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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用“大词”,杜绝语言形式主义

  和我四年级的姑娘讨论清洁能源,她说汽油车不能用了,用电也不是最清洁的,得用一种完全清洁的汽车。我欣赏她的思考,也希望她能有朝一日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但同时也问她,在没有发明出来她说得这种方便高效的清洁汽车之前怎么办?
 
  我们发现,使用这种空泛的词语很容易,显得“高大上”,还有点“时尚”,但往往没啥用!在孩子的世界里,刚学到一些东西,还没有深入地思考,能够理解。但在成年人的世界,尽量少使用“大词”是成熟的标志。
 
  逻辑上讲,词语用得越“大”,含义越“空”。
 
  我们看看1934年溥仪即位伪满洲国时的诏书: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国肇基,国号满洲,于兹二年,原夫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始凶残肆虐,安忍阻兵,无辜吁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胗以藐躬,乃承,天眷,假我尺柄,授我丘民,流亡渐集,兴其讴歌,兵气潜销,化为日月,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吁请正位,询谋佥同,敢不敬承,天命其以大同三年三月一日,即皇帝位,改为康德元年,仍用满洲国号,世难未艾,何敢苟安,所有守国之远图,经邦之长策,当兴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期永固,凡统治纲要,成立约章,一如其旧,国中人民,种族各异,从此推心置腹,利害与共,无渝此言,有如皦日,无替朕命,咸使闻知,御名御玺,国务总理大臣各部大臣,康德元年三月一日。”
 
  溥仪讲,“无辜吁天,莫能自振”,“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仅仅看这些话,理由足够充分。日本“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惟德是辅”,日本简直是上天之助。如果溥仪没有在伪满洲国即位,反观1912年溥仪的退位诏书“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那会显得多么伟大。
 
  再以“爱国”这个词为例,赞扬是“爱国”,批评也是“爱国”,各执己见,不可开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爱国”这个词太过于宽泛。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爱国”本质上仍然是爱自己,仍然是什么立场下自己可以活得更幸福。或有直接间接的利益,或是对自己“经验”“知识”的肯定,或是坚定自己的理想价值,或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反感,或就是为了反对……正因为这样的词太大,所以容易不同的解读而产生分歧。既然都是为了幸福感,权利一词则具体很多。有尊严感、有自由感、有安全感、有保障感,有荣誉感……自然就感到幸福。爱国的目的也是实现个人的幸福,而实现了权利,就实现了幸福。
 
  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及保障,后面跟着的就是“无救济即无权利”,没有规定保护权利的制度,权利就可能只是镜花水月。因此这种能力是具体的,现实的,有法律明确规定并予以保障的。一个人的意见、建议或观察如果没有超出宪法和法律设定权利的界限,那么没有人有权利阻止,谩骂甚至意图殴打。如果你接着问,法律是保护谁的?我们说,法律是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和历史教训的总结而制定的共同体行动的理性规则。有一天你成为少数人,没有触犯法律一样会得到保护。
 
  “大词”有利于使用者免责,却不利于执行者实施。
 
  “大词”对语言的使用者来讲,会有一定的自保作用,作为上级不做出明确表态让下级猜,下级猜不透使用大词安枕无忧。语言冠冕堂皇却都是形式主义。我们看古代历史,出了问题错的永远是下属,上面永远错不了,可以简称为“上对下错律”,语言是重要原因,语言也有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本质往往是也是官僚主义。
 
  立法也是如此,立法中“大词”影响法律的实施效果。最近有个实习护士因为拒绝领导饭局而遭到解聘,解聘的理由是“不符合录用条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录用条件”。不符合录用条件就成了一个大坑,想装啥装啥。记者采访被殴打我们看到也还处于“公说公有理”的阶段,虽然这明显违背常识,也说明仅靠宪法的原则规定是不够的。所以立法要细化,我们的思维也要细化,如果需要一个大词做归纳总结,必须有相应的主体、职权、内容、程序、做与不做的后果等与之相协调。
 
  “大词”往往是转型期保守势力阻碍改革的“技术手段”。
 
  历史转型期“大词”会格外被频繁使用。以清末的恭倭之争为例,恭亲王说,天下最可耻的事情是不如别人,而不是学习别人。日本学习而强大,为什么我们就非得保守不思进取呢?大学士倭仁则认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数术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数术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倭仁意思是,我们与别国有很大的不同,大清王朝的人学也学不会,能学得会也没人愿意教。“重礼仪、图人心”才是王道,倭仁的话如同我的九岁姑娘,义正言辞,大义凛然,却又啥也没说,还阻碍了改革。所以恭亲王说,大学士既以为此举为窒碍,自必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遵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大学士如果没啥办法,就打算让我穿着忠信当铠甲,拿着礼仪当长枪,就可以打败来犯之敌,真是没法让人相信。
 
  倭仁善于唱高调,不寻解决之法,是个十足的糊涂虫。但当时也有不少追随者,很多人认为倭仁说得很对,学也白学,舍本逐末,而不去投考恭亲王他们举办的同文馆科学班。
 
  改革开放之初,也有“姓资姓社”的讨论,邓小平同志讲“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当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今天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如何评价一只猫,花色重要还是功能重要?事业是干出来的,习近平同志曾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理解这个空谈还是指大而空泛,不切实际的谈论,因其具有极高的伸缩性和难以验证,使讨论变得毫无意义,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曾看到过一些国家的决策讨论,从没有看到运用那么多前置性的语言,耽误不少功夫。有人或许说这是特色。我觉得特色应当是一个褒义词,好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特色,能改掉不良习惯才可称之为特色。
 
  “大词”的过多使用,社会有虚伪而不务实的变异风险,。“大词”容易讲述一个宏大的“故事”,但这种故事往往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远而显得不够平易近人,用处不大,甚至面目可憎。法治思维是务实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需要尽可能使用直接了当地的程序,做出明确的利益取舍。毫无疑问,以自治为基础的语言更容易接地气,也更容易操作。减少“大词”使用,有助于从语言习惯杜绝形式主义,这也是向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变的必然要求。
 
  不过,出于多种原因,本文还是使用了不少“大词”,或者根本就是语言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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