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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与卓绝 ——读《群众、领袖与历史》

平庸与卓绝

——读《群众、领袖与历史》

左  明

 

《群众、领袖与历史》,作者:翦伯赞(18981968)。作品完成于193931日(作者时年四十一岁)。该文是该作者所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再版代序”。我所阅读的文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11月第一版。

这是一个本人十分感兴趣的话题。群众或领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讨论群众与领袖的历史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争取去发现一个或一些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本书在一年内再版,对于我倒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本书”即指《历史哲学教程》,创作于1938年。历史,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哲学,则似乎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将历史与哲学杂糅在一起,也不知道是更简单了,还是更复杂了?

学术书籍(也包括教科书)能够在短期内再版,确实出乎常(正常之“常”,而非平常之“常”)人意料。最合理的原因就是:品质较高。当然,不合理的原因也可以使品质较差的作品一版再版、印数惊人。

“在再版时,本书除了在文句方面略有修改;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一年前的见解,还没有觉得有修改的必要。并且本书是带有论战的性质,在我批判的对方没有改变之前,我当然不应作任何改变。”

在短时间内,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速度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思维质量的成长速度和幅度。但是,尽管如此,树木的年轮也总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不断加增的。不可否认,在通常情况下,年龄与智识具有正相关关系。

改变,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必要与否的问题,而是能力有无的问题。

毫无疑问,本文也“是带有论战的性质”的,而且,熟悉在下的读者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左明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带有论战的性质”的。

批判对象不改变,批判者(指其主张、观点等等)就不能改变了吗?这是什么滑稽逻辑呀?批判者难道就不能进行自我改变——自我批判了吗?自我批判会不会自乱阵脚?那就要看批判的目的是什么了,如果是为了赢得批判,那么自乱阵脚似有不妥,如果是为了发现真理,则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我在这里唯一想补充的一点,便是‘群众及其领导者在历史中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三编论《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一节中,已经说到,不过为了彻底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以为还有补充的必要。”

可以看出,“群众及其领导者在历史中的作用”,这是多么重要、多么必要的一个绝佳问题呀!这似乎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尽管回答这个哲学问题需要凭借、依据许许多多的历史事实。

能够提炼、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是具备深厚学术功力的一种生动表现。

该书第三编《历史的关联性》之第四节《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一共只有区区不足五页的内容,而该文(即《群众、领袖与历史》)却长达二十三页之多,那又怎么能够说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呢?“补充”该书,是恰当的表述;而“补充”该节,则是怪异的表达。

“现在,我们在唯物史观的历史家的著述中看不见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就正象我们在旧的历史著述中看不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痕迹一样。忽略历史客观发展的规律,是史的观念论者的一贯作风;忽略历史主观创造的作用,也不是辩证唯物论者的历史理论。辩证唯物论者与观念论者及机械论者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同时注意历史之主观创造作用与其客观发展的规律,并且尤其注意它们在历史运动中之辩证的统一。”

不论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家的著述”,还是“旧的历史著述”,都不应该走向极端和偏激——目中无人或目中无物,而不论心里装着的或手中握有的是任何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主义。“忽略历史客观发展的规律”的“史的观念论者”肯定是具有明显缺陷的,难道“忽略历史主观创造的作用”的“唯物论者”不也同样是表现差强人意的吗?只要在“唯物论者”之前冠以“辩证”的名号,就是无懈可击、完美无缺的了吗?也许在书面上、在文字里真的可以轻松做到不偏不倚、执中公允,但是,在现实中、在问题里也真的可以轻松将“辩证”与“唯物”完美结合在一起吗?

那就让我们从翦氏的下文里去寻找答案吧!

“现在,在世界各地,在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到处都展开了战争与革命。殖民地奴隶与无产阶级的鲜血,刷红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在中国与西班牙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大旗下,几百万人的英勇牺牲,几千万人的战斗动员,几万万人的走向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战场。这种壮烈而伟大的历史行动,标示了人类历史走向新阶段的象征。这一方面,固然是世界史自身发展的规律已经达到了一个突变的时代;然而同时,也说明了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之伟大,说明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

战争是战争,革命是革命,此二者之间可没有必然联系。战争,是清晰易辨的,而革命,则是纠缠不清的。如何给革命定义,这本身就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鲜血,肯定是哗哗、哗哗的奔流。谁的血?应该是战争中的参与者的血。而战争则肯定不仅仅产生于“殖民地奴隶与无产阶级”之间,一定还会有别的人参与,一定还会有别的人的血在流。血流在哪里?应该是战争发生的地方。而战争则肯定不仅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一定还会发生在别的世界。因此,哪里被“刷红”了?分明应该是“世界各地”。

弱者反抗强者的残酷压迫,会流血;强者肆意虐待弱者,也会流血。这一直是一个血腥的世界,只不过那个时期是一个流血相对集中的时期。

翦氏的偏颇和倾向,暴露无遗。

当时的中国确实是处于反侵略战争之中(请注意:当时中国居然还没有对侵略者——日本宣战)。但那也仅仅就是一场战争,而不是一场革命!既不是中国的革命,也不是日本的革命。

被侵略国家的人员的牺牲、动员、奔赴战场,这些肯定都是被动的、被迫的、被逼无奈的。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侵略国家的人员的牺牲、动员、奔赴战场,难道这些不也都是被动的、被迫的、被逼无奈的吗?

为什么被侵略国家的人员的反抗行动是“壮烈而伟大”的?为什么侵略国家的人员的攻击行动就不是“壮烈而伟大”的呢?防卫,也许是正当的,但又何谈“壮烈而伟大”呢?

反侵略战争的行动,怎么就“标示了人类历史走向新阶段的象征”了呢?是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行动,还是必须符合特定条件的反侵略战争的行动?“新阶段”,又何“新”之有?

“世界史自身发展的规律已经达到了一个突变的时代”,好一个“突变的时代”,翦氏此言可是意蕴深远呀!也不知道在1939年看到此言的各位读者对此会作何感想?

在当时,中日战争尚胜负未卜、成败难料,那又何出“说明了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之伟大,说明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之言呢?这到底是在说谁呢?是指中国群众和蒋中正,还是指日本群众和昭和天皇(裕仁)?

“一直到今天,中国还有不少的人忽视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还有人阻碍着群众运动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之发展,这证明了理论上的错误,必然要发展为实践的行动。为了这种原因,我以为在这里特别的补充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

敢问:“一直到今天”(即1939年),中国一共出现了多少次所谓的“革命战争”?也许,翦氏还不至于荒唐到把革命等同于战争的程度吧?如果这个问题不说清楚,该文的立意可能就大有问题、大有麻烦了。

“伟大作用”,何谓“伟大”?如何“伟大”?

忽视伟大作用与阻碍运动发展,此二者远远不可相提并论。换言之,完全可以一方面忽视群众的伟大作用,而另一方面则鼓励群众的运动发展。把群众当炮灰、当枪使,您说这算是重视伟大作用吗?这不算是鼓励运动发展吗?

无数事实显示:领袖们在内心深处深谙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并能够正确指导自己和群众的实践行动。“人民万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诸如此类挂羊头卖狗肉之陈词滥调,就是最佳例证。

翦氏,这明显是“吃谁的饭、说谁的话”的节奏呀!饭不是馊的,良心可不能变馊呀!

有人讨好主子,而我则效忠真理。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者认为旧的唯物论的理论最主要的缺点之一,就是没有把握群众行动的规律及其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史的唯物论者他不仅承认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并且从其生活诸条件上研究领导群众行动的规律。”

翦氏大大方方的表明了自己的衣钵传承关系。

左明却总是很困惑:我到底信奉什么主义呢?

不难看出,群众行动的规律及其对历史的作用(注意:我故意使用的是“作用”,而不是“创造作用”)显然不应该被排斥在唯物论的范畴之外,哪怕只是“旧的唯物论”。由此足以可见,唯物论的标签好贴,但是,唯物论的本质难求。

所谓的“史的唯物论者”,会不会就是——新的唯物论者呀?唯物论的新旧,是由唯物论者的思维的变化所决定的。

在此处,“群众行动的规律”与“领导群众行动的规律”,前后明显不合辙匹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的著作之一中,曾经这样说过:历史的行动愈彻底,则推动这一历史行动的群众的力量愈广泛。在这里,马恩所谓彻底的历史行动,当然是指的历史上的革命行动。因而在这句话中就包含着一个反面的意义,即任何带有反动性的历史行动,是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的。”

伟大导师的姓名,是一定要显摆一下的。

敢问:什么是“历史的行动”?“历史的行动”的主体是谁?是什么因素决定开展、实施“历史的行动”?如果群众扮演的是推动者的角色,那么主导者又是谁呢?到底是“彻底”决定“广泛”,还是“广泛”决定“彻底”?这一观点很有可能违背了最为基本的因果关系。

请翦氏先不要急着抢答到底什么是“彻底的历史行动”,因为翦氏所给出的答案中的“历史上的革命行动”本身尚含义不清。请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及其传承者不要回避一个关键的问题:到底“革命”是指什么?请不要告诉我:这么简单的问题,答案地球人都知道,就连傻子也知道。

拜托翦氏:“反动性”又是什么含义?以什么标准来界定反动与正动?

要命的是:我怎么就没有从伟大导师的这一句话中读出“包含着一个反面的意义”的意境来呢?到底是我太愚钝了,还是翦氏太聪慧了?这到底是深刻领悟,还是肆意歪曲呢?

请问:群众到底拥护什么、不拥护什么?难道是拥护革命、不拥护反动吗?再请问:群众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动吗?左明在此郑重声明:左明作为一名群众,完全搞不懂到底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动!!!

翦氏的高论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只有当着基督教的运动还是反奴隶制革命运动的时候,他才能在古代世界唤起一个具有广大信徒的宗教运动。只有当着法国的资产阶级还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时候,他才能唤起一个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法国大革命。只有当着美国为了争取民主主义前途的时候,他才能在新大陆唤起一个光荣的独立战争。”

按照翦氏的逻辑和潜台词来理解的话,所谓的“基督教的运动”似乎应该是指革命的行动,而不是指反动的行动。也不知道人家基督教徒是否承认或接受这样的答案呢?

我困惑:为什么“反奴隶制”就是革命运动呢?我愚钝:那么反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也是革命运动呢?是否反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就都是革命运动呢?

请问: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法国的资产阶级还是一个革命阶级”呢?作为“主力军”的农民,所扮演的就只能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角色。

“为了争取民主主义前途”的独立战争就是光荣的吗?那么所谓的“台独”又是为了什么呢?到底是光荣,还是可耻呢?

小伙伴儿们都惊呆了:革命在口,咋说咋有。

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它呢?“他”到底是指谁呢?难道是暗指“领袖”吗?

“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只有在反奴隶制的号召下,才能使周武王唤起一个亿万人一心的朝歌之战。只有在反秦代地主阶级专政的号召下,才能使广大的农民在陈涉、吴广的领导之下,揭竿而起。只有在种族革命的号召之下,洪秀全、杨秀清才能唤起一个几乎推翻清政权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只有在反帝的号召之下,才能在中国北部唤起一个义和团运动。只有在更进步的三民主义的号召之下,才能使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全国各阶级各种族的人民的热烈拥护之下推翻清政权,建立中华民国。只有在反帝反封建的号召之下,才能唤起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铲除北洋封建军阀,建立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政权。”

难道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都是在反对某种社会制度的号召之下展开的吗?为什么只拿周武王来说事儿呢?难道每一次改朝换代不都是反对前朝前代的某种阶级的专政吗?为什么要说“只有在反秦代”呢?也不知道陈涉、吴广到底领导了多么“广大的农民”?“种族革命”,到底是革何种何族的命呀?洪秀全、杨秀清又是何种何族呀?如果“太平天国”就算是所谓的革命运动的话,倒要请问:还有什么农民暴动不算是革命运动呢?革命与造反,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每一次群众运动不都需要一个理由作为所谓的“号召”吗?至于号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还重要吗?请问:“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吗?清政权到底是谁推翻的?再请问:参加所谓革命运动的群众有几个人真正懂得“三民主义”?也许号召就是忽悠的文雅表达吧?难道铲除北洋封建军阀的中国国民党建立的政权不就是另外一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表现形式吗?

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借口真的很重要吗?对借口信以为真的那些人(可能主要就是群众),未免也太天真了吧!而强化借口重要作用的那些人(可能主要就是领袖),未免也太阴险了吧!

“这些历史上的事实,充分说明了马、恩理论的正确。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在近代史上,许多新的历史事实中,获得了更充分的证明。”

马、恩的前述理论与翦氏上述所列“历史上的事实”之间,没有任何的对应关系,更不能得出“说明”和“证明”马、恩的前述理论正确的结论。最为重要的是:在马、恩的前述理论中,根本就没有“号召”的任何影子。

翦氏不愧是演义高手。

“在近代史上,第一个最彻底的历史行动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它从其社会经济最深刻的根基上,废除了剥削阶级与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没有历史先例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象这样的历史行动的彻底性,是一切过去人类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因而也就没有一个过去的历史行动,能够象苏联十月革命一样,广泛而深刻地唤起了一万万五千万人狂热的斗争,唤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同情。”

既然是“最彻底的历史行动”,那又何谓“第一个”呢?难道会有若干个“最彻底”吗?

在当代史上,最尴尬(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之一)的历史行动莫过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的轰然倒塌!我当然不会以这一个孤证来说明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出现在当今社会的荒唐和荒谬,因为一定还会有一连串的客观事实不断来印证这一结论,直至现实版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完全、彻底的退出现实世界的舞台。实在有些遗憾的是:翦氏没有能够目睹这一精彩瞬间。

闹剧,可以上演一时,但却不可能上演一世。

翦氏及其伟大导师关于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完全不需要铁的事实就可以被证明是荒唐和荒谬的(感兴趣者可参阅拙作《从他人的空想到自证的科学——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时间这个最公正的裁判却偏偏又不期而至、来凑热闹,非要用事实来证明左明理论的正确性,实在是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如果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革命的话,那么摧毁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又算是什么呢?该不会是反动——反革命吧?至少现在的俄罗斯的群众可能会不同意的。

剥削阶级与人剥削人的制度,应该被废除吗?最为重要的是:应该在什么时空条件下被废除?理论所适用的时空条件比理论本身要重要一万倍!!!

新建立的政权确实被贴上了“无产阶级”的标签,恰如很多黑心的狗肉铺的老板都会在店门口挂上一个羊头一样。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就是建立了“没有历史先例”的新型的剥削阶级与人剥削人的制度罢了。而且这样的剥削阶级与人剥削人的制度更加原始、更加落后,还远远不如被废除的剥削阶级与人剥削人的制度。因为领导这场革命的领袖还不如原先的剥削阶级,他们除了暴力和忽悠群众的本领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领导革命的全部目的不过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革命成功了,他们的目的绝对是超额实现了,至于跟风和没有跟风的群众(而不是指他们忠实的得力的爪牙和走狗)的利益,可就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了。

他们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够崭新,也绝对够扭曲,完全就是领袖脱离现实、主观臆造的结果。

把事情做成了,那还不能算是好汉;把好事情做成了,那才能算是真的好汉。

与其说是“彻底性”,倒不如说是荒诞性,通过彻底性来体现荒诞性。

一万万五千万人也许在有效且有力的忽悠之下真的很狂热(请各位回想一下列宁或希特勒在公众集会上慷慨激昂、声嘶力竭的演讲的情形),可我就纳闷儿了:他们的斗争对象到底是谁呀?到底有多少人呀?

被忽悠的群众的数量的多少,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毕竟世界人口一直呈现不断递增的趋势。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许能够广泛而深刻地唤起四万万五千万人狂热的斗争热情。刷新这样的纪录又有什么意义呢?

同情,是伟大的吗?同病相怜,也是伟大的吗?如何能够证明不是自顾不暇、无动于衷呢?

“其次,便是在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民族抗战。这一个历史行动的彻底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民族解放战争。就因为这一历史行动的空前彻底性,所以唤起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类,直接参加到这个斗争,唤起了全世界和平的人类——尤其是国际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奴隶——的伟大的声援与为着这一斗争的胜利而呐喊。这一个伟大而彻底的历史行动,他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动,在民族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许多封建余孽及机会主义者都被骇倒而转化为汉奸,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因为失掉一切而疾速地转化为无产阶级,广大无比的劳动者和农民大众都被迫而离开职业,离开土地,转化为坚强无敌的抗日游击军。铁道、公路被破坏了,河道交通被阻隔了,海口被封锁了,大部分的城市变成焦土,无数的农村变成沙漠,一切的文化遗存与文化机关,都变成灰烬了。在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中一切作为封建传统联系的:如家长制的主从关系,宗法社会的家族关系,都被切断了,被扫除了。在广泛而持久的革命战争中,一切作为半殖民地属性的:如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商品流通网,势力分配圈,都被打破了,毁灭了。总之,这一个战争,它彻底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原来的物质基础、阶级关系乃至建筑于其上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

请问:民族抗战是革命吗?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中国民族抗战的彻底性?否则的话,如何能够证明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世界史上”具有“空前彻底性”?别的国家答应吗?

拜托:到底是因为这一历史行动的空前彻底性,所以唤起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类,直接参加到这个斗争,还是因为唤起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类,直接参加到这个斗争,所以这一历史行动具有空前彻底性?到底是何者为因、何者为果?

“全世界和平的人类”,表述欠妥,似应改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类。

“国际无产阶级”,敢情无产阶级也四处流窜、跨境游走呀,也不知道火车票谁给报销呀?

声援与呐喊,这可能就是同情的具体体现。全部都是免费的(也许会有“版面费”),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个伟大而彻底的历史行动,他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动”,而这一切居然是由日本鬼子的武力入侵所引起的。也不知到底应该给日本一个怎样的评价?

也不知道成为汉奸是否需要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或级别,否则的话,为什么是“许多封建余孽及机会主义者都被骇倒而转化为汉奸”?

日本军国主义者确实是脑子进水,为什么要把矛头刺向中国大部分的中产阶级以及广大无比的劳动者和农民大众?使他们失去财产、职业和土地,这不是明摆着要将他们转化为坚强无比的抗日力量的节奏吗?

通过破坏、阻隔、封锁,得到焦土、沙漠、灰烬,这又是图何苦呢?也许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战争的必然结果。

真是怪哉!仅仅因为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作为封建传统联系的家长制的主从关系就都会被切断了吗?宗法社会的家族关系就都会被扫除了吗?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1939年为止的民族抗战,能够算是“广泛而持久的革命战争”吗?如何广泛?何来持久?怎么革命?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难道不就是想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吗?在战争期间,被打破了和毁灭了的不过就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商品流通网和势力分配圈,而根本就不可能是“都”,至少就不应该包括日本在内。

在下与翦氏的小结恰恰相反:总之,这一个战争,它根本就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经济的原来的物质基础、阶级关系乃至建筑于其上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一结论从抗战胜利之后的事实就可以得到最好印证。

也不知道所谓的“革命战争”到底是从何说起呀?

