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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进阶篇)——《经济学》读书笔记(第八章)
发布时间:2016/6/6 10:20:29 作者:左明 点击率[178]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经济;经济学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6年


        第八章  政府的经济作用:支出、调节和财政

        “民主政治经常受到怀疑:一半以上的人在一半以上的时间中是否总是对的。”—— E.B.怀特

        对与错,从来就是与人的数量和人的比例没有必然关系的。人的数量和人的比例只是形成决议的一种方式。超过半数才能形成决议的方式,被称之为——民主。把对错与民主纠缠在一起,可能是最常见的一种思维误区。

        人们更关心的不是对错,而是利益。因此,人们形成的决议,更多的是事关利益,而与对错无关。

        人类中的绝大部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是是非动物,而只是利益动物。

        “政府在现代混合经济中具有日益扩大的作用。”此处的“政府”一词,可能是国家机器的同义词,同时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日益扩大”,那是在现代美国,而不是在现代中国。在未来一百年,中国的国家权力的发展趋势不是扩张,恰恰相反,而是收缩。这是由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家本质(或曰:发展阶段)的差异所决定的。

        国家插手干预经济,这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国家插手干预经济的程度如何?政府支出和国家对收入的再分配,不要看数量,而要看比例;国家直接调节经济生活,重要的是要看广度、深度、频度和强度。从这些维度就可以大致看出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足够霸道和任性。甚至可以以此为依据来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比较正宗的市场经济国家。

        一、政府支出的增长

        政府支出(可以据此大致推测出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或国民总产量或国民生产总值等的比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数字。这是一个“动态”的数字(通常以年为计量单位,来源于类似于企业收入报告书的政府收入报告书)。还迫切需要知道一个“静态”的数字:政府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总财富的比重(来源于类似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政府资产负债表)。

        在一个健康良性的现代国家里,国民自然有权利查阅、知晓这两本账。

        “在一个多世纪中,国民收入和产量都在上升。”在比例面前,数量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一个或一些孤孤零零、单摆浮搁的数字,因为没有能够表明其与其他数字的相互关系,从而使人无法锁定其深层含义。

        “每一个非常的时期——每一次战争、每一次萧条、每一次对贫穷和不平等增加关怀的时期——都扩大政府的活动。”请看,对美国而言,战争似乎与萧条一样,都是经常光临的家常便饭。政府对国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该出手时就必须出手,政府出手就意味着政府出钱。

        政府的钱,还不就是国民凑的份子。

        “在这种时期结束之后,支出似乎从来不退回到原有的水平。”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其实,在政府的上述支出中,有相当的比例是用超发的货币来支付的。覆水难收,花出去的新货币就开始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做长途旅行。直到货币破损到不宜流通之时,才会退出江湖,但是会代之以等值的新货币。除非政府拥有并行使缩减流通货币的权力。

        政府手中的印钞机,并不能创造财富,但是却可以用其印制的纸币去标注财富的价格。纸币,表面来看是纸张,其实是真实财富的简洁表现。

        “随着丰裕而到来的是:较大程度的相互依赖和较少的支付私人必需品的需要。”这真的是丰裕社会的表征吗?到底是个人的依赖性与独立性之中的哪一个更发挥、更凸显?也许是物质的依赖性与思想的独立性都在增长。

        很有可能私人必需品会优先于公共服务品而已经得到了发展和满足。这也许可以印证这样的道理:小家优先于大家。

        萨氏认为:在混合经济制度国家中,政府支出相对最高的国家恰恰是近数十年来成长和进步最快的国家。但是却没有用相应的数据来支撑这一结论。相反,在同一时期日本的经济腾飞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但是其税收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却并不高(仅位列第8-1表所示八个发达国家的末席)。

        “现代福利国家可以推行人道主义而同时又不破产。”请注意关键词:是“不破产”,而不是高增速。所谓的福利国家,确实是高税收和高福利,但却未必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科林·克拉克所声称的规律:“国家取走的国民总产值如果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必然会迅速带来灾难。”无需较真儿、不必抬杠,其中的数字仅具有象征意义。这显然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捍卫者。当国家机器(实质是掌权者)与国民的异化程度越高的时候,这一规律的功效越会显现。反之,这一规律则会失灵。但是,愚以为:在最近几百年内,这一规律显灵的概率会更高。请注意:此处所谓的灾难,未必一定是经济数据的下滑。在一个衣食无忧但却不能自由发声的社会里生活,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灾难吗?请想一想那些身穿绫罗绸缎、佩戴高级饰物在街上散步的宠物狗,您羡慕它们吗?

