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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改革方案

  缘起
 
  2017年7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研究部署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建设事宜。2018年国家又在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上发力,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政府、司法机关都纷纷出台文件落实国家政策。
 
  2018年11月13日国家有关机构发函统计政府部门、央企、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账款情况。这令笔者迅速想到大企业,包括国有大企业和民营大企业拖欠账款的重要形式——诉讼,他们利用漫长的诉讼期间,完美利用各种诉讼程序,包括管辖权异议、鉴定、审计、一审、二审、再审等,“合法”拉长支付期限,使得实力相对弱小一方限于“马拉松”式诉讼,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比如一个大型建筑施工企业,一年诉讼案件200件,涉案金额40亿,通过管辖权异议拖延时间4个月,按照建筑行业最低资金成本年利率15%计算,该企业可以“节省”资金成本2亿元,再加司法鉴定、上诉,可以延长支付之间长达18个月以上,“节省”资金成本达到数亿元,很显然诉讼已经成为一种融资方式。本文将结合上述政策和现实情况,对被诉讼实力相对较强一方经常滥用的民事诉讼制度,即管辖权异议制度进行剖析。
 
  管辖权异议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依法提出该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主张和意见。管辖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肇始环节,不仅是迈向实体正义的第一步,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第一步。管辖权异议制度作为管辖制度的程序性救济措施,对保障当事人诉权、保证管辖规则的正常运行和构建程序正义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管辖权异议制度被当事人滥用的现象十分严峻,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善意当事人权益,也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代理律师也深受其害。因此,笔者认为修改、完善管辖权异议制度有其必要性,并在本文中就现行管辖权异议制度如何修改提出自己的看法及建议,以供参考。
 
  一、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概念及具体规定
 
  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法院或受诉法院向其移送案件的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时,而向受诉法院或受移送案件的法院提出的不服管辖的意见或主张。我国现行的管辖权异议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法释〔2015〕5号)》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等规定中。
 
  依据上述条文,我国法律、司法解释等对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行使程序及期限作出了详细规定,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知,当一方提起管辖权异议时,案件诉讼程序的进行所需期限相比于未提起管辖权异议将可能延长15+10+30=55日;此外,若将法院内部文书流转、文书送达时间计算在内,上述案件的期限可能会延长至120日以上。由于法院处理管辖权异议所需的时间漫长,因而一方当事人是否提起管辖权异议对于整个案件的审理、裁判结果及另一方诉讼请求的实现将起到相当大的影响。
 
  二、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表现、危害及现行处理方法
 
  (一)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表现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管辖权异议制度被滥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度后,此种现象更是日益严重。然而,何谓“滥用”呢?立法上尚未界定“滥用”管辖权异议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对此作出明确解释。目前,与滥用管辖权异议相关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然而上述规定较概括、笼统,只是提到了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不得通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并没有对滥用这一具体行为如何界定且如何惩处进行规定,故当前法院对于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并无较好的解决措施。
 
  鉴于立法上缺乏规定,笔者认为,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指,诉讼当事人利用立法规定的漏洞,出于恶意诉讼的目的(如拖延诉讼、故意加重另一方负担等),在未提出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向受诉法院申请管辖权异议的行为。滥用管辖权异议的情况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当事人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诉请缺少理由或理由明显不当。
 
  目前立法上对于提起管辖权异议的理由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这成为很多当事人恶意提起异议的漏洞。实践中,绝大多数当事人仅仅提交一份申请书,却并未对提起申请的理由进行表述,或者也有部分当事人提到了理由,但该理由明显无法成立或无法律依据。举例来说,广州市海珠区某案被告梁某某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是净土,有点新鲜空气与绿叶”为由,要求将案件移送天河区法院审理;比如有的被告在双方合同已明确管辖地归属的情况下提起管辖权异议及上诉。同时笔者在工作中也遇到过此类案件,当时被告方有两位,且案件已依法律规定在其中一位被告的住所地受诉,然而另一被告在答辩期的最后一日提起管辖异议认为管辖地选择不当,最后导致该案件的正常诉讼程序无法进行下去。显然,此种管辖权异议申请并没有依据实质性理由,但是该当事人确实又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实现了拖延诉讼的目的。因此如何减少这种现象,如何从根源上遏制当事人钻法律漏洞的行为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点议题。
 