“就由于这样一个空前彻底大变革,在国际方面,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之更加狭隘,引起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相互矛盾之更加尖锐,引起了国际劳动阶级与殖民地奴隶之反法西斯侵略的高潮,创造了世界史突变的前提条件。在国内,引起了民族资本向西南与西北之大量的移注,引起了小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内地之蓬勃的兴起,引起了西南、西北经济建设与文化教育之普遍的发展,引起了内地城市之一般的繁荣,引起了流动人口与荒废土地之有利的结合。在这样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又引起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开始,引起了中国文化思想上之战斗的与革命的高潮。总之,这一彻底的历史行动,毁灭了中国旧有的一切;同时,也创造了新中国的一切前提条件。”

如果说抗日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还是说得通的,但是,如何“彻底”、如何“大变革”,恐怕不是不证自明,而是需要一番论述的。

中日战争与“国际方面”的关系,恐怕有些牵强吧?如果说“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之更加狭隘,引起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相互矛盾之更加尖锐,引起了国际劳动阶级与殖民地奴隶之反法西斯侵略的高潮,创造了世界史突变的前提条件”是事实的话,那也不是中日战争的结果呀。我十分好奇:193931日之前(帝国主义各国间尚未开战。德国于193991入侵波兰,从此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翦氏是如何能够得出上述结论的?简直令“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的诸葛孔明自惭形秽、自愧不如呀!翦氏根本就不是什么历史学家,而分明就是绝世的未来学家。不过,翦氏也有失算的情况:世界史突变的结果是由帝国主义各国间力量角逐所决定的,而绝不是由“国际劳动阶级与殖民地奴隶之反法西斯侵略的高潮”所左右的。

翦氏就中日战争对中国国内的诸多影响的论述,还是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所有上述这些影响都远不足以产生“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更不可能引起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开始和引起中国文化思想上之战斗的与革命的高潮的出现。

在下对翦氏的小结不敢苟同:总之,这一深刻的历史行动(即中日战争),毁灭了中国旧有的秩序;同时,也创造了蒋中正的绝对领袖地位和构建新的中华民国的一切前提条件。

“苏联的伟大的十月革命与中国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们之所以同为最彻底的历史行动,就因为它们同是执行人类解放——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所以也才会同样地获得广大群众——整个阶级与整个民族——的热情参加与拥护。苏联的历史,已经证实了只有最被压迫的阶级,才能彻底地执行阶级斗争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历史,又在证实只有最被压迫的民族,才能最彻底地执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同时,世界史的原理,又将证实着只有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的民族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上,统一起来,才能完成整个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

由此观之,革命与战争是性质相同的——都是“最彻底的历史行动”。难道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不也是以“执行人类解放——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号召的吗?难道他们自称伟大的征服战争不也是“最彻底的历史行动”吗?甚至我敢肯定:他们的领袖忽悠他们的群众的那一套又一套说辞绝对是天花乱坠、美妙动听,足以令人神魂颠倒、如痴如醉,至少比翦氏的文笔要精彩、动人一万倍!“所以也才会同样地获得广大群众——整个阶级与整个民族——的热情参加与拥护”。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足以令翦氏无法自圆其说。翦氏根本就没有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还徘徊在事物规律的大门之外。

根本就不需要去看什么“苏联的历史”,只要明白了牛顿的经典力学定律之一(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就完全可以做出具有规律性的不受时空限制的准确判断:“只有最被压迫的阶级,才能彻底地执行阶级斗争的历史任务”。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压迫都概莫能外。

科普,很重要!

抱歉,“世界史的原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呀?

我很困惑:在193931日,翦氏是如何能够如神仙般的预见到“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的民族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上,统一起来”的?难不成翦氏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天皇肚子里的蛔虫?

我很好奇:“整个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到底是什么?我更关心:何时能够“完成”?请不要告诉我: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就算完成了。

“这样看来,只有彻底的历史行动,才能唤起群众的力量,只有群众的力量的兴起,才能执行任何一个历史的行动。反之,没有群众的力量,任何历史的行动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群众的力量与行动,是一切过去以及未来的历史行动决定的力量。”

如果不能唤起群众的力量,那又如何能够开展历史的行动呢?恐怕应该是:只有唤起群众的力量,才能开展彻底的历史行动吧?

不错,“没有群众的力量,任何历史的行动也是不能实现的”。但是,由此却不能必然得出“群众的力量与行动,是一切过去以及未来的历史行动决定的力量”的结论。问题就出在了“决定”二字之上。没有糖和醋,就不能做出可口的糖醋排骨。但是,糖和醋,却绝对不是过去以及未来制作糖醋排骨的决定的材料。

常识,远胜高深理论!

“从相反的方面看来,也是一样。在历史上,任何一种反动的行动,首先在其行动的本质上,必然是反群众利益的。因而它必然与群众对立。但历史上存在着的许许多多的反动,为什么又有群众参加而使其得以实现呢?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其描写德国农民战争时,他引证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了在整个中世纪的欧罗巴所进行的反动历史事件,都是隐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下执行的。他指出了十六世纪的德国的贵族与城市中等阶级为了反对压迫他们的封建诸侯,怎样地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怎样地把每一次这样的战争,都很巧妙地隐蔽在宗教的旗帜之下,怎样地以宗教的迷信唤起当时德国农民大众的同情,又怎样地在每一次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时与其敌人妥协转而出卖其同盟者——德国的农民大众。”

何谓“反动”?这是一个科学、严谨的学术术语吗?难道反动的本质就是“反群众利益”吗?倒要请问:从古至今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就更不用说具体的政权形式了)的统治阶级都一定是“反群众利益”的(请不要忘了国家的经典定义: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那么人类至今的发展史就一定是一部反动史了?这就是翦氏的逻辑吗?

热爱群众(其实是以群众的代言人自居)是一回事,尊重科学(其实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另一回事。

反群众利益的行动,为什么又有群众参加而使其得以实现呢?这个问题问的好!因为这是一个真问题。其实任何一个历史行动都必然要有群众的参与,否则的话是无法得以实现的,而不论这样的行动是否有利于群众利益。群众之所以会参加反群众利益的行动而使其得以实现,原因其实很简单:是否参加这样的历史行动群众自己是身不由己、不能自持的,群众永远都只是被驱使、被役使的对象。群众会不会自伤、自残、自杀呢?通常不会,所谓的反群众利益的行动,一般是由这一部分群众去反对另一部分群众,而不是由全体群众去反对自己。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是不得要领的。“反动历史事件,都是隐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下执行的”,这无疑只是一个极其片面的原因。被忽悠(当然是被领袖所忽悠),这注定是群众的宿命。被忽悠,肯定会去为领袖卖命,难道不被忽悠,就可以不去为领袖卖命了吗?怀着高兴的心情,肯定会去为领袖卖命,难道怀着痛苦的心情,就可以不去为领袖卖命了吗?不论是否被忽悠、不论心情好与坏,群众为领袖卖命的命运是不可更改的。

请问:“十六世纪的德国的贵族与城市中等阶级为了反对压迫他们的封建诸侯,怎样地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这样的战争能够算是“反群众利益”的反动行动吗?这恐怕也只能算是“狗咬狗”吧?不知不觉之间,翦氏自己就跑题了。我曾经多次说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绝对不是强势人群与弱势人群之间的斗争,而一定是强势人群之间的斗争,而前者也就只能算是小插曲。

当然,不论在“狗咬狗”还是“狗咬人”的历史行动中,主动或被动跟着干的群众都永远只能扮演炮灰的角色,群众的利益永远都会受到损害。

群众就是为了支持、配合领袖大展宏图、气吞山河而来到这个世界的。群众倒不是心甘情愿不惜牺牲自己,而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被牺牲。

被强迫,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请想一想被强奸者的感受和滋味)。但是,能够被忽悠,这就足以说明群众的基本素质处于怎样不堪的境地(请想一想小品演员范伟先生在“忽悠系列小品”中所扮演的经典角色的形象,智商确实是该充值了)。

群众,你输的冤吗、你死的冤吗?你不该输吗、你不该死吗?请自问且自答。

一个不想成为群众的群众,可能就已经不是群众了,至少也已经向非群众迈进了一大步。

只有追求卓越,才有可能实现卓越。如果心死了,那可就什么都死了。

有卖主的,也有卖友的,至于出卖被当作工具(还美其名曰“同盟者”)使用的群众,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象这样的历史,不仅表现在十六世纪的德国,表现在中世纪的欧罗巴,同样也表现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尤其在中国。在历史之封建社会这一阶段,任何国家的农民,总是经常被地主阶级利用为争夺政权的工具,他们一千次被利用,同时也一千次被出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不知经过了多少地主阶级彼此间争夺政权的战争,无数王朝的更替,事实上,也就是剥削集团的换班。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甲剥削集团让位于乙剥削集团。然而每一个新的王朝的创立,都是农民大众的力量,农民大众为什么把一个戴着皇冠的地主拖下王座,而另外把一个草野的地主送上王座呢把一个旧的剥削者换一个新的吸血鬼呢这就是因为封建意识限制了农民不能认识这些英雄们的本质,即他们同是地主阶级,同是以剥削农民为生的强盗,而以为他们是一个不剥削农民的真命天子。因此,即使他们被出卖了一千次,他们还是希望在一千零一次不被出卖。同时,在另一方面,每当封建地主要利用农民大众的力量,来建立其统治并剥削农民的政权时,他首先就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变成一个人间的神,用宗教的外衣,隐藏他自己,并以此蒙蔽农民的眼睛,用神秘的号召,唤起农民的盲动,他就把这种盲动的力量,引导到他自己的目的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创业的帝王,不是赤帝之子,便是白帝之子;不是以金德王,便是以木德王。这就是为什么反动的历史行动,也一样能获得群众的参加而得以实现出来的缘故。总而言之,欺骗、麻醉与利用群众的愚昧无知,是过去一切反动历史行动之可能实现出来的基础方法。”

请问:“象这样的历史”,到底是哪样的历史呀?翦氏对此含糊其辞,左氏曰:就是群众被领袖役使的历史,更一般的表述就是:弱者被强者役使的历史。其实这就是人类发展史的最基本样态!而不论古代、当代,也不论外国、中国。农民与地主,不过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与领袖或弱者与强者的具体称谓罢了。

请看,“任何国家的农民,总是经常被地主阶级利用为争夺政权的工具”,这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地主阶级根本就不屑于去争夺农民的利益,而是醉心于去夺取政权。所以,地主阶级所从事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反群众利益”的反动的历史行动,而是满足自己利益的正动的历史行动。当然,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然会取利于民,毕竟羊毛必然出在羊身上,但却不是以激烈斗争的方式(苛捐杂税的盘剥毕竟不同于明火执仗的打劫)去实现这一目的。

有没有搞错:“他们一千次被利用,同时也一千次被出卖。”这到底是什么奇葩的规律?问题是:翦氏的这一观点与历史事实相符吗?被利用,肯定毫无争议;但是,每一次被利用都一定会伴随着一次被出卖吗?到底什么是出卖?出卖给谁?出卖什么?如果说群众没有实现自己的利益就是被出卖的话,那么这样的被出卖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群众根本就不可能在被利用的同时获得任何利益。此种意义上的被出卖,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铁的事实不可辩驳:战争与革命没有必然关系,战争并不能改变不断更迭换班的剥削集团的性质,尽管接班的人有可能之前只是群众而不是领袖。剥削集团的更换不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生产能力也必然改变、升级。战争更不可能导致最终决定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

古语:一朝天子一朝臣。从表面看是:每一次改朝换代或帝王更迭都会产生统治集团全面更新的结果。而实质则是:君为臣纲,臣唯君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换臣,臣不得不换。一朝天子对满朝文武,皆可随意更换。

又岂止是“每一个新的王朝的创立,都是农民大众的力量”,每一次深刻、宏大的历史行动都是一定要借助于群众的强大力量才能得以实现的。群众的力量强大吗?您说呢?弱小的力量能够建筑万里长城吗?群众强大吗?您说呢?如果群众是强大的话,那还会受到领袖的利用吗?基本结论:众多的弱小的个体群众在领袖的领导之下可以汇聚形成强大的力量。

“其次,每一个历史上的反动行动单独地或孤立地看来,是反动的;但若把他统一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行程上去看,他或多或少总是具有一些进步性的。因为由于这个反动,他本身就是历史之辩证法的发展。譬如德国的农民战争,在其每一次出卖农民大众的方面看来,是反动的;但在其反封建诸侯的方面看来,又是进步的。同样在中国,每一次王朝更替的战争,在其同样都是争取剥削农民的政权上看来,是反动的;但在其每一次都是封建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上看来,则又是进步的。又比如法西斯侵略主义,在其屠杀无产阶级及殖民地奴隶上看来,它是达到人类历史最反动的顶点;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行程上看来,它又是把这个制度,推到它的历史终结点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因为历史的发展是矛盾的发展,就因为每一反动,都是促进正动的一个杠杆,就因为它在整个历史发展行程上,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进步的意义,所以它才能产生出来。”

同一个历史行动的水火不容的反动性与进步性,是如何被翦氏辩证统一到一起去的呢?那就是视角不同所致:如果“单独地或孤立地看来”,就是反动的;如果“统一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行程上去看”,就是进步的。这是局部与全局、短期与长期的辩证关系。人们困惑了:到底哪一个视角的结论是正确的呢?互不两立的结论总不会是都正确吧?

翦氏所举德国农民战争的例子,表达的是针对不同主体(“农民大众”与“封建诸侯”)、不同方面所产生的评价差异,而根本就不是局部与全局、短期与长期的辩证关系。

我就纳闷儿了:中国“每一次王朝更替的战争”,怎么就“每一次都是封建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呢?如何发展?程度几何?这一高论的事实依据何在呢?更加令我喷饭的是:既然历次战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那历次战争又何来“进步”呢?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关系呀?

翦氏关于“法西斯侵略主义”的表述,可以换言之:一个流氓坏事做绝,当然是反动的;但是,由于不惜气力、一意蛮干,最终被累死了,所以又是进步的。这都是什么奇葩逻辑呀!

令翦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西斯侵略主义的覆灭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终结,没有丝毫关系。

“历史的发展是矛盾的发展”,这酷似一个高深的哲理。美中不足的是:应该事先铺垫一下“矛盾”的内涵。

“每一反动,都是促进正动的一个杠杆”,这很可能是翦氏尊重事实和规律的精辟高见(更加精当的表述则应该是:作用力一定等于反作用力)。但是,这一结论同时也就必然彻底否定了同一历史行动既具有反动性又具有进步性这一荒诞的观点。翦氏治学的严谨性严重不足。

所有的反动“在整个历史发展行程上,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进步的意义,所以它才能产生出来”,这明显是一个不伦不类、不着边际的观点。前文已述,反动与正动是可以清晰界分的,而断然不是合为一体的。此外,作为独立的反动的历史行动完全可以不依赖于、不依附于正动的历史行动而存在、而出现。

“再其次,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反动,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其反动性的;反之,它常常隐蔽在一种革命的姿态上;只有当着它接近于成功或完全成功的时候,才会暴露其反动性。例如在中国史上,当着周武王誓师伐纣的时候,他还隐藏在弔民伐罪的口号之下。只有当他毁灭了殷代的奴隶主的政权,把殷民整族整族地当作田土附庸,而分赐他的臣属建立周代的封建政权以后,才暴露出他的反动性。只有当着秦始皇并吞六国,形成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以后,他才执行焚书坑儒的反动政策。只有在汉高祖入关以后,他才发表与地主阶级妥协的约法三章。只有当李世民奠定了唐朝政权以后,他才开始以租庸调全部的负担,加在他的同盟者——小土地所有者与农民——的身上。在西方的历史上也是一样,当墨索里尼还是《意大利社会主义新闻》的主笔的时候,他还是伪装为一个最热心的工团主义者和劳动运动的指导者的姿态,去建立其在群众中的信仰。只有在他以有名的罗马进军被群众拥上意大利的首相地位以后,他才公开地用黑衫党员来屠杀群众。当希特勒在德国的法西斯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他还是在其四年计划中装出对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及劳动人民关心的态度,只有当他的钢盔队组成以后,他才公开地把劳动阶级当作他的敌人。象这一些的事实,在东方与在西方的历史上,都如出一辙。这些历史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一种反动的历史运动之发展的形式,不管他到后来发展到如何程度,在其开始时,还是装出革命的姿态,使人看不出他是一个反动。假如汪精卫在喊着革命者向左转的口号的时代而死了,谁能知道他怀藏着汉奸的阴谋。因此,我们如果要暴露一种反动运动,或一种反动运动之被暴露,不是一开始就可能的;只有当着这种运动,在其进行中,不依照反动者的目的进行而走向真正彻底革命的时候,而且这种彻底的程度,达到那些反动者不能再容忍下去而又无力倒转其方向的时候,它的反动性才能暴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在苏联被暴露出来,为什么中国有些汉奸,一定要在持久抗战十八个月后,才能暴露出来的原因。”

翦氏也太绝对了吧!“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反动,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其反动性的”,其中的“任何一个”,如此决绝的措辞怎敢轻易出口?难不成所有的历史上的反动,在一开始都是表现为正动性的?

在这一段落,翦氏似乎是要论证历史行动的自身性质是有可能(至少我不认为是——一定)会向反向转化的。请注意:向反向转化与会向反向转化,此二者可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客观事实,而后者则是主观判断。

“常常隐蔽在一种革命的姿态上”。请注意:“常常”与“任何一个”,已经相去甚远了。为什么要“隐蔽”?为什么要伪装成“革命”?谁来判断是不是“革命”?根据什么来判断是不是“革命”?如果不能说清这些问题,那么上述观点将毫无意义。

“只有当着它接近于成功或完全成功的时候,才会暴露其反动性。”这又是什么逻辑?为什么“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是暴露的时机?难不成是图穷匕见的节奏吗?是否隐蔽以及何时暴露,应该完全取决于策略运用和力量对比,绝对没有一定之规。

请问:吊民伐罪,仅仅是口号吗?难道不是事实嘛?这样的事实需要隐蔽、伪装吗?如果说吊民伐罪是进步的,奴役百姓是反动的(其实这也仅仅是主观历史主义的观点),那么周武王的历史行动也是之前进步、之后反动,而根本就不是把反动寓于进步之中、把反动隐藏在进步之中,也根本就不存在根据不同视角判断其进步抑或反动的情况。

秦始皇气吞寰宇、纵横捭阖,唯我独尊、舍我其谁,难道还需要隐藏和伪装吗?根据谁的、什么标准来断定并吞六国是进步,而焚书坑儒就是反动呢?