        二、政府控制和调节的增长

        政府制定甚至“大大扩充”有关经济事项的法律,天经地义。但是,政府直接参加国民经济的生产,则问题多多:1、政府是为了生产而设置的吗?2、生产是政府应有的属性吗?3、也许政府可以也应该从事并非商品属性的生产(例如:印刷、制造货币),但却应该严格限制。

        结论:政府不是市场主体,不应从事市场行为。

        政府的手里确实有不少钞票、大量资源,但是,如何合理、高效使用这些钞票和资源,是至今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全世界难题!越落后的国家,这一问题也就越突出。

        简单常识:在一些钞票或资源的真实而非名义的所有者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合理、高效的使用呢?当一个人可以花别人的钱的时候,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结论:应该遵循国有资产、资源最小化原则。

        西方谚语:国家权力是必要之恶。愚以为:国有资产也是必要之恶。因此,也应该最小化。

        国家权力和国有资产的致命缺陷的本质是一样的:公权私用、公产私有。此乃人性——自利本能使然!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想尽一切手段全方位、无死角去规范国家权力和国有资产,而是逐渐减少国家权力和国有资产的规模和体量,直至必要的最低限度。

        一个不能很好解决国家权力和国有资产合理配置问题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文明不够发达的国家。

        近代以来,“无政府状态加上警察”的自由放任的状态,这可不是任何国家都能达到的状态,至少中国就从未达到过(也许萨氏根本就没有把中国纳入视野范围之内)。由于学术兴趣和工作手法的关系,我本人希望得到但却不愿亲自发掘如下资料:清代、民国和当今中国政府的国家权力和国有资产的规模和体量。

        十九世纪的美国政府自由放任的结果,一方面是:物质的迅速进步和个人自由的环境。另一方面是:周期性经济危机、自然资源浪费、种族和性别歧视、极端的贫富差距以及垄断的出现。至于政府的贪污腐化,肯定会有,但是程度不应该、不可能十分严重。基本道理:政府对社会的管控程度决定腐败程度,或者说:此二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这样的格言是否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适用了?绝对不可能!之所以会使人产生错觉,那是因为对“少”或“最少”的不恰当的偏差理解所导致的。一定要锁定参照系!与什么进行比较,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要简单的认为:因为现代政府比近代政府管理的更多了,所以上述格言就失效了。这种思维也太直线了吧。伴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社会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必然会相应跟进。所谓的最少管理,一定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符合特定情境的最少管理规模,而绝不是毫无原则的与任意时空条件下的管理规模进行比较的结果。

        要跟自己比,而不是跟别人比、跟历史比。

        管理是反人性的,合理的管理是克制不当人性的手段,不合理的管理是满足不当人性的手段。因此,合理的管理只能是以必要和最少为原则。

        人类无数次惨痛经历后的教训:疏胜堵!释放人性一定优于压抑人性。

        “维护公共的利益”,这是政府扩权进而必然滥权的最正当、最美妙的理由和借口。仅仅个别个体意识到这一点并不能改变全局,因为政府一定是掌握在强者的手中。政府主要是对内压迫的工具,其大小和强弱是由国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强悍的政府所对应的一定是惨烈的压迫,柔弱的政府所对应的一定是缓和的压迫。

        民不强,国不可能强。即使是所谓的强国,也一定是搜刮民脂民膏的结果。

        政府不是不能出手,而是该出手时再出手。政府是不是一个可以超越市场的主体和力量,这是政府出手正当与否的关键性判断标准!如果裁判员与某个或某些运动员恶意串通,就丧失了成为裁判员的资格。政府不能为了特定市场主体的利益,更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手。很可惜,也很遗憾:现实中的政府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政府的出手不是解决麻烦,而是制造新的麻烦。

        超然地位,决定客观公正。

        “随着时间的消逝,前一时期中为激进的说法在后一时期中成为大家所接受、甚至是反动的思想。”其中的“反动”(即逆历史潮流而动)一词,有言过其实之嫌,似应改为:落后。这既是简单事实,也是深刻哲理!为人类社会漫长的时间和无数的实践所证实。这就是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就免谈了吧)的客观差异。先知先觉者,既是愉快的,也是痛苦的。之所以愉快,是因为超越了他人,能够体会到能人所不能的优越感;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孤独于他人,甚至会被他人故意冷落、恶意驱逐。人类社会就是由极少数先知先觉者和大多数后知后觉者以及比例会不断下降但长期仍然为数不少的不知不觉者所构成的。先与后,是用时间来标注的,也是由时间去弥合的。多数的先知先觉者,领先的时间比较短暂,其中能够迎合甚至满足后知后觉者的先知先觉者,完全有可能会受到后知后觉者的认可甚至追捧。而对于那些少数的领先的时间比较长久的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通常会表示不解、费解,于是干脆就视而不见、不予理睬。人与人之间对某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差异,通常都不是能够通过说教而消除的。理解、接受说教,也是一种能力。而这样的能力往往都是先天的,而非后天的。后知后觉者通常都不会相信、不愿接受先知先觉者的奇思妙想,时间和实践,是他们最好的老师,他们是一定要经历或观看过完整的证明过程之后才会接受结论的人。而先知先觉者,则通常是根据自己的莫名其妙的感觉(当然也是建立在扎实、真实的客观基础之上的)就能够做出正确的预判、预见。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大脑。这个世界确实存在能够产生奇思妙想而不是存储无量知识的大脑,这不是迷信,也不是神话传说,而是事实。

