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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减刑假释案庭审有感

  6月19日上午,本人受律师协会安排,作为代表去旁听减刑假释案件的庭审。一个上午,从九点开始,到十一点55分左右结束,通过远程视频,法庭审理了三个监狱报请的三十多宗减刑和假释案,效率很高。
 
  我是头一回旁听这样的案件审理,真是开脑洞,长见识。
 
  原判决生效后,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减刑或假释,等于直接改变原判刑罚,属于实体上的变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减刑、假释的规定非常粗略,笼统含糊,使刑罚执行过程成了灰色地带,演变成司法腐败的高发区。张海减刑事件之后,最高法颁布了几个司法解释,对遏制刑罚执行中的腐败现象,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减刑假释案要开庭审理的好处,已经不用多言。所以有关法院发函给市律师协会,邀请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的律师到庭旁听,以示公开。开庭前,书记员还几次来电话,落实旁听事宜,可见法庭对公开开庭的重视。我特意问有没有其他人一同旁听。书记员说,只发函给律师协会,当天将只有我一个人到庭旁听。
 
  通过旁听减刑假释案件的开庭审理,发现立法有缺陷,司法解释仍有不足,有几点体会:
 
  1、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认罪悔罪态度、服刑表现和改造效果,需要什么证明材料?刑法、刑诉法和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这是一大不足。
 
  刑罚执行机关的考核证明、同监区其他服刑人员的证言,这两者都很重要。当天的减刑假释案中,有刑罚执行机关的考核证明以及同监区其他服刑人员的证言等两类证据。例如财产刑执行了多少,表扬多少次,奖励多少分,扣多少分,每月在监狱内的生活消费支出多少元等,有具体的量化标准,属于考核证明类。这种量化的考核标准以及考核材料和考核结果,应当作为案卷材料附卷。与报请减刑或假释的犯罪近距离接触的同监区服刑人员的证言,也是一种重要的证据,但是旁听中发现合议庭对证人的询问时间太短,内容太简单。
 
  此外,当天报请减刑和假释的三个监狱中,只有两个监狱报请减刑或假释的罪犯有同监区的服刑人员以证人身份作证,第三个监狱的二十多名拟减刑或假释罪犯,没有证人证明其服刑表现。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建议对所有报请减刑或假释的罪犯,均应规定需要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同监区服刑人员证明其服刑表现。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第六条关于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可以采取书面审理的规定严重滞后,与程序正当和程序公开的现代司法原则不符。
 
  这一规定,就像刑事案件的二审可以书面审理一样,严重不合理。这一条虽然规定以下六类案件的减刑、假释要开庭审理:
 
  (一)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报请减刑的;
 
  (二)报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司法解释一般规定的;
 
  (三)公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
 
  (四)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
 
  (五)被报请减刑、假释罪犯系职务犯罪罪犯,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及其他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
 
  但实际上,上述六类案件在所有的减刑、假释案中,属于少数。这一条规定,实际上变成减刑、假释案以不开庭的书面审理为原则,以开庭为例外。司法实践中,将有大多数的减刑和假释案可以不开庭审理。因此,这一环节的暗箱操作和司法腐败仍不可低估。立法应当规定减刑假释案以公开开庭审理为原则、以不开庭审理为例外,对减刑、假释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的参加减刑、假释案件庭审的机关、人员,范围太窄,没有包括允许社会公民、罪犯家属、被害人或其家属到庭旁听,公开程度不够,与司法公开的理念不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在立案后五日内将执行机关报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等材料依法向社会公示。”本人认为这只是第一步。第九条规定的通知范围太窄,还应当将开庭审理的通知,同时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布,并通知罪犯的家属和受害人本人或其家属,允许其到庭旁听,允许公民到庭旁听。要从形式公开到实质公开,彰显程序正义,减少外界、受害者或其家属对减刑、假释的猜疑和误解。
 
  当天开庭的法院,在近一两年审理减刑和假释案时,能通知律师协会派出代表到庭旁听,这显示了一种司法自信。
 
  减刑和假释案,除了属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秘密等几类法定案件之外,应当事先向社会发布开庭通知,并通知罪犯的家属和被害人本人或其家属(如果有被害人的话),允许公民、罪犯的家属和受害人本人或其家属到庭旁听。通知之后,其不到庭旁听,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其放弃旁听权利。
 
  4、《刑法》只是在第50条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限制减刑,对未达死缓的累犯没有限制减刑,对未达死缓的暴力犯罪没有限制减刑的次数,这是一大漏洞。
 
  旁听的案件之中,发现有一个服刑人员,在本次服刑之前,前面已经两次犯罪入狱,第一次是故意伤害罪,第二次是抢劫罪。本次入狱是第三次,是因为抢劫罪。三次均属于暴力犯罪。但本次服刑过程中又申请减刑,让人甚为吃惊,脑洞大开。
 
  《刑法》第81条第二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但是,没有限制减刑。这是一个漏洞。因三次暴力犯罪“三进宫”,可见罪犯的主观恶性深,经两次监狱服刑仍不见悔改,刑罚的惩戒不奏效。由于现行《刑法》没有对其减刑幅度和减刑次数作特别规定,所以第三次犯罪入狱后仍可以申请减刑,并且可以申请多次。减刑后,出狱又犯罪,不是没有可能。如此反复,刑罚的严肃性、严厉性大打折扣,减刑变成了一种放纵。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将裁定减刑的期限缩短,例如只减刑一个月,但这既浪费司法思源,又违背刑罚的严肃性和严厉性。
 
  在立法中对未达到死缓的累犯和未达到死缓的暴力性犯罪的减刑幅度和减刑次数作特别限制,进行具体规定,岂不更好?
 
  5、每个案件的开庭时间太短,太仓促,法庭审问的内容太少,有走过场的感觉。一个上午,三十宗减刑假释案,平均每宗案件庭审时间不到6分钟,这节奏快得让人跟不上,感觉不踏实。
 
  既然是公开开庭审理,就应当有一个审问和询问的庭审规范,对每一个报请减刑或假释的罪犯以及证人的审问、询问的内容、范围进行规定,充分发挥庭审的功能,加强庭审的严肃性、威仪感。
 
  经过一个上午的旁听,深有感触。由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减刑、假释的规定太笼统含糊,所以不管前面的侦查、公诉、审判等程序规定得多么严谨细致,做得多么认真,都有可能被后面刑罚执行中的减刑、假释等环节含糊掉。正所谓前面辛辛苦苦几年工,不抵后面六分钟。所以张海减刑事件,绝非偶然,它只不过是一次爆发,集中暴露了刑罚执行中的问题。
 
  虽然最高法院在2014年至2019年先后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等司法解释进行补救,但立法存在的漏洞,还需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堵漏、完善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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