难道因势利导、见机行事的“妥协”就是反动吗?难道只有猛冲猛杀、勇往直前才能够算是进步吗?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卸磨之后再杀驴,难道这不是合情且合理的选择吗?怎么就能够被戴上反动的帽子呢?更何况,将李世民与小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称为“同盟者”,实在是有驴唇不对马嘴之嫌呀。

倒要请问:“当墨索里尼还是《意大利社会主义新闻》的主笔的时候”,他自己是否知道自己之后的道路和命运?如果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未来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那又何来“还是伪装”呢?说不定那个时候的墨索里尼恰恰就是倾情投入、本色出演呢!俗语:此一时、彼一时;古语:时位之移人。是时空条件改变了,是人心思想改变了,而不要轻易认为是隐蔽、伪装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或国家或民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呀???过河之后,确实不应该去肆意歪曲、夸大解读过河方法和过程。什么是隐蔽、伪装?明知可以轻松跨桥过河,却偏偏要费力泅水过河,这就是典型的良苦用心、居心叵测。

如果一个人通过伪装甚至违心的表现,都能够在群众中建立威信、树立信仰的话,那么这得是多么强大的领袖人物呀!

群众不过就是领袖的工具罢了,任何群众都是任何领袖的任何工具!这就是群众与领袖的基本关系。明白了这一点,再去看领袖对待群众所持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态度,自然就心态端正了,也就无所谓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得出什么忽而进步、忽而反动这样自相矛盾的结论了。

至于希特勒到底是否真的“公开地把劳动阶级当作他的‘敌人’”,无需争论,历史事实是最好的答案。常识令我不得不怀疑:“当他的钢盔队组成以后”,希特勒就可以坦然、安心的卸磨杀驴了吗?希特勒为了实现之后的一系列宏图大志,难道就都不再需要愚昧、无知、迷信、盲从的群众——德国的“劳动阶级”作工具、作炮灰、作牺牲了吗?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历史上,都如出一辙的事实究竟、到底是什么?难道是领袖善变吗?难道是领袖善于隐蔽、伪装自己吗?难道这就是翦氏的结论吗?左氏曰: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领袖役使群众的历史,而不论领袖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甚至也不论役使的目的是有利于群众的,还是不利于群众的。群众只是领袖实现目的的工具,说的并非夸张:在领袖面前,群众甚至都不是主体、没有灵魂。

不好意思,翦氏所列举的上述历史事实没有一个能够印证更不可能充分说明其关于反动在开始时会伪装成革命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把历史行动简单、机械的进行反动与革命的二元对立分类,这种思路本身就是极其愚蠢和荒谬的!!!

请不要给群众的脸上或眼上贴金,姑妄的认为群众是能够清晰辨别反动与革命的,进而就顺理成章的得出群众只会跟着革命走而绝对不会帮着反动干的弱智结论。请不要用领袖的伪装去为群众的愚蠢开脱——不是群众真无能,而是领袖太狡猾。翦氏的上述逻辑太过脆弱了,实在是不堪一击。

实在是幽默的相当可以!倒要请教:假如日本不侵略中国,又有谁能知道汪精卫怀藏着汉奸的阴谋?恐怕汪某人自己也不知道吧!难道这也是隐蔽、伪装的结果吗?

谁是暴露反动运动的主体?是群众,还是领袖?反动运动是主动暴露,还是被动暴露?当然,反动运动的主体一定是没有争议的,一定是领袖,而不可能是群众;反动运动一定是主动的,而不可能是被动的。

暴露的时机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反动运动伪装成进步运动与开始是进步运动后来转化为反动运动,此二者可是截然不同的。有的人的皮肤生来是黑的,通过涂抹什么东西,可以使人看上去比较白;有的人的皮肤生来是白的,经过风吹日晒、辛苦劳作,是可以逐渐变黑的。伪装,是可以被揭穿的。揭穿的时机是由揭穿者与被揭穿者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转化,则根本就不存在揭穿的问题,也就无所谓揭穿的时机。

俗语: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不可能的是:群众不依照领袖的目的去行进。可能的是:领袖可以区分为革命的与反动的。当然,有的领袖时而是革命的,时而是反动的,时而是集革命与反动于一身的。

即使是那些真的善于伪装自己的反动领袖的本性也绝不是在群众不听话、不听指挥甚至是反对自己而使局面失控的时候才会暴露,因为一个不能领导、驾驭群众的领袖就已经没有资格被称为领袖了,暴露反动的本性并不能使局面因此而得到控制。所谓的暴露,通常表现为言行不一、自我矛盾。暴露通常是在无法伪装或无需伪装之时发生的。

不给翦氏面子的事实是:中国另有一些汉奸,一定是在抗战十八个月之前,早就暴露出来了。此外,汉奸与领袖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关联关系。

“我们已经说过,在过去,群众被出卖一千次,还可以被出卖一千零一次;然而这样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也已经说过:群众的命运注定就是被领袖役使,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样的时代,是永远也不会过去的。被出卖,那只不过就是被役使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罢了。出卖,就意味着领袖将群众或群众的利益作为交易筹码。至于次数,那还会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吗?

被出卖给谁了?毫无疑问,一定是另一个或另一些其他的领袖,而肯定不会是另一拨儿群众。

有的群众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将被出卖,但是,难道所有的群众都不知道自己的前人或伙伴儿(当然也是群众)曾经“被出卖一千次”(虚指,而非实指)了吗?正在领导群众的领袖可能也善于伪装,但是,在历史上无数善于伪装的领袖早就都已经原形毕露过了。傻子过年,还知道看邻居呢。难道群众之中就没有一个人回头去看一看历史吗?恐怕群众还不至于无知、愚蠢到这样的程度吧?真正要命的问题是:群众明知会被出卖,又能怎样?难道因为知道就可以逃避被出卖的命运了吗?对于那些在事业上顺风顺水的领袖而言,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去出卖群众。不被出卖的群众并不能在根本上改变自己被役使的命运。

“由于科学的进步,宗教的观念逐渐在人类头脑中被扫除,因而使得一切反动者失去一个最大的欺骗工具,并且也失掉了一个最终的隐蔽所。其次由于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并且形成了这样的意识形态,他们认识了他们的阶级敌人与民族敌人,因而使一切反动者无法隐蔽其反阶级性与反民族的阴谋。此外,现在的群众,由于几千年来的历史教训,由于其在现实斗争中所亲身尝试的痛苦、压迫,与被欺骗、被出卖、被屠杀的血的教训,使他们能够以他们自己的经验,正确地认识一个历史行动、一个领导者的性质与倾向,并且由于在不断的失败与不断的斗争中,提高了自己对于政治的认识与警觉性,对于敌人的戒备性,对于一个历史行动之严厉的监视性。他们不但能够随时发现这种历史行动中的反动性,并且还能以他们的力量纠正并消灭这种反动性。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革命没有被托洛茨基派所消灭,中国的抗战,没有被汪精卫等所阻止的原因,也就是法西斯匪徒成为人类公敌的原因。”

请不要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说的那么的简单。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未必相信科学,反之亦然:相信科学的人也未必就没有宗教信仰。科学精神走进一个人的心灵,也许不难;难的是:能够进入并留存于一般公众的头脑。同理,海量信教人士放弃、抛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谈何容易?岂是百年甚至千年可以毕其功的?

宗教,是欺骗工具吗?可以是,但不必然是。太平天国运动所鼓吹的“拜上帝会”,似乎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欺骗工具。被神圣化了的某种“主义”,其实已经与宗教如出一辙、相去不远了,也完全可以成为欺骗工具。如果领袖本人也虔诚的信奉某种宗教的话,那又何骗之有呢?

好一个“逐渐”,“宗教的观念逐渐在人类头脑中被扫除”,这一定是将来时,而肯定不是现在时,更不可能是完成时。前些年盛行一时的“法轮功”,真可谓是一呼万应。所以,“失去”一词,未免也太操之过急了吧?

把宗教拿来当作欺骗工具使用的领袖与真心的信奉某种宗教的领袖,此二者远不可同日而语。到底何者为反动者?难不成都是反动者吗?

难道脱离了宗教,领袖们就无法继续施展欺骗的手段了吗?就无处隐蔽、藏身了吗?宗教,可以成为欺骗工具,但却绝对不是唯一的欺骗工具。忽悠当代的老百姓,就是不运用宗教,同样也可以达到目的。

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根本就无所谓“觉醒”。哪一个穷人不知道自己与富人不是同一个阶级的呀;哪一个汉族人不知道自己与满族人不是同一个民族的呀。所谓的“觉醒”,其实针对的是阶级斗争的意识与民族对抗的意识。

翦氏的逻辑实在诡异!阶级斗争意识与民族对抗意识“觉醒”的主体似乎应该是指群众,而似乎并非是指领袖。而导致群众“觉醒”(即“扇阴风、点鬼火”)的主体似乎恰恰就应该是领袖。既然引导群众“认识了他们的阶级敌人与民族敌人”的正是领袖,那么领袖“无法隐蔽其反阶级性与反民族的阴谋”,这又是从何说起呢?更可笑的是:领袖为什么要反阶级与反民族呢?领袖反的到底是什么阶级、什么民族呢?

翦氏实在是大大的高估了“现在的群众”。“几千年来的历史教训”——“血的教训”,就静静的摆在那里,群众当然可以看到,而且也一定实际看到了。不仅如此,群众也一定在不同程度上有着“自己的经验”,数量不等的亲身经验、实战经验。但是,有了这些,群众就能够“正确地认识一个历史行动、一个领导者的性质与倾向”了吗?更重要的是:就可以不再裹胁、参与到之后的历史行动之中了吗?举一个可能有相似之处的例子:炒股。中国股民是什么样子,还需要我再废话吗?擦干眼泪、前仆后继,屡败屡战、痴心不改。快三十年了,前有教训、后有经验,中国股民有真正的起色吗?成熟了吗?理智了吗?自有公论。

群众确确实实是在“不断的失败与不断的斗争”,但是,也的的确确没有提高自己“对于政治的认识与警觉性,对于敌人的戒备性,对于一个历史行动之严厉的监视性”。其实,真正能够做到上述这些的往往是领导群众开展运动的领袖。领袖,有大有小、有高有低,但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其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核心和灵魂,而不论运动的方向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

好家伙!“不但能够随时发现这种历史行动中的反动性,并且还能以他们的力量纠正并消灭这种反动性”,这到底是谁呀?会是群众吗?可能是群众吗?如果真是有人发现了领袖的反动性的话,那也一定是新的另外的领袖,与原先的领袖志不同、道不合的领袖。如果还能够消灭这种反动性,那就一定是新领袖对旧领袖取而代之或战而胜之的结果。

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不可辩驳的事实可以证明: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华民族的领袖和统帅——蒋中正委员长的英明领导之下,才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而所谓的反动的领袖汪精卫,因为没有伪装,所以也就无需揭穿,是因为实力不济,才最终与其主子一同覆灭了。

“法西斯匪徒”,这到底是指谁呀?是指法西斯领袖,还是指在法西斯领袖的领导之下的群众呢?恐怕是二者兼而有之吧?请注意:群众完全可以成为——匪徒!!!甚至还是自告奋勇、满腔热情的成为匪徒!关于这一点,正气凛然的群众代言人翦氏恐怕一定会讳莫如深、闭口不谈的吧?

应该实际调查一下,时至今日,痛恨希特勒的德国群众到底有多少?怨恨昭和天皇的日本群众到底有多少?在“二战”之后,德国的领袖倒是忏悔了、谢罪了,可是,日本的领袖呢?其他国家的领袖和群众都在观望着。

自我和谐的领袖与群众,并不一定对外也是和谐的。领袖有可能是反动的,受其领导的群众完全有可能也是反动的,甚至是死心塌地、死不悔改。请千万不要在翦氏的诱导之下得出错误的结论:群众绝对不会象领袖一样去耍流氓,群众永远是正义的化身。

捆绑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纽带是利益,而不是是非。

“任何宗教与迷信在今天失掉了欺骗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尽管希特勒向奥国的人民说,上帝要德奧合并,但是奧国的人民深深知道,并吞奥国的是德国的法西斯而不是上帝。尽管墨索里尼如何向教皇诚虔致敬,而意大利的人民深深知道他是要利用基督教与意大利的僧侣贵族、僧侣地主联盟,巩固其剥削劳动阶级的政权。尽管日本法西斯军阀如何向他们的劳动人民说,千针布、符咒可以保障你们不变成炮灰,而日本的人民深深知道这不过是把他们骗上屠场。因此,近代的反动者,他们便转换了欺骗群众的方式。他们知道,今天的群众,他们并不关心上帝,而关心的是面包牛乳,以及一切他们依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因而所有的法西斯反动匪首都提出足以抓住群众心灵的经济的口号。但是当着这种虚伪的诺言,成为永远不能兑现的时候,也和宗教一样,失去其效用。并且今天的群众,由于他们的经验,能彻底的辨别这种口号的现实性与欺骗性,所以无论托洛茨基派的口号如何‘左’倾,如何同情苏联的劳动阶级,而苏联的劳动阶级却能正确地认识他们的口号只是一种欺骗的空言,只是他们反动的隐蔽。无论中国汉奸的口号如何同情中国人民的痛苦,如何为了国家而自己愿意唾骂千秋,但是中国的人民,却能彻底地认识他们的口号只是出卖民族的幌子。”

宗教与迷信(由此观之,宗教并不等于迷信)到底会在哪一天失掉欺骗作用(自己欺骗自己,也算是欺骗),这到目前为止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不要说在1939年的“今天”绝对不可能是事实,恐怕就是在2939年的“明天”也很难成为现实。宗教的历史又何止是上千年呢?至于迷信嘛,恐怕会伴随人类始终。

奥国的人民当然应该彬彬有礼、一脸茫然的反问希特勒:既然是“上帝要德奧合并”,那么合并的结果为什么不是由奥国“并吞”德国呢?

皇帝老儿自然会敬天、敬地、敬祖宗,而且还一定会使用五花八门的手段上演各种愚民秀。历经沧桑、身心俱伤的穷苦百姓绝不可能因此就迷离了双眼,从而看不出其“吃人”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就不必特意拿墨索里尼来说事儿了,因为从古至今的任何一个领袖都无一例外。

日本的人民是因为被欺骗而“上屠场”的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需要让日本的领袖来回答,日本的群众(绝大多数人而非极少数人)自己承认自己是被日本的天皇欺骗了吗?他们自认为是去屠宰别人,还是被别人屠宰呢?刀枪不入的“千针布、符咒”,确实是不可信,可问题是:日本的战士根本就不怕死。战死怎么就会“变成炮灰”了呢,这分明是为国捐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似乎应改为:重于富士山)呀。

好一个“近代”,翦氏撰写该文之时(即1939年)的“近代”到底是指何代呀?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军阀,他们到底是哪一代呀?

不要说在当时,就是时至今日,世界上关心“上帝”的群众又何止以亿计。当然,关心“牛乳”、“面包”等“生存条件”的群众肯定比关心“上帝”的群众会更多。

拜托,难道除了所有的法西斯反动匪首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的领袖不都会提出足以抓住群众心灵的经济的口号吗?在这一点上,所有的领袖有本质区别吗?世界各国的群众这下子可犯难了:领导我们的领袖到底是不是法西斯反动匪首呢?

领袖,如果不说虚伪的诺言、如果不是一个骗子的话,那还好意思担当领袖、被称为领袖吗???难道除了所有的法西斯反动匪首之外,其他国家的领袖所提出的口号就都兑现了吗?此处各国群众可以苦笑,甚至是哄笑。

宗教,其实很智慧。人家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高明的教徒根本就不会愚蠢的承诺兑现的具体时间,所以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再偶有兑现,那可就进一步坐实了其神奇的效用。

如果今天美国的群众,由于他们的经验,真的能彻底的辨别各种口号的现实性与欺骗性的话,那么也就不会一次又一次的上演总统竞选的闹剧了。往好听了说是:记吃,不记打;往难听了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苏联的劳动阶级到底是如何识破托洛茨基派虚假的“左”倾口号和同情的呢?他们是火眼金睛吗?他们是高瞻远瞩吗?恐怕是与托洛茨基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另一方的领袖要同室操戈、痛下杀手而制造的借口吧?

到底是哪一方对、哪一方错,群众有发言权、判断权吗?群众不过就是看客和帮手罢了!请不要把不同的领袖之间残酷的、血腥的世俗斗争(不过就是争权夺利那点儿破事儿)转化为以群众为正义化身的正邪较量。

群众,绝对不是正义的代名词!尽管,领袖,经常是邪恶的同义语。

特定的中国汉奸(也不知道所谓的汉奸有没有隐蔽的、伪装的)同情中国人民的痛苦的口号,到底是不是自欺欺人,自有公正的历史(注意:一定不是现在)来做出结论。“为了国家而自己愿意唾骂千秋”,仅此一点就足见这样的汉奸自己绝对知道汉奸之名是不耻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绝不隐晦的,绝对没有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抹粉,足以证明他们是光明磊落的。

恐怕那些不承认自己是汉奸但却干了汉奸之事的人,才是真正的汉奸。敢于自认汉奸之人,确实是奇绝之士。

中国的人民也许能够识破真汉奸的谎言,只是不知是否也能够看透假汉奸的苦衷呢?什么是汉奸?拜托,请千万不要荒唐的认为:只要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人就是汉奸。为了私利而出卖民族,真汉奸无疑;为了民族而出卖自己,则是标准的假汉奸。

“自然,群众的进步,也随着提高了反动者的技术。但反动者的技术无论如何高明,而终必被群众暴露出来。这在苏联的历史证明了,在中国的历史又在证明着。”

也不知道到底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解似乎应该是:魔与道相互作用、砥砺共进。请注意:群众与领袖之间可不是识破欺骗与企图欺骗的关系。领袖确实是必然会欺骗群众的,但是,群众却不会、不能、不敢、不愿去识破欺骗。欺骗与被欺骗,这就是领袖与群众的基础性关系,而不论领袖是否反动。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且正在并即将得到证明。

“在苏联二月革命以至十月革命后,一群群的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和保皇党的走狗,他们以最大的努力,颠倒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些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敌人,为了绞杀革命曾经行使了各种方法,如内战、干涉怠工、破坏、恐怖等,苏联的十月革命暴露了并粉碎了这些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反动,粉碎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停止其反动,他们改变了活动的形式,由公开的反动,变为隐藏于党内的反动。他们惯于利用在党内的地位,开始伪装自己。如托洛茨基就变成反革命的代表,与法西斯国家中的秘密警察保留秘密关系,以保护工农利益之虚伪的口号及其各种姿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然而苏联革命的彻底性,反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及对无产阶级的憎恨。”

我晕:“二月革命”的时候,有“苏联”这个名称吗?