        “州和联邦的立法机关扩大了它们立法的范围,包括:最低工资的法律,强制性的劳动事故的赔偿保险、强制性的失业保险、养老金、医药津贴,童工、女工和男工的最长工作日,工厂条件的规章制度、强制性的集体协议以及公道的劳资关系法,等等。”立法权扩大或者扩大立法的范围,这些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因何扩大?理由是否正当?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些立法都是试图解决基于劳资双方对立而产生的问题,而且目标指向都很明显:倾向于劳动者一方。这样的倾向性具有正当性吗?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实条件是什么,未经立法规范的现实条件很清晰:资方强大,劳方弱小。这也肯定不是问题。问题是:强大的资方会不会安分守己?会不会恃强凌弱?如果安分守己,国家干预缺乏正当性;如果恃强凌弱,则国家干预就具有了正当性。如果立法规范在这一方向上仅仅起到防微杜渐甚至是未雨绸缪的功效,也是具有正当性的。由此观之,立法机关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之上的。是否应该因此而对美国的国家权力表示由衷的赞叹呢?且慢!以上立法也仅仅就是方向性、指向性正确,至于具体的立法细节(主要表现为程度),还需深究。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就有了法律所追求的实效。在资方占据绝对明显优势地位的背景之下,劳方最大的、也是最合理的心愿就是:少吃亏,而不是不吃亏。没有哪个现实世界的国家的国家机器可以摆脱该国强势群体的影响进而做到绝对的超然世外、实现绝对的客观公正。这既是常识,也是公理。

        “私有财产从来不是完全私有的,自由企业从来不是完全自由的。”后半句话,肯定正确。前半句话,值得商榷。私有财产,当然是完全私有的。萨氏的隐喻可能是:私有,是有条件的,是要付出代价的。私有,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分享或者共赢而不是独吞或者全占的方式来实现的。

        “要想理解政府权力越来越大的倾向,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需要思考:现代国家(其历史不算太长)的国家机器自身到底是不是独立于国民之外的另一个利益主体?国家机器力量的强大与国家机器欲求的膨胀,不是一回事。没有人惧怕自己家的看家狗不断强大,但是对于可能觊觎主人利益的仆人的日益强大,则不免令人担忧。国家机器与国民的关系,就是现代国家最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如果认为这些历史过程不可避免,那却是错误的”,不错,所有的特定的具体的历史过程都有可能是能够避免的,但是,所有的一般的抽象的历史过程都是不可避免的。能够改写的、重来的只是细枝末节,而不是方向和趋势。

        “民主政体最终总会得到它应该得到的那种政府。”民主政体最终的国家样态,决定与之对应的国家机器的样态。国家机器是被动塑造的,而不是自我塑造的。

        “在政治上,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千真万确的事实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的动机铺成的。”此言精警!在下棋的时候,臭棋(当然也包括好棋)是在挖空心思之后想出来的。每一个输棋的人都是在力争赢棋的过程中败下阵来的。一盘对局,是由胜负双方共同合作完成的。动机和结果,可以截然相反。

        中国古训:天不变,道亦不变。与此等值的命题:天若变,道亦改变。变或不变,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忽略条件,主观固守或主动求变,都会事与愿违;无视前提,不变或瞎变,都“具有最大的被消灭的危险”.国家机器的性质和规模,当然也应该遵循这一基本法则。那么,到底什么是什么的因,什么又是什么的果呢?简单常识:在先的有可能是在后的因,而在后的却只有可能是在先的果;同时存在的,则有可能互为因果。

        中国古训:穷则思变。其中的“穷”字,显然不限于贫穷之意,而主要是穷途末路、无所适从之意。常识:不能适应变化,就必须要变。变,未必是普通人的普遍欲求,而很可能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可能,人们还是愿意保持不变。人,可能也具有保持原状——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属性。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受到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不改变原来的状态。

        变,其实其本身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是否因势利导、是否顺势而为。胡变、瞎变,结果可能会很惨。变化是为了不变,运动是为了静止。

        “脆而没有伸缩性的经济制度不能逐渐演变来使自己适应与日俱增的紧张状态和社会变动。”请不要搞错:经济制度本身是否“脆而没有伸缩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经济制度的人的思想不要“脆而没有伸缩性”.什么都是可以改变的,“脆而没有伸缩性的经济制度”,也不例外。如果自己不能主动变化,那就只能被动改变了。

        “科学与技术经常改变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途径。”首先,科学与技术自身经常改变,它们就是以求异(其表现就是改变)而具有价值的。其次,它们与经济其实是互为因果关系的,相互影响、相互改变。

        “如果一个制度要继续存在,它的社会体制和思想体系必须根据这种改变而加以调整。”此言怪异!既然是“继续存在”,那又何来“这种改变”呢?除非是:改变现状而存在;而不是:维持原状而存在。没有争议的是:各变量之间都处于因动而动、亦步亦趋的关系之中。

        “如果没有历史的眼光,激进派、保守派以及中间派都不能有效地推进他们的长远利益。”说的多么正确呀!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不论什么人持有什么观点,都注定是糊涂人生、失败人生。

        三、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

        “联邦政府只不过支付国防费用,偿付过去的战争的抚恤金和利息,为一些公共工程提供款项,支付法官、议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薪金。”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开支事项。国防,无疑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但是,国防开支(也包括“偿付过去的战争的抚恤金和利息”)却不一定存在一个理所当然、无可争议的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总收入而言的确定比例。这个比值主要是由能够左右国家意志的个人或集体所决定的。当然,外部的安全状况,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条件。从客观结果来看,不合情、不合理的国防开支(或不开支),是一定会有损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当能够左右国家意志的个人或集体的利益独立于国家整体利益之外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合情、不合理的国防开支(或不开支)。

