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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摆脱焦虑——高铁扒门事件的“判例法”思考

  法律是众人之事,反思是个人之事。高铁扒门事件热潮虽然已经退却,但不妨作一点反思,以期抛砖引玉。
 
  一、高铁扒门事件之争
 
  粗看罗女士阻挠列车关门的视频,笔者感觉此女蛮不讲理,素质极差。但回头细想,为何罗女士如此激动,难道检票人员有不当行为拦住了罗女士的丈夫?仅凭视频片段,“盖棺论定”为时尚早。
 
  后铁路警方通报:2018年1月5日16时44分, G1747次列车合肥站准备开车时,旅客罗女士以等丈夫为由,用身体强行扒阻车门关闭,不听劝阻,造成该次列车延迟发车。
 
  由于信息披露不全面,这一通报难以令人满意。人们不禁要问,高铁合肥站工作人员为何拦住罗女士的丈夫?如果高铁一方故意不放行罗女士的丈夫,罗女士激情抗议,私力救济,难道就没有合理的一面吗?如果没有合理的一面,为何高铁一方在罗女士的抗议之下,最终还是放行了她的丈夫。
 
  笔者认为,高铁一方是规模庞大的经营者,一旦随意侵害消费者权益,就应当让其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否则,以后一个个弱小的乘客利益如何保障。这也是英美陪审团动辄裁决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经营者承担巨额惩罚性赔偿金的原因。
 
  唇亡齿寒,谓彼此之失依。是故,谢新茂先生发表的《合肥女教师阻止高铁发车:她用自己的尊严,为弱势群体维护利益》一文(载于微信公号《散淡心情》),短短几天,点赞量近6万。就该数据而言,虽与怒斥罗女士的人数相比相差甚远,但就近6万的总量来看,人们担忧权力蛮横造成不公结果的焦虑之心不难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民众焦虑必须有出路;否则,焦虑聚集效应将成为社会的问题,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没有民众的焦虑出路,也就没有执政者的焦虑出路。
 
  另一占主流的声音认为,动车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即便高铁方违法,罗女士也不应该再以违法的方式维权抗议;否则,难免会有滋生“鼓励卧轨拦车”行为之嫌。
 
  两方理由,各占一边。这时,正是呼唤独立第三方出场裁断的最佳时机。但偏偏,在是非有待进一步确认之际,后院起火,由于视频在网络疯传,1月9日下午,庐阳区教体局党委会责成罗女士立即停职检查。或许是因为无力抵抗强大的权力合围,1月10日,罗女士在合肥站派出所承认错误,被处以2000元罚款。
 
  罗女士认错认罚,本案到此戛然而止,所有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但笔者对此深感遗憾,于是想再进一步追问。首先,罗女士行为到底是否违法?虽然众声喧哗,民意汹汹,但媒体的审判不能代替法庭的审判,民众远距离的片段视频判断不能代替近距离的整案庭审判断。若该争议有幸走向独立法庭,届时所有的信息将会全面公开,那么所有的流言蜚语也随之销声匿迹,民众所有的焦虑终将最大限度的消失。这有利于剥离不稳定因素,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其次,许多法律人士认为,起因无法改变后续行为的性质,罗女士阻挠列车关门行为的违法性可以做单独认定,一码归一码,无须做整体评价。但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否则,杀人放火的革命起义行为就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了。也正是由于法律往往需要对行为的整体性进行评价,所以才有了正当防卫,才有了正当抗辩权,才有《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酌情适用,才有了陪审团作出的Jane stafford杀死醉酒昏睡丈夫行为的无罪裁决等等。
 
  二、个案法庭判断的民心所向
 
  对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违法的判断,不仅仅是法条纯粹逻辑推论所能解决的,往往需要对行为整体进行价值判断,这也叫法律适用过程中价值补充或利益衡量。这种价值补充或利益衡量的判断,来自裁判者的良知自觉。如对犯罪行为的判断也是如此,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社会危害性有无或大小,仅靠纯粹的法条构成要件逻辑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但这正是确定犯罪行为的核心问题所在,无法回避。如许霆案件、天津老太赵春华摆气球射击摊案等等就是典型的法条形式逻辑和价值之争的案例。因此,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在其《法律在别处》一文中指出:“刑法上的审判绝不仅仅停留在法律的审判这样一个专业层面上,而如同考夫曼所言:一个在刑法上有关一个人有罪的审判仅有可能是——良知的审判。在刑法的领域中,应该主要与人类基本的价值的伤害有关。而要做到这一点,法律语言必须向日常语言屈从。”
 
  直面个案的庭审直观判断,每个裁判者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个人判断具有个体性。由于法律价值涉及全民的利益,不管立法还是司法,应当遵循多数人的价值走向。正如《尚书·泰誓》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为了避免价值判断的独断性,法庭在审理重大影响的案件,应当借鉴美国陪审团制度,或聘请如同美国大陪审团的民众参与审理,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有利于法官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
 
  如果本事件在公开法庭上尽量还原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充分聆听罗女士的申辩意见,经双方唇枪舌战,最终由裁判者作出顺应陪审团或类似陪审团多数决的代表多数人价值取向的裁判,形成个案说理规则。如此顺应民心建立于个案之上的规则,必将立竿见影,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总结
 
  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表明,“抽象共识”的法典化具有局限性和独断性。建立个案基础上的判例法,强调“具体共识”,类似问题类似处理,虽然麻烦,但已经成为法治模式的最佳选择,同时也是民众焦虑的最好出路。如罗女士高铁扒门事件等重大影响案件,若在公开审判基础上建立判例规则,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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