颠倒历史发展的过程,确实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但是,跳跃或超越历史发展的过程,难道就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了吗?过犹不及、欲速不达,这其中的道理还需要详尽论述吗?走的慢了,可能不好;但是,跑得太快,也会出事,甚至是会死人的。超越时空条件,人为创制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生产关系,必然产生深重灾难,是人类最惨痛的教训之一。

“一群群的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和保皇党的走狗,他们以最大的努力”,干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不过就是试图阻止某些暴徒的胡来。这明显是两种敌对势力各自为了自我利益而进行的殊死搏斗,怎么能够证明前者就是“颠倒历史发展的过程”呢?恰恰相反,“苏联”在形成七十年之后的解体和变质,则正好证明了当年那些暴徒确实是在胡闹,确实是上演了一出超越历史发展过程的闹剧,确实给俄国和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假如没有“十月革命”,今日的俄国会是什么样子?这也许只是一个荒诞的问题。历史是不能假如的!中国的黄河在历史上曾经无数次的改道,但永远不变的结果一定是:东归大海。俄国也许并没有在画了一个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今日的俄国显然已经不同于“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俄国肯定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更成熟了、更进步了,但是,用无法计算的海量代价所换来的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可以飞到远方,但脚还要踏在实地。让所谓的无产阶级在专政了几十年之后,还不是要老老实实的把政权交还到资产阶级的手中。在走了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之后,还不是要规规矩矩的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坦途,曲折、兜圈、绕远、崎岖、甚至是折返,所有这些都是常态。但是,所有这些也都无法摧毁人类的一颗向阳之心,遏制不了人类不懈、不屈奔向光明的努力。

在所有落后国家里发生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本质不过都是封建阶级的专制,只不过就是他们都换上了一件新马甲——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请大家用脚后跟儿去想一想:在落后国家,除了封建专制之外,可能产生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一级的生产关系吗?没有经历充分发展、没有达到充分发达的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怎么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呢?拜翦氏所赐,但愿我这个群众分子也能修炼出一双慧眼: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就是新一轮的更加善于伪装和欺骗的权贵专政。

请不要忘记伟大的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的教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应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我绝对没有抄错:“这些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原文的确如此。如果我的智商还算及格的话,我的判断就应该是合理的:“劳动阶级”实乃“反动阶级”之误。别的都先不说:“这些”二字,结合前文来看,就根本无从说起。这当然不能算是翦氏之过,而一定是打字之过。

在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中,任何一方怎么可能菩萨心肠、心慈手软呢?斗争的过程和结果怎么可能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呢?难道所谓的革命者在对付所谓的反革命者的时候,不也是同样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吗?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特别突出表达所谓的反革命一方的残暴和血腥吗?“绞杀革命”,难道所谓的反革命不也是被绞杀的吗?白色(即所谓的反革命)是恐怖,红色(即所谓的革命)也是恐怖,都是流血的恐怖。

该文所谓的革命,就注定要屠杀、会宰割——把命革去。而不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

其实,斗争的双方都自称是革命者,都互称对方是反革命者。当然,只有斗争的赢家才是正牌儿的革命者。

请看:“粉碎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他们都不是群众。其实,群众都只是看客——瞧热闹的,而不论在舞台上上演的到底是革命相声,还是反革命小品。此外,跟风起哄、盲从迷信,绝对是群众的看家本领、拿手好戏!

我晕:“变为隐藏于党内的反动”,什么“党”呀?是革命党吗?难道反革命者已经打入革命者的阵营里开展潜伏、卧底活动了吗?党内的反革命者与党外的反革命者是同伙、同盟吗?甚至根本就是同一拨儿人吗?

难道“资产阶级与地主”在党内都已经混到了相当的地位了吗?革命党队伍的纯洁性也太成问题了吧?革命党干部的忠诚度也太成问题了吧?革命党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大杂烩。

托洛茨基到底是“变成反革命的代表”,还是混入到革命党内惯于伪装自己的原本就是反革命的代表?翦氏的思维与表达均枪法散乱。

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地位,就决定了其与“法西斯国家中的秘密警察”不可能是对等身份。他们之间“保留秘密关系”,这一表述合情合理吗?

难道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党员都不是、不都是“以保护工农利益”为口号的吗?难道群众有理由、有能力去甄别那些口号何者虚伪、何者真实吗?马后放炮,又有什么意义呢?

革命,是只要越彻底,就越好吗?是只有赶尽杀绝,才是最佳结果吗?恐怕这一问题值得深思吧?

“在中国从抗战以后到现在,先后出现了无数的汉奸卖国贼、民族叛徒,或以傀儡政权而出现,或以政治汉奸而出现。如在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之下,出现了郑孝胥、赵伯欣等,在冀东自治政府的傀儡组织之下,出现了殷汝耕等,在北平的伪组织中出现了王克敏、高凌蔚等,此外,在南京,在其他沦陷区域,都先后出现了一群群的大大小小的汉奸、民族叛徒。最近,由于中国抗战的坚决与持续,又使得一部分隐藏在民族统一战线内的汉奸如汪精卫、陈公博、陶希圣等被暴露出来了。”

愚以为: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凡是能够撤离、逃跑的,都一定是“高上”人士。道理很简单:撤离、逃跑是需要经费的。无数的平头百姓就只剩下滞留原地、任人宰割一种选择了。单纯的求生,并不可耻。被迫的为奴,也不可耻。让鸡蛋向石头进行反抗吗?请不要对弱者科以不适当的义务。弱者向强者屈服,不算可耻!在任何时候,超出合理限度的损人利己都是可耻的,而绝不限于国难当头之时。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可耻的,而不论是强者还是弱者。群众是没有资格成为汉奸的,更是没有机会去背叛民族、出卖国家的。那是专属于领袖的“美差”。

傀儡政权与政治汉奸,似乎不应该是并列关系吧?在傀儡政权中供职的高官难道不都是政治汉奸吗(说不定还真的会有“身在日营心在汉”的伪汉奸)?与政治汉奸可以相提并论的似乎应该是:经济汉奸或文化汉奸等等吧?

有没有搞错:汪精卫、陈公博、陶希圣等人分明是堂堂正正、名正言顺的汉奸,怎么能够说人家是隐藏在民族统一战线内而被暴露出来的呢?

“这些汉奸、民族叛徒,在形式上不管他们以傀儡政权出现也好,以政治汉奸出现也好;在个人历史上,不管他从前曾经参加革命的也好,根本就是反动的也好,然而中国的人民大众,都能彻底认识他们同为出卖民族的汉奸。”

人家早都已经通过“实名认证”了,早都已经公开身份了,早都已经开展工作了,如果中国的人民大众再不能彻底认识他们的汉奸面目的话,那可就是拐着玩儿骂中国的人民大众太弱智了。

曾经革命,可不一定永远革命,完全有可能会转变为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

当然,革命的定义,也是随风摇摆、飘忽不定的。革命,永远是自封为革命者的口中之物。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是以反革命者而自居的。

“我们记得,在抗战以前,这些汉奸,便隐藏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号之下,继续不抵抗主义。在抗战将要爆发的时候,他们又隐藏在唯武器论准备论的理论之下拒绝革命战争。然而,一切都失败了,民族革命战争终于在人民大众高度的愤怒之下爆发了。”

真是怪哉,“在抗战以前”,那又何来什么汉奸呢?汉奸的帽子最好不要随时、随地、随意送予他人。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奉行“不抵抗主义”?抵抗,会死;不抵抗,则会生。求生,这可不能算是汉奸的思维逻辑。同样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拒绝革命战争”?战争,会玉碎;不战争,则会瓦全。图存,这可不能算是汉奸的价值取向。

“在群众革命的压力粉碎了这些汉奸的公开反动之后,他们不敢公开地反对抗战,于是相率隐藏在党政机构内,并利用其在党政机构中的地位,集合一些民族败类、流氓、敌探,以及托洛茨基派的匪徒,用各种各样无耻的方法,破坏抗战。他们利用所有属于他们的出版物,到处散布悲观、失望、妥协、动摇的谰言,并且形成其一贯的反动理论的体系,企图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民族意识。他们对外,则与日本法西斯军部以及柏林、罗马的法西斯参谋本部及侦探机关,取得秘密的联络,在均势论的理论之下,反对与国际和平阵线的联络,并否认国际间有和平阵线的存在。着重打击苏联的和平政策,打击法国人民阵线的政府,打击西班牙的革命军,打击奥国的祖国阵线,打击捷克斯拉夫的反纳粹的人民,打击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一切国际势力;相反地,他们坚决地主张德、意路线,热烈地拥护一切国际的妥协政策,英国的张伯伦的现实外交,美国的孤立政策,以及一切有利于法西斯侵略主义的理论与行动。”

群众确实是参与了所谓的革命,但是,还远远不能因此就称之为“群众革命”,因为群众在任何历史行动中永远扮演的都是无关大局的配角。

此处所谓的革命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汉奸及其反动活动。在没有粉碎日寇入侵之前,又何谈什么粉碎汉奸行动呢?汉奸与日寇可是相互依存的呀。

我晕:“相率隐藏在党政机构内”的怎么可能会是“他们”——公开的汉奸呢?应该是另外一拨儿汉奸吧?“他们”“利用其在党政机构中的地位”,难不成“他们”又杀了一个回马枪,重返我党国的机构担任要职不成?此处的“党政机构”肯定不是指伪政权的党政机构,因为汉奸根本就无需“隐藏”在伪政权的党政机构中,伪政权的党政机构本身就是汉奸机构。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请不要胡乱使用代词,自相矛盾。

“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指谁们)纠集人员、利用方法破坏抗战,党国领袖是否知道呀?如果是知道,那就是领袖纵容邪恶;如果是不知道,那就是领袖有眼无珠。看来,无论如何,领袖的黑锅是背定了。

“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天马行空的行动居然是利用我党国的机构而为之,这难道不会令那些利用公开的伪政权机构的公开的汉奸们羞愧汗颜、无地自容吗?为了强调,可以适度夸张,但却不应该过度夸张。

什么是“反动理论的体系”?理论体系是否可以以进步或反动作为划分标准?进步或反动,到底是实践,还是理论?

与“民族意识”相对称的是什么?是世界意识吗?还是反民族意识?

好家伙,“他们”可真是神通广大、广交朋友呀,不仅联络侵略中国的日本的法西斯,而且连远隔重洋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也不放过。

对于“国际和平阵线”,“他们”既否认存在,又反对联络,那又如何体现“均势论”呢?

我的天呐,“他们”可真是不辞辛劳、能者多劳呀!居然能够穿越时空去“打击”苏联、法国、西班牙、奥国、捷克斯拉夫、甚至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一切国际势力”,这哪里是什么中国的隐藏在党政机构内的汉奸呀,这分明就是比德、意、日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世界顶尖法西斯。

作为汉奸,还是隐藏在党政机构内的,“他们”有什么资格去主张“德、意路线”呢?这与他们的身份相匹配吗?难道所谓的“德、意路线”就是汉奸路线吗?

妥协,可不是一个贬义词。问题是:中国的汉奸拥护“妥协政策”,而日本侵略者是否也愿意接受“妥协政策”呢?妥协,必然是双方而非单方意愿可以实现的。平等主体之间可以妥协,强者与弱者之间会有妥协吗?

英国的“现实外交”与美国的“孤立政策”,这些与中国的汉奸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对内,则制造再战必亡国的理论,拼命宣传失败主义妥协主义投降主义。为了达到这一反动的目的,他们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企图分裂并破坏国内的统一,并且一致地反对任何足以加强抗战力量的动员工作,反对任何足以宣传鼓动民众的救亡运动,反对抗战教育,甚至反对锄奸运动。然而所有这些汉奸理论与行动,即刻就被人民大众所认识,于是这些自命为上等人下流便不能不背叛祖国,归依于日本法西斯匪徒的脚下,公开地反对抗战,主张投降。然而这一群出卖人民、出卖祖国、出卖民族的汉奸、法西斯的号筒的最后的反动,又在人民大众的革命压力之下被粉碎了。中国的人民——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巩固与发展他们伟大的历史斗争中,已经有了充分的力量与决心,扫除他们前进大道上所有的垃圾。”

如果“再战必亡国”的理论成立的话,那么投降看来是不会亡国的喽。这都是什么逻辑呀。

“妥协主义”与“投降主义”的主体是清晰的,而“失败主义”的主体又是谁呢?

“他们”的“这一”“反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失败”、还是“妥协”、抑或“投降”?

“分裂并破坏国内的统一”,标准的病句。“破坏”与“统一”搭配协调,“分裂”怎么能够与“统一”前后搭配呢?

“他们”自己就是隐藏的汉奸,如果敢于公开“反对锄奸运动”的话,就不怕自我暴露吗?

既然“所有这些汉奸理论与行动,即刻就被人民大众所认识”,那么“他们”到底是公开的呢,还是隐藏的呢?本段的表述是:“于是这些自命为‘上等人’的‘下流’便不能不背叛祖国,归依于日本法西斯匪徒的脚下,公开地反对抗战,主张投降。”而上一段的表述则是:“在群众革命的压力粉碎了这些汉奸的公开反动之后,他们不敢公开地反对抗战,于是相率隐藏在党政机构内,并利用其在党政机构中的地位,集合一些民族败类、流氓、敌探,以及托洛茨基派的匪徒,用各种各样无耻的方法,破坏抗战。”而翦氏并没有区分本段与上一段中的“他们”。这不是公然的自相矛盾吗?

“粉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1939年就“粉碎”“了”(这明显是过去完成时的节奏)汉奸的“最后的反动”,这到底是从何说起呀?

真是豪迈慷慨!!!“中国的人民——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巩固与发展他们伟大的历史斗争中,已经有了充分的力量与决心,扫除他们前进大道上所有的垃圾。”我真的很想当面请教一下翦氏,能否把您的这一高论中的“中国”二字,替换为“日本”二字?也包括替换为德国或意大利等任何其他国家?此外,1、“人民”,到底是何许人也?领袖乎?群众乎?请不要在如此关键之处含糊其辞;2、“伟大的历史斗争”,这又是指什么?“伟大”的标准是什么?3、拥有“充分的力量与决心”,“充分”的标准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4、何谓“垃圾”?如何判断?

到底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愚以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主体,肯定不是“人民”——群众!在此,有必要回忆一下左氏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合力法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一个力,其意愿是力的方向,其能力是力的大小,所有的社会成员共同构成社会有机体,社会的发展运行是由所有社会成员所表现的力在合并之后的方向和大小所决定的。单个的群众,也是一个力,但只是一个极小的力。重要的是:这个力的方向其实是模糊的,或者说是摇摆不定的。海量的群众汇聚在一起,其合力确实不小,但是,方向却依旧是模糊的,或者说是摇摆不定的。一个领袖,也是一个力,但却是一个极大的力。重要的是:这个力的方向是清晰的、明确的。决定力的大小的因素,次要的是体力,重要的是智力和品德。

结论很清晰:历史主要是由体力、智力和品德优异、杰出和卓越之人创造的。同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的平平常常、庸庸碌碌之人,是历史的次要创造者。领袖与群众,都是历史的真实创造者,只是作用不同罢了。

请再也不要用“人民——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样荒唐、荒谬、荒诞的语言去忽悠群众了,因为群众是根本就经不住忽悠的,他们绝对会对此言信以为真,进而飘飘欲仙,进而对说这样话的人崇拜至极。群众,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光着屁股上街的“皇帝”:谁说我好,谁就是好人;谁说我坏,谁就是坏人。

能够不被忽悠,就已经不是群众了。

能够将好坏、利益置之度外之人,就已经出凡入圣了!

“苏联和中国的现实历史,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一个历史的原理,即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伟大。它破坏一切,建设一切,它能扫荡一切反动的泡沫,它能保证每一历史行动走向进步。因而他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列宁说:当马克思说到世界史是谁创造的这个问题时,他把劳动阶级的英勇无私的热情与创造,创造了世界史这件事的估价,高于一切。

群众是伟大的,在失去参照系的情况之下,这一结论实在是苍白无力的。恭维群众,似乎应该是领袖的天职!否则的话,群众就只能是被迫而不是自愿的为领袖卖命了。所以,“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伟大”,这绝对不是什么“历史的原理”,而不过就是领袖(或其代言人)的花招罢了。令人不无感慨的是:这样的花言巧语居然就好使,居然就能够奏效。

相对于群众而言,历史当然主要是由领袖去创造的,成败利钝,也主要都是由领袖来承担的;缺少了群众的帮助,领袖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上述表述,这才是“历史的原理”。

在学术的背景之下、范围之内,“怀疑一切”,这绝对是至理名言。但是,为什么要“破坏一切,建设一切”呢?这又是什么原理呢?难道所谓的革命的、进步的,也要被破坏、被扫荡吗?“它”,到底是指什么呀?是群众吗?我很困惑:到底谁“能保证每一历史行动走向进步”?至少上帝绝不敢打这个保票。既然“能扫荡一切”和“能保证每一”,那么人类无数的罪孽又是从何而来呢?

忽而是“它”,忽而又是“他”,这明显是闪展腾挪、声东击西的节奏呀。

同时搬出列宁和马克思,这明显是想上双保险的节奏呀。劳动阶级确实有可能是英勇和热情的,但是,是否能够无私和创造,恐怕就颇值得怀疑了吧?