  2、对比普通案件,管辖权异议案件呈现出一审驳回率、上诉率、二审驳回率“三高”的特点
 
  随着法院收案数量的增长,一审中提出管辖权异议案件的数量也在逐年攀升。相当多的被告不分任何情况、任何理由,一收到起诉状就立即提起管辖权异议,部分当事人甚至一定要等到权利可行使期间的最后一日才提起异议。而数据表明,这些异议绝大部分会被一审法院驳回;当法院驳回后,相较于普通案件上诉率,管辖权异议案件的上诉率畸高;同时绝大多数二审法院会维持原裁定。
 
  以学者肖建国、庄诗岳从中国五省市(上海市、深圳市、哈尔滨市、洛阳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随机抽取的一、二审法院作出的共500份裁定书为例,数据显示有关管辖权异议的案件呈现出“三高”的特点:
 
  (1)一审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的比例高:总体上约为80%。但不同省份间存在明显差异,如深圳市及新疆的比例大于85%,哈尔滨市大于80%,上海市、洛阳市小于65%。
 
  (2)一审裁定上诉率高:五省市的抽样案件上诉率均大于75%,其中上海市最高,为87%。
 
  (3)二审裁定的维持率高,总体上约为90%。
 
  由统计数据可见,绝大多数的管辖权异议都被法院裁定驳回,尤其是二审裁定驳回的比例相当高,因此管辖权异议制度在纠正错误管辖、保护当事人权利这一目的上收效甚微。况且上述的抽样数据于2016年作出,而近两年的各项数据指标仍在持续增长,某些地区法院相关案件一审裁定的驳回率、上诉率接近90%,二审裁定驳回率更是接近95%。鉴于上述数据反映的实际情况,管辖权异议制度是否合理,尤其是其二审终裁制究竟是否必要,引人深思。
 
  (二)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危害
 
  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滥用无论是对各单个案件、单个诉讼当事人,还是对整个法治大环境,都有着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损害当事人利益,增加当事人诉讼负担
 
  管辖权异议从提出到二审裁定最终作出需经历一个漫长的期间,对于善意当事人而言,漫长的诉讼过程消耗了精力,加重了经济压力,也影响其正常生活或生产、经营活动。同时管辖异议提出人往往得以利用拖延的这段期间毁损证据、转移财产,即便最后法院作出有利于善意当事人的判决,可能也难以执行到位。
 
  2、加重法院审案压力,浪费司法资源
 
  我国各层级法院的审案压力持续增长,堆积案件数量相当大。一个实体问题上较简单的案件如果通过管辖权异议制度持续搁置,使本来可以很快解决的案件经由两级法院屡次流转,导致降低了法官工作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这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统计数据已表明管辖权异议裁定的驳回率尤其是二审维持原裁定的比率相当高,鉴于我国的司法资源有限,因此应遏制管辖权滥用现象,使司法资源投入到其他亟需解决的案件中。
 
  3、损害司法环境,不利于法治建设
 
  当事人享有行使诉讼权利的自由,但是任何权利和自由应在其范围内行使,不能突破社会公众所认可的限度。现当事人通过法律漏洞滥诉,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恶化了司法环境,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不符。举例来说,在很多提请管辖权异议的案件中,提请异议的一方是经济实力处于强势地位的大公司、大企业,它们拥有富有经验的律师和法务人员,知道要通过提起管辖权异议这一手段起到拖延诉讼的目的,并且也充分地采用了这一做法。此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方可能急需被告还款维持生产、经营,他们不懂管辖权异议的性质和规定,在案件长时间停滞、正当诉求无法实现的时候难免会对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产生怀疑,从而导致司法公信力进一步被削弱。
 
