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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同判”:一席虚幻的法治梦话——读《“同案同判”:并非虚构的法治神话》(一)

  左  明
 
  《“同案同判”:并非虚构的法治神话》,作者:孙海波;出处:《法学家》2019年第5期。我所阅读的文本来自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宝引证码:CLI.A.4109978。
 
  该文作者简介:孙海波,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
 
  我是一个棋迷——纯粹的业余爱好者。有一则著名的棋谚:千古无重局。
 
  于我而言,“同案同判”,这四个字,非常刺目、十分扎心。必欲除之而后快。
 
  该文“中文摘要”的内容是:“‘同案同判’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基础,同时也是司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实现‘同案同判’一直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也正是围绕这一点而进行的。然而,在最高司法机关大力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建设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质疑这一司法理想的声音,其中一种典型的主张认为‘同案同判’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法治神话’。纵观各种怀疑论的观点,可以发现其问题在于对‘同案同判’的本质以及内在原理的认识存在一些偏差。‘同案同判’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对裁判者提出了义务性的要求,这一要求的实现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通过重构‘同案同判’运行赖以为基的方法论体系,可以从根本上破除那种将其视作法治神话的错误的命题主张。”
 
  把所谓的“同案同判”给上升到“现代法治的基础”和“司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的高度,纯属是因为误解而产生的笑谈。
 
  请问:到底什么是“同案同判”?“同案”,应该不是指同一个案件,而是指两个以上相同的案件。“同判”,易于理解,就是作出相同裁判的意思。
 
  要命的问题来了: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两个以上相同的案件嘛?有这样一句哲言: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看来,两个以上相同的案件的表述,明显是不严谨的。似应改为:两个以上相似或者相近的案件。
 
  于是,所谓的“同案同判”,就应该改为:似案(即相似的案件)同判或者近案(即相近的案件)同判。
 
  不对,既然只是似案或者近案,那么为什么还应该作出相同裁判呢?完全没有道理呀!
 
  于是,似案同判或者近案同判,就应该改为:似案似判(即作出相似的裁判)或者近案近判(即作出相近的裁判)。
 
  至此,不难发现:似案似判或者近案近判,这简直就是正确的废话。
 
  请问:难道实现似案似判或者近案近判一直是或者应该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吗?
 
  请问:“近年来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是去追求似案似判或者近案近判这样的结果吗?
 
  所有的法律人和法学人都知道:所谓的判例制度的本质就是——通过司法裁判生成法律规则。
 
  在今日之中国,现有体制不允许出现、实际国情也不支持出现判例制度。于是,照猫画虎、东施效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虽然“案例”制度与“判例”制度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所有的明眼人都会心知肚明、心领神会: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的本质恰恰也就是——试图——通过司法裁判生成法律规则。
 
  确立并非成文法意义上的规则,这就是、这才是“近年来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的真正目的。只是在客观事实上也可以产生似案似判或者近案近判的实际结果。
 
  法律人和法学人,在不挑战现有规则的这一方向上,所追求的目标相当明确:正确理解和运用现有规则。至于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具体案件事实到底是什么,则完全不会也不应该去干扰对这一唯一目标的追求。所谓的“同案同判”,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现实且正当的目标,完全就是错误理解的畸形产物。
 
  所谓的“同案同判”,其实就是极不严肃、极不严谨的非法学专业的通俗表达。在非法学学术领域里,随便说一说,倒也无妨。否则的话,贻笑大方事小,误导公众事大。
 
  在现实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完全不是如某些人所预期、幻想的那样美好。鄙人曾经专门针对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约一百个行政诉讼案例进行逐一评析,具体的结论详见相应的文章,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我的评价就是:极其糟糕、一塌糊涂!不要说什么指导(其实就是规则指引)作用了,每一个案件自身的正确性恐怕都大有问题。
 
  也不知道,我的微弱的上不了台面的呐喊(只能发表于互联网网站)到底算不算是“质疑这一司法理想的声音”。
 
  我倒是肯定不会“认为‘同案同判’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法治神话’”,而只会叹息感慨:“同案同判”不过就是一个滑稽的——法治笑话。
 
  但愿,该文在“对‘同案同判’的本质以及内在原理的认识”方面,能够有所突破,也好给我上一课。
 
  当然,还要拜托该文作者能够令人信服的通过对“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的论述和“重构‘同案同判’运行赖以为基的方法论体系”来证明:“同案同判”是一项法律原则,而且是裁判者应该遵守的义务。
 
  不错!所有的神话,都应该是被用来打破的。
 
  引言:神话与现实之间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这句引文既然都已经被该文作者给上升到新时期的“新要求”的高度了,倒要请教:司法工作人员是否就应该严格遵照执行这句引文呢?这句引文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应该远在法律规范之上呢?
 
