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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裁判规则(四)参考案例之三

  27.公司不正当地阻却隐名股东显名的赔偿责任
 
  ——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新沂市凤凰时装厂、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损害赔偿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在隐名股东的身份已被公司所知悉,隐名股东主张显名化已符合实质条件的情况下,公司不正当地阻却隐名股东显名,并协助显名股东处分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给隐名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对隐名股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适用解析: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隐名股东是指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或向公司认购出资,但基于规避法律规定或其它原因,在出资证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从而不具备股东资格形式特征的出资人。由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通常通过协议方式来确定双方的出资、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根据合同相对性特征,该协议仅应当在协议相对人之间具有约束力,除非符合特定情形,一般不应涉及缔约主体之外的利益主体,即一般不具有对抗第三人包括公司的效力,但隐名股东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公司主张显名化。隐名股东显名化的条件一般包括:(1)隐名股东对公司的投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2)隐名股东基于享有股东权利的目的对公司实际投资,且该投资得到公司的确认;(3)在有限责任公司情形下,隐名股东显名应当经其他股东确认。在隐名股东的身份已被公司所知悉,隐名股东主张显名化已符合实质条件的情况下,公司不正当地阻却隐名股东显名,并协助显名股东处分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给隐名股东造成损失的,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公司依法应当对隐名股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见单云娟、张建民、曹辛:《公司不正当地阻却隐名股东显名应承担赔偿责任》,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15年第16期。
 
  28.外商利用在大陆赚取的利润直接追加投资能否形成事实上的股东地位
 
  ——黄经邦与海南鼎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廖健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琼民三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外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自2020年1月1日起废止)第十条规定的审批制度应当为效力性规定,外商追加投资成为某公司股东必须经过审批并履行相应的外汇管理手续和完税手续才能取得该公司股东资格。
 
  适用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当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即通过出资或受让的方式取得股权,且该股权的取得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该条规定体现了外商投资法与公司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原则,在外资法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外资法。据此,虽然现行公司法对股东变更、出资等事项的要求越来越宽松,但是,外资法作为公司法的特别法对外资企业所作的特别规定仍应得到遵循。我国《外资企业法》第十条规定:“外资企业分立、合并或者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该条规定的审批制度应当为效力性规定,外商追加投资成为某公司股东必须经过审批并履行相应的外汇管理手续和完税手续才能取得该公司股东资格。这是由外商投资法规定审批制度的深层含义决定的。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出于国家安全等因素的考虑,国务院出台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将外商投资区分为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为落实这一文件,要对外商投资逐一审查。二是外汇管理方面的考虑。《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境内外机构及个人需办理境内直接投资所涉的股权转让、境内再投资等其他相关业务的,应在外汇局办理登记;第十三条规定,境内直接投资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外资企业收益要先为国家做出贡献,才能再投资。如果不加限制,用赚取内地的钱再赚钱,根本起不到引进外资的作用。综上,《外资企业法》第十条规定的审批制度应当为效力性规定,外商追加投资成为某公司股东必须经过审批并履行相应的外汇管理手续和完税手续才能取得该公司股东资格。
 
  案例索引:见李戈、高俊华:《外商将在大陆赚取的利润直接追加投资不能自然形成股东出资》,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15年第18期。
 
  29.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的资格认定
 
  ——刘五端与黄玉平、厦门贝克士纤维制品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终字第1367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归属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认定实际出资人的资格,应当根据实际出资人的出资时间、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有关投资权益的约定以及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文件的记载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适用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该条款规定肯定了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实际出资人虽然不是公司名义上的股东,但却依据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协议,实际享有投资权益。因此,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时,应当正确判断实际出资人的资格。对此,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1)实际出资人应于公司成立以前或增资扩股的效力发生前出资。(2)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达成书面或者口头协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3)实际出资人出资的金额与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文件中载明的名义出资人的出资额一致。符合上述情形的,应当确定实际出资人的身份。
 
  案例索引:见杨超岚:《刘五端与黄玉平、第三人厦门贝克士纤维制品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实际出资人”的资格认定》,载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5年第3辑(总第9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71页。
 
  30.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人是否享有公司股权
 
  ——李植国与厦门顺鑫盛机械有限公司、宋建蓉、宋世国股东资格确认、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厦民终字第2928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被冒名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人,至始不享有公司的股权,但享有排除冒名行为所致妨害的权利。
 