  (三)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现行处理手段
 
  如前所述,我国对于滥用管辖权异议并没有明确规定,所能作为原则性参考依据的条文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等。目前我国法院就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的处理手段分两种:
 
  1、训诫
 
  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对管辖权异议并无有效应对措施,只是在裁定书中进行训诫、警告。例如(2016)皖02民辖终269号二审民事裁定书中写到“本院之前已经…认定其该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XX公司在收到上述裁定书后,继续以同样的理由提管辖权异议,明显缺乏对生效裁判的尊重,浪费司法资源,增加对方当事人诉累,故本院希望类似行为,在今后的诉讼中不再发生”。但训诫、警告的这类行为并没有强制执行力,事实上法院的此类“训诫”对于惩罚恶意当事人、减少管辖权异议滥用情况并无显著效果。
 
  2、罚款
 
  近年来,部分法院对于管辖权异议滥用行为作出罚款决定,如2017年11月,江宁法院作出处罚决定书,认定27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某置业(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滥用管辖权异议,妨害了民事诉讼正常进行,对其处以罚款20万元(后变更处罚金额为5万元);2018年8月13日,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法院发出“滥用管辖权异议”罚款决定书,责令被告支付10万元罚金等。相比于训诫,法院命令当事人支付罚金的方法起到了较好的制裁效果,但这种处罚应在何种情况下得以施行、具体处罚力度如何、能否在全国类似案件中推广,仍需持续研究和关注。因此,笔者认为明确立法中有关管辖异议罚金的规定仍是十分必要的。
 
  三、管辖权异议制度被滥用的原因
 
  通过对管辖权异议制度滥用现象的表现、危害及现行处理手段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管辖权异议制度在我国之所以被滥用有多个方面的因素。具体表现在:
 
  1、法律未对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及上诉理由进行规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内容,法律只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即可提出管辖权异议,而对于当事人基于什么原因对管辖权有异议在所不问;同时管辖权异议是二审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当事人提出上诉,案件就必须提交至上级法院进行二审裁定。因而立法上对管辖权异议提请内容的缺失使得该制度成为多数恶意当事人拖延诉讼的首选手段之一。
 
  2、提请管辖权异议的经济成本极低、程序规定简单,而起到的拖延诉讼的效果明显
 
  当事人想启动管辖权异议,只需要提交一纸简单文书,且若被裁定驳回,支付的经济费用极低(按照《诉讼费缴纳办法》,大约为50-100元)。而通常情况下案件将因此拖延数月,且提出异议的当事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相较于按比例收费的诉讼费,提请管辖权异议的经济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无疑也是管辖权异议滥用的原因之一。
 
  3、缺少对恶意诉讼的惩罚性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一十条对违反法庭秩序、第一百一十二条对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的行为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冒充他人起诉、作出虚假证言等进行了规定,然而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如何惩处一直是立法上的空白,也造成了法院在处罚管辖权异议滥用时“无法可依”的局面。
 
  4、缺少诚信诉讼的观念及其他配套制度的支撑
 
  诚实信用原则是私法领域的基石,也是当事人行使权利应坚守的基础性原则。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法治建设仍在探索中,诚信原则也未得到较好的贯彻。同时,一部分法律从业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怂恿当事人利用法律漏洞滥提管辖权异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本文中提到的500份抽样选取的裁定书就显示,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提请管辖权异议和进行上诉的比例明显高于未聘请律师的当事人。因而缺少诚信诉讼观念及缺少其他配套制度的支撑如建立诚信档案对代理律师进行监督、检查等也是滥用管辖权异议的原因之一。
 
  四、改变现行管辖权异议滥用现象的建议
 
  结合前文中对我国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现状的分析,通过归纳管辖权异议制度被滥用的原因,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一)在保留管辖权异议二审制的前提下,完善立法上有关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各项规定
 
