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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裁判规则(五)参考案例之四

  38.隐名股东能否以其与登记股东之间的约定对抗股权强制执行
 
  ——哈尔滨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黑龙江粮油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大连龙粮贸易总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执行异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111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在公司登记股东与隐名股东不一致的情形下,当登记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隐名股东以其与登记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债权人的,不予支持。
 
  适用解析:《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该条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在公司登记股东与隐名股东不一致的情形下,隐名股东未经合法登记或变更之前,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登记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公司外部债权人对登记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而登记股东作为公司对外公示的股东,基于商事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亦不得以自己非实际出资人或实质股东为由对抗公司外部债权人。因此,当登记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案例索引:见《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哈尔滨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黑龙江粮油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大连龙粮贸易总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执行异议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2014》,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178页。
 
  39.当事人主张确认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的基本要件
 
  ——云南华强工贸有限公司、怒江兴源中小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与云南江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云南贡山华龙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613号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当事人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的,必须满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其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形式要件是公司或工商机关对其出资的记载和证明。
 
  适用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股权取得实质要件是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而取得股权,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股权取得形式要件多见于股东完成出资后在公司章程上的记载、股东名册上的记载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
 
  案例索引:见《云南华强工贸有限公司、怒江兴源中小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等与云南贡山华龙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华、肖宝英、武建华),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6年12月14日发布。
 
  40.未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的出资人能否获取股息、红利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出资协议约定公司在分红派息时直接向出资人支付股息、红利的,即使出资人未被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仍可依据其真实的出资行为及出资协议的约定获取约定的股息、红利,公司以出资人与公司之间未形成股权投资关系为由,主张其无权从公司获得投资收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适用解析:《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只有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才能依股东身份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其中即包括分配公司利润请求权。也就是说,尚不具备股东身份的人无权依据上述规定向公司主张分配利润。但是,不能因此得出不具备股东身份的人不能依据其他约定向公司主张分配股息、红利。如果出资协议约定公司在分红派息时直接向出资人支付股息、红利,则出资人获取约定的股息、红利的依据是其真实的出资行为及出资协议的约定,而不是以其是否为公司的在册股东为条件,即使出资人未被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其获取股息、红利亦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公司以出资人与公司之间未形成股权投资关系为由,主张其无权从公司获得投资收益的,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案例索引:见《出资人依据协议约定和实际出资获取红利,而与股东名册登记无关——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公司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240页。
 
  41.股东资格是否因未经工商登记而被否定
 
  ——焦秀成、焦伟因与毛光随、准格尔旗川掌镇石圪图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18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在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不能仅依据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有无而断定当事人是否为公司的股东,而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适用解析:《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条规定中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意味着在涉及股东资格确认的纠纷中,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登记记载的股东即推定为公司的股东。而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可以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如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可以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而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在存在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下,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因此,在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不能仅依据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有无而断定当事人是否为公司的股东,而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案例索引:见《毛光随与焦秀成、焦伟等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志弘、李明义、董华),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6年3月31日发布。
 
  42.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管辖法院的确定依据
 
  ——启东市建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周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辖终64号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亦涉及诉讼标的额。原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应当将案涉股权的价值作为诉讼标的额,并据此确定管辖法院。
 
  适用解析: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是对公司股权归属的确认。《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据此,一般认为,股东权利由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构成,这些权利,严格说来并非民法上的权利,而是股东成员权的具体内容或者权能。从股权的性质来讲,通说认为,股权属于综合性权利,既包含财产性权利的内容,又包含非财产性权利的内容,实际上是由财产性权利和非财产性权利构成的权利束。可见,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亦涉及诉讼标的额。因此,原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应当将案涉股权的价值作为诉讼标的额,并据此确定管辖法院。
 
  案例索引:见《周艳与启东市建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马东旭、毛宜全、张爱珍),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7年5月9日发布。
 
  43.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能否合并审理
 
  ——谢优春与卢新生、施民服、邓士珍、刘营兰、郭建生、江西鑫诚建生投资有限公司、廖志伟、赣州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名忠、颜明才、滕秀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同时提出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诉讼请求进行实体性审理,并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适用解析: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系人民法院审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一般性规则,但其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程序即为特殊性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入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为专门一章进行规定,均由此类案件特殊性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按照该条规定,无论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审查实体权利的归属和性质,都是判断能否排除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理,且一并作出裁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已明确排除了人民法院查封的其他法院关于该查封物的另案确权,也不支持当事人另案确权。根据上述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同时提出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诉讼请求进行实体性审理,并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案例索引:见《谢优春与卢新生、施民服、邓士珍、刘营兰、郭建生、江西鑫诚建生投资有限公司、廖志伟、赣州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名忠、颜明才、滕秀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沙玲、李京平、龚文静),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8年12月28日发布。
 
