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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的异化:威权与民粹

  柏林墙倒塌已近二十年,那是具有世界历史秩序变迁意义的“自由民主时刻”。曾经有多少困顿于威权统治及落后经济状况中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那个时刻产生了过多联想,希望通过集体行动、转型正义和民主化追求一种与西方相似的自由而繁荣的秩序。俄罗斯、南非、菲律宾甚至突尼斯等国曾一度被视为从那时开始的“民主全球化”的潜力股,是对民主之普适价值与善治承诺的进一步证明。与民主模仿有关的政治变迁现象都被浪漫化,都有“花”一样的美名。福山暴得大名,与其“历史终结论”大有关系。阿玛蒂亚·森的“民主普适论”更是代表了一种印度裔西方人的价值认同与乐观期待。一时间,民主似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精神灵药。
 
  然而,近二十年来,不仅在民主转型国家,更是在作为“灯塔”的民主原产地国家,民众对民主的信心在持续下降,民主政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威权化和民粹化,民主体系的开放性格与创造能力受到严重压抑,西方民主进入了精神上的某种自我背反。这些变化表明,对民主的过度价值期待与重负导致了民主运转艰难,对治理现代化复杂原理与经验的探索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和挑战。
 
  西方民主异化的第一个表现是民主的威权化。民主理论一度将威权作为民主的对立面加以建构,对根源于转型民主国家之传统权力、权威与秩序原理的“本土资源”加以批判,否定其合法性及合理性,并承诺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可以实现一种全面的秩序更新与发展超越。民主理论自我浪漫化,成为一种笼罩非西方国家转型发展过程的意识形态,而将西方民主自身发展过程的艰难困苦及支撑西方民主大体有效运行的复杂要素系统加以遮掩或过度简化。
 
  作为一种“民主输出”的意识形态战略,这种简化与美化是超级成功的,但却无法实质性解决非西方国家民主化之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国家竞争及政治团结。这些问题高度依赖于稳定秩序及长期连贯的发展政策,但偏重于选举民主与形式法治的“西方解决方案”并不能有效应对。以选举标准衡量,民主化很容易完成。但是以治理和发展标准衡量,则民主巩固始终成为转型国家的巨大挑战。
 
  当民主化的过度承诺无法兑现为治理与发展的美好事实时,当欠缺配套制度文化与条件的选举民主破坏秩序稳定与政治团结时,当全面对外开放的新生民主政体遭遇外国资本及本国既得利益团体合谋劫掠时,当本国政治出现无法治理的严重腐败时,民众普遍感受到“一张选票”并不能带来美好生活,反而产生一种“民无主”与“肌无力”的巨大撕裂感。这些民众未得民主利好,反受“脆弱民主化”之害,转而从生存处境及历史对比中油然而生对过往威权秩序的重新理解甚至依赖,于是就会出现民众用“民主选票”选出威权领导人的“民主逆反”现象。选举民主无法避免“威权逆转”,甚至为“新威权”创设更加巩固的民意与民族性基础,这是作为普适价值的西方民主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普京、杜特尔特、埃尔多安等均为最好证明。
 
  西方民主异化的第二个表现是民主的民粹化。优良的西方民主是经历数千年制度选择与竞争的产物,约翰·基恩在《生死民主》中有过透彻周全的考察。基恩将西方民主史划分为希腊式的广场民主、英国式的代议民主及当代西方的参与式民主。这表明,西方民主内部不断进行着与具体治理处境及目标之间的调适与变迁,并无一定之规,也不会固化于某种单调模式。民主的生命力恰恰在于保持价值开放与制度更新。贯穿民主史的最基本主题是如何在制度上协调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希腊罗马式的民主发展,主要动力即来自于平民对贵族的斗争。英国代议民主以来的民主发展,也贯穿着精英群体如何适应一个必然到来之大众社会的实践政治问题。纵观西方民主千年,较为妥当的制度模式正是英国式的代议民主制,这是一种结合精英与大众并以精英责任为主的民主模式,美国联邦党人的费城立宪借鉴了这一模式的精髓。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呼唤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成熟,其着眼点亦在于精英的责任伦理。如何公平有效地培育负责任且具公共理性的政治精英来代表大众承担治理责任,是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奥妙。
 
  但是西方民主自身的发展逐步偏离了这一根本:一方面是民主的多元化和人道化使得民主本身出现了“价值泛化与相对化”,丧失了对民主之共同体根基及认同的回溯与坚守;另一方面,公投民主的泛化与滥用冲破了精英主义代表制民主的理性底线,在英国脱欧与西班牙分离事件中对西方民主构成严重的信心挫折。民主的民粹化不是一个新鲜的政治现象,柏拉图早在《理想国》的政体衰变论中即洞明民主政体无节制的平等诉求会反噬自由的共同体基础和根本认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僭主化”威胁。特朗普主义在美国民主中的兴起,就有着“准僭主”的形貌,其本身杂糅着寡头、民粹及政治保守主义的多头意象。美国的民主知识精英与公共媒体对特朗普的严格精神戒备与美国建制体系对特朗普的持续抵制或驯化,既体现了美国民主文化的某种坚定性与理性,也表明即便是美国民主也呈现出盛极而衰的“僭主化”趋势。
 
  总之,西方民主在1989年登上意识形态巅峰,但并未给追随者带来自由而繁荣的秩序,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治理失败与发展停滞。从近些年的民主发展来看,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出现了显着的“威权化”,既是民主文化扎根不牢的体现,也是西方民主输出策略中过度简化和美化的恶果;即便是西方民主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脱欧困境”、“加泰罗尼亚分离困境”及“特朗普僭主化困境”。民主的公共理性横遭截断,威权与民粹恶恶相生,折射出西方民主的困境与危机,也是深陷民主巩固漩涡及民主化浪潮中的非西方国家的困境与危机。当然,西方民主文化与制度建制本身仍然具有较大的反思力和调整力,“重新理解民主”已然成为西方政治家与学术界的严肃议题。历史远未终结,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承认斗争”正加速展开,21世纪的世界历史秩序将更加多元及提供更多选择。走下“意识形态神坛”的民主或许可以返璞归真,在其理性边界与合理范围内发挥善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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