  1、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作出限定和细化
 
  目前我国立法上对于基于何种理由方可提请管辖权异议并无规定,这成为了此类案件滥诉的原因之一。故可通过立法提高提请管辖权异议的门槛,要求当事人申请异议的同时应在异议申请书上应写明事实原因、法律依据,并附上相应的证明材料。同时规定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裁终局,当事人不得上诉:
 
  (1)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与现行有关管辖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明显不符的;
 
  (2)受诉法院未合同中约定管辖法院,但当事人仍提起管辖权异议的;
 
  (3)管辖地的确定有多个连接点,受诉法院为其中一个连接点,但当事人提出受诉法院地不是其他连接点的;(举例来说,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的法院都有管辖权。此时若原告将案件起诉至上述任何一个法院,被告必须提出实体上的理由如自己的住所地不在该法院地、侵权行为实施地或结果发生地不在该法院地的理由,而不能单纯以有多个管辖地法院、其他法院有管辖权为理由申请管辖异议);
 
  (4)管辖权异议申请未附任何证据材料或所附的证据明显不足以支持其异议请求的。
 
  通过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的规定予以完善、细化,一部分恶意提起管辖权异议的当事人将因不符合异议提请条件而被排除在外,相信管辖权异议滥用的情况可因此得到改善。民事权利的行使不是任意、随性的,在笔者看来,对管辖权异议的提请理由作出限制并不会成为限制善意当事人行使民事权利的障碍,反而会通过限制恶意当事人行使权利,节约法院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能够把更多资源投向真正需要司法救济的当事人。因此,要求当事人在提出异议时附上理由,并由法院对该理由进行审核是合理、有效的做法。
 
  2、明确规定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的处罚措施
 
  前述已经提到目前我国法院主要采用训诫和罚金两种措施,以当事人违背《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其管辖权异议滥用行为进行惩处。但是诚实信用原则是一条纲领性、概括性原则,不宜单以此条来处理各具体案件。而立法上又缺乏对滥用管辖权异议如何惩处的具体细节性规定,法院对于滥用管辖权并没有统一、妥当的处理办法,对滥用异议人惩处的时候常常陷入到“无理可据”的境地。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赋予法院在此问题上的处罚权。
 
  从法理上来说,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加重了司法工作人员负担,降低了审判效率,浪费司法资源。因此,法院本身也是管辖权异议的受害人,受害人应有权要求侵害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在立法中增添有关管辖权异议的罚金条款,对当事人进行惩处。通过参考法国、日本等国明确设立的有关管辖权异议滥用的罚金制度,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九十三条的现有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可在立法上作出如下修改:
 
  (1)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改为“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或当事人一方滥用管辖权异议,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改为”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处理:…;(四)当事人一方滥用管辖权异议的。…“
 
  同时,可通过司法解释及最高院的指导性案例对”滥用“的标准进行界定,并对罚金的作出及数额进行细节上的补充。具体来说,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罚金的具体数额应结合案件标的金额、拖延诉讼的期限、当事人主观恶意程度及赔偿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
 
  总之,法院合理运用罚金处罚措施,要让该处罚起到制裁滥用管辖异议当事人,并警示公众的效果。
 
  3、允许受害人提起侵权之诉,要求异议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管辖权异议滥用直接损害的即是案件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立法上应赋予受害人就恶意异议人滥用权利提起诉讼并获得赔偿的权利,以达到维护善意当事人合法权益并同时处罚、警示恶意异议当事人的目的。
 
  参考国外一些国家的规定,如美国法中就确立了管辖权异议中的损害赔偿制度,在其侵权行为法中直接表明”滥用诉讼权利“可成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理由。此外,日本的民法中也存在类似的规定。我国可借鉴上述发达国家的立法,允许管辖权异议案件中的受害人提起侵权之诉,要求异议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具体来说,可于《民事诉讼法》第十章或《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章”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后增添条文,规定”管辖权异议案件中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于法院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后,在限定的一段时间内,以另案起诉或合并至主案件起诉的方式请求法院判决异议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中的具体赔偿数额以受害人因被告滥用管辖权异议所支出的损失而定,包括但不限于受害人为此多支出的本金利息、误工费、交通费、律师费、精神损害赔偿等。
 
