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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实践的检察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研究任务与目的不明、研究对象不清,加之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上存在着“自说自话”现象,检察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法学理论与实务界颇具争议的一个领域,这种情况极大地滞碍了检察理论研究的良性发展。故而,欲推动检察理论研究的长远发展,必须对检察理论研究之任务、目的与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与视角等基本范畴进行廓清,以正本清源。笔者就此略陈管见,以抛砖引玉。
 
  一、检察理论研究的目的与任务
 
  检察学,乃研究检察制度如何设计与运作之学问,而检察制度本系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中“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故而,检察学诚乃一“实学”,检察理论研究也历来是以解释和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以服务实践为目的的实证性学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一语,非常准确而贴切地描述了检察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与定位。
 
  当然,检察理论研究的实证导向,并不意味着检察理论研究只能是粗浅的对策研究,对于所谓的“实践”,也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检察官的“工作实践”,而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宏观的“制度实践”一一检察制度整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如何运行的问题。由于检察制度的历史成因和现实环境的高度复杂性,检察理论研究必须具备并彰显相当的理论深度与广度,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方能真正解决检察制度实践中的诸多难题。例如,当前我国正在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检察反的哪些权力可以“下放”以及权力下放后如何监督的问题,典型如法律文书签发权究竟是否可以下放给员额检察官,实践中对此争议颇大。有观点认为,法院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在强调还权于法官、还权于合议庭的前提下,已经废除了院长、庭长的文书签发权,据此主张检察机关也应当仿效法院将文书签发权下放给员额检察官。然而,这种简单地将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等同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观点,显然忽略了检察权在性质上的特殊性和结构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检察权与审判权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性,轻易地主张废除检察长的文书签发权,可能使得检察长作为机关首长的指挥监督权失去“抓手”,进而动摇检察机关上命下从的一体化机制。因此,检察制度实践中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笔者认为,我国检察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可以具体分解为“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两个层面:
 
  第一,解释问题。所谓解释问题,即通过理论研究,寻找检察制度在设计和运作中的普遍性或特殊性问题,分析其成因、总结其经验、探讨其规律。例如,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之检察机关均奉行“上命下从”之检察一体制,但缘何奉行检察一体制?其目的究竟为何?效果又如何?都需要结合中外检察实践展开深入研究,揭示其历史成因及现实合理性,此即为解释问题。再如,我国宪法和法律均强调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但与域外法治国家普遍强调检察官的“官员独立”不同,我国宪法和法律更突出和强调的是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独立性,即“官厅独立”。那么,对于这种独具特色的立法实践,其历史成因为何?现实运行效果又如何?需要我们给出一个相对客观的分析和说明,此亦为解释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检察实务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轻视理论研究的错误观点,认为很多理论研究并不能解决实务中的具体问题。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并未认识到检察理论研究任务的双重性,以解释问题为任务的理论研究,本就不承担解决具体问题的功能。
 
  第二,解决问题。所谓解决问题,即通过理论研究,制订解决检察实践问题的具体方案和技术路线,并论证其合理性。例如,关于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问题,因为最终需要落实到具体如何改、内设机构具体该如何设置的问题,因而,理论上研究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目的就是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指导改革的具体方案,此即为解决问题。检察理论研究解决问题的任务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其不仅提供解决实践问题的具体方案,还要论证其合理性,尤其是后者,是确保问题通过科学方案得以解决的重要依据,是重大改革决策得以确保合理性的关键。
 
  理论研究之终极目的旨在增加知识,即实现知识增量,检察理论研究亦莫能外。无论是解释问题,抑或解决问题,本质上都应当是一种以增加新知识为目的的创新性研究工作,所谓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之区分,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供给检察制度领域的新知识,以增进我们对检察制度的了解和认知而已。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在大多数研究中并不能截然分开,这是因为,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往往需要先行寻找症结即问题之所在并解释其具体成因,然后方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和方案。因而,解决问题往往以正确地解释问题为先导,而解释问题之目的往往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
 
  二、检察理论研究的对象
 
  检察理论研究要实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任务,并不意味着检察理论研究只能研究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和操作性问题,如某类案件究竟该如何办理等等。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指的是检察理论研究要真正做到知识增量,就必须集中关注和研究那些实践中迫切需要应对和解决的“真”问题,即真正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该问题可能是宏观的政策问题,如检察机关如何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亦可以是微观的技术问题,如检察官如何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但无论如何,检察理论研究都应当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然而,如何选择有研究价值的真问题并不容易,因为提炼真问题本身也是研究者研究能力的一种体现。
 
  笔者认为,可以将检察理论研究的对象概括为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宏观层面,包括检察文化、观念与政策。第二,中观层面,包括检察制度的构建与运行。第三,微观层面,包括检察技艺的创新与运用。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既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展开纵深研究,以揭示(解释)其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亦可以从域外与我国双重视角展开横向的比较研究,从而使不同背景下的实践经验能够相互借鉴。还可以从对外与对内两个方面探讨检察文化、制度、技艺与外部的互动关系。例如,从检察制度对外关系的角度,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别研究诸如检察文化与法院文化的区别、检察制度与监察制度如何衔接、如何塑造新型控辩关系等问题,而从检察机关内部关系构建的角度,亦可以从不同层面研究基层检察文化如何建设、检察机关内部是否实行捕诉一体制、检察官如何提高法律文书的制作技艺等问题。
 