  依法裁判,档次太低!依据这句引文裁判,那才能够算是“高、大、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位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在司法领域的集中体现便是人们对于正义需求也呈现出了一种多样化的态势,在推进实质正义(或结果正义)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对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的追求。”
 
  关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定位的“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鄙人才疏学浅——完全不明就里、不知所云、不得要领、不解其意。因此,不便也不敢作出评论。
 
  而对于知书达理、文明有礼的该文作者,我倒是有一事不明,还要求教、还望赐教:在新时代人们对美元、英镑的追求,是不是就可以被认为是呈现出了一种对于金钱需求的“多样化的态势”呢?我的这番如此精妙绝伦的理解,是否足以证明我太有才了!
 
  财迷心窍的本质,不因追求财富形式的多样化而有所改变。
 
  正义,只有一个;对正义的需求,也只有一个。请不要拿“多样化的态势”来混淆视听。
 
  动不动就想“攀龙附凤”的心态,实不足取。
 
  “‘同案同判’则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可被人们用来判断个案裁判是否兼顾了上述两重正义标准。‘同案不同判’既会让当事人在形式上感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又会通过直观的比较发现结果上的不对等。”
 
  好一个“抓手”!这到底是要拿着什么去干什么呀?
 
  评价个案裁判公正与否的标准有且只有一个:在事实认定清楚的基础之上,是否正确理解和适用了法律规范(包括法律规则和法律精神)。而断然不是什么“同案同判”!
 
  所谓的“同案不同判”,恰恰就是当事人(其实也包括社会公众)发现、感觉裁判不公的直接导火索。并无恶意:非专业人士的他们的能力和水平,也就只能允许他们做到这一点。
 
  社会公众的素质,也就只能让他们识别貌似相同的案件是否作出了绝对相同的裁判。
 
  智者,不应该被愚者牵着鼻子走。
 
  正确的思路和做法,显然不应该是去迎合、迁就社会公众的偏差理解,进而稀里糊涂的去追求荒唐的“同案同判”。
 
  我绝对无意为贪赃枉法、不公裁判的法官开脱罪责!我坚持主张:评价个案裁判公正与否的标准不是所谓的“同案同判”,而是在事实认定清楚的基础之上,是否正确理解和适用了法律规范(包括法律规则和法律精神)。
 
  当然应该拿专业、精确的标准而非业余、粗疏的尺度去评价个案裁判公正与否。
 
  当事人的情绪和想法,永远都不应该成为评价个案裁判公正与否的标准。
 
  不仅当事人,任何人都无权也没有资格、条件去认定两个以上的案件是否真正的相同。这还真不是能力和水平的问题,这根本就是不尊重事实和规律的痴心妄想。
 
  并非夸张:很多人几乎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甚至根本就没有阅读过裁判文书),就敢说出此案与彼案相同。请问:如此不靠谱儿的结论可能成立吗?
 
  即使是在不同案件相关的细节差异不足以影响相同定性的情况下,如果是在适用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规章的情况下,不同地域的定性相同的案件的裁判结果最终不同的话,也完全是正当合法的。
 
  当然不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仔细甄别案件是否相同上面,而应该回归正途:聚焦和关注是否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
 
  所谓的“同案同判”或者“同案不同判”,都不是也不应该是质疑、甚至推翻生效裁判的法定理由。
 
  请看我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针对同一个案件,如果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提出上诉的话、如果二审依法改判的话,那么倒要请教:这种情况难道不恰恰就是最最标准的“同案不同判”嘛!难道这也是最最典型的枉法裁判吗?
 
  所谓的“同案同判”的春秋大梦,该醒一醒了!
 
  在司法裁判的法律适用上,根本就不存在不同案件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对等”的问题。
 
  “很多时候,人们不太容易辨明个案裁判是否满足依法裁判的标准,但却往往能够敏锐地判断出其是否做到了‘同案同判’。如此一来,‘同案同判’便成为了人们用来衡量司法公正的重要判准。”
 
  这里的“人们”,恐怕也只能是指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吧。
 
  拜托!以简单粗暴、甚至极不负责的方式发现是否“同案同判”,难道还需要“敏锐地判断”吗?
 