  4、建立其他配套制度
 
  除了完善当事人提出异议的理由、对滥用行为规定处罚措施以及制订管辖权异议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这三点,笔者再简要提出几项配套制度作为建议,仅供参考。
 
  (1)按比例收取管辖异议申请费,并设立最低标准
 
  相较于按比例收费、动辄数万元的诉讼费,目前《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当事人申请管辖异议的收费为50-100元,此金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法院可参考普通案件诉讼费按比例收费的做法,要求当事人预交按案件标的比例收费的管辖异议申请费并限定最低收费价(如最低500元一件),规定只有在管辖异议的申请成立时法院才将费用返还该当事人。
 
  (2)简化救济程序,缩短诉讼周期
 
  案件诉讼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制度上深受其害的一个原因就是救济程序规定过于繁琐、严苛。由本文诉讼期限流程图所示,当被告提起管辖权异议时,案件的审理期限相比于普通审理流程将可能延长三个月以上。因此”二审法院在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等规定中的期限未免过长,笔者建议对于此类案件,若在不废除上诉制的情况下,可立法规定缩短二审法院裁定期限,如将二审法院裁定期限缩短至十五日,与一审裁定期限相同。
 
  (3)搭建案件流转快捷通道,加快法律文书在法院间的流转速度,推进文书网络传达制改革
 
  管辖权异议案件在上下级法院间的流转时间过长、程序繁琐是令善意当事人深受其害的原因之一。当前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件的流转程序与普通诉讼案件并没有区别,需要在收齐、整理完所有材料后再向二审法院进行移送,案件的整个流转过程至少耗费一个月甚至更长。笔者建议加快法律文书在法院间的流转速度,规定案件流转的最长期限。同时可简化对二审材料送达方式及内容的要求,规定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材料的送达只需要由一审法院向二审法院发送邮件,邮件内上传各项材料的扫描件即可。且扫描件只需要包括下级法院作出的裁定书、当事人上诉状以及必要的证据,免去对其他程序性材料如送达回证等的要求。
 
  (二)废除立法上有关管辖权异议上诉权的规定
 
  本文第四大点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在保留管辖权异议上诉权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立法对有关管辖权异议制度予以完善。这是一种相对温和、保守的做法,但是笔者也认为在管辖权异议滥用现象愈发严重的今日,彻底废除管辖权异议上诉权也是一种可行的做法。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及驳回起诉三项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对于其他裁定如保全和先予执行等不服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复议。由此可见,管辖权异议同不予受理、驳回起诉一样,在我国目前适用的是上诉制救济模式。笔者认为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有关管辖权异议的规定已不符合立法初衷,也不适应社会的需求,可以不对其赋予上诉权,具体理由如下:
 
  1、理论层面上
 
  程序正义具有保障实体正义的作用,因此我国高度重视程序公正问题,通过设立上诉审程序以达到”从审级制度上充分保障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享有和行使程序参与权,使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法院裁定影响的人具有充分的机会并富有意义地参与法院裁定的形成过程“的目的。按照学界以往的观点,法律之所以赋予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及驳回起诉这三项裁定有上诉权是在于这三项裁定与实体判决一样,对于案件结果有着实质性影响,因而规定了上诉权来保证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不受侵害。而其他裁定并不涉及实体性权利,只是确定了诉讼中的程序性问题,因而不需要通过上诉权来保障当事人诉权。
 
  然而笔者认为,管辖权异议的法律性质与不予受理、驳回起诉不同,不应适用上诉制。之所以规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二审上诉制是因为法院的此两项裁定实质上完全切断了当事人请求法院维护实体权利的路径。一旦这两项裁定作出,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就此确定,起到的法律效果与一般的判决并无区别。因此法院需慎重作出上述裁定,并确保当事人在此两项裁定上的上诉权。而管辖权异议确定的只是案件审理地,退一万步说,即便一审中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裁定真的有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会因此无法得到主张,原因在于:
 
