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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裁判规则(三)参考案例之二

  16.认定公司股东资格的主观标准及受托出资情形下股东资格的认定
 
  ——湖北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办公室与湖北东方农化中心、襄樊市襄阳区农业开发经济技术协作公司股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二终字第113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是否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是判断当事人是否是公司股东的重要标准。公司设立时,当事人受他人委托向公司支付出资款,受托人并没有成为股东的意思的,不能在双方之间形成隐名出资关系,委托人才是公司股东;当事人对出资款项本身主张权利,但不能证明其在公司设立时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并以该款项作为出资款的,不能认定其为公司股东。
 
  适用解析:《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第二十九条规定:“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第七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募集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股份向社会公开募集或者向特定对象募集而设立公司。”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发起人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应当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章程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申请设立登记。”由上述规定可知,股东出资设立公司,从其主观上而言,具有成为设立后的公司股东的意思。换句话说,是否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是判断当事人是否是公司股东的重要标准。公司设立时,当事人受他人委托向公司支付出资款,因当事人自己并没有成为股东的意思,故其不是公司股东,而仅与其委托人之间构成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委托人才是公司股东。同理,虽然当事人对出资款项本身主张权利,但只要不能证明其在公司设立时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并以该款项作为出资款,也不能认定其为公司股东。当然,这里还需注意,当事人受他人委托出资与实际出资不同,实际出资人属于学理上公司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隐名股东的范畴。当事人受他人委托出资,因受托人并无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故不能在双方之间形成隐名出资关系,不影响委托人独立享有股东权利。
 
  案例索引:见《是否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是判断当事人是否是公司股东的重要标准——湖北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办公室与湖北东方农化中心、襄樊市襄阳区农业开发经济技术协作公司股权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7·公司与金融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70—87页。
 
  17.股东的出资财产来源是否影响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缪瑾瑜、赵蕴炜、李伟文与王有总、华牛、安徽苏乐医药材料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001号民事裁定);成都市春来天然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海扶(HIFU)技术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60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出资人的出资财产来源不影响其作为公司设立人及股东的事实。公司设立时,虽然出资人的出资财产并非其所有,但公司、其他出资人并未就该财产不能作为出资财产提出异议,公司成立后,公司或其他出资人提出异议的,不能改变该出资人作为公司股东的法律性质。
 
  适用解析:《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第二十九条规定:“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第八十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八十二条规定:“发起人的出资方式,适用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发起人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应当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章程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申请设立登记。”上述规定表明,公司设立时,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只要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并依法申请设立登记,即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至于股东的出资财产来源,则在所不问。因为作为公司的股东,其最基本的义务是履行出资,虽然该出资财产并非其所有,但该出资已成为公司的财产。因此,在公司设立时,即使股东的出资财产并非其所有,但如果公司、其他出资人并未就该财产不能作为出资财产提出异议,则该出资的来源与股权归属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公司成立后,公司或其他出资人提出异议的,不能改变该出资人作为公司股东的法律性质。
 
  案例索引:见《赵蕴炜、李伟文、缪瑾瑜与安徽苏乐医药材料有限公司、华牛、王有总股权转让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韩玫、司伟、沈丹丹),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2016年12月14日发布;另见《联营协议未全面履行致联营未成立的,各方无需承担协议约定的相关责任——成都市春来天然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海扶(HIFU)技术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公司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页。
 
  18.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出资是否影响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
 
  ——姜文松、蔡鸿铭与李国柱、茆瑞琪、新世纪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1702号民事裁定);姜文松、殳伟民与李国柱、肖进、新世纪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1703号民事裁定);姜文松与李国柱、马红其、新世纪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1705号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出资人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出资的,不影响出资行为的有效性,在司法机关对出资人取得的股权予以处置及追缴前,该出资人仍然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并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股东权益。
 