  说得妙!所谓的“同案同判”,也只能成为那些非专业人士的“人们用来衡量司法公正的重要判准”。
 
  “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同案同判’都获得了高度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与司法公正齐名。”
 
  如果这真的不是对中国法律界和法学界的诋毁和侮辱的话,如果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况就是事实的话,那么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令人(但愿不是只有我一人)不寒而栗。
 
  所谓的“同案同判”如果“与司法公正齐名”的话,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以指导性案例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和指导下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的工作。”
 
  前文已述,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的本质就是:针对新型案件或者典型案件确立新的具有实体意义和价值的规则。
 
  法律适用标准,天然就应该予以“统一”(请注意:“统一”的对象是适用标准,而不是裁判结果),这是成文法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之所以还会出现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并不是因为要强化、强调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这一指导思想、工作方针,而只是因为要为新型案件或者典型案件确立更为直接、明确的裁判标准。
 
  “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即是为了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标本作用,来治理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顽疾。”
 
  说得好!指导性案例所起到的只能是“标本作用”。什么是“标本作用”?就是示范、样板作用,说白了就是:请照着这个样子去裁判。这个样子,其实就是被确立的裁判标准。在本质上,确立裁判标准与制定法律规则,并无根本差异。请问:能够说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顽疾”的吗?
 
  不论是通过发布指导案例来确立裁判标准,还是直接去制定法律规则,规范裁判行为绝对必要。但却根本就不意味着必然产生“同案同判”的追求。
 
  请千万不要稀里糊涂的将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与所谓的“同案同判”扯上关系,恰如不能将制定法律规则与所谓的“同案同判”强行关联一样。
 
  绝非戏言:如果法律规则不能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的话,那么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也一定不可能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以制度化的形式将这一重要的司法要求重述,此时‘同案同判’已经获得了法律原则的地位,对司法裁判活动发挥着严格的约束性作用。”
 
  好一个“制度化的形式”!也不知道这一形式到底是如何体现的?是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呢?还是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呢?
 
  这恐怕不是“司法要求”吧?这恐怕只是某些头脑不清之人的主观诉求吧?
 
  如果将所谓的“同案同判”给上升到“已经获得了法律原则的地位”的话,那可真是对中国法律莫大的嘲讽。
 
  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是在事实上真的出现了客观的“同案同判”的结果,那也一定是奉行了依法裁判原则,而绝对不会是遵循了所谓的“同案同判”原则。
 
  如果真的要遵循所谓的“同案同判”原则的话,那么其操作过程就应该是这样的:法官首先要宣布本案与在前的某案是“同案”,然后直接作出“同判”——照搬该案的裁判结果。如此奇葩诡异的操作手法,恐怕会雷翻众人。
 
  否则的话,如果是按照在前某个相似案例的指导思想或者裁判要旨(即经由该案生成的具有规则效果的裁判结果)来作出裁判的话,那也不能被认为这就是在遵循所谓的“同案同判”原则呀。原因很简单:如此操作(其实质就是依照在前相似案例生成的具有规则效果的裁判结果来进行裁判)与奉行依法裁判原则,在本质上根本就毫无二致、如出一辙。
 
  该文作者悍然宣称的这一结论,恐怕也就只能算是虚假学术成果吧!
 
  “与司法系统不断强化自我对‘同案同判’目标之追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并没有因为制度化的努力而得到有效解决。”
 
  打脸的现实出现了:种瓜的结果,居然是得豆。
 
  所谓的“同案同判”,其实只是一个虚拟、虚假的追求目标——水中月、镜中花。猴子永远也不可能从河水中捞出月亮。
 
  因为根本就没有“同案”的情况,所以也就根本不会有“同判”的结果。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司法公正,而绝对不是胡言乱语、胡说八道的“同案同判”。
 
  “与此同时,伴随着裁判文书上网等改革举措的推行,进入公众视野的裁判文书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人们有时还会主动通过互联网检索与自己的案子相类似的案件,由此大大降低了比较‘同案同判’的成本,但这同时也让‘同案不同判’的局面变得更加严峻。”
 