常识:有比较,才有鉴别。将在下的观点与列宁和马克思的高论对比一下,公道自在人心。请注意:这里的“人”,似乎不应该包括那些已经被长期、深刻忽悠的群众。

“马列”的伟大,是建立在貌似满足海量群众实现自我利益的基础之上的。那纯粹就是——被制造的伟大。伟大,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恭维的产物。

“历史是被群众、被革命的劳动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所创造,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见解。”

敢问:群众与革命的劳动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此三者之间到底是何关系?至少愚以为:此三者不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均相去甚远,远远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至少这一表述本身,肯定是极不科学的。

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感兴趣者,可参阅拙作《从他人的空想到自证的科学——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群众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推动历史的伟大力量,主要的,固然是被决定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关系,但对正这一历史发展之客观的倾向使群众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行动,阶级行动或民族行动,这便是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或革命的领导人物。只有通过这种领导的政党或领导人物,才能使群众的行动规律化,组织化,集中化,引导他们依照正确的路线,走上历史的阵地。同时,一个历史行动的领导政党或领导人物,他之所以变为有力量,也就是因为他代表着群众的要求,获得了群众的爱戴,象征着群众力量的总体。所以恩格斯着重地指出,所谓一种历史的动力,决不是什么单独的个人即使这个个人,是一个杰出的个人而是广大的群众。斯大林也指出:在以往,人们都以为领导者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而不承认大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现在,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现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不仅是决定于领导者,而首先是决定于群众,决定于百万百万的劳动阶级。工人与农民,他们不慌不忙地建筑面厂、工厂、矿山、铁路、集体农场,他们生产所有的生命的要素,给予全世界人类以衣食——他们才是新生命的真正英雄与创造者。

不可否认:群众确实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但却不是主要,更无所谓“伟大”)力量。

“被决定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关系”,这句话置于此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当时”二字,一定是泛指,而不是特指,一定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

“但对正这一历史发展之客观的倾向使群众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行动”,这一表述(原文确实如此),有病句的嫌疑。“对”字和“正”字,莫名其妙。

被统一、被领导在一起的群众,才能形成合力,也才能产生重要作用。这就是群众之所以还可以产生重要作用的前提条件。

领袖人物,闪亮登场。俗语: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群众(而不是群龙)无首(即领袖),必然是离心离德的一盘散沙,最多也就是乌合之众。至于领袖人物是否革命,则根本就是无关宏意的枝节问题。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上,革命与否是没有恰当位置的。请不要用是否革命来干扰甚至偷换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政党与领袖,怎么可以同日而语。政党不过就是组织起来的或宽松或紧凑的谋求执政的群众的集合。政党与领袖的距离远远大于其与群众的距离。

领袖的基本使命就是领导、指导、教导、开导、引导群众。领袖,就是群众的导师,就是群众的行动指南。

在领袖的领导之下,“群众的行动规律化,组织化,集中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却并不会必然产生“引导他们依照正确的路线”行动的结果。前文已述,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之中,“正确”与否不是相关因素。

领袖的力量来源于自己,而不是什么“变为有力量”,尽管领袖通过不断学习,可以变得更有力量。

领袖是否“代表着群众的要求”,以及是否“获得了群众的爱戴”,这些都仅仅只是领袖是否能够使群众自愿而非被迫为之驱使、役使的因素。领袖,也是俗人,也有俗人的一切欲求,其首当其冲需要满足的当然是自己的欲求,至于“群众的要求”,如果与领袖的欲求不相矛盾的话,自然也可搭上便车。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之下,“代表着群众的要求”,不过就是领袖忽悠群众的必备台词罢了。只要是忽悠得法、忽悠到位的话,“获得了群众的爱戴”,那还不是易如反掌、水到渠成的事情。

领袖之所以强大,除了其自身强大之外,当然还要包括其所领导的群众的力量在内。没有了群众的支持,也就没有了领袖的地位。光杆儿司令,不是领袖。当然,如果没有了领袖的领导,泱泱群众也只能是一盘散沙,毫无力量。一言以蔽之:领袖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可以形成巨大力量。领袖就是这样的人群的灵魂和象征。

恩格斯的观点仅仅是貌似有理,实则偏颇。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可能会有人细心周到的去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可能会有人鞍前马后的去料理他的各种杂务,难道仅仅因为如此,在评价科学成就的时候,就应该把功绩归功于那些人吗?保姆和厨师取代科学家去戴红花、领奖状,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斯大林的观点更是多有荒谬:1、“唯一创造者”的“唯一”二字,明显故意将论敌(或曰:辩友)置于绝对化的境地,实在是居心叵测,不值一驳;2、“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请问:到底是哪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领袖决定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还是产生错误认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明显是语无伦次、逻辑混乱;3、使用了“不仅”与“首先”这两个关键词汇,但是,却只给出了结论而没有阐明理由;4、难道“生产所有的生命的要素,给予全世界人类以衣食”之人就“首先”是历史的创造者吗?尽管,他们肯定是工农业产品的创造者。请不要偷换概念。否则的话,我也会模仿造句:所有的母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创造者。这不是扯淡吗!

所以一个历史行动的指导者,不仅在分析革命的客观原因和历史发展之客观的规律性,并且也要能够认识群众的革命力量,革命天才,革命热情。而且要承认个别人物、集团与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尤其要从群众生活诸条件上研究指导群众行动的规律。列宁说过:‘人类创造其自己的历史,但什么决定人类的而且是群众的动机呢?什么引起诸对立的意识与倾向的冲突呢?怎样才是一切人类社会这些诸冲突的总和呢?怎样才构成作为人类的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之物质的客观诸条件呢?而且这些诸条件的发展诸法则又是怎样呢?马克思注意了这些问题并指出了历史研究之科学的道路,指出了包含着丰富的多样性与矛盾性过程中之统一的与规律的道路。’”

翦氏怎么总是把历史行动与革命纠缠在一起呢?好像没有了革命,也便没有了历史行动,所有的历史行动都是革命。这是什么荒诞逻辑呀?至少希特勒这个领袖所发动的欧战就是例外。当然,希特勒本人的嘴里肯定总是革命长、革命短的。让革命这个魔咒词汇见鬼去吧!

不能够清醒认识群众的力量和群众的热情的领袖,那一定是一个棒槌!至于群众的天才,倒是值得玩味的命题。愚以为:如果真是天才的话,如果其天才已经展示或被发现了的话,那么就已经不会再是群众了。

需要说明的是:领袖与群众,此二者都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总统、主席、国王、皇帝,当然可以算是领袖。总理、部长、司令、军长、总书记、总干事、董事长、总经理等等,也都可以被认为是领袖。换言之:领袖是可以有层级划分的。甚至一个科长、连长,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袖珍的领袖。至于群众,也是相对于领袖的界定而相应界定的。例如,相对于皇帝而言,其他臣民皆可称之为群众,也包括贵族王公、封疆大吏。

分析行动的客观原因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群众生活诸条件上研究指导群众行动的规律,这些可不是领袖的一般特征、共同属性,尽管优秀的领袖通常都会这样想、这样做。拜托,请不要闭着眼睛在领袖与优秀之间画上等号。扯淡甚至混蛋的领袖比比皆是、不计其数。

翦氏认为:要承认个别人物在历史行动中的作用。这是多么委婉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一观点显然回避了领袖与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根本问题。实在是无趣。

列宁的上述表述,提出了问题,当然是有价值的问题,但却没有给出答案(从设问中也不能推导出答案)。在下倒是愿意尝试回答如下:1、本能或超越本能的欲望决定人类的动机;2、争夺有限的利益引起人类的冲突;3、相互依存、通融的社会体系是各种冲突的总和载体和表现;4、自然现象和人文成果构成“作为人类的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之物质的客观诸条件”;5、发展法则,这就是终极问题,抱歉,在下无法作答。

马克思也许指出了某种道路,但是,列宁的总结或概括却是不清不楚的。

“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就在于从以上的诸方面考察历史的客观情势与群众之主观要求,并从而获得群众的深爱与信仰,以建立并巩固其在群众中的威望,以正确而有力地展开其所领导的历史行动,并使这一行动成为群众自己所要求的行动。反之,他必然地会把这个历史行动导入盲动主义,同时,也必然地会把他自己变成一个历史行动中的叛徒、逃兵或反动者。因而不但他自己离开群众,群众也必然离开他。”

一个成功的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领袖的想法和做法与一个成功的革命的领袖的想法和做法,是如出一辙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与后者的利益是冲突的。愚以为:至少希特勒就想到并做到了这些——“从以上的诸方面考察历史的客观情势与群众之主观要求,并从而获得群众的深爱与信仰,以建立并巩固其在群众中的威望,以正确而有力地展开其所领导的历史行动,并使这一行动成为群众自己所要求的行动”。

反之,则是失败的领袖,而不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领袖。希特勒当然是成功的领袖,至少德国群众是绝对赞同、支持、拥护、捍卫希特勒的。

中国有一位“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底是革命的呢?还是反革命的呢?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应该被称为:文化大反革命呢?

革命,还是反革命,恐怕不应该由参与历史行动的领袖和被其领导的群众来评说吧?甚至某个历史行动的所有利害关系人(包括继承人)都应该回避评价。

一个领袖“变成一个历史行动中的叛徒、逃兵或反动者”,并不能因此就证明这个历史行动是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

“过去俄国的民粹派以及现在法西斯的历史家,他们对于这一点,都特别加以曲解。他们虽然知道他们的英雄主义的野蛮纪录也需要群众的鲜血,但他们始终认为人类历史,是被决定于英雄,群众在他们看来,不过是领导者手中的工具。他们把领导者的行动从大众的行动中孤立出来,甚至对立起来。这就是法西斯崇拜英雄,鄙视大众的历史理论。”

前文已述,根本就无需“曲解”,完全可以按照翦氏的结论去套用,把任何一个成功的领袖的名字都可以直接“代入公式”,希特勒就肯定适用于翦氏的高论。

敢问:哪一位领袖的英雄主义的野蛮纪录不需要群众的鲜血?难道所谓的革命领袖的英雄主义的野蛮纪录就不需要群众的鲜血吗?中国古训:一将功成万骨枯!翦氏还是应该去好好温习一下自己祖国的历史。

难道领袖的英雄主义的野蛮纪录都需要群众的鲜血来成就是客观事实,就可以得出人类历史是被决定于群众的结论吗?一道美味佳肴需要咸盐来调味,难道就能得出这道美味佳肴是由咸盐所决定的结论吗?

群众只不过就是领袖手中的工具——这就是领袖的高见。如果连这样的英明睿智都没有的话,又怎么能够成为领袖呢?也不知道群众在闻听此言之后会不会抬杠:领袖只不过就是群众手中的工具。问题是:群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心虚呢?会不会有阿Q在被打之后总说的那句“儿子打老子”的感觉呢?

把领袖的行动从群众的行动中分离(注意:不是“孤立”)出来,十分正常。但是,把领袖的行动与群众的行动“对立”起来,则是典型的脑子进水。这不是糊涂领袖就是狗头军师的馊主意。

作为成功领袖典范的法西斯,鼓吹、推崇——崇拜英雄(或曰:个人崇拜、领袖迷信),那简直就是必须的。要命的是:群众还就吃这一套、就爱这一口,癫狂、痴迷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相比之下,歌星、影星、文体明星都黯然失色。至于鄙视大众,那也是内心活动,而不是外在语言。其实,愚昧的群众是根本就不介意领袖的鄙视的:伟大的领袖,您只要是能够在我身上吐口痰(放屁就算了),我都会视若珍宝、永世珍藏。

“从这种历史理论出发,在法西斯的历史中,便看不见群众的行动,而只有神圣的英雄。群众在法西斯的历史中,便变为炮灰而消逝了。但是我们知道墨索里尼如果没有几十万白色的奴隶,他决不能用他自己的一枝手枪征服非洲人。希特勒如果没有德国的农民大众替他把炮口移转向着中欧,他也决不能并吞奥地利,分割捷克斯洛伐克。日本法西斯军阀,如果没有那些被迫而走上屠场的劳动群众及农民大众,他也无法执行其对中国的侵略。所以无论法西斯历史家如何鄙视群众,而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并不因为他们的鄙视而不存在。”

请问:“法西斯的历史”,历时一共有多久呀?再请问:在哪些国家里只有“群众的行动”,而看不见“神圣的英雄”呢?换位思考很重要。

请问:在那些没有法西斯却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的群众,难道就没有“变为炮灰而消逝”了吗?

请大家共同欣赏一下“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帮助墨索里尼征服非洲人;配合希特勒并吞奥地利,分割捷克斯洛伐克;服从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中国……天呐,这些可都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呀!谁还敢说群众在历史上没有起到过巨大作用???

难道鄙视群众的仅仅是“法西斯历史家”吗?翦氏简直就是太客气啦!居然能够放法西斯领袖一马。

“在中国民族抗战中,有些人也还在鄙视群众在抗战中的作用,这些人与其说是鄙视群众的力量,毋宁说是害怕群众的力量。他们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中,深深地认识了群众力量的伟大;但同时,他们从中国共产党之十年的武装斗争中,又深深感到这种力量之可怕。就因为群众的伟大性中包含着可怕性,所以一部分人总把中国的抗战引导到军事的绝对主义,以防止群众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之兴起。他们分裂军队与人民的关系,隔离领导者与群众的关系,这样就使得中国的抗战不容易走到全面的性质。他们虽然也痛恨日本法西斯,但他们同时又害怕群众;他们虽然也希望抗战胜利,但同时又希望不要群众的参加,他们虽然也爱护领导者,但他们又希望领导者变成一个脱离群众的个人。”

请问:害怕群众与鄙视群众,此二者能够相提并论吗?某些领袖为什么会“害怕群众的力量”呢?唯一的可能就是群众不听指挥了、不从命令了。但那一定是又出现了新的领袖,而使群众倒戈了、反水了。因此,领袖根本就不会惧怕群众,而是忌惮与自己发生冲突的其他领袖。

请看:“他们”惧怕的分明是中国共产党,哪里是什么群众呀!而中国共产党就是由领袖领导群众构成的一种组织。群众,绝对不可怕、更不伟大,由领袖组织起来的群众是强大的、是可怕的(也无所谓“伟大”)。

实在是搞笑!难道“军事的绝对主义”,就可以“防止群众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之兴起”了吗?难道军队里的士兵不都是群众吗?在历史哲学这一领域里,群众与士兵是排斥关系吗?难道士兵应该归入到领袖的范畴之中吗?

军与民,自然可以并称。难道“他们”(也不知道作为“他们”的“有些人”到底是指谁)能够“隔离领导者与群众的关系”吗?难道“他们”居然能够左右领袖的意志和行动吗?“他们”不是皇帝,而一定是太上皇。

“他们”哪里是什么不“希望”群众参加抗战,而是“他们”十分清醒的知道此处所谓的群众已经被自己一方的政敌——中国共产党(通过其领袖)组织起来了,进而根本就不可能再与“他们”一方的领袖一条心了。翦氏故意混淆了两种政治力量(政治组织)的对抗与领袖同群众的对抗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关系。

“他们”凭什么、为什么希望领袖变成一个脱离群众的个人?完全没有道理呀!更何况还假定“他们”爱护领袖。

“但是事实并不像这些少数人的幻想,在抗战的二十个月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之积极号召,中国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劳苦的农民,正在百万百万地走上战场,千万千万地变成抗日游击队。中国的工人,中国的青年,中国的妇女甚至一部分中国的有产阶级都在各种抗日的组织中团结起来行动起来,这就表现了群众的力量在抗战中之生长与伟大。反之,没有这些群众的力量,中国的抗战,也就不能继续到今天。”

请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之积极号召”,“中国的人民大众”才积极参加抗战。试问:没有领袖的领导,群众何以能够组织起来?何以能够奔赴战场?请千万不要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不是领袖或没有领袖,进而把“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混同为群众。也正是由于有了“各种抗日的组织(名词)”,就在它们的组织(动词)之下,社会各界的群众才能“团结起来,行动起来”,这一方面“表现了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暗示着领袖的卓越非凡的能力。

没有群众,中国的抗战肯定不能开展。但是,没有领袖,中国的抗战则绝对无法胜利。

“我们承认,一个作群众领导者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对于一个历史行动,有其作用。但诚如恩格斯所云:在特殊时代特殊国家中,出现特殊伟大人物这件事,当然是纯粹的偶然。倘使我们删去了这些人物,必然会有一个替代者,这样一个替代者,或好或坏迟早是会被我们找到的,拿破仑是一个特殊人物,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他之成为法国的重要人物,则是偶然的。但假使没有拿破仑,也会出现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他的地位,这是无疑的。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这样一个人,于是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人都出现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所发现的,但塞内、密格勒、解觉以及1850年为止的一切英国的历史学家都表示了许多同样的观点,莫尔根发现了同样的观念,这就表示了当着唯物史观成熟时,这种观念,便必然会被发现。

既然都已经承认领袖(作为群众的领导者)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了,那么领袖对于历史行动(普遍的而非个别的)具有伟大的作用,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恩格斯的高论,颇值得玩味:

特定的伟大,肯定是纯粹的偶然。但是,伟大,却绝对不是偶然的。伟大,不过就是相对于平凡而言的。如果平凡是绝对的、必然的,那么伟大也就一定是绝对的、必然的。

一个伟大人物绝对不是另一个伟大人物的“替代者”,每一个特定的伟大人物都是不可替代的。

在伟大人物之间,也许可以比较高低上下,但跨越时空和条件的比较,通常是意义有限的,甚至意义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关公战秦琼。

作为领袖的伟大人物绝对不是被后人“找到”或发现的,更不可能是或迟或早。伟大的领袖必然是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的,其伟大之处或者是否伟大,就是以其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程度、强度所决定的。

不难发现,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作为领袖的伟大人物,其实都可以归为“军事独裁者”。领袖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拥有权力,而且是拥有近乎绝对(即不受制约)的权力。而历史上的权力,通常就表现为军事权力(即暴力)。

伟大是成为领袖的重要条件,但却不是唯一条件。所以,伟大人物不一定就能成为领袖。特定的伟大是偶然的,特定的伟大人物成为领袖,也是偶然的。

没有人能够替代拿破仑,恰如没有人能够替代牛顿、爱因斯坦一样。但是,他们所完成的事业倒是有可能会由他人来实现。什么事业?那就是顺乎潮流的事业。大江东去(仅以中国的地形地貌为代表,其实是地心引力所致),就是潮流所向,至于是偏北还是偏南,就已经不重要了。潮流是必然的,趋势是必然的,归根结底——规律是必然的。

任何时代都需要这样的人——完成顺乎潮流事业之伟大人物,其中就包括领导群众进行历史行动的领袖。凡是能够顺乎潮流之人,就已经超乎平凡了。当然,还有太多的领袖所完成的并非是顺乎潮流的事业。

所谓的唯物史观的发现权的归属,是一场笔墨官司,我无意介入。但是,通过上述对恩格斯观点的表述,丝毫也没有得出任何领袖或群众的历史作用的结论。

“恩格斯这段话,他说明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之出现是偶然的,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上每当危机的或革命的时期,常常出现这样的人物。因此,这种人物的出现,就具有深厚的社会的需要,他们的本质与才能,也确实能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行程。然而这种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是决定于国内阶级力量,社会组织的形式及生产方式。因此历史人物的行动,决不能阻碍社会发展的规律;相反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决定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

本段内容就是翦氏对恩格斯前述观点的解读。且让我也同样细细品味一番:

中国古语:时势造英雄。其实,领袖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自然也就包括“危机的或革命的时期”。只不过在“危机的或革命的时期”出现的领袖会相比较而言更显高大、神奇。

领袖,具有有效组织社会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群众)的重要功能,其价值不可抹杀。因此,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领袖都是具有“社会的需要”的,尤其在“危机的或革命的时期”,就更是“具有深厚的社会的需要”的。

翦氏在“他们的本质与才能”之后所表达的内容,就已经与恩格斯的观点无关了,而是自己借题发挥了。

领袖,在规律之下,确实是微不足道的;在时空条件下,也确实是无力回天的。这就是领袖的历史局限性。包括领袖在内的任何人都必然会受制于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这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在群众面前,领袖则无疑是处于明显优越地位的。翦氏在无形之中有意或无意的玩儿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游戏——把比较对象给移形换位了。请翦氏不要跑题,我们正在讨论的是领袖与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

难道历史人物(其实也包括当今人物)的行动阻碍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情况还太少吗?不能阻碍(即应然)与没有阻碍(即实然),相去甚远。

人类发展史,不是一部革命奋斗史。没有阻碍,那还是真实的历史吗?