        国家出资兴建“一些公共工程”,需要十分充足且正当的理由。当“一些公共工程”不能公平合理的为普通国民所普遍的、一般的(并非平均的、均等的)分享其利的时候,其正当性值得怀疑。既然国库资金是由全体有能力的国民情愿或不情愿“凑份子”构成的,那么全体“凑份子”的国民(及其家人)就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质疑。尽管在现实中因无效而无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同理,当能够左右国家意志的个人或集体的利益独立于国家整体利益之外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不正当的“一些公共工程”开支。

        支付所有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本身具有充分的正当性。问题是:国家公职人员的数量和薪金的标准,是否合情合理。同理,当能够左右国家意志的个人或集体的利益独立于国家整体利益之外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合情、不合理的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开支。

        “它(即联邦政府——笔者注)的大部分的税收来自烟酒货物税和进口关税。”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事项。征税的范围、种类、额度、比例等等,事关全体国民(关税则不限于本国国民)的切身利益,谁来决定比如何决定要重要一万倍。当能够左右国家意志的个人或集体的利益独立于国家整体利益之外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合情、不合理的国家收入。

        国家的收入,就是国民的支出。但是,国家的支出,却不是国民的收入。

        国家机器,进而整个国家,实际上始终(至少是从古至今)是操纵在能够左右国家意志的个人或集体的手中的。国库的收入与支出,自然也尽在其掌握之中。

        “地方政府执行大多数的职能,它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财产税。”由此观之,美国联邦政府的职能还是很有限的,还是可以比较精简的。这也许就是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的重要区别。以所拥有的财产数量为纳税依据,也许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通常情况下,纳税人所享有的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是与其财产数量成正比关系的。

        “地方和州对教育、下水道、道路和救济穷人方面的支出表现出最急剧的增长趋向。”政府出手——出钱的基本原则:必要性、合理性和不可替代性。所谓的不可替代性,是指不可被民间出资所替代。所谓的不可,实际上就是:不宜、不愿、不能。国家办教育,是现代国家的义务,而不是特权,更不能垄断。修建下水道、道路,是费力(没有收益)才讨好的事情,救济穷人更是赔本(只出不进)赚吆喝的举措。

        民间资金当然也可以有不求回报的善心善举。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选择去扶优,而不是去济困。道理很简单:人类社会是因为优秀引领而进步,而不是因为摆脱落后而前行。先进可以带动后进,反之则不然,后进无法提携先进。俗语: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问题的焦点一定是车头,而肯定不是车尾。解决了车头的问题,车尾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尽管效率与公平不是性质相同的问题,但是效率会有助于公平,而公平则对效率无补。

        国家就应该去做国民不愿意去做而又必须去做的事情。

        四、联邦支出

        “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业单位。”很多时候,“最大”可能仅仅是一个中性词,绝对不等于——最好。

        “现在的联邦年度预算约为三千亿美元,相当于每人分摊一千五百美元——约为三个月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平均而言,一个美国人每年要把自己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贡献给联邦政府,在俗人的眼中,这就相当于是白干了一个季度。也许,这些钱并没有打水漂,并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是以多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回馈于美国国民。

        需要特别明示的是:在1976财政年度的联邦支出中,“一般行政费和其他”,即“包括议会和法院的经费以及政府行政部门的经费”,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二。换言之,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绝对不是——吃饭财政。扣除庞大的公务开支(设施、设备、资产、活动等等),各种联邦公职人员的薪酬以及所有福利待遇(俗称“人吃马喂”),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

        也许,并不是美国联邦公职人员的薪酬以及所有福利待遇的标准很低,而很可能是其人数很少。

        五、政府职能的变动

        “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政治的变动是巨大的。”什么样的政治变动才能算是巨大的呢?美国的《宪法》没有变化,美国的政党政治体制和格局没有变化,那还有什么样的变动能够被称之为是“巨大”的呢?

        反观中国,在最近的六十多年中(始自1949年10月1日),政治的变动怎么能够说是巨大呢,那可分明是相当巨大。仅《宪法》就制定和修改了若干次,虽然执政党从来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其《党章》修改也颇为频繁,另一个还值得一提的巨大变化是: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改变——原先是任职到去世,现在是任职到退休。也许,更大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就在不远的未来即将发生。

        “经济的变动有多大?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的仅仅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制度。

        反观中国,在最近的六十多年中(始自1949年10月1日),经济的变动怎么能够说是巨大呢,那可分明是相当巨大。主要通过没收(即武力强占)、赎买(其实是强买),从曾经的私有制过渡到大一统的公有制,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经济比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继而又从多到少、不断递减。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反向发展、此消彼长。也许,更大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就在不远的未来即将发生。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连傻子都能够正确回答的问题!!!中国俗语:傻子过年看邻居。

        美国向何处去?这恐怕是比哥德巴赫猜想艰难一万倍的全人类难题!!!