  拜托!那些上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几乎占据了所有审结案件的全部比例),真的是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吗?到底都是哪些“公众”呀?也不知道,到底都是什么人会有闲情逸致去上网浏览欣赏裁判文书?也许会有案件当事人(通常仅限于不服裁判结果的那一部分)。请千万别误会,他们肯定不是上网去看自己案件的裁判文书,因为这样的裁判文书就攥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他们当然是去看其他案件的裁判文书,而且应该不是与自己案件毫无关系的其他案件的裁判文书,而恰恰就是与自己案件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案件的裁判文书。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想发现什么——发现到底有没有出现所谓的“同案不同判”!他们当然寄希望于能够实现这样的发现,因为这种发现就相当于是得到了救命稻草——司法不公、裁判错误,我是冤屈的,我要去上诉,甚至是——我要去“申诉”(即期盼能够启动所谓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俗称“三审”)。
 
  这很可能就是裁判文书网上公布制度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效果。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公众”会去关心那些在网上公布的数以亿计(而且还在与日俱增并永无止境)的裁判文书呢?
 
  愚以为:裁判文书网上公布制度,极有可能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面子工程。公布裁判文书制度的真正价值应该是:阳光司法、接受监督。请问:接受什么人的监督?难道可能会是“法盲”(绝无恶意,就是指那些没有接受过法学专业教育和训练的普通公众,甚至也有可能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公众吗?有人会相信这个答案吗?当然应该是接受法律或者法学专业人士的监督。再请问:在今日之中国,到底有几个法律或者法学专业人士以这样的方式去监督司法?左某人,肯定可以算一个(我撰写了约一百篇针对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行政诉讼案例的文章,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此外,还有谁呢?
 
  坦白而言:我所评析的那些裁判文书,几乎都存在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种种问题(绝非妄言,有文为证)。最令我手足无措、难以下笔的原因(其他问题暂且不提)就是:裁判文书的说明理由部分过于简单——论理远未充分,给人一种应付差事、草草收场的感觉。这样的裁判文书,透明倒是真透明、公开倒是蛮公开,可是,根本就起不到什么监督的效果。
 
  一个区区“北农讲师”的微弱声音,已经完全被淹没在嘈杂、混乱的社会喧嚣之中了。
 
  唯有那些经过大众传媒酝酿、发酵成为公共事件的案件,才会引起公众关注、激起社会反响。
 
  请想一想:二审法院(甚至也包括“三审”法院),可能会因为“同案不同判”而改判吗?可能会根据“同案同判”原则而改判吗?可能会在自己的裁判文书中写下“因违反‘同案同判’原则而改判”的字样吗?
 
  不要说在裁判结果部分不能够这样书写,即使是在说明理由部分也不应该出现“同案同判”这种滑稽可笑的表述。
 
  那些当属“法盲”公众的案件当事人,通过上网比对裁判文书的方式而得出的“同案不同判”的结论,也许并无恶意(但也不能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其质朴、原始的非专业判断,又有什么价值呢?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坚定了其通过各种各样途径继续去寻求救济的决心。
 
  并非开玩笑:如此高调宣扬“法盲”公众能够理解和操作的“同案同判”,这明显是在挑事儿——制造祸端的节奏。
 
  真心请教:在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上,是否也追求——“同病同治”这一目标呢?
 
  是不是患者只要上网去查看一下类似病例的治疗结果,就可以放心大胆、信心满满的照“例”抓药、自我治愈了呢?如此神仙操作,岂不饿死天下医生。
 
  这到底算不算是“二百五式”的奇葩思维呢?
 
  “受限于案例指导制度尚处于初创期,指导性案例的整体数量少、涵盖范围窄、指导性效力不强,导致其很难从根本上有效扭转‘同案不同判’的紧张局面。”
 
  有没有搞错!请千万不要将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混为一谈。
 
  如果一个案例仅仅只是依法裁判的典范而非创生规则的实例的话,那么这个案例恐怕也就只可能具有示范作用,而肯定不具有“指导”作用。所谓的“指导”作用,除了有可能开创先河(即同类案件中的第一个)之外,还一定要具有超出现有规则之外的创生规则的效果。
 
  说句大实话:在现有体制的背景下,又有几个法官(也包括法院在内)敢于去逾越突破法律规则这一雷池一步呢?往好听了说,这是在创生规则;往难听了说,这可就是在违反法律呀!在此二者之间可是只有一步之差呀!这不是明摆着为难人吗?
 