  44.实际出资是否是成为中资商业银行股东的充分条件
 
  ——华夏金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北京泽润嘉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诚宏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47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中资商业银行的实际出资人并非当然为该银行的股东,实际出资并非成为中资商业银行股东的充分条件。实际出资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具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相关条件并已履行报批程序之前,直接要求确认中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归其所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适用解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7月5日公布的《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17年修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7年第1号)第十二条规定:“境内非金融机构作为中资商业银行法人机构发起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依法设立,具有法人资格;(二)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三)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能按期足额偿还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四)具有较长的发展期和稳定的经营状况;(五)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六)财务状况良好,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七)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30%(合并会计报表口径);(八)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合并会计报表口径),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九)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十)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第十三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企业不得作为中资商业银行法人机构的发起人:(一)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存在明显缺陷;(二)关联企业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且不透明、关联交易频繁且异常;(三)核心主业不突出且其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过多;(四)现金流量波动受经济景气影响较大;(五)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六)代他人持有中资商业银行股权;(七)其他对银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第三十九条规定:“中资商业银行股权变更,其股东资格条件同第九至十三条规定的新设中资商业银行法人机构的发起人入股条件。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5%以上股东的变更申请、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申请由银监会受理、审查并决定。城市商业银行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5%以上股东的变更申请、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申请由所在地银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1%以上、5%以下的股东,应当在股权转让后10日内向银监会报告。城市商业银行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1%以上、5%以下的股东,应当在股权转让后10日内向所在地银监局报告。投资人入股中资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完整、真实地披露其关联关系。”根据上述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中资商业银行的发起人、股东资格的获取及应履行的报批程序有其限制性规定。中资商业银行的实际出资人并非当然为该银行的股东,实际出资并非成为中资商业银行股东的充分条件。实际出资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具备上述相关条件并已履行报批程序之前,直接要求确认中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归其所有,实质上即为确认其系中资商业银行的股东。对此,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案例索引:见《华夏金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华诚宏泰实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判决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富博、林海权、张颖),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8年7月12日发布。
 
  45.未缴纳出资、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未参加公司会议是否影响股东资格的取得
 
  ——银川高新区日昌自动包装机制造有限公司与温新虹、吕西昌、何锋公司解散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010号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公司将出资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公示的,应当视为其对出资人股东身份的认可,出资人是否足额缴纳出资、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参加公司会议,不影响其取得股东资格。
 
  适用解析:《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第八十三条规定:“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缴纳出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发起人不依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按照发起人协议承担违约责任。发起人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应当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章程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申请设立登记。”第八十四条规定:“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第二百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合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只要求股东应当按《公司法》的规定出资,出资瑕疵应当进行补救,且股东出资不适用诉讼时效;股东未按约定或法律规定出资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未明确规定股东不出资即不具有股东资格,也未将股东参与公司管理或参加公司会议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申言之,股东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只产生向公司补足出资以及向实际出资股东承担出资违约责任的法律后果。股东出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参加公司会议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之一,是影响股东资格认定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必要条件。因此,公司将出资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公示的,应当视为其对出资人股东身份的认可,出资人是否足额缴纳出资、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参加公司会议,不影响其取得股东资格。
 
  案例索引:见《银川高新区日昌自动包装机制造有限公司、温新虹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春、汪国献、杨卓),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7年10月25日发布。
 
  46.实际出资人能否依据法院确认委托持股关系的生效判决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
 
  ——应占义与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8号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只能作为处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返还红利等内部法律关系的基础,并不能使实际出资人据此成为公司的显名股东、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实际出资人不能据此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
 
  适用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在股份代持法律关系中,实际出资人未完成显名程序,即“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不能以股东身份向公司主张行使权利、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名义股东是公司文件登记的股东,有权直接行使股权。根据合同相对性,股份代持协议仅仅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发生对外效力。因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只能作为处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返还红利等内部法律关系的基础,并不能使实际出资人据此成为公司的显名股东、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实际出资人不能据此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
 
  案例索引:见《应占义、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二审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富博、高燕竹、林海权),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8年7月12日发布。
 
  47.实际出资人取代名义股东而成为显名股东的必要条件
 
  ——谢优春与卢新生、施民服、邓士珍、刘营兰、郭建生、江西鑫诚建生投资有限公司、廖志伟、赣州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名忠、颜明才、滕秀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其他个别股东约定由实际出资人作为显名股东,该约定不能对抗公司内部公示制度对显名股东资格的确认,实际出资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满足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这一要件的,不能确认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适用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条款可知,即使实际出资人通过名义股东完成了对公司的实际出资,也要满足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这一要件,才能取得公司显名股东的资格。申言之,实际出资人取代名义股东而成为公司的显名股东,其必要条件是“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即使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其他个别股东约定由实际出资人作为显名股东,但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看,该约定只能约束签订人自身,其效力不能及于公司或该约定之外的其他股东。如因履行该约定发生纠纷,实际出资人可向该约定的相对方主张权利,但不能对抗公司内部公示制度对显名股东资格的确认,如果实际出资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满足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这一要件,则不能确认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案例索引:见《谢优春与卢新生、施民服、邓士珍、刘营兰、郭建生、江西鑫诚建生投资有限公司、廖志伟、赣州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名忠、颜明才、滕秀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沙玲、李京平、龚文静),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8年12月28日发布。
 
  48.如何认定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
 
  ——殷林与张秀兰、淮阴市淮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7号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公司及其股东均同意实际出资人向公司缴纳出资成为股东,且公司的其他股东对实际出资人以他人的名义进行投资均是明知的,实际出资人亦多次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加股东会议,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应当确认实际出资人为公司的股东。
 
  适用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条款可知,实际出资人请求确认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应当满足“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这一要件,否则不能确认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如果公司及其股东均同意实际出资人向公司缴纳出资成为股东,且公司的其他股东对实际出资人以他人的名义进行投资均是明知的,实际出资人亦多次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加股东会议,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则应当视为公司其他股东均同意实际出资人成为公司的显名股东。在此情形下,应当确认实际出资人为公司的股东。
 
  案例索引:见《殷林、张秀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纪忠、杨弘磊、杨兴业),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7年6月27日发布。
 
  49.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是否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
 
  ——王仁岐与刘爱苹、长春中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詹志才、陈秀菱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股份代持协议的情形下,《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名义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登记在该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
 
  适用解析:《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的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实际出资人作为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名义股东即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名义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登记在该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
 
  案例索引:见《王仁岐与刘爱苹、詹志才等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郑学林、李明义、苏戈),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7年2月15日发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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