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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抵销权制度的重构与完善

  互负债务的民事主体之间债务抵销制度,由于原有法律规定太过笼统等原因,留下了争议空间,导致了认识和实践的混乱。民法典草案涉及抵销权的条款表明,草案对法定抵销权制度进行了重构和完善,如:1、重构了抵销权行使条件:不再要求“双方互负到期债务”(见《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只要对方欠自己的债务到期,就可以行使抵销权以抵销自己欠对方的债务,而不论欠对方债务是否到期(草案第五百六十八条)。2、增加保证人抗辩权条款:保证人享有债务人对债权人抵销权范围内抗辩权,在此范围内可拒绝承担保证责任(草案第七百零二条)。3、增加了债务转移情形下原债务人抵销权不转移的规定:新债务人不得行使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抵销权(草案第五百五十三条),等等。但是草案仍存在如下缺失:1、对广为争议的抵销权中主动债权是否存在时效限制,未予明确。2、债权转让情形下,仍沿用旧制,规定债务人可向债权受让人主张原对债权让与人抵销权,笔者认为不合法理和现实要求,应予修改。民法典立法,应尽量弥补原立法缺失,不留遗憾。
 
  一、明确抵销权中主动债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解决认识和实践上的混乱
 
  《合同法》关于法定抵销权的行使需满足两个要件,并未对债权时效作出要求:1、全部到期;2、同类同品。但实践中诸多论者认为抵销权行使需满足三个要件:1、全部到期;2、同类同品;3、用以抵销的债权不过时效。这就导致了认识争议和实践的混乱。
 
  抵销权属于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行成权”,抵销权本身不存在时效问题,是否行使或何时行使由抵销权人自主决定。如上所述,抵销权行使中的主动债权也不要求时效条件,这应是合同法的立法本意。司法实践中,最高院也是这样理解并尊重该立法本义,不考虑抵销权时效和其中的主动债权的时效。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被执行人请求抵销,请求抵销的债务符合下列情形的,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债务性质不得抵销的以外,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或者经申请执行人认可;(二)与被执行人所负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对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互有到期债务,法院是可以支持被执行人抵销请求的,并未要求该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或申请执行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43条则规定:“43.【抵销】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抵销的意思表示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一经生效,其效力溯及自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双方互负的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双方互负的债务数额,是截至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各自负有的包括主债务、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在内的全部债务数额……。”这里,“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即是指抵销权满足抵销的两个法定条件之时,即“同类同品的互负债务全部到期之时”,既不考虑其中先到期债权的时效,也不考虑抵销权行使的时效问题。
 
  至于抵销人以超时效的主动债权向对方主张抵销,对方不予认可导致效力争议,可由法院确认;其中如自然债权需要确认,属于诉讼法程序完善问题。
 
  鉴于上述,笔者建议,民法典立法之际,应在抵销权制度中增加条款,明确规定“抵销权的行使和用于抵销的债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一方以对对方的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向对方主张抵销自己的债务,双方发生效力争议的,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
 
  二、修改债权转让情形下,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的条款
 
  《民法典(草案)》沿用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情形下,仍规定债务人可向债权受让人主张原对债权让与人的抵销权:
 
  《合同法》第八十三条: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民法典(草案)》第五百四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一)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二)债务人的债权与转让的债权是基于同一合同产生。
 
  笔者认为:债权转让后,债务人不可以将对原债权人(让与人)的到期债权,向新债权人(受让人)主张抵销。理由是:
 
  第一,基于债的相对性要求。债权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互负债务,是彼此相对互负、相对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债权转让后,受让人基于受让债权与债务人之间形成的是“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的债权,只是相对于转让人而非受让人,抵销条件并不具足。
 
  第二,债的建立需有民事因由,不能无民事因进行法律嫁接、法律创建。如果规定债务人以对让与人的债权,对抗或抵销受让人债权,突破了债的相对性且无民事因由。以法律规定来扩展抵销权行使对象,增加债务人对债权受让人抵销权,不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有因性”原则。
 
  第三,这一规定并不符合“平等自愿”“意思自治”原则。债权转让和抵销权行使,都属于平等自愿、意思自治的民事权利范畴。债务人债权到期,债权转让前债务人不行使抵销权,是其民事权利,体现了意思自治。债务人“躺在权利上睡觉”,不主动向债权转让人主张抵销,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却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权。这一法律干预没有必要,反而有“多此一举”之嫌,并不符合意思自治原则。
 
  第四,债权转让同是转让人与受让人的权利,并未增加债务人负担、侵害债务人利益。债务人以对让与人债权抵销受让人债权,对债务人保护畸重,却无因由损害了受让人利益。法律要求权利义务的界限或“分水岭”,突破相对性不仅会导致权利义务界限不明,权利保护不平衡。
 
  第五,法律这一规定,导致争议增多和争议解决机制的繁琐。这一规定不仅会导致更多的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权争议,还导致连锁的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争议。本来“桥归桥,路归路”,结果又增加了争议和繁琐的争议解决机制。
 
  第六,随着经济发展,这一规定愈来愈不适应大量债权对价有偿转让的现实要求。合同法立法之初,并无大量债权有偿转让情形,立法侧重保护了债务人利益。近年及今后,大量企业或金融债权有偿转让的,受让人支付对价,甚至形成了诸多债权市场。民法典继续沿用原有规定,与现实和社会发展要求并不适应。
 
  第七,境外民法典,根据其各有侧重的价值取向,有大量国家规定债务人是不得向债权受让人主张原对让与人的抵销权,规定可向受让人主张原对让与人的抵销权的,也严格限定了条件。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当然,草案第五百四十九条规定,债务人可向受让人主张对让与人的抵销权情形之一,是“债务人的债权与转让的债权是基于同一合同产生情况下”,这属于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因同一合同履行形成的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的债务,转移至受让人,本应经债务人同意。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可以要求债权让与人、债权受让人任一方履行或连带履行,对任一方行使抵销权也是可以的。
 
  总之,基于上述理由,建议修改草案第五百四十九条为:
 
  债务人对债权让与人享有抵销权而未行使的,债权转让后,不得向受让人主张该抵销权,但是,债务人的债权与转让的债权是基于同一合同产生的除外。
 
  202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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