  读者诸君:请仔细想一想,那些真正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可能整体数量多、涵盖范围宽、指导效力强吗?当然,就更不可能、也不应该期待其“从根本上有效扭转‘同案不同判’的紧张局面”了:一方面,是因为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的目的在于创生规则,而不在于其他;另一方面,是因为所谓的“同案同判”或者“同案不同判”,根本就是主观想象的虚妄之词。
 
  “不仅如此,由于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其中既有人的因素(如不同法官的业务水平高低有别),也有制度层面的原因(如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弹性以及司法不可避免催生自由裁量权),要想在短时间内通过简单的制度设计来消除这一现象,注定将是徒劳无功。”
 
  请千万不要搞错!并没有、并不是“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而有、而是导致不可能发生所谓的“同案同判”现象的原因不可胜数。
 
  其中“人的因素”,显然不限于“不同法官的业务水平高低有别”(这很有可能是最不重要也是最为正当合理的原因),怎么能够将权力、金钱、美色、关系等等远更重要的因素都抛开不谈呢?
 
  其中“制度层面的原因”,显然不限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弹性以及司法不可避免催生自由裁量权”(这很有可能是最不重要也是最为正当合理的原因),怎么能够将法律规则的异化和多元化、法律屈从于政治和政策、法律服务于任务和大局、法律仅仅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的价值取向等等远更重要的因素都抛开不谈呢?
 
  真正需要消除的对象是司法不公,而绝对不是所谓的“同案不同判”。
 
  所有的制度设计,倒还不至于“徒劳无功”,但肯定会——收效甚微。
 
  “确实,每一个个案都有自己的命运和结局。发生在全国各地的‘许霆们’可能难以复制广州许霆的命运,同样地,‘王海们’在现实中的遭遇也千差万别。”
 
  恰如每一个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结局一样。“每一个个案都有自己的命运和结局。”
 
  为该文作者的这一精辟见解点赞、喝彩!
 
  广州许霆,应该有可能只遇到一次不堪的命运;而山东王海,其本人就曾经遭遇了多次截然不同的命运,他的一颗“黑心”、一种策略、一种手段、一种玩儿法,结局却有天渊之别。
 
  请问:知假买假者,到底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命运结局?好一个“同案不同判”,到底是支持他们诉求的裁判正确呢?还是否定他们诉求的裁判正确呢?
 
  倒要请教:到底是哪一类裁判应该向哪一类裁判——趋同呢?也许有人会说:当然应该是错误的裁判应该向正确的裁判——趋同。说得好!说得妙!唯有依法裁判,才是唯一正途。让所谓的“同案同判”这一貌似形式正义实则本质荒唐的糊涂观念见鬼去吧!
 
  在正当合理的前提下(那些滥用职权、贪赃枉法的情况就不必谈了),是规则的多元和冲突、是对规则理解的多面和分歧,导致了同类案件的不同裁判结果。这样的原因,几乎注定是永远都无法真正解决的。
 
  说明理由——在裁判文书中充分且详尽的说明理由,这才是逐步走向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并非开玩笑:要让中国的法官在说明理由这个核心、实质的关键问题上有所提高,难比登天;而要让中国的法官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则难度就会小很多了。
 
  如果非要往所谓的“同案同判”理念的脸上贴金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是——实用、适用策略。
 
  嗨!实在是没有办法,中国的法官只会钻过跨栏,而根本就不会越过跨栏。
 
  之所以宣扬“同案同判”,不是因为很低调,而是因为实力不允许——中国的法官通过正当的方式、途径去追求司法公正。
 
  更加可悲、可叹的是:竟然还会有本该头脑清醒、思维正常的法学学者,也跑出来为这出闹剧摇旗呐喊、站脚助威。
 
  “‘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客观存在,这是一个‘实然’(to be)的问题;而当追问同案应否同判时,则是一种‘应然’(ought to be)层面的讨论。”
 
  我晕!在这个场合“秀肌肉”——展示某种外国文字,真的很有必要吗?难道省略了这些外国文字,就不能正常论述、好好说话了吗?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客观存在”,而根本就没有“‘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客观存在”。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实然’(to be)的问题”,而纯粹就是包括该文作者在内的某些人主观臆测、痴心妄想的产物。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同案”这一客观现象存在,那还何来“应否同判”的追问呢?那又如何展开“一种‘应然’(ought to be)层面的讨论”呢?
 