  (1)管辖权异议裁定确定的是程序性问题即案件究竟应由哪个法院审理,并非确定了原被告间的实体性问题。即便一审法院地的选择有误,法院仍会对当事人的主张、证据材料进行审查,从而作出公允判决。
 
  (2)二审终审制度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可以保障实体判决的公允性。即便规定管辖权异议实行一审终审制,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实体判决仍适用二审终审制,若一审判决不当,上级法院会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再次进行审理,这也更降低了案件因管辖权异议无法上诉而可能在一审阶段被枉法裁判的可能性。对于不符二审判决的案件,还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更有利于保障实体权利的实现。
 
  (3)现行法律中对提起管辖权的期限限制也为管辖权异议上诉权废除留下了可能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管辖权异议必须在答辩期内提出。根据前述规定,当事人只能在答辩期内(收到起诉状之日起15日)内行权,在答辩期经过及二审阶段均无法再提起管辖权异议。也就是说如果一方当事人无论因何种原因未能在答辩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都不能在后续审理程序中提出异议,这也表现出立法机关的态度,即管辖权异议性质上属于当事人可行使的程序性权利,而非实体性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法院作出的有关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并不具有类似不予受理、驳回起诉裁定”一裁终局“的效果,管辖权异议作为一项程序性权利,尚不足以被赋予上诉权。
 
  2、实际操作层面上
 
  (1)立法中对于管辖的规定已相当明确,绝大多数管辖异议可在法条中找到解决办法。《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至第三十八条、《最高院司法解释》第一条至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已经对有关管辖制度的方方面面作出了相当细致的规定,且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就管辖地如何确定也可检索到大量参考案例,因此绝大多数的管辖权异议案件完全没有上诉到二审法院”答疑解惑“的必要。
 
  (2)我国一线审判人员的素质逐年提高,且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减少了法官滥用职权、枉法裁判现象的发生。基于早些年前我国审判人员司法素质的落后,尤其是地域间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因而为了避免地域保护主义并维护案件的实体正义,当年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赞同管辖权异议制度的上诉制。而近年来我国司法门槛逐渐提升,一线审判人员的素质也有了保证,案件在一审中明确管辖已并非难事。同时我国已逐步建立起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要求法官对任内作出的所有裁判负责,这大大降低了法官在管辖权异议一审裁定中滥用职权、偏袒当事人的可能性。
 
  (3)法院在立案阶段已对管辖地进行了初步筛选。我国目前采用的是立案登记制,但是通常情况下法院在立案阶段会对案件管辖地进行初步审查,再加上一审中对管辖地再次审理并作出裁定,等于在二审上诉前完成了两轮审查,这时再将案件流转至上级法院进行”第三轮审查“实在没有必要。
 
  (4)数据表明管辖权异议的二审驳回率极高。近几年来某些地区法院的管辖权异议的二审驳回率达到95%,甚至在个别基层法院,2015-2017三年间的二审驳回率为100%。如此高的数据表明了管辖权异议制度二审上诉制在纠正裁定错误、维护实体正义方面收效甚微。
 
  综上,通过归纳上述理论层面及实际操作层面的理由,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管辖权异议上诉权与其法律性质、立法初衷相悖,也不符合实际操作上的需求,废除管辖权异议上诉权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具体可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范围的规定,将”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的表述改为”对前款第一项、第三项驳回起诉的裁定,可以上诉“。
 
  五、结语
 
  管辖权异议制度成为很多当事人逃避诉讼、拖延债务的捷径,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阻碍了善意当事人合法诉请的实现,浪费了司法资源,也违背了维护公平、正义的立法初衷。”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法律作为”定分止争“的工具应力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改革对当事人、法院、整个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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