  适用解析:依照公司法理论,有限公司股东应具备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实质条件是股东出资,形式条件是指股东资格为他人所认知和识别的形式。现行《公司法》规定,完备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具备如下特征:(1)对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2)签署了公司章程,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3)被工商行政机关登记为公司股东;(4)持有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5)在公司股东名册上有记载;(6)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具备实质条件而不具备某些形式条件的人,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确认其股东资格,并据以胜诉判决完成形式登记,成为符合完备条件的股东;如不具备出资、认缴出资或继受股权等实质要件,则一般不认为其具有股东资格。同时,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件之一是意思表示真实,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也必须得有欲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即在出资等实质内容上,要求行为人是基于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而向公司出资、认缴出资,而不是基于出借、还款等其他意思;在工商登记等形式内容上,要求行为人是基于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而进行的登记、签署章程、被记载于股东名册。被冒名登记人一方面不具备基于成为股东意思的出资等实质条件;另一方面虽然形式上具备载于工商登记、载于公司名册等条件,但上述内容均不是被冒名人基于欲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而完成,而是冒名人基于违法借用被冒名人实现非法目的而完成,缺乏真实意思表示,故不符合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对股东资格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即“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条规定了两种情形下可以确认股东资格,一种是因出资或认缴出资而取得股东资格,一种是因继受而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主张出资或认缴出资而取得股东资格的,根据举证规则,应由主张方对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负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股东资格。当然,在被冒名登记为公司股东的情况下,被冒名人享有排除冒名行为所致妨害的权利。
 
  案例索引:见余巍:《被冒名登记为公司股东的人所享权利之认定》,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18期。
 
  31.能否仅以工商登记文件中的股东签字虚假为由否认股东资格
 
  ——勾淑英与北京融金期汇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02493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在具体案件中确认股东资格时,应当根据争议的具体构成,对公司章程、工商注册登记、公司向股东签发的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实际出资情况证明,以及股权转让、继承、赠与等股权流转证明和行使股权的证据等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当事人是否已经出资到位并且有成为股东的意愿、是否已行使股东权利,而不能仅以工商登记文件中的股东签名虚假为由否认其股东资格。
 
  适用解析: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是依据公司设立的一系列程序而确定的:签署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章程上记载股东投资的比例;向设立中的公司认缴出资并按约定实际出资;在工商登记中记载认缴的出资额;在公司设立后取得公司的出资证明书并将股东姓名或名称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继受取得的情况下,经过股权转让、继承、赠与等法律行为之后,涉及的是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是否取得出资证明书以及是否经变更登记而为公司的新股东。从上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取得的两种方式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来看,认定股东资格的证据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司章程;工商注册登记;公司向股东签发的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实际出资情况证明;股权转让、继承、赠与等股权流转证明;行使股权的证据。这些不同的证据形式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不同的证明效力。在理论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中的证据被划分为形式化证据与实质性证据。工商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属于形式化证据,即这三种书面记载材料的记载在因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可以作为形式证据使用,主张人无须再另行举证,该记载即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否则被记载股东的股东资格应获得认可;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行为、取得出资证明书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属于实质特征证据。在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中的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相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当这些形式化证据与实质性证据发生冲突时,应坚持形式化证据优先,而实质性证据个别例外的认定规则。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在股东资格的认定中,应依形式化证据来认定,即当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公司工商登记上有记载的情形下,可以依这些形式证据认可被记载人的股东资格,但在确有相反证据能推翻形式化证据时,则应依实质性证据来认定。因此,针对具体案件,应当根据争议的具体构成,结合各种证据形式,综合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而不能仅以工商登记文件中的股东签名虚假为由否认其股东资格。
 
  案例索引:见曹琳:《不能仅以工商登记文件中非本人签名为由否认自身股东资格》,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18期。
 
  32.当事人提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之诉的处理
 
  ——李汶泽与重庆金盾资产清算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2〕江法民初字第3987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当事人请求确认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不符合《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不宜支持。当事人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公司股东登记信息有误,可以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或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适用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对公司股东资格产生争议的,应当由当事人积极地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而非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非公司股东。当事人提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之诉,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公司股东信息已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该登记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经依法审核后作出的,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否定公司股东资格,涉及公司债权人、其他股东等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保护问题,故人民法院不宜支持。如果当事人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登记信息有误,可以持相关身份证明材料,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或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案例索引:见王庆、朱敏:《公司股东资格否认之诉不宜贸然支持——重庆江北法院判决李汶泽诉金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人民法院报》2013年4月4日第6版“案例指导”。
 
  33.股东出资不到位对其股东资格及相关股东权利的影响
 
  ——安达新世纪·巨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都国际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协和健康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权确权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不到位的,不影响其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但其享有的股东权利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不享有对公司相应股份的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及新股认购权等股东权利。
 
  适用解析:《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第四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上述规定可知,股东出资不到位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但其享有股东权利的前提是承担股东义务,违反出资义务,也就不应享有股东的相应权利,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亦是民法中权利与义务统一、利益与风险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这种限制应当根据具体的股东权利的性质确定,即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股东权利只能按出资比例来行使。如果股东不能补足出资,则其不享有对公司相应股份的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及新股认购权等股东权利。
 
  案例索引:见殷媛:《瑕疵股权转让中的民事责任承担——安达新世纪·巨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都国际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协和健康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权确权赔偿纠纷上诉案》,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民商事审判指导》2007年第2辑(总第1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214页。
 