  “然而,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由于看到司法实践中频发的‘同案不同判’,便开始质疑这一目标本身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甚至进一步怀疑司法公正和法治。”
 
  上述该文作者所列示的两个问题,根本就都是伪问题,至于它们的性质是否相同,也就没有混淆与否的可能了。
 
  拜托!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岂止是在司法实践中“频发”,而根本就是司法案件的全部。
 
  请允许我向所有“质疑这一目标本身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人致敬!
 
  如果居然还有人能够有理有据、有板有眼的去——“进一步怀疑司法公正和法治”的话,那我简直就已经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恐怕也只有这样的学者及其作品,才是真正的杰出典范。
 
  “尽管这些质疑声在很多时候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但在‘同案’能否做到‘同判’的问题上,其立场几乎是一致的。”
 
  鄙人的质疑之声则有可能会与众不同,不是“‘同案’能否做到‘同判’”,而是——根本没有“同案”,那又何来“同判”。
 
  “有鉴于此,笔者将它们都归至‘同案同判’怀疑论立场之下,在此基础上从内部再做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以此来深入分析和检讨每一种怀疑论的具体理论主张及其所可能面临的困难。”
 
  看来,该文作者还是对“‘同案同判’怀疑论立场”做了一番文献梳理工作。
 
  请允许我向该文作者道一声:您辛苦啦!
 
  分而治之、各个击破。肯定是不错的战法。
 
  天也不早、人也不少,闲言碎语不要讲,您就放马过来吧!
 
  您有来言,我有去语,那就让我们大战三百回合吧!
 
  “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多批评性文献中,周少华教授的《同案同判:一个虚构的法治神话》一文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从‘同案’的概念入手,提出由于并不存在真正的‘同案’,故而‘同案同判’的主张必然走向自我摧毁。”
 
  我的天呐!恕我孤陋寡闻!我当然不是一个文献搜寻检索爱好者,这可不是我认同的观念和习惯。难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诸多批评性文献”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同案同判:一个虚构的法治神话》这样一篇文章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写作这篇文章的周少华教授吗?
 
  在此前,我真的相当单纯、十分幼稚的认为我是在孤军奋战。到现在,居然还发现了同盟军。不过,我肯定不会去主动寻求任何人的帮助。
 
  我对周少华教授的“从‘同案’的概念入手,提出由于并不存在真正的‘同案’,故而‘同案同判’的主张必然走向自我摧毁。”的观点,深以为然。
 
  请允许我向素昧平生、素不相识的周少华教授拱手致敬!仅从您的大作的题目中,我就会产生隐隐的担忧:我撰写本文的价值到底还有多大?本文与在先完成的“周文”的重合程度越大,本文的价值也就越低。为了自我安慰和自我麻痹,我就不去搜寻检索您的这篇大作了。
 
  我之所以会撰写本文,完全是因为穷极无聊、百无聊赖,春节期间、宅在家中(而非——困在家中),在随意浏览网页之际,无意之间发现了该文。无他,就是为了消遣解闷儿。
 
  “为了行文的便利,笔者将周少华教授的这一观点简要地称为‘神话观’,而这一观点也恰恰是本文所坚决反对的。可以说,无论是从观点的犀利程度而言,还是从其批评理由所涵盖的范围来看,《同案同判:一个虚构的法治神话》一文都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
 
  愚以为:“同案同判”,绝对不是什么“神话”,而根本就是——蠢话、醉话、笑话、梦话!暂且将这一观点简要的称为——“梦话观”。
 
  但愿,本文的出现(在本人对“周文”的内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能够在不限于“观点的犀利程度”和“批评理由所涵盖的范围”这两方面有所突破。进而成为反对派一方“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且具有独立价值的一篇文献。
 
  左明,加油!
 
  如果技不如人,自会甘拜下风!
 
  “笔者认为,我们在面对‘同案同判’时要警惕两种极端的论调:一种是全盘否定、从根本上质疑这一目标,‘神话观’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另一种则是‘神化观’,认为在人工智能无所不能的今天,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精确匹配、完美对应不再是幻想,而‘同案同判’也将成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司法现实。这两种极端论调的存在,无疑将会影响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评判‘同案同判’。”
 
  拜托!周少华教授和鄙人能够与该文作者共称“我们”吗?自然可以自己认为,但是,请不要代替他人认为。
 
  在“全盘否定、从根本上质疑”所谓的“同案同判”上,鄙人的“梦话观”与周少华教授的“神话观”,完全就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这恰恰就是“我们”(鄙人与周少华教授)必须坚持的“极端的论调”。
 
