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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

    笔者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刑法规范本身具有事实与价值、形式与实质、主观与客观、原则与例外、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有机统一的行为整体属性。所谓有机统一,就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同时存在。例如,主客观相统一,既是主观,又是客观,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反映主观;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既是事实,又是价值,价值见之于事实,事实反映价值;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既是形式,又是实质,实质见之于形式,形式反映实质;原则与例外有机统一,既是原则,又是例外,例外见之于原则,原则反映例外;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有机统一,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裁判规范,裁判规范见之于行为规范,行为规范反映裁判规范。刑法规范这五大统一的本质属性,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内涵,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刑法规范具有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的属性。刑法规范的事实属性,是指规范用语字面含义能够直接描述的行为类型。例如,故意杀人,用刀具直接捅刺他人要害取人性命的;放火,用明火直接点火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等等,这种行为类型不需要任何解释,直接适用刑法条文,认定故意杀人罪或者放火罪。刑法规范的价值属性,是指与规范用语字面含义直接描述的行为类型不同,但价值相同的行为类型。例如,用毒药将人毒死,使人窒息死亡等等,这些行为类型,都不是用刀具直接捅刺他人要害取人性命的,不是事实上的故意杀人,而是在价值上等同于用刀具直接捅刺他人要害取人性命--故意杀人。再如,行为人潜入被害人家中将电取暖器打开电源,然后将烤火被覆盖在取暖器上。这种放火的方式,是通过打开取暖器电源积聚热量产生高温引起火灾的,并不是事实上的用明火直接点火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而是在价值上等同于用明火直接点火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遇到此种行为类型,传统的做法就是借助刑法解释,通过三段论适用刑法条文的。大陆法系的成文法突出价值属性,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突出事实属性,两大法系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
 
    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对应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刑法规范,事实是明确的,价值也是明确的。事实的明确性,大家公认,勿庸赘言;价值的明确性,大家的认识还很模糊。实际上,价值的明确性,是通过事实(字面含义)的价值来实现的。换言之,价值的明确性,就是与事实(字面含义)价值相等的生活事实。具体而言,生活事实,必须从形式到实质,都要与刑法规范中的事实(字面含义)相同,确保生活事实在价值上与刑法规范中的事实(字面含义)的价值相同。
 
    刑法规范具有形式与实质的有机统一的属性。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代表的是刑法解释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相互依存,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必然损害其他方面。”这是张明楷教授的认知。其他的刑法学家也都有类似的观点。可惜的是,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未能在刑法解释学中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包括张明楷教授在内的许多学者,要么强调形式,要么强调实质,都是有失偏颇的。例如,《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都是如此。放飞笼中鸟,将钻戒扔入大海,张明楷教授认为构成要故意毁坏财物罪。事实上,鸟放飞后回归大自然,钻戒扔入大海躺在海底,鸟与钻戒,既不是毁灭了,也不是损坏了,不符合财物被毁灭或被损坏的形式特征,不符合财物被毁灭或者被损坏的实质特征,属于典型的类推解释。再例如,张明楷教授将大型拖拉机解释成为《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中的汽车。事实上,该条中的汽车,特指公共交通工具,客体要件涉及不特定多数乘客的公共安全。大型拖拉机是农用机械,虽然曾经也经常作为货物运输工具使用,现在还偶而使用,但是大型拖拉机不属于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不允许载客营运。因此,将大型拖拉机解释为《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中的汽车,形式上不符合,实质上也不符合,张教授大量篇幅所作出的这种论理解释,实际上属于类推解释。
 
    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是刑法解释的铁则。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还是大陆法系的成文法,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判断法条或者判例的解释结论,是否符合立法或者判例的原意,都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刑法解释或判例解释必须坚持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也就是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同时存在。面对同一个案例或者生活行为,无论解释者是谁,无论是成文法或者判例法,只要坚持形式与实质的有机统一,都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如果说罪刑法定是刑法适用的铁则,那么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是刑法解释的铁则。这个刑法解释的铁则,保证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完全落到实处,刑法解释上不再留有罪与非罪模糊的空间。例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警察被判刑的案例,就是法官利用了判例的解释结论,是非界限不明确导致自由裁量权过大造成的。我国正在进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坚持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的刑法解释铁则,确保实务中罪刑法定原则不变形、不走样,意义极其深远。
 
    传统解释学仍然在黑暗中摸索。“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本身就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所强调的明确性相悖。刑法解释的方法,虽然不能说是无穷无尽的,但的确是五花八门的。不同的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相同,矛盾由此而生。糟糕的是,判断解释结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根本就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判断解释结论是否合理的所谓“标准”,更是让人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解释结论是否合理,要看是否在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两方面求得均衡,是否在善良人的大宪章与犯罪人的大宪章之间寻得协调,而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某种解释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等诸多方面得出结论。”这种没有任何操作性可言的所谓判断标准,说了等于白说。并且,只能提“解释结论是否合理”,不能提“解释结论是否正确”.传统刑法解释学中,最大的模糊性,就是认为在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或者界限是相对的。这正是刑法解释学还在黑暗中摸索的标志,还没有找到判断解释结论正确与否的办法。因此,只好用判断解释结论合理与否,来替代判断解释结论正确与否。这个替代,是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之间没有明确界限相适应的,使得刑法解释学保留了模糊空间。之所以出现这种模糊混沌状况,根源就在于理论界对于刑法规范的事实与价值、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的属性认识不到位。因此,模糊性就成为了传统刑法解释学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其实质是模糊罪刑法定原则的。其实,就解释结论而言,既符合刑法规范的形式特征,又符合刑法规范的实质特征,实现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的,就是扩大解释,就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则,就是类推解释,就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解释学上的模糊性,为类推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传统的刑法解释学,认为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换言之,罪与非罪是没有明确界限的。既然如此,那么类推解释被误判为扩大解释,就有现实可能性。在模糊空间,罪与非罪取决于法理论证,取决于法官或者解释者的立场与偏好,罪刑法定原则实质性地被架空了。事实上的确如此。例如许霆案,快播案,侦查机关原本就没有查清楚这两起案件的全部事实。我们的刑法学家,既不了解ATM机的工作原理,钱到底是如何到许霆手里的,没有完全搞明白,也不了解快播的运行机制,淫秽视频在用户电脑上如何实现播放的,并没有完全掌握清楚。可是,他们利用解释学上的模糊空间,凭借熟练的解释学技巧,轻易就能把许霆的恶意交易行为贴上盗窃的标签,把快播的作为的传播行为解释成不作为的传播行为,实际都是类推解释,罪刑法定原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刑法学家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通过媒体的宣传,以讹传讹,许多人信以为真。其实,由于电脑技术与网络技术的进步,某些原来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被人与电脑之间发生关系所替代而已,例如许霆案,快播案就是如此,只是刑法学家的刑法解释学未能与时俱进。如果把案例中电脑的行为换成是人或者单位的行为,这两起案件将是没有任何争议的。除了许霆案快播案,还有许多类推解释被冠之以扩大解释之名,进入了刑法学教科书中,使得立法机关通过文字表述其立法目的与法条含义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值得实务部门检讨和高度警惕。
 
    刑法解释的铁则,意义深远。刑法解释的方法五花八门,刑法解释的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乃传统解释学还在黑暗中摸索的具体表现。坚持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坚持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从根本上清除了传统刑法解释学中的模糊空间。因此,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判断解释结论是否正确,就有了明确的判断标准,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就有了切实有效的保障。这就意味着,任何一起案件,无论是谁承办,只要遵守相同的规则,结论始终保持唯一性。所以,刑法解释的铁则,是统一全国司法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将对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对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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