  总之,凡是能够为检察制度供给增量知识的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真问题,亦是检察理论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从理论上而言,判断一项研究是否能够供给增量知识,大致有三项标准:一是提供新的论点。无论是解释问题还是解决问题,检察理论研究的结论,必定落脚于某一具体观点,而该观点如果具有创新性,就属于一种增量知识。二是提供新的论证方式。对于存有争议的问题转换论证思路,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证可能更有说服力,亦因此可以供给一种增量知识。三是提供新的论据。论据是研究论证的基础,若在研究中能够通过调研提供新的论据,则亦属一种增量知识。
 
  三、检察理论研究的思维方法与研究视角
 
  加强检察理论研究,势必需要拓展检察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势必需要加大检察理论研究产出的数量与质量,以便更好地为检察改革决策和检察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为此,有必要培养更多热爱并善于从事检察理论研究的工作者,不管其具体身份是学者抑或检察官,从而塑造一个高质量的检察理论研究群体,进而通过一定的工作机制将其塑造为多层次、分类型的检察制度发展改革“智库”。
 
  理论界和实务界热爱检察理论研究之人固然不乏,但要将其培养为善于从事检察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却并非易事。从理论研究的要求而言,要真正在检察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有所贡献,几个基本条件不可或缺:
 
  第一,基本的学术训练。但凡理论研究,总需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以增强其研究的科学性及其结论的合理性,检察理论研究亦莫能外。我国传统的检察理论研究因为在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层面上有所欠缺,因而在内容上略显粗疏、说服力不够,研究成果及其结论虽汗牛充栋,却难以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普遍接受,从而陷入一种“自说自话”的窘境,更难以为重大检察改革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故而,欲培养高质量的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群体,首先应加强学术训练,养成一定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
 
  第二,客观的研究立场。检察理论研究并非检察官专属,更非为检察机关谋利之研究,而是以检察制度这一实践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本系国家之公器,持论公允、立场客观,是展开科学的检察理论研究的前提。我国传统检察理论研究之所以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传统检察理论研究的部门主义立场密切相关。这种单纯为了维护本部门利益、缺乏批判性思维的研究立场,有违检察理论研究的公器属性,阻碍了而不是有助于检察理论研究的发展,更难以为检察改革提供真正有效的决策咨询功能。
 
  第三,严谨的研究方法。由于检察制度实践的复杂性,以检察制度实践为对象的检察理论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必定是多元的,包括法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但在研究中仍有两个重要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研究方法选择的针对性。一定要根据研究对象的选题来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而不能一味追求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前沿性。近年来,法学界社会实证研究方法盛行,也影响到了检察理论研究。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在检察理论研究中大行其道,不管何种选题,不管是否需要实证数据,统统都在文中列举一大堆图表和数据,以显示其研究的科学性和前沿性。但实际上,选择何种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选题,以评价和检验制度运行效果的选题往往需要实证、需要用数据说话,但研究制度史和制度实操的选题,则实证方法并无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无论何种研究,都旨在实现知识增量,运用实证方法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新问题、提炼新命题。如果实证到最后却得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则毫无意义。二是要重视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检察制度实践首先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法律现象,其制度的各个面向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格规范,因此,研究检察制度实践,首先应在法学的框架内研究,运用法学的常规研究方法一一法律解释学。而且,我国当前检察制度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无法在部门法(程序法)层面完全“兑现”和“落地”,部门法往往只能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供一种原则性授权,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经常面临尴尬状态。但站在法律解释学的立场来看,原则性规定并非无规定,这中间其实蕴含着巨大的解释空间,如果法解释学研究方法运用得当,精妙的法律解释将会为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识和理论上的支撑。
 
  第四,宽广的研究视野。检察制度本为现代司法制度的一环,但长期的历史发展又使其自成体系,并陆续形成了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平衡发展的独特规律。可以说,应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道路,但也不能忽视甚至排斥域外检察制度发展的普遍经验与规律。在当今全球化趋势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不可能关起门来开展检察研究、进行检察改革。实际上,据笔者多年从事检察理论研究的些许体会,我国传统检察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既不了解域外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也不了解其现实;既不了解其制度文本,更不了解其实务经验。很多观点都在不断重复多年以来所形成的误解和偏见,无力提供重大检察改革决策所迫切需要的相关制度知识和技术。例如,对于检察机关到底是应该建立检察官助理制度还是检察事务官制度?为何与我国国情相近的日本、韩国等国,纷纷采取建立检察事务官制度而非检察官助理制度?这些重大的改革实践和理论问题,我国传统检察理论研究几乎无力置喙,既无法提供有理论说服力的解释,更无力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因而,从事检察理论研究,必须具备宽广且有纵深的研究视野,既要了解检察制度的“前世今生”,更能够把握当前世界范围内各主要法治国家检察制度发展变革的基本动向和趋势。唯有将世界检察制度发展的规律和动向了然于胸,才能对我国检察制度发展变革的基本方向作出正确的预判,从而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推动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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