精彩!“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决定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终于读到一句入情入理的精警之言。胡来、蛮干的领袖大有人在。伟大领袖与领袖甚至是罪恶领袖,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有顺乎潮流、合乎规律的领袖,才堪称伟大。

“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全世界都听到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的名字;然而谁都知道在革命的前几年,拿破仑还是一个寻常的军官,由于他注意军事的学习,他才提到将军的位置,他在当时决不是一个使全欧罗巴战慄的英雄。”

领袖也是逐渐成长、成熟而走向成功的。伟大人物也是需要风雨历练才能百炼成钢的。

拿破仑的成功之道,应该绝对不限于“注意军事的学习”,毫无疑问,注意军事学习的大有人在。伟大人物必有过人之处,一定能人所不能。更直观的表现就是:异乎常人,与众人至少在一个以上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怪异,往往就是伟大的同义词!

英雄,往往使人战慄。因为英雄往往是血腥的。

“但是法国的圣·保夫却这样说:假使米路波还是活着,而罗伯斯比尔及拿破仑偶然被杀的话,法国革命的爆发是不同的。

这也从一个视角、一个侧面印证了在下的愚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可以替代谁的,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平平常常的群众而言,如果毫无特质的话,这个命题的适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关于圣·保夫的这种见解,普列汉诺夫曾经给以彻底的批判。他说:一般的进程和事变的结果,在实际上,大概是和拿破仑存在的时候一样。共和国在89日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慢慢地死去了。五执政内阁不能恢复秩序,但已经挣脱了高等阶级统治之后的资产阶级,最希望把秩序建立起来。……但除了他以外,在当时还有许多这样精力充足、有才能的英勇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所应该得到的地位,大概也不会空起来。

那就让在下对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见解也“给以彻底的批判”吧。“一般的进程和事变的结果,在实际上,大概是和拿破仑存在的时候一样。”这仅仅是结论。其理由是:“但除了他(应该就是指拿破仑——笔者注)以外,在当时还有许多这样精力充足、有才能的英勇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所应该得到的地位,大概也不会空起来。”我之所以对此不敢苟同,也是有事实作支撑的。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这样两对同时代的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孙中山与袁世凯,毛泽东与蒋介石,他们应该都堪称“精力充足、有才能的英勇的个人主义者”,甚至他们也都以革命者自居。试问:如果政权落在了孙中山而不是袁世凯之手、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之手的话,那么一般的进程和事变的结果,在实际上,大概还是会一样的吗?

不必抬杠,更换领袖之后,具体、特定的历史行动的结果的同与不同,皆非必然。百川归海,这才是硬道理。在下曾经预言:一百年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在这里,普列汉诺夫说明了一个历史上伟大人物在某一国家某一时代之出现,是那个国家那个时代的社会之需要,这件事是必然的;但以什么名字出现,拿破仑或其他的名字则是偶然的。因为即使法国历史上没有拿破仑,没有罗伯斯比尔,或者真如圣·保夫所云他们都偶然被杀了,法国的革命,还是会照样进行,而决不能如圣·保夫所说的,法国革命的爆发是不同的。因为法国历史的需要,会产生另外一个政治家和另外一个英雄来替代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的名字。法国的革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中之迫切要求,是产生于贵族与以布尔乔亚为领袖的平民间的矛盾,即产生于法国当时社会经济所存在着之深刻的原因,只要这个原因存在,则法国的革命,不管谁死谁活,还是会执拗地向着其一定的规律进行的。”

请君对比:恩格斯认为:“在特殊时代特殊国家中,出现特殊伟大人物这件事,当然是纯粹的偶然。”而普列汉诺夫则认为:“一个历史上伟大人物在某一国家某一时代之出现,是那个国家那个时代的社会之需要,这件事是必然的。”翦氏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似乎都是正面引用(未加批驳)。这算不算自相矛盾呢?

普列汉诺夫接着认为:“但以什么名字出现,拿破仑或其他的名字则是偶然的。”出现的名字是偶然的,显然是词不达意。似乎应该是:出现的具体人物是偶然的。这总算是给自己也给翦氏挽回了一点儿面子。

中国古训:人在政兴,人亡政息。每一个领袖都是不同的,每一个领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也都是不同的。怎么能够说换了谁都一样呢?法国的革命,如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话,当然不会因领袖的更迭而终止,还是会照样进行下去的。但是,绝对不能否认:不同领袖领导的历史行动完全有可能结果不一样。领袖虽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但却足以影响甚至是改变历史行动的微观结果。

圣·保夫所说的“法国革命的爆发是不同的”,这已经是相当客观公允了。至少没有说:法国革命的爆发是不可能的。

时代呼唤领袖,确实不假。但这却绝对不意味着应运而出的领袖都是一样的。领袖从来就不曾缺位、不曾空岗(领导开展特定历史行动的领袖倒是因人而异、或有或无),可是每一个领袖交出的答卷都是不同的。

真是笑话!向着一定的规律进行的结果怎么可能会是“不管谁死谁活”呢?既然是遵循规律,那么谁死、谁活;谁该死、谁该活;谁会死、谁会活,就都是要关心的事情。

法国的革命,也许真的会执拗的进行(后来的历史已证明法国的发展道路经历了多次反复),甚至更换领袖也不能阻挡革命的前进,但这都是就宏观的历史进程而言的。如此结论丝毫也没有贬低、减损特定领袖(如拿破仑和罗伯斯比尔,就更不要说抽象的、一般的领袖了)相对于群众而言的历史作用。翦氏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又游离于主题之外了。

“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删去了秦皇、汉武、忽必烈、朱元璋、洪秀全、杨秀清、孙中山这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之一定的阶段上,也必然会出现另外一些英雄和民族革命的领袖来替代他们,中国历史决不会因为没有他们而改变其发展的规律。这些人物之出现于中国历史并且变为伟大,固然他们本身的特质或天才也有关系,但最基本的原因,则是由于他们各个人所处的时代之社会的深刻基础。这些伟大的人物之出现于中国历史是偶然的,而中国历史的基础即社会经济之发展的规律性,使得这些人物的出现,则是必然的。历史的偶然性不但不能改变历史的必然性,相反地,它是绝对服从历史的必然性的。伟大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只要当时当地的社会需要他们,他们就会出现。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过,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一伟大的发现,也是由于他所生存的历史时代给予他以发现的可能。假使他生在中世纪的欧罗巴,即使他有更高的天才,也不能把社会主义从乌托邦推进到科学的阶段。”

我很困惑:翦氏居然能够将洪秀全、杨秀清这样的“混世魔王”与秦皇、汉武、忽必烈、朱元璋、孙中山这样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相提并论,实在是难以理解。

费解!姑且承认: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些英雄和民族革命的领袖来替代“他们”(即上述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难道翦氏想拿这一结论来否定这些领袖的历史作用吗?

笑话!不要说“他们”(即上述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就是任何人也绝对不可能改变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的规律。难道翦氏想拿这一结论来否定领袖的历史作用吗?

翦氏费尽心机,这是意欲何为呀?

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当然主要是取决于“他们本身的特质或天才”。而“他们各个人所处的时代之社会的深刻基础”则绝对不是什么“最基本的原因”。道理很简单:“他们各个人所处的时代之社会的深刻基础”适用于当时当地的任何人,而为什么只有他们脱颖而出、冠绝群伦呢?分析问题既要注意到共性,更应意识到个性。不变量与变量,何者为因,不言自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领袖的伟大之处,确实也是得益于“他们各个人所处的时代之社会的深刻基础”。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领袖,那是就这样的领袖与那些不伟大或者不太伟大的其他时代的领袖相比较而言的。而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则是伟大的本性成就伟大的领袖。

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使得伟大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的。但却不是使得“这些人物”(即上述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的。规律所决定产生的是抽象的伟大人物,而不是具体的伟大人物。

历史的偶然性,不过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这一主旋律中的小插曲罢了。所有的偶然性都不可能超越必然性的界限。

时代呼唤伟大的历史人物,也会有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时候,也会有当时当地现身的领袖辜负伟大时代的时候。规律性并不会为某个特定历史时空必然出现伟大的领袖打包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不需要伟大的领袖呀?可是,伟大的领袖出现了吗?伟大的领袖既是长期旺盛需求的抢手货,也是供给相当有限的稀缺货。

能够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人,绝对足够伟大,但却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领袖。我好奇: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个人一次性就可以完全发现的吗?

此言不谬:伟大的发现,是由于历史时代给予了发现的可能。翦氏从这一结论中又想、又能引申出什么意蕴呢?是伟大的人物不如伟大的时代吗?还是伟大的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不如伟大的时代对历史的作用呢?这样的意蕴有什么意义吗?

请不要搞错:领袖的比较对象是群众,而不是历史。

生不逢时的天才,极有可能不能尽显天生之才。但是,那只是时代的悲哀,而不是天才的错误。

即使是伟大的领袖也无法违逆时代,而时代却可以塑造伟大的领袖。这就是伟大的领袖与历史的关系。

“只有在历史的必然性中,才能使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历史的原理。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斯大林,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红军领袖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伏龙芝、夏伯阳、布兰雪尔等,但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和红军领袖,俄国的革命是不是会不爆发或不能完成呢只要俄国的革命因素达到爆发点,它还是会从其历史的需要上,从其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出现另外一些历史人物来替代列宁、斯大林和那些红军领袖的。这就是说,没有这些伟大人物的革命领袖与红军领袖,俄国的革命还是要爆发,并且还是要打倒沙皇政府,击退国内国外的反动势力,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特定的具体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的。而一般的抽象的人出现在这个世界,则是必然的。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而不是游离于必然之外。相对于必然而言,偶然是渺小的、卑微的、微不足道的、不足挂齿的。但是,在两个偶然之间,在平庸与卓绝之间,还是可以优劣立判的。

某个人物是否伟大,这是偶然的。但是,伟大人物之伟大属性,则是必然的。所有的伟大人物都不可能脱离客观环境、时空条件而抽象的伟大。伟大是具体的,也是真实的;伟大是有理由的,也是有依凭的;伟大是可以描绘的,也是可以测度的。

与所有的特定个人一样,所有的特定历史行动(或曰:历史事件)也都只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因为所有的历史行动(或曰:历史事件)都是由人来实现和完成的。如果特定个人是偶然的,那么由特定个人所支配的特定历史行动(或曰:历史事件)就必然也是偶然的。二者原理相同,恕不赘述。

请不要搞错:恰恰是人物的伟大决定了历史行动(或曰:历史事件)的伟大,而绝对不是相反。历史条件塑造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完成伟大行动。

有无数历史事实都能够证明:太多的并不伟大的领袖实施了太多的并不伟大的历史行动。甚至根本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反动。“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和红军领袖,俄国的革命是不是会不爆发或不能完成呢?”这是一个绝佳的设问。恰如:如果没有希特勒,德国会不会不发动欧战?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会不会不掀起“文化大革命”?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前文已述,特定的领袖与由其主导的特定的行动都只是历史的偶然,而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人类历史的演进,完全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具体方式、方法、步骤、路径,也就是说具有多种可能性,不同的领袖完全有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绝不是只能有唯一的选择。必须要强调一下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特别是具有天赋的领袖人物,其与众不同的差异性和独特性通常表现的都会更加突出而不是更加淡化。因此,不论是伟大还是罪恶,通常都会表现的更加充分、更加淋漓尽致。每一个特定领袖的本质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领袖当然存在高低上下之别。千万不要认为领袖都是通过流水线生产的制式产品。越是差异性和独特性突出表现的领袖,其历史地位也就越加突出,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

革命因素是否达到爆发点?谁来判断?如何判断?这个答案是唯一的或一致的吗?所以,请不要轻易得出“革命因素达到爆发点”的结论。

领袖,也只是一个中性词,领袖不是正确的同义词。因领袖能力有限、错误判断而导致的盲动、异动(姑且不包括反动在内)最终酿成悲剧的惨痛教训还太少了吗?

翦氏坚持认为:即使是重大参数(领袖)出现改变,依然不会导致特定历史行动的改变。这已经是对历史的无视而产生的结论了。不错,肯定是百川归海,但是百川都是依照各自的线路奔向大海的。百川绝对不是都拥挤到一条河道奔向大海的。俄国一定会发展、会进步,但是,发展、进步的道路、方式却绝对不是唯一的。

翦氏一味批判甚至否定特定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试图用模糊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终极结果来贬低甚至抹杀特定领袖在特定条件下的光辉价值。十分遗憾:翦氏犯了脱离目标、自说自话的错误,其论证逻辑(姑且不谈论证内容)是不能成立的。

变革性、开创性的历史行动,一定是和领导这一历史行动的领袖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天才和魅力息息相关的。没有球星领衔的球队很难取得优异成绩。有谁敢说:“没有”马拉多纳的阿根廷足球队(在那个时代),“还是”会涌现出其他巨星,“还是”可以夺得世界杯?翦氏可真是铁嘴钢牙呀!

“中国的民族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必须要履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在这一必然的历史条件下,便出现了伟大的民族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及许多军事上的领导人物,如冯玉祥、朱德、毛泽东、彭怀……等。毫无疑问,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是过去乃至目前正在领导并坚决执行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缺一不可的人物。但假如没有这些人物,中国的解放斗争是不是就不进行,或不能进行呢不,中国的辛亥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以及目前的伟大的民族抗战,仍然是要依次进行,并且也可能进行的,只要这个斗争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不能不爆发的一个斗争,只要它是具有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会出现另外一些伟大的人物来替代他们。”

到底中国的哪一场革命是民族革命?“必然”,也许不假,但是是否需要有时间限制呢?“中国必须要履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此处的“中国”到底是指谁呀?这个“必须”到底是谁设定的呀?这项“任务”到底由谁来完成呀?

姑且承认:这是必然的历史条件。但是,在出现了伟大的民族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及翦氏所列举的许多军事上的领导人物之外,与此同时,请不要遗漏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领袖人物和军事上的领导人物。还需要烦劳在下把他们的名字长长的罗列出来吗?

条件,也许是必然的。但是,领袖人物却完全有可能是偶然的,由领袖人物领导的历史行动也就必然是偶然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是由全体社会成员的合力共同形成的。而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偶然的,因此合力的结果也就具有在合理误差范围内(即在必然性之内)的偶然性。

“缺一不可的人物”与“假如没有这些人物”,此二者明显自相矛盾。

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不同的人的死亡时间(或曰:死亡时的年龄)却大不相同。国家,总是要发展进步的。但是,不同的国家的发展进步的节奏却大不相同。在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出现了某个特定的领袖与没有出现这一特定的领袖,结果会大不相同。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已经进入或完成了工业化过程,但是,各国的工业化的节奏却大不相同。中国应该也一定会从农业文明进步到工业文明,但是,中国的工业化的步伐的确是较为缓慢的。中国的工业化步伐有没有可能更快一些或更慢一些呢?完全有可能!绝对不能认为:不论中国出现什么领袖,中国的工业化的步伐都是一样的(那也就没有推动历史进步与阻碍历史进步的领袖之别了)。在更快一些或更慢一些这一关键问题上,不同的领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领袖,不可能去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却完全有可能去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基于此,得出如下结论:领袖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领袖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这难道不是恰如其分、顺理成章的定论吗?

请注意:讨论了半天,群众还没有出场呢,群众还不知道在哪里睡大觉呢。

翦氏所强调的只是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只要这个斗争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不爆发的一个斗争,只要它是具有历史的不可避免性”,这就是翦氏所设定的条件。中国建立法治社会应该是“具有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和“不能不”发生的事情。敢问:“今天”,到底是哪一天呢?中国何时开始建立、何时建立完成法治社会?请不要告诉我:该建立的时候自然就会建立的、该完成的时候自然就会完成的。人在规律面前,真的就是无所作为吗?真的只能听天由命吗?绝对不是!做与不做,大不相同!这样做与那样做,大不相同!此人做与彼人做,大不相同!

在历史面前,如果人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话,那么什么人的作用会更重要呢?是领袖呢,还是群众呢?答案不言自明。

“这样说来,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岂不是毫无作用了吗不,他的坚强的特性,他的天才的预见,对于指导一个历史行动还是有很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成其为伟大,是因为他有才能,使他最适宜于他那时代的社会之一般的或特殊的伟大需要。卡莱尔在其论英雄的书上,称伟大人物为创始者那是最适当的描写。一个伟大的人物确是一个创始者,因为他能比其他的人有更远大的预见,更坚强的意识,他能解决发生于其先行社会中的科学问题;他能指出旧社会中所包含着的新社会的需要;并且他首先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一个英雄,不是在于他能把握住或限制着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在于他的活动是必须从那些无意识的自由的表现中,发现其重要,发现其力量。

翦氏也承认:“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对于指导一个历史行动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当然,反面甚至反动的历史人物也是如此。也许分歧就在于“很大”的程度之上了。更关键的是:比较对象是谁?似乎应该是群众。那么“很大”二字,是否足够恰当呢?

普列汉诺夫的表述:“使他最适宜于他那时代的社会之一般的或特殊的伟大需要。”此言的翻译似有不妥。“伟大需要”,不知所云。要么将“伟大”二字删去,要么改为:对伟大的需要。

仅仅是天才,还不一定能够伟大;还需要是合于时宜的天才才能成就伟大!伟大人物的根本当然在于人,而不在于人之外,在于人自身内在的品质,罕见的、稀缺的品质。

不错,伟大经常(但不必须)与创举联系在一起。敢为天下先!就是首创精神的体现。第一个做某件事的人,自己自然就是该项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远大的预见,也是伟大人物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善于回顾历史,则与伟大无关。

伟大的人物能够“解决发生于其先行社会中的科学问题”,这是在说科学家吧?请注意:伟人、英雄、领袖,此三者的内涵和外延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历史事实证明它的正确性。”

普列汉诺夫的上述理论主要是在论述伟大人物或英雄,而且其所描述的对象也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性质不一,被翦氏在此处正面引用,明显跑题,很不恰当。

“我们已经说过,没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也会出现的。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之出现于四十年代的德国不是偶然的。当时革命的中心正转向德国,因为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对革命之迫切的需要,比之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存在着更进步的条件,因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立即跟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奏。”

假设没有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也有可能会被发现。问题是:什么时候被发现?肯定不会早于牛顿,那么会比牛顿的发现晚多长时间呢?