  适用解析:关于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出资是否导致出资无效的问题,由于货币是种类物,货币占有人推定为货币所有人,因此货币出资投入公司后,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即对该笔货币出资享有所有权,出资相应转化为公司的独立财产,故出资资金来源非法并不影响出资行为的有效性,亦不影响出资人据此取得的初始股东资格。对于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进行出资的行为,司法机关应当追究、处罚该违法犯罪行为,并有权以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股权,即追缴出资人已经取得的股权,剥夺其股东资格。在司法机关对出资人利用违法犯罪所得资金取得的股权予以处置及追缴前,该出资人仍然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并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股东权益。
 
  案例索引:见《姜文松、蔡鸿铭等与李国柱、茆瑞琪股权转让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纪忠、沈红雨、梁颖),载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2014年12月24日发布;另见《姜文松、殳伟民等与李国柱、肖进股权转让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任雪峰、成明珠、朱科),载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2014年12月29日发布;另见《姜文松与李国柱、马红其股权转让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纪忠、梁颖、沈红雨),载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2014年12月17日发布。
 
  19.选择隐名出资方式的实际出资人能否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王云与青海珠峰虫草药业有限公司、王辉、西宁海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沈南英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21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公司设立时,选择隐名出资方式而由他人代持股权的出资人,在公司成立后,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无权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适用解析:股权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法律属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上述规定可知,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有权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包括请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可以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而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此时双方构成隐名出资法律关系,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无权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可见,公司设立时,选择隐名出资方式而由他人代持股权的出资人,在公司成立后,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无权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案例索引:见《王云与青海珠峰虫草药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敏、杜军、郁琳),载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2015年7月9日发布。
 
  20.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规则
 
  ——卢标与黄萍、卢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盐民二终字第0042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一般应根据工商登记文件的记载确定有关当事人的股东资格,但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的持有以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以作出相反认定的除外。
 
  适用解析: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能以是否实际出资认定股东资格,不能简单地以出资财产所有权的归属来确认股东资格,股东未实际出资并不必然否定其所享有的合法股东资格。同时,也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中的记载就认定其必然享有股东权益。在认定股东资格时,应当充分考虑各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结合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按照《公司法》确定的认定规则及相关原理,结合股东权取得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综合考量,以作出公正、正确的判断。认定股东资格的有无时,首先应分析双方所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是属于个人法调整还是属于团体法调整。因为个人法注重各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团体法强调行为的外观特征。对于属于个人法调整范围的股东资格争议,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处理因公司交易行为等公司外部行为而引发的有债权人等第三人介入的股东资格争议时,由于交易行为与工商登记的公示力有关,应以工商登记文件中对股东的记载来确认股东资格。其次,应当分析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司股东应有的特征。一个规范运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具备下列特征:签署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公司登记机关对股东的登记、出资证明书、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实际享有股东的权利等。综上,在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一般应当根据工商登记文件的记载确定有关当事人的股东资格,但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的持有以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以作出相反认定的除外。
 
  案例索引:见李克才:《借用他人姓名登记的股东资格认定》,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07年第16期。
 
  21.虚拟股东资格的确认及其名下股权的分配
 
  ——邰武淳与北京中复电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芦朝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民终字12080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虚拟股东是指以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在登记机关出资登记为公司股东,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对虚拟股东应加以禁止,不应确认其合法的股东资格;虚拟股东的股东资格被否认后,其名下的股权被悬置的,该悬置股权应作为公司财产由真实股东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适用解析:所谓虚拟股东,是指以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如已死亡的人或虚构的人)在登记机关出资登记为公司股东。虚拟股东是否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股东实名制,虚拟股东在公司注册成立时向工商部门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工商登记显然属于违法行为,故应予禁止。同时,虚拟股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如果允许虚拟股东存在,不仅违反法律原则,而且必然使公司的股东情况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外界根本无法判断公司股东的真实情况,进而导致工商登记失去法定效力,不利于保护公司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为了稳定公司的股权结构,保护公司外第三人与公司交易的安全,同时也为维护工商登记的法定效力,虚拟股东不能认定其享有合法的股东地位。在虚拟股东的股东资格被否定后,其名下的股权即丧失了实际的持有人,以致该股权被悬置的,由于有股权存在就应当有持有人,故该部分股权应当根据真实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案例索引:见宋毅:《虚拟股东资格的司法确认》,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09年第8期。
 
