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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其一与2049的中国

  “两个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定下的国家发展大周期,前者是指建党一百年(1921-2021),后者是指建国一百年(1949-2049)。对前者,港台人士不大激动,但对于后者却日益敏感起来,因为香港基本法的“五十年不变”截止到2047年,香港本土派已经有了清晰的“2047问题”意识,而统一台湾成为2049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法绕开的结构性议题。两岸以我为主的融合统一已经逐步超越了旧有的“九二共识”及岛内政治变迁期待,而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现实任务。这是以港台看中国,已然呈现出中国的蓬勃生机与秩序再造前景,但格局终究有些小。以中国看世界,或以世界看中国,则呈现出另番模样。

  大体以2049为战略节点,中国在未来世界秩序中到底应当居于何种地位和角色?对这一宏观战略问题,港台人士思考较少,但美国人注意到了,提出了“中美关系未来五十年”的有效议题,港台某些学者或政治人士也注意到了,比如台湾大学的朱云汉教授,香港的刘乃强先生等。在大陆学界,以严肃而有影响的战略研究著称的北航王湘穗教授最新力作《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战略性回应与规划。

  王湘穗教授有长期的军旅生涯,对战争理论与战略思维多有积累与创见,其成名作《超限战》成为中国军事思想变革的代表作,成为世界军事理论的重要节点,而其《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则具有全球金融宪制的探索意义。从国际法界定的常规战争到全方位的超限战,从领土时代的地缘政治到全球化时代的币缘政治,从模仿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到三居其一的世界历史秩序定位,这些宏观的战略观察及收缩至中国国家利益与发展战略设计的理性分析,显示了中国战略学者的视野、责任与创造力。

  《三居其一》聚焦讨论了人类千年文明史的比较与演进,试图从中寻找特定文明的兴衰周期,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文明(1500-2000)的长周期进行要素分析与趋势判断,总体上提出了美国式西方全球化进程的结构性终结。美国是富集西方文明全要素的综合性文明体,但其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秩序的贡献是有限的,在全球化与发展正义上日益呈现责任衰退、动力萎缩的“逆全球化”趋势,特朗普主义是这一历史终结的标志。美国的历史终结不是福山式的承认斗争的自由式终结,而是世界历史演进的更替式终结。王教授由此提出了“泛亚共同体”的核心概念作为中国建构区域性共同体秩序的战略范畴,在世界经济地理与政治地理意义上和欧美“三分天下”。而“一带一路”战略正好服务于这一“泛亚共同体”的建构。这是给“一带一路”的经济进程提出了一个超经济的宪制建构目标。这将意味着中国在宪制战略上要逐步突破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以来的民族国家范式,而寻求以自身文明及经济模式重构欧亚新秩序。在“泛亚共同体”秩序的建构中,王教授认为中国有充分的技术优势和道德担当。作为战略学者,王教授不断提醒我们要保持民族复兴过程中的战略节制,以多元主义和谐秩序观作为指导思想,避免战略躁动和冒进主义。

  应该说,王教授的“新三国论”及其天下秩序演义,不是遥远的战略沙盘推演,而是正在发生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故事,是瞄准2049秩序的战略分析与设计。战略研究不是专门学科化的研究,而是综合处理多学科方法及议题的“大学问”。成熟的战略研究需要始终在“目标-手段”之间寻求合比例的匹配。以此观之,王教授的《三居其一》达到了成熟战略研究的基本水准,也大体适合2049之中国秩序的宏观战略需求,其中蕴含着一种多元主义的和平思想及冷静节制的战略美德。

  但问题恰恰是,2049的中国不可能仅仅是一个“中国”秩序,而必然是一个初步“世界化”的中国。“三居其一”只是阶段性战略目标,而不是真正具有理想性和终极性的战略目标。甚至,实现“三居其一”本身也需要适当的“取乎其上”,以对标美国的方式实现真正全球范围内的治理秩序同步变革。同时,也需要清晰看到“泛亚共同体”内外部秩序的犬牙交错及美国主导之西方秩序的自我调整和积极干涉的制度化实施能力。虽然“三居其一”已属不易,但基于“三居其一”目标的战略统筹仍然需要提升层次,需要一种高于“泛亚共同体”的世界秩序理想及其立场返身关照中国的全球化扩展行为及其国家利益格局。

  具体而言,“三居其一”论需要一种战略再定位:

  第一,这是一种聚焦未来50年左右的中间性、阶段性、有限性的国家战略理论,不是一种真正理想主义和规范主义的体系化秩序理论。中国与西方之思想和战略竞争的终极战场是未来500年的新秩序体系如何想象和建构。中国如何发展出一种系统化的战略和秩序理想型方案以超越1500-2000的西方文明范式,这是中国战略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大问题。王教授的“三居其一”论是一种理论接近而不是理论完成。

  第二,“三居其一”论更多聚焦现状与策略分析,以及对既有战略态势和中国战略体系的重新诠释和提升,但缺乏对新秩序之规范价值基础的严格哲学论证,亦即缺乏一种关于“三居其一”秩序的“元伦理学”。尽管作者在书中简要提及了中国道家的秩序理想原则以及多元主义价值观,但这些偏于古典朴素文化观念及“关系型”商谈伦理的规范主义论证深度和效果显著不足,难以与西方既有的普适价值观形成真正的竞争力。

  第三,“泛亚共同体”的提法相对低估了区域内的政治与文化复杂性,可能与伊斯兰共同体及印度等区域国家之间产生战略误解与冲突。“三居其一”所指涉的“泛亚”区域实际上包含了极其复杂多样的人类文明和政治体系,有着错综复杂的宗教、民族、文化及地缘冲突因素。尽管王教授努力解释“三居其一”论本质上是多元主义,但由于翻译及文化传播交流的可能误解,有可能被解读为中国的“地区霸权主义”或“新殖民主义”。

  第四,对“三居其一”之间的秩序体关系缺乏战略关注和分析。比如对中国主导的“泛亚共同体”和欧美的具体战略取向之说明不够清晰,大体意向是亲和欧洲,制衡美国,但没有具体考虑到俄罗斯横跨欧亚的“秩序中轴”意义。“一带一路”建构的中欧轴心正好与俄罗斯战略布局中的“南下路线”形成十字交叉,我们如何在“联欧制美”的同时巧妙做到“联俄制欧”,是实现“三居其一”之秩序巩固与战略深化发展的关键。

  第五,对中美关系之于新全球秩序的合作空间缺乏深度挖掘。《三居其一》较多基于欧亚本位而对美国采取对峙立场,将美国想象为一个退缩与衰落中的传统西方帝国。然而,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和平衰落之相对性进程的核心在于和平实现区域领导权的转移和交接,共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里固然存在战略对抗的现实性和高强度,但也存在全球范围内利益交换、利益合作甚至利益共同开发与分享的可能性。中美轴心应当与中欧轴心实现某种结构互补与连接。

  总之,21世纪的中国应当有新的天下观与世界秩序观,相对自觉地承担起内外秩序的治理责任,做负责任的人民国家和世界国家。《三居其一》给出了战略性思考“2049中国”的初步框架及基本议题,给出了作者自身的理性而有节制的思考方案。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不仅关照未来50年,也积极想象未来500年。按照世界历史的辩证法逻辑,没有未来500年的大周期,就不可能有未来50年的小气候。于此,2049的中国就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历史里程碑,更是新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重构的一个历史里程碑。港台问题作为中国与世界秩序重构的局部子课题,当可在这一宏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及变局中得以结构性解决,“人心回归”成为中国式全球化自然而然的精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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