“四十年代的德国”,明显表述不当。当然应改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下同之处,恕不赘述)。翦氏撰写该文之时已经是二十世纪了。

拜托,德国当时所谓的“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呀?恐怕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吧!与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半毛钱的关系吗?恐怕当时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都要远远领先于德国吧!德国的革命“存在着更进步的条件”,这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呀?

真是雷死人不偿命的节奏呀!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就会——“立即跟来”——无产阶级革命,拜托翦氏,您以为这是放电影吗?上集刚刚放映完,紧接着就放映下集,这也太紧凑了吧,都不给观众留出上厕所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精心设计的剧情吗?这就是在所谓的“唯物史观”的指引之下开展历史哲学研究的高手的高论吗?

这是什么科学理论吗?我看更像是歪理邪说。

“只有在资本主义矛盾达到尖锐的程度时,只有无产阶级在进步的欧罗巴作为一个新的历史动力时,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出现。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才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科学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出现,是必然的;但在科学社会主义上冠上马克思的不朽的名字,这是偶然的。”

所谓的“资本主义矛盾”,到底是指什么?是谁与谁的矛盾?也许有人会脱口而出:当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了。且慢!敢问: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吗?更进一步: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吗?请醒一醒吧!千万不要再上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当了!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矛盾,可能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吗?只有强者与强者之间的矛盾,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归根结底:无限的人类欲求与有限的能够满足人类欲求的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才是人类社会自始至终的基本矛盾。

也不知道“进步的欧罗巴”是否包括当时的俄国?

所谓的无产阶级,仅仅从名称上来看,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阶级,就注定是弱者的集合。这样的阶级又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动力”呢?如果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与贫弱的、无力的无产阶级捆绑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已经注定不可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理论支撑了。

毫无疑问,“这样的历史条件”是客观的,而是否产生某种主义的创始人则是主观的。因为,完全可以不产生某种主义,或者是产生另外的主义。事实证明,在那个时代,一定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主义。其中,有的言之有理,有的胡言乱语。

没有马克思,又何来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而翦氏则坚持认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是偶然的,而被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必然的。

思路确实很新颖、很别致。

“在另一方面,又诚如恩格斯所云:因为马克思,我们才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学说史,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秘密。恩格斯又说,我不能否认,在我与马克思四十年的友谊中,我附带地帮助了我们的学说之基础的建立,但是主要的和最大部分的指导概念,尤其是在历史与经济的领域内,及其最明晰的公式,完全是属于马克思的。我的贡献,除去二三特殊的知识部门以外,其余的没有我,马克思也能加上,但是马克思的工作,我决不能做。马克思比我们的见解远大,知识渊博,把握敏捷,他是一个天才,我们最多也只是一个能人。没有他,今天我们的理论距真实还是很远呢。所以科学社会主义正冠上他的名字。

难道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还需要什么秘密吗?无产阶级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资产阶级的对手,资产阶级又何须使用什么秘不示人的绝招暗器呢?我欺负你,就是因为我的胳膊比你的胳膊粗。如果非要说剥削有什么秘密的话,这就是全部的秘密。

以扭曲、阴暗的心态事先推定他人有罪(此罪不是指剥削,而是指暗中、秘密剥削),然后再去网罗证据、编织罪名,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完全就是一派胡言!先罪后审、结论先行,这就是马克思发现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工作方法。

恩格斯的谦谦君子之风跃然纸上。能人所不能、不可替代,就是高超价值之所在。在他们的理论的“特殊的知识部门”,恩格斯也是不可替代的。

有什么样的表现才算是天才?见解远大,肯定算一个;把握敏捷,也可以算一个。但是,知识渊博,则肯定不能算是天才的表现,而倒更像是“笨鸟”的表现。记住:凡是不能后天习得的卓越本领,才算是天才的表现。

在此处,恩格斯对马克思毫不吝惜其溢美之词,充分肯定马克思独特、伟大的历史作用。有趣的是:恩格斯假设在没有马克思的情况下,他们将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其结论就是:马克思是不可复制的、是不可替代的。

这一结论恰恰给了翦氏前述“伟大的人物可以替代”的结论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错:没了谁,地球都照样转。但是,有了人、有了某个人,地球旋转的状态就有可能会不同。人的作用、人的独特的作用、人的强大的独特的作用,不容否定。

也许,又是翻译出了问题:“所以科学社会主义正冠上他的名字。” 明显不合中文语法。似应改为:所以科学社会主义正应该冠上他的名字。该文的页下注显示该段引文的出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恰好案头就有该书,经核对,果然页码不错,但是文字存在些微出入(所引文字恰好也是该书页下注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人民出版社1972年的版本。我困惑:在1939年,有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吗?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怎么恰好与1972年的版本的页码都能完全吻合呢?

“当然,恩格斯不是说没有马克思便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没有马克思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的国际巨人,科学社会主义不会如今天一样的高度的建立起来。正因为有了马克思这样一个天才,他才能以他所具有的各种知识分析了他以前所产生的一切,并明显地预见未来的一切,光辉地作出了这个主义,给予被压迫人类以伟大的信念。”

有没有搞错:“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不会如今天一样的高度的建立起来”,此二者之间可是天差地别呀!会打乒乓球与夺得乒乓球世界冠军,此二者能够相提并论吗?

如果“没有马克思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的国际巨人,科学社会主义不会如今天一样的高度的建立起来”这一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恩格斯不是说没有马克思便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换言之:恩格斯说没有马克思也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结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又与放屁何异呢?

批改作业:1、“正因为有了马克思这样一个天才”,明显应改为:正因为马克思是这样一个天才;2、“他以前所产生的一切”,明显应改为:在他以前所产生的一切;3、“并明显地预见未来的一切”,明显应改为:并明确地预见未来的一切;4、“光辉地作出了这个主义”,明显应改为:光辉地创立了这个主义。

敢问:“这个主义”能够拯救“被压迫人类”吗?如果某个主义就可以救黎民于水火的话,那还解放、发展生产力干什么呀?多麻烦呀!

“二十世纪开始,革命运动的中心,移到俄国,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比之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更进步的条件,俄国的无产阶级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列宁、斯大林这两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又才出现于俄国。他们领导俄国广大的无产阶级,毁灭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把人类历史提到最伟大的顶点。自然,如果不是俄国社会经济的结构中已经存在着这样一个革命的因素,如果不是俄国的无产阶级存在着这样一个革命的要求,即使列宁、斯大林有更大的天才,有更坚强的意识,也不能象巫师一样凭空地咒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来。然而如果没有他们天才的科学预见与正确的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决不能顺利地击退他们国际的敌人,使欧罗巴许多文明的皇冠滚到地下;也不能顺利地击退国内的反动,使沙皇主义彻底地消灭;更不能顺利地完成其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使全世界资本家为之摇头惊叹。”

二十世纪之初,俄国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条件可以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敢问:是不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也可以直接进行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连“立即跟来”都可以省略了)?泥腿子、穷棒子造反,古已有之。侥幸成功之后,造反的泥腿子、穷棒子便摇身一变,成为掌权者,于是就不再是泥腿子、穷棒子了。可是,这个国家的其他泥腿子、穷棒子并没有因部分泥腿子、穷棒子造反而也摇身一变成为掌权者。通过暴力革命而产生的政权,可能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吗?革命只负责分配财富,而不主管创造财富。如果原有的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改善或提升,那么新的政权就不可能实质优越于原有的政权。虽然新的政权通常都会给自己披上一件新颖的马甲——更换一种时尚的主义。

要说造反、玩儿命的热情,俄国的无产阶级有可能会胜过西欧的无产阶级。可是,如果要说发达、成熟程度,俄国的无产阶级则远逊于西欧的无产阶级。难道更敢造反、更愿意玩儿命,就是“具有更进步的条件”了吗?判断“进步”与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呀?所谓的“先锋”,恐怕就是勇于革命的急先锋吧?热衷于暴力革命,也许是事出有因(例如:残酷的压迫),但是,这样的革命有什么可值得炫耀、标榜的呢?

我就纳闷儿了:如果“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把人类历史提到最伟大的顶点”的话,那么全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难道都是傻瓜和笨蛋吗?为什么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为什么不起而效仿,反而还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灾难之中呢?

在这个问题上,无需抬杠,只要分别开放国境,看一看人口流动方向,优劣立判。

伟大领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其过人的天才和坚强的意志化腐朽为神奇——生生能够把好人给忽悠瘸了。当时俄国的“这样一个革命的因素”和“这样一个革命的要求”,难道不是伟大领袖及其忠实追随者的伟大功绩使然吗?我更愿意做相反的假设:如果没有“象巫师一样”的列宁和斯大林鼓噪咒语,俄国绝对不会走上七十年的灾难歧途。

我更愿意接受的一个大胆假设则是:如果俄国没有进行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或曰: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按照原来的道路继续前进,在七十年之后的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与现实俄国的实际发展水平是大致相当的。正所谓是:殊途同归。很遗憾:这不是在做自然科学的科学实验,是不可重复的,进而是不可验证的。

一种说法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一种说法则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破坏的力量与顽强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在做殊死搏斗。

预见到底是否科学,需要由时间和实践来进行检验,而且一定需要经过较长时间和较多实践的检验,方能定论;而领导(动词而非名词)到底是否正确,则只需要以行动的成败即可断定,一般不涉及较长时间和较多次数。打了一次胜仗,无疑可以算是领导正确,但却未必是预见科学。行动,具有即时性和局部性;而预见,则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

预见与领导,根本就不是同一种能力类型,天差地别、高下悬殊,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的俄国的所谓的无产阶级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比例到底有多大?别是拉大旗、作虎皮吧?别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击退国内和国际的敌人的主力军到底是什么人?当然是被忽悠起来的群众,我要问的是:他们主要是什么身份?绝对不能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把群众等同于无产阶级。

也不知道翦氏所谓的欧罗巴“文明的皇冠”到底是指什么?是指军事干涉俄国的选择,还是指军事干涉俄国的实力?

也不知道翦氏所谓的全世界资本家的“摇头惊叹”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是无可奈何,还是艳羡不已?

1939年,翦氏就敢说“苏联”已经“顺利地完成其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真是气度非凡呀!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便走入了半殖民地的历史过程,清王朝的腐败,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人民大众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压迫的交流当中,感到了不能忍受的痛苦。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民族的自由,民权的自由,与民生的自由。孙中山的伟大,就是他第一次喊出了中国人民的这些要求,并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这些要求。三民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有其现实性与革命性,也就正是因为它是中国现阶段的一个历史的产物。唯其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产物,所以即使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也会出现另外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来替代他,即使这个主义不叫做三民主义也会以包括三民主义的内容的另一名字的主义出现于中国。不过如果没有孙中山这样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与坚强的意志,也许不能喊出中国人民的全部要求,也许不能看出只有这三个要求之全部的彻底的实现,才能扫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属性,才能建立独立自由与幸福的新中国;同时,也许不能建立一个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为了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

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字,到底是指什么人?貌似是指全体中国人,其实显然是有所侧重的。所谓的民族主义问题,对内是指民族压迫,对外是指外族入侵。所谓的民权和民生,其实是互为表里、难以分割的。甚至,民生就是民权的组成部分。民权,就是国民权利;国民生计,就是国民权利的具体表现。孙中山显然不是全体国民的代言人(必须指出:在时至今日的人类历史中,还从来不曾有任何一位领袖愿意并能够代表全体群众),而只是一部分国民的代言人。哪一部分国民?封建特权阶层以外的逐渐崛起的已经具有一定能力和地位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欲求很清晰:先要与封建特权阶层分庭抗礼、后要取封建特权阶层而代之。所谓的革命行动,就是由这一部分人领导的、主导的,顺理成章,如果革命成功,他们就是革命的最大受益者。请注意:一定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实现和满足,而绝对不是全体国民。普通群众如果也会受益的话,那一定是建立在社会的整体进步的基础之上的,一定是生产力革命的受益者,而绝对不是生产关系革命的受益者。

之所以会有人行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其在自我满足之后还有剩余。那些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而又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之人,如果不是心智不健全、有缺陷的话,那才是高风亮节、超凡脱俗之人。

孙中山并没有喊出全体中国人民的要求,或者说:他所喊出的要求的实现的结果并不能适用于全体中国人民。孙中山的伟大,就在于他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喊出了特定人群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特定要求。

这就是左明与翦氏的观点差异。

时至今日,不要说民权了,就连民生(基本的生存条件、状况)还是数千万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奢望。

人类的所有成员永远也不可能共同携手迈进美好社会。有谁见过哪一个、哪一次的跑步比赛是全体选手集体撞线的?人的差异性,是人的基本属性。动不动就人民——还是全体人民,这不就是典型的大忽悠吗!

理智,是学术的精髓;情感,是学术的天敌。

很遗憾,群众更喜欢情感,而不是更亲近理智。因为他们是富于情感而缺乏理智的。理智,可不是想要就会有,想来就能来的。所以,群众不仅不会去看文章,而且也没有心思去听道理。拒绝理智,就是群众的基本特征。

三民主义,在三百年前不会提出,在三百年后不必提出。在今日提出,则正当其时,这就是三民主义的现实性。三民主义的革命性则体现为:要取日益没落的封建主义而代之。这个取代是需要长期、艰苦的斗争过程的。三百年,比较恰当。

有这样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很想知道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翦氏对此作何评价?估计翦氏的答复一定是:即使是没有共产党,也一定会有另外一个政党取代共产党,去建立另外一个新中国。不同的政党会建立不同的国家(政权),这一点没有争议。关键是:不同!而不是:相同!

不同个体的不同特质,不容否定、不能抹杀。

在某种意义上,蒋介石就是孙中山的接班人。但是,他们二人的主义和道路可能就存在较大差异。请再也不要说:换了谁,结果都是一样的。

翦氏之所以不厌其烦、长篇累牍的一直坚持反复甚至重复这一“奇葩”的观点,就是为了否定领袖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服务的。

怕只怕是:理与愿违,枉费心机。

忽而一连串的“也会”,忽而又一连串的“也许不能”,这就足见在翦氏的内心和笔端是何等的纠结和矛盾。

翦氏把历史的发展规律与领袖的决定作用这两个重大命题纠缠在一起,甚至是混为一谈,所以,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九十年代,一个法国资产阶级的批判家斯特沫勒曾以嘲笑的态度批判马克思主义。他说:没有人建立一个党来助长月蚀的!他把月蚀的规律性,比之于马克思主义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以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认定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之必然的进程,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进程之不可避免性;但是在另一方面,为什么又组织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呢这在斯特沫勒看来,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内在的矛盾的一个新发现,因而也就是一个足以歼灭马克思主义的新理由。”

斯特沫勒的言词,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嘲笑。大可不必过于认真。翦氏却陷入了不当的过度解读的深渊。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可能是在试图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甚至有可能已经发现了什么。但是,发现规律与实际行动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预见的目标与行动的目的,很可能距离遥远。思想者与行动者,很难完美集于一身。预见到人类完全有可能会进入到更加美好的社会形态,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社会形态只要愿望迫切即可马上到来。预见到人类的灭绝,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立即用实际行动去加速这一进程。远景(我不愿意使用“愿景”一词),是距离遥远的美景。遥远,就意味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预见到农作物一定会成熟,并不意味着现在或随时就可以、就应该开始着手采摘、收割。拔苗助长,乃人类的通病。

逆流而动,着实害人不浅。但是,给人类带来更大灾难的则是拔苗助长——超越时空条件强硬、强行去实现根本就不合时宜的社会制度。

斯特沫勒的嘲笑其实是很不精准、很不到位的。一方面,马克思等人也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应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是,另一方面,马克思等人又积极投身于所谓的共产主义事业:组建政党、发动暴动,迫不及待的为正值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敲响丧钟、挖掘坟墓。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完全罔顾事实,甚至是歪曲事实,执着坚定的虚构、假想建立所谓的本应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在文字上、在纸面上轻松证明了在当时、当地开展构建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行动的科学性。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不会是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但绝对是思想分裂和行动分裂。他们绝对不是在做无用功——“助长月蚀”,而完全是在做负功、产生负能量。

自己抽自己——“理论与实践之内在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看点。一分为二(别忘了:他们可是思想分裂者和行动分裂者),也许是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评价。

一个勤奋的学者和天才的思想者,非要自己上街去闹事并且忽悠别人也上街去闹事,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世英名,葬送在自己手中。

学术,应该不同于忽悠。学术,当然会具有指导行动的价值,但学术本身却不是行动纲领。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远远不是最可怕的,最恐怖的是借用马克思主义之名去干拔苗助长甚至是倒行逆施勾当的那些人,最可悲的是那些国家和那些国家的国民。

被压迫者的呐喊和反抗,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始终。但却都与真实意义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无关,更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无关。人的思想进步,进而由思想进步所产生的、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被歼灭了吗?应该歼灭的是一切糟粕,应该保留的是一切精华。

“对于斯特沫勒荒谬绝伦的推论,以及这一类的批判家,普列汉诺夫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答复。他说:人的活动,不构成而且不能构成对月蚀所需要的诸条件,因此,单独组织一个党来助长月蚀,只有在疯人院中才能出现。即使人的活动,是构成对于月蚀所需要的诸条件之一,也没有人会组织一个党来助长月蚀。当他很忧虑地望着月蚀的时候,他仍然相信,即使没有他的帮助,无论如何,也会实现的。

斯特沫勒的推论,确实是不清晰、不充分的,但还远不至于“荒谬绝伦”。“组织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进程之不可避免性”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矛盾。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绝伦”之处在于:1、构建名副其实、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由落后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来推动的,当然应该是由超越于资产阶级的新的阶级的政党来推动的;2、既然社会主义超越于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的出现就必然是以资本主义的寿终正寝为前提条件的。过急、过早杀死资本主义,并不能使社会主义提前降生。

普列汉诺夫这明显是“给个棒槌就当针(真)”的节奏呀。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社会中,还真就有太多的伟大领袖(当然不包括斯特沫勒)酷似来自于疯人院的病人。他们与疯人院病人的区别是:他们不仅自己倒霉,而且还祸害众生。

“史的唯物论者,当认定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的支配律的过程时,并不否认或者轻视个人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常从历史被人类创造之不可否认的事实中,说明人类对其自己的历史之创造作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认为改变世界的基本基础,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是推翻旧的世界,创造新的世界。唯物论者的历史概念与人类的解放事业是不可分离的,不依据革命的理论,不依据于领导政党和领导人物的指导,不依据于活的人类之革命的创造,历史是不会自动发展的。因此,如果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党与革命的领导者离开了群众,那就证明了他对于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的指导上失去了一切的意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同时又是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及领导者,又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不是偶然的。在他们生命中的每一日,都是以革命理论武装各国的工人阶级,组织及统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及领导这一历史运动。他们抚育了很多群众之英勇的革命历史的创造。”

真的应该下大力气好好研究研究“自然历史的支配律”,而绝不是把时间浪费于在权力支配之下、在利益驱使之下的党派之争、主义之争。

请醒一醒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世界(或者世界的基本基础)是人类能够改变的吗?解释是一回事,推翻和创造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更关键的问题是:解释的对象与推翻和创造的对象根本就不尽一致。请不要拿内涵含糊不清的“世界”一词来试图说清楚所有的事儿。

倒要请教唯物论者:1、“人类的解放事业”,这到底是什么高深的东西?谁解放谁的什么?2、“革命的理论”,这到底又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如何给“革命”定义?3、难道依据革命的理论、依据领导政党和领导人物的指导、依据活的人类之革命的创造,历史就会自动发展了吗?难道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是依据这些理论、指导和创造而自动发展的吗?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吗?