  22.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资格的确认标准
 
  ——芜湖市飞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余劲松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芜中民二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在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资格认定中,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应当采用形式说优先保护第三人利益;不涉及第三人的,应当采用实质说确认隐名股东资格,并符合以下标准:(1)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2)该股东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3)该股东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4)公司认可其股东身份。
 
  适用解析:隐名股东是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相应的,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记载的人就是显名股东。关于如何认定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理论界及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为实质说,即以实际出资的隐名股东为公司股东;另一为形式说,即以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并否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实际上,在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资格认定中,依形式说认定股东资格可以作为一般的认定原则,在特殊情形下,不排除依实质说来认定股东资格。根据形式说来认定公司的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其意义在于在公司内部,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更加稳定地维护股东之间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方便公司处理公司团体性法律事务,保护善意股东的利益;在公司外部,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另外,显名股东由于己经有隐名股东和自己的事前协议,说明显名股东对借用名义投资是明知并自愿,既然愿意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出现,理应视为对股东的权利义务都是自愿承受。在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场合,尤其应采用形式说优先保护第三人利益。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依实质说确认隐名股东资格时,首先,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次,该股东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该股东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最后,公司认可其股东身份。
 
  案例索引:见王琼:《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09年第18期。
 
  23.确认隐名股东资格的基本原则
 
  ——方先跃与李桂宏、无锡市赛福电子有限公司、成峰、孙祖兵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锡民二初字第049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对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区别对待,并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原则。
 
  适用解析:一般认为,隐名股东是指不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但对公司实际出资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出资人。对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区别对待,并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原则。在处理公司内部关系引发的纠纷时,应遵循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权利义务分配达成协议,只要该协议建立在双方合意和善意的基础上,并不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就应确认该协议的法律效力,从而确认其隐名股东资格。在处理公司与第三人交易等外部法律关系时,则应遵循公示主义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以形式为准,即以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等具有法律公信力资料记载的股东为法定股东,从而维护交易安全与效率。申言之,在处理该类纠纷时,首先应当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产生的争议还是基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争议。在公司外部诉讼案件中,应当优先考虑公司的形式特征及其所产生的形式化证据,以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对于公司内部诉讼案件,则优先考虑公司的实质特征及其产生的实质化证据,因为相应的公司内部当事人应当对公司有关事实真相有所了解,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确认,其改变的仅仅是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而已,股东之间的争议也不涉及公司及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利益,只要公司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法院可以根据双方之间实际出资、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等实质特征来确认隐名股东的资格。
 
  案例索引:见胡伟:《法院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对内资公司登记行政行为作出变更》,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4期。
 
  24.外国(外地区)投资者规避审批行为与他人约定隐名出资的效力
 
  ——方先跃与李桂宏、无锡市赛福电子有限公司、成峰、孙祖兵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锡民二初字第049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外国(外地区)投资者出于规避法律规定的审批行为而与他人(显名股东)约定成为公司的隐名股东的,应认定为无效,不能取得股东资格。
 
  适用解析:隐名股东和挂名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公司股东的认定问题,隐名股东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规避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在认定股东资格时,一定要遵循制裁规避法律行为的原则。法律不应支持或纵容违法行为,应当对规避法律行为加以规范和制裁,将非法的民事关系通过法律强制力恢复到合法状态,使当事人的不法意图无法得逞,同时也起到法律示范作用。实践中,有的外商特别是台商,因为某种政治或政策上的考虑,常常作为隐名投资者以大陆人的名义设立企业。台资属广义上的外资,对外资的审查、甄别是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形式之一。对资本输入国(地区)来说,对外资的审查和批准,关系到引导及监督外资为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服务问题。所以,资本输入国(地区)对外资的审查和批准不仅形式上有必要,而且有实质上的意义。因此,外国(外地区)投资者出于规避法律规定的审批行为而与他人(显名股东)约定成为公司的隐名股东,应认定为无效,不能取得股东资格。
 
  案例索引:见胡伟:《法院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对内资公司登记行政行为作出变更》,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4期。
 