  34.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能否依据工商登记确认隐名股东的资格
 
  ——焦秀成、焦伟与毛光随、准格尔旗川掌镇石圪图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18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在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如果存在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对于股权的确认,应当着重审查名实股东之间关于股权问题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仅依据工商登记的有无而断定当事人是否为公司的股东,而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适用解析:《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存在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对于公司外部而言,公司的股权应当以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为准;而在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对于股权的确认,应当着重审查名实股东之间的合同约定、股东会决议等股东间关于股权问题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因此,不能仅依据工商登记的有无而断定当事人是否为公司的股东,而是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在公司内部,有关隐名股东身份及持股份额的约定等,属于公司与实际出资人或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的合意,除非隐名股东要求变更为显名股东以外,该约定不会引起外界其他法律关系的变化,亦不会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故一般应当认可其有效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综上,在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如果存在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对于股权的确认,应当着重审查名实股东之间关于股权问题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仅依据工商登记的有无而断定当事人是否为公司的股东,而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案例索引:见《毛光随与焦秀成、焦伟等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志弘、李明义、董华),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6年3月31日发布。
 
  35.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纠纷中认定股东资格的主要依据
 
  ——李守攀与闫瑞发、赵忠林、赵清波、磐石市升旺供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435号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当事人虽然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但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未享有过股东权利,也未履行过股东义务,对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公司变更行为未提出过异议的,在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纠纷案件中,应当认定其不具有公司的股东资格。
 
  适用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规定精神,在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纠纷案件中,对于股权归属的认定,应当尊重股东关于股权问题的真实意思表示。此种意思表示通常体现为股东之间的合同约定、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是否实际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事实行为。如果当事人虽然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但并未实际参与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未享有过股东权利,也未履行过股东义务,对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公司变更行为未提出过异议的,应当推定其并无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并进而认定其不具有公司的股东资格。
 
  案例索引:见《李守攀与闫瑞发、赵忠林等股权转让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汪国献、董华、张志弘),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6年11月8日发布。
 
  36.实际出资人能否以出资款系其支付为由主张股东权利
 
  ——海南发展银行与海南泛华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泛华实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44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当事人以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股东资格的确定应当以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为准,实际出资人以出资款系其支付为由主张股东权利的,不予支持,但实际出资人可依据有效的委托协议享有代持股权项下的相关财产性权益。
 
  适用解析:《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在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上,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的记载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相应地,公司亦可依据股东名册的记载确定股东,实际出资人在被记载于股东名册之前,不能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实际出资人与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之间有关股权代持的约定,一般不能对抗公司。基于上述,当事人以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股东资格的确定应当以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为准,即使相应出资确系该当事人实际支付,在确定该出资项下的股东资格时,也应按照股东名册的记载来确定。当然,在实际出资人与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之间签订的委托出资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实际出资人可以依据委托协议的约定,享有代持股权项下的相关财产性权益,但这并非是对公司的股东权益。对公司而言,该部分股权的权利人仍为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实际出资人只有在其将相关股权从名义股东依法变更到其名下后方可行使股东权利。
 
  案例索引:见《实际出资人以出资款系其支付为由主张股东权利的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可依据有效委托协议享有代购股权项下的相关财产性权益——海南发展银行与海南泛华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泛华实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2014》,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218页。
 
  37.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在确认公司股东资格中的作用
 
  ——冷水江信用合作社与周求华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对实际出资人与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的认定,属于投资主体之间的内部关系的,应当根据“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来确认,并不以工商登记的内容来认定;对于公司投资主体之外的第三人,应当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来判断,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无权否认第三人向其主张权利,第三人也不能以公司登记错误为由向实际出资人主张权利。
 
  适用解析:企业产权性质,应以工商登记内容来确认。但在工商登记的企业产权性质与实际投资主体不符合的情形下,对于该类企业产权的界定,《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暂行办法》(1994年11月25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第2号令)第四条规定:“产权界定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即从资产的原始来源入手,界定产权。凡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在没有将资产所有权让渡之前,仍享有对集体企业中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当根据“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界定企业产权,即应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权利义务关系来确认。在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中,在不涉及公司及其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下,对实际出资人与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的认定,亦适用该原则。但在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对企业产权性质未进行确认的情况下,第三人能否直接请求实际出资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因此类纠纷涉及公司的外部关系,故应当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即商事登记公示的效力来判断。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工商登记权利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或者有关权利公示所表现出来的构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两种法律关系产生信赖,并出于此信赖而为某种民事法律行为,即使有关法律关系的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主观信赖的状况不符,只要该第三人的主观信赖合理,其据以作出的民事行为效力即应受法律的优先保护。对于工商登记之外的第三人,因为其基于公司登记信息而与其交易,公司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合,均不影响其与公司之间交易行为的效力。据此,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无权否认第三人向其主张权利,同样,第三人也不能以公司登记错误为由向实际出资人主张权利。否则,会害及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综上,对实际出资人与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的认定,属于投资主体之间的内部关系的,应当根据“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来确认,并不以工商登记的内容来认定;对于公司投资主体之外的第三人,应当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来判断,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无权否认第三人向其主张权利,第三人也不能以公司登记错误为由向实际出资人主张权利。
 
  案例索引:见李玉林:《关于商事登记公示公信效力的理解与适用——冷水江信用合作社与周求华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载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审判指导·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97—403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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