  很多事情都是似易实难——貌似容易、实则艰难。除非经过长期严格训练将自己培养成为厨师,否则的话,请不要轻言烹饪容易。同样是一盘被称为鱼香肉丝的东西,家庭主妇与专业厨师的各自作品,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需要精致、精细的差异化对待的事情,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无能为力。
 
  敢于说“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能够“精确匹配、完美对应”的人,一定是对法律一知半解的人。倒要请教:层出不穷的“案件事实”究竟会有多少?而粗疏概略的“法律规范”又到底实际有多少?无限的“案件事实”与有限的“法律规范”,怎么可能会“精确匹配、完美对应”呢?
 
  对于所谓的“神化观”,鄙人当然也会持“全盘否定、从根本上质疑”的“极端的论调”。鉴于在这一点上,鄙人与该文作者所持观点一致,因此就不再对此展开讨论了。
 
  “本文所做的工作便是要正本清源,努力让‘同案同判’从神话回归到现实。这首先有赖于对各种怀疑论的清理和检讨,本文将论证,它们之中有些是切中要害的,有些则未必,但无论怎样,所有的这些批评都无法从根本上取消‘同案同判’。”
 
  该文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水搅浑,努力让所谓的“同案同判”从神话、梦话转变为现实。该文作者这一痴人说梦的工作要远比“洗煤球”这样的做无用功的工作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必须要将该文而非该文作者批倒、批臭!
 
  奇怪!既然都已经“切中要害”了,那怎么还不能将所谓的“同案同判”置于死地呢?
 
  鄙人撰写本文开展批判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要“从根本上取消‘同案同判’”。
 
  结果如何——孰胜孰负?敬请期待!
 
  “紧接着,本文将一方面证明‘同案同判’这一要求并非绝对不可凌驾,其在实践运行中有着自己的限度,‘同案同判’与‘差异化’判决并非对立,而是内在统一,另一方面则从制度保障入手,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化建设的努力,为‘同案同判’的现实运行提供保障机制。这具体可能会涉及类案检索与发现机制之确立、案件相似性比对与判断标准之探索以及参照类案责任监督体系之完善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难道已经被该文作者给上升到法律原则高度的“同案同判”(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又给贬斥为“这一要求”了),还可以被“凌驾”吗?
 
  请看:“有着自己的限度”、“并非对立”、“内在统一”,这些小词儿整的,可是真带劲呀!该文作者的中学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成绩绝对是优秀。这明显就是在呈现太极推手的功夫,就是在施展“墙头草、随风倒”的庸俗辩证法手段。如此一来,该文作者自认为一定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请不要忘了:左某人的观点可是“全盘否定、从根本上质疑”、批判、否定所谓的“同案同判”。
 
  不要说“制度保障”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是救不了所谓的“同案同判”的狗命的。
 
  对该文作者的关于保障机制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在下洗耳恭听、愿闻其详。
 
  我就等着接该文作者的大招了。
 
  “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强调‘同案同判’并非可被随意摆脱的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应予以认真对待和坚持的司法义务。不能因为其在司法实践运行中会面临困难就对其失去信心,由于这一主张背后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以及社会所提供的一套具有高度现实性的保障体系,‘同案同判’将不再是一种司法神话。”
 
  不难看出:所谓的“同案同判”,极有可能会滑入“可被随意摆脱的道德要求”的深渊。
 
  所谓的“同案同判”,如果仅仅只是随便说说、扯闲篇、瞎扯淡的话,鄙人大可不必也根本不屑进行口诛笔伐。但是,如果非要将其上升到“司法义务”的高度的话,那我可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保持沉默、坐视不理了。
 
  可以设想:如果不顾事实和法理强行推进所谓的“同案同判”的话,那么其结果就一定是事与愿违——不仅不是促进司法公正,反而是破坏司法公正。
 
  我倒是很想见识一下、领教一下所谓的“同案同判”背后“深厚的法理基础”。
 
  畸形社会对这一滑稽主张能够提供“一套具有高度现实性的保障体系”,对此,我肯定是深信不疑的。
 
  某些人死乞白赖非要缘木求鱼,好言劝阻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一无所获的时候,但愿他们不会还继续坚持——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某些人很可能会痴心不改、执迷不悟,但是,全体社会成员绝对不可能都是如此。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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