        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只能算是“小儿科”;解决今日美国的问题,才能算是“高大上”。

        人类向何处去?这才能算是终极挑战问题。左明早已经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论证。答案就在我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上发表的五百余篇文章之中。也许,有的朋友会笑了:这刚哪儿到哪儿呀!人类的命运有什么资格被称为终极问题呢!那将置下列问题于何地呢:太阳系往何处去?银河系往何处去?宇宙往何处去?……其实,提出并试图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都是关于人类的问题。

        1、直接控制

        “政府控制的程度一直在增长。”如果能够把政府理解为是国民合意的产物的话,那么政府控制其实就是国民意志之间协调一致的具体表现方式。合意、多数人参与之下的合意、越来越多参与的人们之间的合意,逐渐取代单独个体或少数个体的个别意志,这可能就是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一种发展趋势。这是一个逐渐融合而非日益疏离的社会。

        依靠强权、全凭长官意志、满足少数执政者私欲的政府控制,应该另行讨论。政府当然不应该强奸市场,但是,确实有很多政府的确是强奸了市场、强奸了国民、强奸了一切。

        2、共有物品的社会消费

        “政府支出的增长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以社会化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个人用货币购买的个人主义的方式消耗很多的国民产品。”个人购买,可以保证产品归己。但是,政府购买,产品归谁(所有或使用),恐怕就很难说清楚了。政府出资(其实是国民集资)建造一条公路供国民免费使用,问题随之而来:到底是谁在使用?是所有国民(肯定是在特定范围内)都在使用吗?是所有国民都在以相同的方式、次数、频率等等在使用吗?会不会必然存在差异呢?会不会必然出现有的人吃亏(有的人根本就不会买而不是买不起私家车)、有的人占便宜(有的人有好几辆私家车)的结果呢?这可不是无事生非、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们必须追问:规模日益庞大的政府支出的实际的、真实的受益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本身不可回避忽略,回答这个问题不可敷衍塞责。

        政府支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谁是卖家?这个问题关系到政府作为买家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利润的归属。有利润,这不是问题,关键问题是:1、利润归谁?进而:为什么归张三,而不是归李四?2、利润多少?与该商品或服务的平均利润率是何关系?

        政府作为买单人,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会遇到诸多问题。应该用倒逼的方法去论证政府支出的正当性。应该用多种规范去约束政府的支出行为。

        3、稳定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控制难于收拾的通货膨胀,避免长期失业和经济停滞。”有没有搞错?难于收拾的通货膨胀,这不恰恰就是现代政府亲手造成的吗?解铃还须系铃人。制造和摆脱通货膨胀的,都是现代政府。滥发的纸币,其自身毫无价值,但是其神奇之处在于:通过滥发纸币,以滥发的纸币作为交换媒介,可以达到使真实财富易主的效果。每一次恶性的通货膨胀,都是一次较大规模的真实财富的重新洗牌。

        曾经的金科玉律、至高信条——现金为王,将会越来越被当作是一句笑话。

        需求(当然是指有效需求),这就是避免长期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唯一良方。没有需求,怎么办?那就去创造需求!怎么去创造需求?就是去创造购买力!怎么去创造购买力?主要就是去印刷并发行纸币(此之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了钱,才能去购买、去消费,去满足需求。但是,收入的增加与物价的上涨,往往是大致同步且大约同比的,因此,忙活了一个溜够,其实就是:烙饼裹手指头——自己吃自己。唯一的积极结果就是把人们的生产和消费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人是生活在自己给自己营造的氛围之中的。

        政府的另一件“法宝”——所谓的货币政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利率调节(酷似水龙头的开关)。利率越高,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就越低;反之,利率越低,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就越高。这其实也是一针兴奋剂,调低利率就可以刺激人们(当然主要是指那些拥有较多货币的人)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生产过程中。得过且过好时日,刚一扬鞭就奋蹄。

        慵懒,可能是人的本性。只有在强烈的内心欲求和外部刺激之下,才不会慵懒。

        生产、还是不生产?多生产、还是少生产?经济高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甚至原地踏步?这些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问题。人是在意念驱使之下行进的。比较肯定的是:物体运动的惯性原理基本适用于人类社会。

        执行货币和信用政策,能够“达到高额的生产和稳定的物价的目标”吗?鱼与熊掌,能够兼得吗?我的答案:不一定。所有的理论,其前提假设可能比结论更重要!在解几何习题的时候,在不明示已知的情况下,仅仅凸显求证(当然是证成而非证伪)的内容,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有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我们才普遍认识到,政府的财政政策——改变公共支出和税收,以便造成盈余或赤字,而不是平衡的预算——对失业、生产总量、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价格水平都具有深厚的影响。”这是以婉转的方式为凯恩斯主义(其宗旨即国家干预经济)唱赞歌。政府的收支,就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其中的奥妙、精妙、绝妙、妙不可言之处不在“盈余”,而在“赤字”.赤字的本质就是增发纸币。此处的增发,不是以实际财富的相应增加为支撑的。当属:人为制造纸币。

        国家凭什么能够干预经济呀?凭的就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印制发行纸币权、基准利率决定权。当然,至于流氓政府,那可就是什么下作的事情都是干得出来的。

        财政政策是一支有别于市场(若即若离)的强大力量,不仅自身强大,而且对市场的影响力也是强大的。如果政府愿意的话,“稳定的财政政策可以缓和商情的上升或下降”,可以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力。

        “一切听任自然,预算肯定不会平衡”,预算中的收与支,都是严格受到人为控制的,怎么可能会“听任自然”呢?

