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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诉讼中有无客观真实义务?

  单纯从律师作为法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角度,律师在诉讼中有无客观真实义务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实际上,过度强调律师在诉讼中的客观真实义务,有的时候会和律师的忠实及保密义务出现抵牾,让律师在职业伦理上陷入混乱和冲突。
 
  如律师对自己知晓或掌握的不利于当事人,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是予以隐瞒还是应当披露或提供给法庭?
 
  从客观真实义务而言,律师应当披露或提供给法庭以有助于发现案件真实;但律师这样做却背弃和出卖了当事人,违反了律师的忠实及保密义务。
 
  类似的问题还很多,如律师明知当事人陈述或提供的证据材料为虚假时,该不该向法庭指出?律师在向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时,明知当事人在知晓相关法律规定后,可能会避重就轻做虚假陈述,律师还应不应当继续向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律师在明知证据为真或证人属于诚实证人时,该不该为了当事人利益提出质疑或反对?律师为有助于发现案件真实,能不能在法庭上发表与当事人观点明显相左的意见?
 
  这些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会遇到的现实问题说明了我们不能以单一的视觉来讨论律师在诉讼中有无客观真实义务这一问题,简单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不全面和不正确的。
 
  其中的关键是要在不同价值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不能为了追求和实现某一价值而全然忽略或无视其它价值的存在,以过度损害其它同样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价值为代价。
 
  具体而言,通过诉讼发现案件真相,实现公平正义固然重要,但律师的忠诚和保密义务,不仅是律师作用得以有效发挥的前提,而且是律师制度的根基,两种价值都应当在讨论律师在诉讼中是否有客观真实义务这一问题中得到尊重和体现。
 
  个人认为,有学者把客观真实义务区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即律师在诉讼中有客观真实义务,但这种义务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
 
  这样的一种区别不仅能消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面临的伦理困境,而且有助于划定律师执业行为的边界,在律师客观真实义务和忠实、保密义务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1]
 
  这是因为如果当案件真实的发现明显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下,如果认为律师有积极的客观真实义务,则会和律师的忠实、保密义务之间发生冲突,让律师无所适用。
 
  但律师虽然对当事人有忠实保密义务,但也不是当事人雇佣的枪手,需要遵守基本的职业底线,即不作恶或不助长作恶,即虽不能为了案件真实的发现,背弃和出卖当事人,但也不能以积极行为去影响或阻碍到案件真实的发现。
 
  这种把律师在诉讼中的客观真实义务限定在消极方面,是有相关法律制度基础的:
 
  一是关于律师没有积极客观真实义务的规定。
 
  如《律师法》第38条对律师保密义务的规定[2],该规定除了三种例外情形外,并未区分“有关情况和信息”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查明案件真实,只要委托人不愿意泄露,律师就应当予以保密。
 
  《律师法》第38条关于律师保密义务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律师有保密的“权利”[3]形成了相互呼应。从义务和权利两个方面否定了律师在诉讼中没有积极的客观真实义务。(之所以出现例外性规定,只是因为三种例外性情形涉及到重大社会利益,才要求律师有积极客观真实义务。)
 
  二是律师有消极真实义务的规定。
 
  如《律师法》第40条关于“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第4、5、6、7、8项的规定[4]。在《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在《刑法》第306条专门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在第307条规定了妨碍作证罪。从行为禁止以及相关处罚上明确了律师不得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去影响或妨碍到案件真实的发现。
 
  其实,这只是因为我们在诉讼中除了发现案件真实,实现公正裁判这一价值外,还有其他很多需要尊重和保护的价值,从而导致在法律制度的设置时需要在各种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和选择的结果。
 
  只要理解到这一点,对律师在诉讼中有无客观真实义务这一问题就不难进行回答,律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能妥善处理上述所罗列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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