。还有多少字和词进入了你的写作过程,你能应用起来?这个民族对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文化,越来越觉得是一个落后的东西,与落后联系在一起。再一个就是有权和有钱的人,大量的存款于外国,这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没有安全感,对自己的制度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多少腐败分子的子女、高干子弟在国外,不管怎么样,至少也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本来应该在国内经济活动里,现在是在帮人家发达国家发展经济。
  
  以上说的是“危机”,作为理论问题来讲,我想有几个方面要好好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双重代表制。
  
  首先,我们有人大代表,我不想说人大代表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它的本质,不具有代表性,人大代表里面多数是干部,有什么代表性?检察长、法院院长还去做人大代表,是可笑的。省长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那就是内阁制,议会内阁嘛,否则你就不应该是议员。第二个代表是共产党对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现在共产党要追求合法性,就要和人民的意志、利益一致,就是用了这个代表制的理论。我也不想评论这个代表制是否符合代表制的本意,我只是想说:一,有两个代表制,怎么办?二,共产党的代表制是没有写在宪法上的,因为我们现在谈宪政问题,必须都在宪法框架之内,只有在宪法里面才是国家的,要成为国家的,必须进入宪法。别人的君主立宪,君主的特权也是写进宪法的;我们晚清的立宪,也是把皇权写进宪法的。而前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代表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我有一个粗略的设想,叫“共产党在人大中”,这是套用英国宪法上的“king in parliament”或者“queen in parliament”,就把这个给化解掉了,也不说是国王主权,也不是纯粹的议会主权,两个是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legal device,我想我们也迟早需要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代表制是个主权理论,有两个最高权力,怎么可能呢?以前教皇和国王都说自己有最高权力,打来打去最后还是要划个界限,教皇退出世俗领域,在精神领域是最高的,世俗权力领域里国王是最高的。因此问题是如何把这两个代表制协调起来,我并不是主张废掉其中一个,对政治我们要有一种非常实际的想法。哈贝马斯有一个说法,我还是非常赞同的,就是:把事实性首先看成是有效的,把actuality或者说factuality看成是validity,而不能简单的把事实性否定掉,这样理论上很简单,但你怎么实际的、可行的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的代表制有效,人大的代表制也有效啊?而且人大代表制还在宪法中写着的,是有宪法保障的。两个都有效,那就好办了,两个合拢来,妥协、综合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民族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要有一个最基本的integrity;但是这个民族国家最基本的integrity的标准在哪里?我不谈经济的、文化的,我只谈政治的、制度上的,最最起码的要做到什么标准?比如说台湾问题,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搞两个国家,在宪法上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也可以承认你有主权,但是有一点,你的主权在最基本的几个方面要服从我的主权,不能跟我冲突。以前我们认为国家主权的概念,就是什么都管,在地方那里政令畅行,主权无所不及;现在我们把“主权”缩到最最起码的、还能称之为主权的地方?台湾问题现在看来首先是一个国际力量、政治智慧和政治策略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实力上有可能压倒别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来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提出宪法方案。香港也是这样,我认为我们提出的宪法方案——《香港基本法》里面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让步,传统主权概念里面的一些要素我们已经丧失了。比如说税收的权力,这是起码的主权。中央政府也代表你(香港)啊,中央政府不能只由我们这些穷省来养着,你富一些,反而你不养,还要中央倒贴给你;就像父母只由穷兄弟养着,你富了,反而不养了,这是可笑的。中央政府用这些钱是为整个国家服务的,国防、外交,这些也用在香港身上,税收是必须的。我认为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个面子工程,虽然英国没有对香港的主权了,但是中央政府也只是收回了部分的主权。还有驻军问题,当时有人对记者讲,我们可以不驻军。邓小平火了,马上把香港记者叫回来,说(不驻军)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这也是主权的一个起码的东西。包括司法终审权问题。司法终审权也给了香港,这里有点特殊性,但是基本法本身的解释也有麻烦。我的思路是,香港法院是有权解释的,但是有一点,你的解释得服从中央的解释。可是现在没有一个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否认他们有权解释基本法,说解释权在全国人大,他们至少也有适用解释权嘛。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化”与民族认同、公民美德的问题。“民族”、“民族国家”的概念现在也丧失了市场,现在一谈“民族主义”,就好像跟萨达姆、拉登一样,就好像跟恐怖主义联系在一块了。现在把北爱尔兰、车臣武装分子叫恐怖分子,其实他们还不是不想让人来侵略和欺负?现在不管价值性的东西,只看那个行为。但有人说过“恐怖是弱者唯一的武器”,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我搞什么恐怖啊?我把飞机、航母都开过去,那个不恐怖啊?你有正当理由,人家就没有啊?如果说把terror加上lism,跟背后的价值相联,那要考察人家背后有没有正当的价值。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民族国家的概念被贬低了,我们国家又没有宗教,不像伊斯兰国家,可以通过宗教联结起来,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对神的认同是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连在一起的,是不容易打破的。我们民族的情感在哪里?需要一个东西、一个纽带连结起来。所以你看我们江总书记拜黄帝陵、到世纪坛,这些都是古代帝王干的事情,这就是民族认同的一个仪式,黄帝就是民族的共同祖先嘛。但我们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仪式都打破,现在又捡起来,老百姓就不大会有那种认同感。这里面还有一个公民美德的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的后记里面写过“共和国需要什么样的公民”?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刚刚开始搞,国外人跟中国人讲,你别看我们吃喝玩乐,这么自由,(好像)没有集体主义。但是告诉你,我们国家要有危难的时候,每一个公民都能挺身出来。这是属于市民社会里的自由主义,但只要是属于公共的问题,有了危机,这种公民美德、公民职责就迸发出来。所以我现在想,如果打仗,还有多少人愿意去打仗。美国人就是很有意思,美国政治好像很散,好像没有深思熟虑的,但他实际上考虑得很长远,不断地制造战争,塑造民族的战斗力,“我们又死了几个人”,仇恨一下子就来了,民族认同感就有了。
  