        “保持预算的平衡牵涉到经过考虑的(和轻率的!)社会抉择”。此处的预算,显然是指国家预算。预算是否平衡,这不是问题;预算是否需要平衡,这才是问题。预算的主体是国家(或曰:政府),做出抉择的理应是国家,尽管国家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

        4、政府从事生产

        “在近几十年中,这一方面扩展很少。”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财政政策(通俗的讲:就是政府收钱与花钱)与“政府从事生产”(通俗的讲:就是政府挣钱),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政府通过从事生产而挣钱,当然也需要充分的正当理由。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政府直接从事某些生产,但并不从事其他方面的生产。”到底应该从事哪些生产呢?这是由生产领域的属性和政府自身的定位所决定的。说的直接一点儿:某些生产,政府是绝对不会染指的,因为那与政府的身份不符。

        生产,是与营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政府营利,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比天还大的问题。

        “飞机场通常为政府所有,但火车站并不如此。”请看:在现实中的是与不是,其实是没有准谱儿的。大可不必纠缠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里的政府生产的领域差异,我们的努力方向似乎应该是:探寻出政府生产具有正当性的一般标准,而不是去尽量列示政府能否生产的具体领域。

        真正民主的现代政府的存在价值,就是要去协助而不是替代实现国民的利益和愿望,政府永远是配角,国民永远是主角。因此,政府的存在空间仅限于国民不宜、不愿、不能(可以简称:“三不”法则)的范围之内。政府从事生产,当然也应该遵循这一法则,而且应该以不营利、不盈利为原则。

        至于“影响公共利益的公用事业”,实在是大而化之的空洞表述,吃、喝、拉、撒、睡,哪一项不符合这一条件?难道就都应该由政府来从事生产吗?

        此外,“在许多独立生产者之间存在着有效竞争的有限的可能性”,也就是非充分的竞争性,解决竞争不充分的对策似乎应该是消除抑制竞争的障碍,而不是简单由政府来接管。这似乎也不构成“必须由公共所控制或为公共所有”的充足理由。

        “不象加拿大、瑞典或英国那样,我们(当然是指美国——笔者注)从来没有国有煤矿、炼钢厂、航空公司或广播与电视。”看来,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就许多重大问题存在分歧的。分歧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分歧的结果如何,不同的结果各自有着怎样的自身合理性。

        “政府所建造的军事工厂几乎已经毫无例外地卖给了私有企业或者在战后关闭。然而,政府的研究机关和研究合同确实为我们的研究和发展(R & D)提供很多资金。”军工生产,也可以由国民(通过私有企业)来完成,这确实是对在下的“三不”法则的某种程度的挑战(但愿,还没有达到颠覆的程度。别忘了:奇葩的美国居然允许私人合法持有枪支,这至少已经违背了“不宜”法则)。政府的研究机关与研究合同,此二者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政府直接插手、涉足研究事务,而后者则仅仅是研究经费的来源之一。

        “习惯上使用的‘黑白分明’的字眼如何不适合于描述处于灰色地带的现代生活。”这是试图淡化公私界限的理论支撑。法学界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说法。公私界限真的变得模糊不清了吗?至少我不这样认为。私人,还是那个私人(力量渐强,属性未变)。国家,却已经不是那个国家了。是国家机器(或曰:政府)的属性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也包括国家作为权力者与权利者二重身份竞合的因素,迷离了人们的双眼。但是,国家毕竟依旧是作为国民的外在独立现象而存在的,其独特价值是任何其他主体所不能替代的。

        “当政府支付给通用电气公司很小一笔费用,让它开始经营巨大的原子能工业时,这算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企业?”其中的“很小”与“巨大”,此二者明显极不协调、极不匹配。这种现象有一个专业术语称谓:政府采购,而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无关。同时,“政府提供一切资金而肯定又审定一切主要决策。”谁出钱、谁决策,天经地义。其实,此处的政府审定决策,不过就是政府提出要求并审查要求落实情况的意思,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这与任何普通的民间的承揽加工合同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要充分尊重并满足客户的要求和标准。

        政府付费、政府采购等等,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之间,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

        政府的自身属性就决定了:政府不应该从事生产(罕见的例外:当符合“三不”法则条件时,可以从事最低限度的非营利性生产),自然也就不会提供因生产而产生的商品和服务。但是,绝对不能因此就认为:政府是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一种组织,政府当然是有价值的,政府所创造的“价值”不同于企业或其他性质的组织所创造的价值,其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往往是非物质化的,例如:安全、秩序、公正、保障等等。

        在现实中,有很多国家的政府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它们的想法简单明快:老子(并非李聃)想干啥,就干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老百姓拉屎放屁!没有什么是老子不能干的!这不是政府无理,而是官员任性。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任性?就是因为他们掌握的权力(即合法的暴力)可以私用,以至于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强悍到目中无人的境地。

        为什么有的国家的权力是公器(国民共有),而有的国家的权力却是私器(官员私有)呢?其实原因也并不复杂: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不同国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丰裕程度不同,国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境界不同,最终导致国民之间的差异程度也不同。当国民之间的差异较大的时候,强者往往难以自持,无赖官员和流氓政府就应运而生了。

        当强者遇到了弱者,将要发生什么?无需多言。

        5、福利支出

        “政府把钱支付给退伍军人、老年人、残废人、有退休金的人、困难户以及失业者。”其中的“有退休金的人”,略显蹊跷,难道不应该是无退休金的人吗?此处的国家福利,可不是随便送人的,而一定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其本质是——济困。为什么要济困呢?这就是人超越动物所具有的道德性的具体体现,也是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直接表达。道德或精神文明不是简单教化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的产物。所谓的福利国家,可不是浪得虚名,那绝对是由真金白银做支撑的。而某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口号喊得再动听、再感人,国库不给力,国民的福利也只能是扯淡。

