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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点看法:彭斯讲话折射中美关系质变

  彭斯的“新冷战宣言”惊动世界,展现了特朗普主义对美国“建制规范主义”的妥协与借用,也折射出“美国优先”对美国价值观的追随及守护。彭斯歇斯底里,恼羞成怒,感叹于美国对中国之民主规训的失败。这种规训根源于美国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传统,由威尔逊和罗斯福奠定根基,以民主和国际法作为基本抓手。
 
  中国的新时代没有朝着美国的“民主山巅”朝拜前行,而是沿着自主的“一带一路”反向建构,立志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彭斯讲话标志着中美关系质变,需要引起中国战略层与学界的高度重视。笔者拟出以下数条判断供参考:
 
  1、中美关系从“竞争—合作”的互惠互动模式转向“对抗-冲突”的单调模式,美国已基本放弃对中国的“规训”诉求,进行了超强度和跨党派的“遏制”动员及战略部署。
 
  2、中美关系的质变不是“中期选举”的短期事件,而是中国改革开放实力增长及嵌入世界体系中央的权力竞争事件,因而是长期矛盾与长线对抗的转折点,要有充分的战略定力和应对智慧。
 
  3、美国寻求超脱二战后多边主义体制的重重约束,以其超强单边实力追求“美国优先”,另起炉灶打造一个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要求的新世界体系,中国面临“二次入世”及“二次全球化”的战略被动处境。美-墨-加贸易协定只是一个开始。
 
  4、中美争端已经突破贸易表层,深刻触及技术主权与价值观体系,因而是全面冷战的信号与节奏,不是利益妥协及战略忍让能够简单过关的。
 
  5、国内企业,从国企到民企,将面临技术上游的严峻封锁以及美国市场(包括可能的盟友市场)的关税壁垒,丧失大量订单,存在破产潮和产业强制升级或转移的现实压力。
 
  6、中美全面对抗可能触及金融体系,出现金融战,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及金融制度的自我保护能力尚未发展完善,因此金融安全必须提高到首要的战略位置。
 
  7、台湾牌价值上升,成为对贸易战的有效助攻,而台独势力很可能甘愿或不得不作为“棋子”参与对大陆的反制,比如美国对台军售、台湾海峡美国演习、台湾独立公投包括近期的“居住证除籍”立法等,均可能刺破大陆的两岸关系底线,提前爆发台海冲突。对此需要严峻判断和有力行动,兼顾国家主权利益与发展利益。
 
  8、中美相互关闭市场的结果是第三方替代市场的价值与地位急剧上升,中国除了继续巩固和强化“一带一路”市场体系建设之外,还应当积极争取“非美国”的发达国家市场,积极推进与后者的自由贸易协定进程,在美国各个击破的复数双边保护性协定达成之前抢先布局,造成适度平衡的第三方市场准入与份额。
 
  9、加大国内科研体制改革与技术闯关的创新机制支撑,寻求在关键技术与关键制度上的核心突破,增强中国科研产品的知识产权自主性与质量,增强中国学术创新的自由保障。只有进一步释放中国的科技与思想生产力,高度尊重科学与社会思想发展规律,才能结构性增强中国长期抗衡美国压力的理性基础。
 
  10、发展一套切合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包容发展邓小平时代有益的改革开放理念及制度成果,从体制改革及治理现代化层面追求更高质量的理性治理。
 
  11、尽快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及制定人口生育激励措施,使人口战略配合新时代国内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战略需求。计划生育是改革之初“纯粹内部发展思维”与偏颇式国家理性的产物,完全不能适应新时代全方位改革开放及国家走出去的战略需要。人才的竞争,既是教育体制和投入的竞争,也是人口基数的竞争。
 
  12、中美新冷战的本质是“美国梦”和“中国梦”的体系性对抗,是已取得世界性地位的“美国梦”要唯美独尊,打击和拆解“中国梦”的挑战可能性。“中国梦”本身包含了“美国梦”的诸多合理因素,包括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基本价值,但触及了美国对全球权力秩序的“独尊性焦虑”。美国对未来权力转移的共同恐惧及全面遏制取向提前暴露了中美“40年蜜月”的脆弱基础与本质。“追求幸福的权利”只能由美国垄断解释和执行,这是两国关系最终裂变的文明论根源。
 
  彭斯讲话表明,美国与中国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已基本自我实现。美国因“美国梦”而作茧自缚,中国因“中国梦”而艰难持守。这也意味着始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美国式“东方主义”最终卸下来遮蔽多时的超越欧洲列强的善意面孔和理想光环,而暴露出赤裸裸的霸权与霸道本质。新冷战中的美国不再是价值和制度上从容淡定的美国,不再是世界文明进步负责任的立法者与引导者,而是维护帝国权力与利益的“普通”欧式列强。彭斯的语言及散漫其间的严重威胁,很容易激发中国人对百年屈辱的历史记忆和集体奋斗的团结精神。因此,彭斯讲话或许会煽惑一部分“精美派”,但总体上会强化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精神,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做客观上、非意图的助力。
 
  寒冬提前到来,暖气必然短缺,冷暖之间,是世界历史与体系权力转移的“最艰难时刻”。作为身处这一大转型时刻的中国青年学者,到底是坚持一种政治浪漫派的“旧式转型”迷思,还是从容于国家民族利益及人类共同前途的严肃哲思和理性奋斗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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