  吾国吾民“更能消几番风雨”?现在是最关键的发展时期,很难得的,你们出生、生长的这个时代,我们民族等了一百多年,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场风雨,别看现在搞得挺好的,一场战争就可以把一切都毁了。所以我们要冷静的思考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去创建我们自己的国家学说。昨天开会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时机,如果再搞不出一个好的宪法、好好的实施宪法,那我们就愧对自己、愧对前人,也愧对后人。确实是如此,民族很不容易得到一个这么好的发展、建设空间。邓小平的功能真是太大了,他对国际形势的一个大的判断:现在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我们赶快利用这个时期发展经济。李嘉诚说,我们十三亿人要感谢他。真的,人有时候生活在这个时代中,不会去考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眼光去看这个时代的发展,哪怕我们十三亿人,这么多聪明的人,真要感谢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勇气。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物欲熏天、自私自利的时代,但我们民族从来也不乏“忧天悯人”的思想者。晚清的变法维新、立宪运动,共和革命,以及后来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与革命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三个代表”理论,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旨在论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主权理论,无论如何是一种积极的努力。现在有志文人提倡新民本主义,就是冀望用民权制度发展传统的民本主义。我们的立宪主权,就是要融合民权保护与国家权威的一种知识努力。
  
  但是我们思考我们面临的时代危机,要创造我们的国家理论,以及一切的创造性思考需要起码的知识基础,为此,这个课的用意主要还是一种知识积累。心中怀有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入手是那些非常繁琐、枯燥、难懂、不好读的知识性的东西。宪政与主权理论课程意在深入宪政理论和主权理论的知识谱系,钩沉发微,吸取一切有益的知识养料。重点在于主权理论,但我们研究主权理论,是在宪政主义的框架内展开的,目的在于为理性的国家制度建设贡献急需的理论资源。
  
  政治科学是最不理论化的科学,也是最理论化的科学。宪政理论也一样,我对这门课的特点的概括是,一方面它确实非常实际。它不以知之为满足,而以致用为任,因此最实际,需要常识、经验观察、判断力和使命精神。当一个人讲一个特别宏大的问题的时候,你感觉是内心本身在对自己述说,是一种生命经验的东西;同时,宪政理论又是关于人类最高级的政治生活的形式——国家——如何建构的理论,需要对一个民族自称知道的重要事物赋予政治意义,给人自身“规定”其政治价值并设计制度保证这些价值得以实现,因此需要高深的、宏大的理论思维。我们对宪政理论的学习过程将会印证这一判断,一方面我们会感觉每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生命本质和经验的述说,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面对现实制度的压迫与不公,我们的理论思维是多么的懒惰和无力。因此,我说学公法,学好是很难的,第一需要良好的认知,要对这种抽象的东西有兴趣;第二还要有一种苦难意识,要有使命感。认为国家的事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几句话就可以把自己解脱开来,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是一个民族总得有人来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我有几句话:“几人真是经纶手”,“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谋”可能还不行,“与君读”还是可以的。今天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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