        六、福利国家的转移支付和赋税

        “政府支付给退伍军人或困难户主的钱在经济学上不同于它支付给邮务人员或打字机生产者的钱。”前者就是所谓的转移支付,而后者(即政府采购)则是构成国民总产值或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说白了:前者支付的对象不创造价值(无对价单方获得金钱,俗称:白拿),而后者支付的对象则创造价值(用劳务或产品交换金钱,又称:交易)。

        因济困而形成的转移支付,主要源自于“美国人民集体良心”。良心,是宝贵的;集体良心,就更加宝贵。政府支出,其本质是全体国民支出。政府决定济困,其实质是全体国民(至少是过半数的多数国民)同意济困。很多伟大的事情得以实现,其实一定是多数人的共同选择的结果。同样,很多不堪的现象所以存在,其实也一定是多数人的共同选择的结果。

        别光顾着褒贬别人如何如何,还是先想一想自己如何如何。管不了别人,先管好自己。

        “福利支出是反资本主义的吗?”很好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效率优先,但也会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之间,不是简单的互反关系。

        “‘在第一轮中’,这些支出并不直接消费物品和劳务,但是,由于扩大了得到这些支出的人的购买力,它们确实在‘第二轮中’给私有企业造成定货单和就业机会。”初始,这些钱是以无偿的方式流入某些特定人群的腰包。之后,这些钱必然会正常进入流通领域,在市场法则的支配下,形成有效的购买力,去交换物品和劳务。政府的福利支出,其本身不是市场行为、不遵循市场法则,而是公权行为、遵循公平原则。但是,福利支出的资金却可以形成不折不扣的市场力量。

        “除非这些支出的资金来源是增发货币或是发行公债,否则,必须向群众增收赋税。”不错,增发货币、发行公债和增收赋税,都可以是福利支出的资金来源。但是,在不增发货币、不发行公债和不增收赋税的情况下,也可以有福利支出。福利支出的本质就是如何切蛋糕,在蛋糕不增大的情况下,也可以切下一块福利支出,甚至是可以切下一块比以前更大一点(例如:压缩其他开支)的福利支出。萨氏所述三项内容,是增加福利支出的来源,而不是福利支出的来源:1、增发货币,这招儿最损,无异于画饼充饥。增发货币的结果只能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具体表现就是普遍的物价上涨。大多数人不会因增发货币而实质改善生活。不过,第一时间拿到增发货币的人,确实能够短期受益;2、发行公债,公债的本质是国家借钱。确实没有增加货币数量,也确实有人受益了。只要是有人(相同的人或不同的人)不断的把钱借给国家,在事实上,借的钱其实就永远不需要归还(即寅吃卯粮:用新债还旧债);3、增收赋税,其本质是让某些人从兜儿里拿出更多的钱充公(注意:整体的蛋糕并未因此变大)。此事非同小可,绝非仅凭主观意志即可轻言。

        多收入者(或多消费者)多交税,这似乎顺理成章。在税收制度和福利支出制度的共同作用下,“比较有钱的公民往往为比较贫困的公民支付消费的费用。”作为在制定制度时具有较多而不是较少发言权、决断权的“比较有钱的公民”,为什么会赞同或接受这样的制度呢?良心,可能只是一个方面;理智,可能是更重要的方面:1、强者占弱者的便宜,这很正常。但是,如果强者无原则、无节制的去占弱者的便宜,可能就不仅是不正常了,而很有可能会无法得手;2、弱者的适度发展,对强者而言,可能不仅不是坏事,而很有可能会是好事。

        强者可以控制自己对弱者扶助的程度,但是却无法把握弱者自身进取的力度。

        应该将政府采购制度(其本质是:交易)与福利支出制度(其本质是:白给),精细的区分开来。孤立的税收制度本身,不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因为,再分配的对象,显然不应该是指国家,而应该是指全体国民。税收制度只是负责切蛋糕,而不包括把切下来的蛋糕如何发落的任务。建立在税收制度基础之上的福利支出制度,才是标准的收入再分配。当然,政府采购制度也具有隐形、隐性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除了转移支付规划以外,我们还必须把通过对不同收入阶级的赋税差别而实现的任何收入的再分配包括在现代福利国家的活动之内。”这句话的语义逻辑显然是欠妥的。当然应该是:除了通过对不同收入阶级的赋税差别而实现的任何收入的再分配之外,我们还必须把转移支付规划包括在现代福利国家的活动之内。简单常识:税收制度(尽管前文已述:单纯的税收制度无法实现收入再分配)要远远早于转移支付制度而出现。

        七、政府活动的图形分析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曰:“公有物品”)的基本特征:不直接产生经济价值(暂不讨论国有企业的生产问题),但却直接消耗经济价值。

        萨氏认为,政府支出的资金来源主要有:赋税、赤字预算、发行纸币。现逐一评析如下:1、赋税,就是国家无偿占有国民的一部分收入;2、赤字预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这仅仅是一种负债状态,而不能够算是资金来源;3、发行纸币,实在“奇葩”。纸币的基本属性应该是实物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货币表现,实物财富与纸币数量之间应该具有较为稳定的对应关系,实物财富增加,纸币数量也应该相应增加,反之亦然(实物财富减少,纸币数量也应该相应减少)。当然是实物财富决定纸币数量,而不是相反。纸币,可以代表实物财富,但却绝对不可以也不可能创造实物财富。在实物财富的数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凭空发行纸币,或者发行的纸币数量明显大于实物财富增加的幅度,这就纯属——别有用心之举,其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如果政府将凭空发行或超发的纸币直接归为己有,并直接用于支付,则政府将成为事实上的不折不扣的财富掠夺者!!!用一堆印刷精美、考究的纸去换一幢气派、奢华的别墅,这个买卖可是真划算呀!

