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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背景下刑事执行检察发展的逻辑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相关规定,于2018年11月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可以立案侦查的14个罪名,并在随后进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中,将这一职责划入第五检察厅,即此前的刑事执行检察厅。这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实践探索大大拓展了刑事执行检察的职能。由此,有必要对改革背景下刑事执行检察的发展进行梳理,厘清近年来刑事执行检察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从制度到实践,从微观到宏观,从经验到理论,对我国刑事执行检察作出新的理论分析。
 
  一、刑事执行检察的专业化逻辑
 
  (一)刑事执行检察机构的更名。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中,执行本质上并不具有“诉讼”的特征。在司法实务中,刑事诉讼程序也重审前和审判程序,轻执行程序。甚至在检察机关依诉讼法逻辑设立的内设机构中,也只有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部门,而无以“执行监督”冠名的部门,{2}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监所检察”以执行场所命名,这一命名方式将其职能履行限定于监狱、看守所、劳教所等空间场所之内,忽略了对监督对象和监督工作本质特征的把握。2014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正式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厅,2015年地方各级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也陆续完成更名。{3}之所以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最直接的原因是部门职能的变化。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必要性审查、强制医疗程序等内容,将实践中运行多年的社区矫正写入刑事诉讼法,同时明确了检察机关在暂予监外执行、减刑、假释中的职责,大大拓宽了检察监督的范围。与之呼应,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11月22日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明确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上述监督职责,使其职能履行超脱了执行场所的物理空间。加之2013年底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监所检察部门剥离掉了对劳动教养行政处罚执行的监督,集中为刑事诉讼领域的刑罚执行与变更执行监督、刑事强制措施监督、强制医疗监督。刑事执行检察更准确、全面地反映了部门工作的性质和内容。
 
  (二)刑事执行检察的职能调整。实际上,对于刑事诉讼法新增的检察监督职能,立法者并没有规定由检察机关的哪个部门承担,而是交由检察机关内部分工。对检察机关来说,分配新增职权既要考虑到内设机构的职能分工、人员基础等,也要考虑工作开展的便利性和实效性。以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力归属为例,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职责。随后,《规则》在制定过程中三次改变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主体,{4}最终出台规定,依案件所处阶段,分别由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仅起到配合作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建议。经验表明,要求侦查监督部门审查并推翻先前作出的批捕决定,要求公诉部门作出有利于被追诉人、可能影响公诉的决定,并不现实。{5}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必须具有中立性,否则难以彻底解决“一捕了之”“一押到底”的问题。最终,即使人员有限、内外协调能力相对不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还是因其具有的中立性和对羁押信息获取的便利性,承担起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能,并在2016年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中得到确认。这既是其职能拓展的一个缩影,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展的原因。新增职能的诉讼监督性质,对监督主体提出了客观中立的要求。检察系统内部制约的需要,也为刑事执行检察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为了实现检察系统的内部平衡,相对中立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成为担负起这一新增职能的最佳选择。
 
  (三)制度发展的专业化逻辑。刑事执行检察的制度发展,是顶层设计者不断扩展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并配置给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以刑事执行监督为核心,并贯穿刑事诉讼程序始终的监督格局,{6}其根本逻辑在于刑事执行检察的专业化。制度设计者将原本由多个部门分散监督甚至处于监督空白地带的刑罚执行和变更执行监督整合起来,并将强制措施执行和强制医疗执行一起划归刑事执行检察专门负责。以监督对象的同质化和监督主体的统一化为标志,刑事执行检察走上了专业化的制度发展道路。
 
  二、刑事执行检察的实效化路径(略)
 
  三、刑事执行检察的体系化
 
  (一)“新”自侦权与刑事执行检察。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保留在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范围(以下简称“‘新’自侦权”)。“新”自侦权归属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行使,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仅有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仍保留一定的自侦力量,且有一定的自侦经验和能力。另一方面,因为“新”自侦权与刑事执行检察两个存在本质区别的权能,内涵着逻辑上的契合。“新”自侦权与刑事执行检察合力,使得完整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体系得以建立。需要明确的是,刑事执行检察属于典型的监督权,与侦查权存在权力性质上的本质区别。检察机关保留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交由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行使,不代表自侦权有了诉讼监督或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性质。尽管如此,二者在权力指向上的一致性和功能效度上的层次性,使完整的刑事执行检察体系得以形成。
 
  刑事执行检察指向的是刑事执行活动中的程序性违法现象。它以预防而非制裁为目的,旨在运用较为平和的手段,实现程序合法性监督。一旦程序性违法无法通过建议的方式得到纠正,刑事执行检察就显示出了效度上的局限性。[1]“新”自侦权指向的是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若干项犯罪,它以制裁为目的,通过对这些犯罪行为的立案侦查客观上起到对刑事执行活动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也填补了刑事执行检察效度的不足。可以说,刑事执行检察触角不再能延伸的地方就是“新”自侦权发挥作用的起点。
 
  (二)刑事执行检察的三层体系。“新”自侦权隶属的确定也带来了刑事执行检察三层体系的形成:一是刑事执行检察的日常监督,二是刑事执行检察的办案式监督,三是对其中单靠监督无法规制、且涉嫌犯罪的行为采取的立案侦查。刑事执行活动涉及的主体、程序较多,监督事项覆盖广泛。对所有监督事项采取案件化办理,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此,应当有所区分并分别采取合适的监督手段。对于刑事执行活动中的那些基础性、日常性或技术性事项,如犯罪嫌疑人是否处于羁押期限内、监管场所每天在押人数变化等,既不涉及严重侵权行为,又需每日检察登记,便无需遵循严格的监督程序,只在日常监督中检查确认即可,突出简单、便利的特点。而对于一些涉及被监管人重大利益、严重破坏监管场所安全秩序的重要监督事项,如羁押必要性审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被监管人死亡、超期羁押等,则应当作为案件办理。办案式监督以标准化的流程和规范,减少检察官任意、滥权的可能,保障被监管人的人身权利和执行秩序,保障国家法律在刑事执行中的统一实施,也便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落实。目前,检察机关对这类事项的监督,已经建立起了受理、办案、审批等流程,但对于其中的细节性规范和每一环节的标准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总结。而一旦在办案监督中发现了涉嫌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若干罪名的犯罪,则应启动自侦权对其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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