该文通篇始终回避界定“革命”一词的确切含义,但却无数次的使用这一词汇,难不成翦氏认为地球人都知道“革命”一词的确切含义?左明汗颜!

该不会“人类的解放事业”就是“革命”吧?请不要拿一个未知去界定另一个未知。

我也许搞懂了:革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脱离群众的。脱离了群众也就无所谓革命了。任何政党和任何领袖都绝对不可能脱离群众,这一点易于理解。但是,还有困惑:如果革命的理论也不能脱离群众的话,那么反革命的理论是否能够脱离群众呢?

某种主义的创始者,同时又是某个组织的组织者及领导者,又是某个阶级的领导者,绝对是三栖名人、跨界明星,怎么能够说“不是偶然的”呢?令在下不无感慨的是:他们为什么要思想分裂和行动分裂呢?他们也许就是为革命而生的,也许他们自己知道革命的确切含义。

所谓的无产阶级与革命,此二者又是什么关系呢?革命是这个阶级(而不是指这个阶级中的成员)的本性吗?无产阶级注定就要革命吗?

将理论区分为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足够奇葩。请问翦氏:您的理论是革命的吗?爱因斯坦的理论是革命的吗?希特勒的理论是革命的吗?谁有资格来界定革命?谁界定的革命是能够获得普遍接受的?

也许对革命进行精确的界定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也许以利益为驱动的暴力活动,就是革命的核心。人类的此种活动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参与其中的对抗双方(或多方)也许根本就无所谓正向与反向之别,最多也就是可以进行道义上区分。

都已经玩儿刀子了,就别再把自己打扮得那么圣洁了。

人类不是用四肢,而是用大脑,引领自己前进的!暴力能够解决的也只能是枝节问题。

群众在领袖的“抚育”之下,创造了历史。这就是群众、领袖与历史的基本关系。

“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之不可分的关系,普列汉诺夫曾经引征了许多历史事实解释这一点。他解释法国七年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法军在路易十五时代的散漫和腐败。这种散漫和腐败,就表征了法国腐败的封建制度及贵族政治的倾向在军队及政府机构中占了重要的地位,这些一般的条件,就是七年战争法国失败的解释。比如象苏皮斯那种无能的将军们,不以能力、只以封建关系在军队中居高位,这不仅是个人的腐败,而是由于当时法国社会制度的腐败。同时又解释这种失败的原因是波巴朵夫人的影响,普列汉诺夫说:波巴朵夫人,她的力量,并不在于她自己的权力,而是通过君主的权力使君主屈服于她的意识之下……假使受到一个女性弱点伤害的,不是一个君主,而是一个仆人,她在历史上必然是不重要的。就因为为她的媚态所感动的是路易十五,而路易十五就有权依从她使法国与奥国同盟反对普鲁士。这样,所以说法国的七年战争失败的原因,受了波巴朵夫人的影响。我们知道,路易十五是法国历史上一个偶然的因子,不是法国君主必然的属性;但他的腐败,就表征了法国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所以我们可以说,个人对历史的作用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可分的关联着的。”

个人,在历史中是不可能有什么作用的;有且只有不凡、卓绝的个人,才有可能在历史中产生作用。一只蚂蚁、一株小草,对这个世界而言,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一个无能、平庸的个人,对这个世界的作用要么是零,要么就是被领袖役使的奴仆,尽管他可能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平庸之辈的集合体,在领袖的领导之下,是可以在历史中产生作用的。

领袖在历史中的作用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之间,不仅是相互独立的命题,而且也是完全可以分而述之的。

普列汉诺夫解释法国七年战争失败的原因,实在是平淡如水、乏善可陈。这样的史实和这样的论述,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何止成千上万次,而且远远比这些内容更复杂、更曲折,也更精彩、更深刻。翦氏的这种论述方式(借重所谓的著名人士的所谓的“高论”),实在是无关痛痒、苍白无力,不仅不能使该文增色,反而会令我等读者看低该文。

请问:“法国君主必然的属性”又是什么呢?难道腐败不是世界上一般君主的普遍属性吗?难道腐败不注定就是绝对权力的伴生物吗?

不错,任何个人都必定是历史的产物,必定是客观环境的产物,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从零到无穷“大”——或正或负)作用于历史、作用于客观环境。但这却绝对不是“个人对历史的作用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可分的关联着”的恰当理由。

“列宁在1918年分析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俄国会比较优越地得到胜利,在很多原因中,他指出了俄国资产阶级及地主的统治拥戴了一个白痴的尼古拉·罗曼诺夫以及空言家克伦斯基是原因之一。”

恐怕列宁是明显用词不当吧!怎么能够说是“比较优越”呢?分明应该是——比较便宜(便,音bian,而非音pian)嘛!

能够战胜白痴的君王以及空言家,就能够取得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吗?这都是什么逻辑关系呀?

那不过就是自封的、自我定义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吧!

“在今天的日本的王座上,也还是一个白痴的昭和所占据。但是在今天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行程上,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白痴的天皇呢毫无疑问的是不需要,然而他之被保留,不是他个人有这种权力,而是被当作日本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标志,当作日本资产阶级的傀儡,表征着日本社会经济结构之一定的内容。因此,把一个白痴放在王座上,这也是日本的历史决定的。只有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这个白痴的日本天皇送到日本的历史博物馆中去。”

日本的昭和天皇到底是不是白痴,可以另行讨论。关键问题是:当时的日本天皇到底是虚君,还是实君?如果是虚君的话,那么无论他是不是白痴,根本就都不值得一提;如果是实君的话,说他是白痴之人(翦氏作为中国人对他怀有刻骨仇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必定不能代替理智),自己恐怕才是真的白痴(这是理智的判断,而不是情感的宣泄。因为,我与翦氏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没有任何情感和利益纠葛)吧?

翦氏断言昭和天皇是白痴,不知意欲何为?不知是何心情?是很高兴呢,还是很失望呢?

我很困惑,非常想请教翦氏: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行程上,是否需要另外一个英明的天皇呢?翦氏的答案是否也同样是“毫无疑问的是不需要”呢?如果白痴也好、英明也罢,都是不需要的话,那么非要得出昭和天皇是白痴的结论,得出“把一个白痴放在王座上,这也是日本的历史决定的”的结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很纳闷儿:时至今日,日本的无产阶级为什么还不去开展像模像样、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革命呢?难道他们的脑子里都进水了吗?

昭和天皇肯定是没有被日本的无产阶级送到日本的历史博物馆中去,也不知道哪一位日本天皇会被日本的无产阶级送到日本的历史博物馆中去?

“在今天的德国许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及其他著作家,都被驱逐或被监禁了,德国的人民现在正被一个无耻的和无用的匪徒所统治,这也就表征了德国社会制度的性质。”

在当时统治德国人民的难道是一个“无用的匪徒”吗?不要说德国人民了,恐怕就是世界人民也不会同意的吧?否则的话,“无用”的他就绝对不可能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了!

希特勒其人“表征了德国社会制度的性质”,此言深刻,颇有见地。令人钦佩!

历史造就了领袖,同时,领袖也创造了历史。当然,前者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样看来,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存在乃至其行动,都是被决定于历史发展之客观的原因,被决定于历史发展之必然的规律,一个历史人物的本身,则完全是偶然的。同时,一个历史人物之有无力量,伟大与不伟大,也不是完全依靠他自己的天才与特性,而是看他是否代表着大众的一般要求,是否为了实现大众的一般要求而领导这一历史行动。这样,我们便了解了群众与领导者的关系,了解了人类主观的创造作用与客观条件在历史上之辩证的统一。从而我们又知道只有群众的力量,才是推进历史的动力,才能推动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历史的发展,不是自动的,而是要依于活的人类的创造才得以实现;但活的人类,也不能依照其自己意识、预望而自由地创造,他必须依照于历史发展之一般的与特殊的规律性,所以任何一个历史行动或历史变革,都是由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地统一实现出来。”

个人与客观环境、个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不具有任何可比性的。

整体是必然的,个体是偶然的。个体寓于整体之中,偶然寓于必然之中。

个人的伟大与否,显然不仅仅取决于该人自己这一个方面因素,而是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个人因素则是基础性、决定性的因素。

我很好奇:“大众的一般要求”,到底是什么要求?我来猜测:会不会就是吃、喝、玩、乐的要求呢?难道只有“代表”这样要求的人,才可能伟大吗?作为领袖,是不是只有“代表”、迎合、满足“大众的一般要求”,才可能会伟大呢?难道这就是判断领袖是否伟大的标准码?也不知道希特勒、墨索里尼、昭和天皇、还有斯大林等等人物是否符合这一标准?

十分抱歉且十分遗憾:根据翦氏之前的论述,我们根本就没有也无法“了解了群众与领导者的关系”,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又知道只有群众的力量,才是推进历史的动力,才能推动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翦氏却非要说“我们便了解”、“我们又知道”,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指谁?因此,“了解”也只能是——被了解,“知道”也只能是——被知道。

难道历史的发展是半自动的吗?甚至是全手工的吗?难道没有“活的人类”,就没有历史了吗?那么宇宙史、天体史、自然史又是什么东西呢?

人类的历史肯定不是个体的人或者整体的人的意志所能够单方面决定的。人类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决定者。人类甚至不是人类的创造者!人类只是自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人类的一切都是受着自然(也包括社会)的规律所支配的。

人类最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之处就是:去发现、去认识、去感知那些规律!!!

结语:

历史的车轮又碾过了近八十载岁月。一代新人又开始重新思索“群众、领袖与历史”这一问题以及理性审视前辈学者就这一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我不由得不庆幸和窃喜的是:我们的结论居然不一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这明显不象是完成于193931日的作品,而更象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夺取中国政权之后的产物。除非,翦氏具有非凡卓越的前瞻能力。在当时(特别提醒: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全面爆发,德国尚未入侵波兰,就更不用说入侵苏联了,日本尚未偷袭美国),中国的前途命运将会是什么,又有谁说得清呢?“持久战”(另有一种由李宗仁先生更早提出的表述“焦土抗战”),是一个容易想到的答案,但是,如果没有中国与日本以外的力量的介入(请想一想:苏联出兵狂扫日本关东军,美国与日本鏖战数年,并向日本本土投掷两颗原子弹)的话,“持久战”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

马后炮就是再响,也一定是瞎胡闹。

193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势力还相当弱小,其秉持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的本质是求真,副产品是打假——拆穿谎言。有的谎言是有意为之,有的谎言是能力所限。凡是出自领袖之口的话,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忽悠群众,就是领袖的最最基本使命!!!

领袖,必定是行动者。当然,有可能同时也是思想者。但是,中国有一句哲言:一心不可二用。一个优秀的领袖,就不可能同时成为一个杰出的思想者了,反之亦然。在现实中,领袖的思想几乎都是来自于思想者而非来自于自己。此处所谓的思想,是指原创的思想,而不是指“我想上厕所”的“思想”。

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通过什么“高、大、上”的理论来加以论述。人生如戏!在戏剧中的主角与配角的关系,不言自明、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中,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也大致如此,而且,群众所扮演的恐怕连配角也算不上,最多也就是群众演员(例如:行人或死尸),不要说正面特写镜头了,连一句台词也没有。主角自然可以获得天价片酬,而群众演员也就是混一份盒儿饭和按日结算的微薄工资。按照马克思、列宁和翦氏诸位先生的逻辑:所有的戏剧都是由群众演员缔造的,把群众演员创造戏剧的估价“高于一切”。此处可以哄堂大笑!除了呆子、傻子、疯子,还有谁能说出如此奇葩的话呀!

真相可能很残酷,但绝不能因为残酷,就掩盖真相,进而就封锁真相。忠言可能很逆耳,但绝不能因为逆耳,就拒绝忠言,进而就封杀忠言甚至忠言者。

除了目击者之外,其他人看到的都是经过强者加工、处理过后的世界。目击者的发声,如果与强者的意志、利益不符,也一定会被强者所扼杀的。

人类需要真相,人类需要更多的现场直播。当然,现场直播也完全可以做手脚,但却大大增加了作伪的成本。

可能所有人都不愿意听别人说自己不好!如果是弱者,那也只好听之任之;如果是强者,就完全有可能、有能力去处理那些对自己不利、说自己不好的声音。

不能被批判,这不是本性,而是任性!这样的人,即使是强者,也一定是流氓、是无赖!如果一个人可以理性对待他人的批判,那么他才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强者!

思想者是先知先觉者,领袖是后知后觉者,而群众则只是不知不觉者。

思想者,也只有思想者,才是人类社会这出精彩戏剧的编剧和导演。

群众,就是在被忽悠的世界里生活的。被忽悠就是群众注定的命运。

愚蠢、愚昧、愚不可及,就是被忽悠的前提条件。

其实,群众就是缺心眼儿,领袖就是贼心眼儿。

世界秩序,在强权时代结束之后,是欺骗时代的来临。欺骗是暴力的转型升级。忽悠与被忽悠,这就是强者与弱者的基本关系。请注意:这已经比强暴与被强暴有了重大进步。再下一个时代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无遗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永远也不可能消失。强者与弱者共生的状态将永远存在。不过,可以宽慰的是:强者自身也是会不断进化的,强者的欲求也是会不断升级的,终有一天,强者会不以牺牲、侵占弱者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更进一步,利益终将会成为人类忽略、淡忘或者无所谓的一件事情。

也许,我太乐观了。因为我也深知:没有了利益,可能也就没有了人类。人类的本质就是:利益动物。理性,无疑也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特征,但是,当利益遇到了理性,胜负立判。理性永远无法挣脱利益的掌心。

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一个物种,都是不可能逃脱、超越自己的属性的。

可能,只有无机物,才会无欲无求、无利无益。看到这里,上帝终于会心的微笑了。

生命之花就是自然界中的奇葩!人类是地球之上的生命现象的极致,也是终点。

一滴水,至少还可以感受到自己相对于大海的渺小。但是,可怜的人类,居然找不到标志自己渺小的参照系。因为人类不仅感知不到自然的边界,而且自然是否存在边界都是无法证明的。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意识不到的境况,这到底是喜呢?还是悲呢?

人已经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如果人类也能够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能够明明白白的走向灭亡,就已经功德圆满了!自然对人类的造化,不知是否有其自身的逻辑,人类可以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可以去探寻自然的逻辑。

人不死,是绝对不可能的;人类不灭绝,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所有对生命逝去的哀叹,都会化成一缕青烟,随风而去。

也存在过,也消失过,在存在与虚无之间彷徨、徘徊,这就是永恒的自然。

读罢该文,真是:一颗赤色心,满纸荒唐言。对过往历史的解读,在下与翦氏何以会南辕北辙、天差地别呢?无他,立场使然!!!翦氏是一颗红色之心,而在下则是一颗透明之心。

向翦伯赞先生致以由衷的谢意(为我提供了绝佳的射击标靶)!

向翦伯赞先生宁折不弯的精神(其逝去的方式令人动容)致敬!

2017.1.21.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后记:

本文拉拉杂杂长达六万余言。关于长文,我要说几句。仅以该文为例,字数约为一万五千字。仔细一看,叙述性的文字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不争的事实:在社会科学的学术作品中,绝大部分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都被叙述性文字所占据。

我本人不喜欢写作长文,而更倾心于创作短小精悍的作品。道理很简单:我不喜欢“注水肉”!

世间的道理,其论述、论证、论说的过程其实都不必也无需过于繁复、冗长,就完全可以说清楚了。所谓的巨著、大部头,不过就是资料堆砌的产物罢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精致、精练的作品的集合而成的长篇文集,当属例外。

科学,是论证的事业,而与叙述无关。即使是为了摆事实,也完全不必不惜笔墨,点到为止即可。此外,更重要的是:列举证据远远不同于叙述事实。谈古道今、旁征博引,应该成为学术的积弊而被扫进垃圾堆。

历史内容与历史科学,应该分家了。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所谓的史学著作,几乎都是历史内容的展现,而历史科学却不见踪迹。应该把展示历史内容的作品,逐出科学界。当然,如此史学还可以与所谓的文学另立门派。

标准再简单不过了:讲理,才能算是科学;而说事儿,则与科学无缘。

我为什么总是要全文照抄或大量引用阅读作品的原文?

这就是法学思维使然。这就是证据意识的体现。

我的行文,不能没有依凭的对象,而且我不能只是让自己可以看到依据,我一定还要让普天之下阅读我的文字的读者也能看到我行文的依凭。

是非,要以世人看得见的方式得以明辨。

俗语: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所以,打笔墨官司,也要铁证如山。

我不仅不屑于去打世俗的官司,而且也无心去打什么高雅的笔墨官司。我虽然还没有泯灭获胜的欲望,但是,已经越来越看淡胜负了。真理,是无所谓胜负的,即使发现真理之人与发现谬误之人之间是可以分出胜负的。

去发现,去发现真相、真理、真实,就已经足够了!

发现,是主动的;而接受,则是被动的。悟,就是发现;闻,就是接受。闻道,那只是后知后觉;而悟道,那才是先知先觉。

朝悟道,夕死足矣!

 

2017年,是又一个农历鸡年,也是我的第四个本命年。我还没有学会通过手机“发红包”(关键是不想学会),值此农历新年来临之际,献上本文,虽不算福利,但聊表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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