  25.商法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的适用
 
  ——方建华与杭州新亚达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民再字第73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在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即便当事人主观上并不具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也应坚持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依法确认其股东身份,以维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稳定。当事人是否实际出资等事实,并不具有公示性以及使第三人信赖的外观特征,不应作为判断股东身份的依据。
 
  适用解析:公司法具有团体法和交易法的双重性质,作为团体法,其所涉法律关系甚多,影响利益甚众,因此稳定团体法律关系是其创制条文的基点。作为交易法,其条款设计应当考量交易效率的提升和交易安全的维护,尽可能促进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团体法和交易法的性质相适应,公司法特别强调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的贯彻。所谓公示主义,是指公司应将交易上有关的重要事实、营业及财产状况以法定的形式予以公开,使交易相对人周知,免受不测的损害。股东身份以合适的表面证据如工商登记材料、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予以公示,显然是公示主义的要求。所谓外观主义,是指将当事人的外观行为推定为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以行为的外观为准确定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外观主义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表面证据(即工商登记材料、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材料记载)优先是外观主义的必然要求。当事人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可反映其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客观上,当事人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上等被记载为股东,属于以法定形式公示股东身份的事实,使其在外观上具备了股东特征,善意第三人对此有充分理由予以信赖。如果允许当事人以外观表示与真意不符而撤销商事行为,则显然不利于稳固交易关系,从而造成交易的不安全。正是考虑到公司法的团体法和交易法性质,在股东身份确认方面一般应当坚持“重形式、轻实体”的立法政策和司法政策,尤其在涉及第三人时更是如此。因此,在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即便当事人主观上并不具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也应当优先考虑适用团体法和交易法规则,适用商事法律制度的相关理论、规定,强调商法的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原则,不需要探究股东行为的真实意思,直接按公示内容依法确认公司股东身份。当事人是否实际出资等事实,并不具有公示性以及使第三人信赖的外观特征,不应作为判断股东身份的依据。
 
  案例索引:见陈建勋:《商法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在股东身份确认案件中的应用》,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6期。
 
  26.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或冲突时的抉择
 
  ——金业茂与江苏省仪征市飞亚辊件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扬商终字第0031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在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或者冲突时,首先应当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个人法调整还是属于团体法调整。对于属于个人法调整范围的,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究其真实意思,并据实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对于属于团体法调整范围的,无需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可直接按公示(如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登记、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的内容认定股东资格。
 
  适用解析:股东资格是自然人、法人取得、行使股东权的前提。股东资格的判定包括实质要件说和形式要件说。所谓实质要件说,是指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一般来说,在公司合法成立的前提下,对公司出资的人即取得股东资格而成为股东。所谓形式条件说,是指股东资格为公众所认知的形式,包括是否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登记资料、股东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等形式要件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采用不同的股东资格确认的要件理论,会导致不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使股东资格确认的相关证据效力序位不同。通常认为,完全采信一种理论,可能导致立法与司法实践有失公允。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既包含有个人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又包含有团体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在处理公司所涉及法律关系时,要兼顾个人法追求行为人真实意思原则和团体法强调行为的外观原则。因此,在股东资格确认的要件上,理性的选择是区分情况,兼而采之,主次有别。其实,在合法、规范的情况下,公司章程的记载、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应该都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公司股东的情况,都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而且,对于依法正常运转的公司而言,以这几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来确认股东资格得出的结论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如果公司运转不规范或处于非正常状态时,依据这几个标准判断股东资格得出的结果就可能不一致。在相关证据存在矛盾或者冲突时,首先应当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个人法调整还是属于团体法调整。在与公司相关的法律关系中,属于个人法上的法律关系,应当优先考虑个人法规则的适用,属于团体法上的法律关系,应当优先考虑团体法规则的适用。因为个人法注重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团体法强调行为的外观特征。对于属于个人法调整范围的,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究其真实意思,并据实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相反,如果是股东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包括股权受让人、公司债权人、股权质权人等)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则属于团体法的调整范围,此时无需探究公司股东行为的真实意思,可直接按公示(如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登记、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的内容认定股东资格。
 
  案例索引:见刘毅:《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变造证据之效力认定》,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14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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