        政府与强盗的一个重要区别:虽然强盗也有枪炮,但是,政府还有印钞机。

        印钞机,就是“合法”的财富分配手段。

        要命的是,在有的国家,印钞机什么时候干活儿,干了多少活儿,政府将印制的钞票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国民是不知道的。声张的不要、悄悄的印制,这可真是典型的:闷声发大财。

        天理:印钞者不应该成为钞票的所有者!印钞者手中的钞票只是纸,而不是钱。

        公共产品的数量或比例(与私人产品之间的比例),由什么来决定?是“议会的意旨”或“政府的决策”,注意:而不是国民的选择。除非有的人坚持认为:议会或政府就是国民的化身。

        国家(即国家机器,或曰:政府)的属性,决定国家的功能。国家的属性是由不同国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人的力量或能量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的力量或能量是由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合成的,先天部分是由上帝操控的,而后天部分则是人类自己可以把握的。

        当今世界,特定的国与国之间是否处于紧张状态,答案可能见仁见智。由此引申而来的问题:某个国家的国防开支是多是少,答案可能也会各有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国防开支与政府和国民的其他开支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豪华防盗门与破败茅草屋,肯定是不搭调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穷庙富方丈,却不只是神话传说。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关系,恰如马与鞍之间的关系,协调和匹配才是最好。这是多么简单、朴素的道理呀!但不幸的是:决定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关系的是两拨儿人,而不是一拨儿人,是两种力量,而不是一种力量,是两种声音和欲求,而不是一种声音和欲求,于是不协调和不匹配便成为常态。

        八、政府的浪费和政府的规模

        提高政府效率,这是一种相当合理的期待,但是要想实现谈何容易。缩减政府规模,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期待,但是要想实现谈何容易。

        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浪费?话糙理不糙的生活常识:别人的东西,自己不心疼;自己的东西,每人都心疼。挑战常识,是需要充分理由的。大家的东西(即公共物品),到底是谁的东西呀?往往会沦为“无主物”——无人监管之物,由实际掌控人自由选择:要么被浪费,要么被贪污。贪污,当然是优先选择的方案,只有在无法贪污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才会去浪费。总之,被贪污和被浪费,就是公共物品的宿命。这是由人的自利本能所决定的。

        公共产品也好,公共物品也罢,都应该遵循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最小规模原则。它们都是——必要之恶。其实,并不是它们真的恶,而是——人心险恶。

        “回想科林·克拉克所声称的规律:没有一个政府所征收的赋税和花费的开支能够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不造成灾难。”当然,此处的“灾难”,显然是指国民(全体或部分)的灾难,而不是指国家的灾难。也许那些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会对此嗤之以鼻。如果高税收真的比较完整、真实的转换为高福利的话,这样的国家确实有资格、有理由对此嗤之以鼻。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转换真的很彻底、真的没有大打折扣吗?

        “当一个社会通过赋税来把私人消费转移到社会消费时,结果多半会影响积极性和效率。”效率是绝对的,公平是相对的;效率是客观的,公平是主观的;效率可能改善公平,但是,公平却无法促进效率。

        “改变分割馅饼的方式可以改变馅饼的大小。”此言颇富于哲理。换言之:公平很有可能会影响效率——递增公平会递减而不是递增效率。劫富济贫,看起来好像是富人的灾难,其实可能不然,很有可能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灾难。富人更富,看起来好像是富人的幸福,其实可能不然,很有可能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幸福。视域不同,结论也会不同。

        九、社会和私人的需要:极端的自由放任

        “假设一切物品都能被完全竞争的企业以任何的规模有效率地生产出来。”请看,这是一个多么美妙但又不可思议的假设呀:1、有太多的物品都不是企业生产出来的;2、有很多行业都不是完全竞争的;3、企业生产的规模通常非常有限;4、不同企业的生产效率通常参差不齐。

        “假设人与人之间既不存在利他主义,也不相互嫉妒。”前者易如反掌,而后者则难如登天。

        “假设每一个人都持有相同数量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在一切方面都具有相等的机会,并且能够不依靠他人而独自进行活动,很象美国开国的时期那样。”有没有搞错,不要说美国开国的时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时期,也都不曾出现过上述假设的情形。大家在一切方面都一样,这样的局面不是很美妙,而是很糟糕,甚至很恐怖。

        对,市场不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因为所有上述使市场万能的假设条件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于是,市场万能的同义语——“政府等于零的情况”,也自然就是不存在的。

        “政府成分最少的自由放任”——“需要政府的法院和警察,以便保证诚实的态度、契约的执行、没有欺诈和暴力的行为、没有盗窃和外来侵略以及法定的财产所有权。”请看,自由放任是主基调,政府只是主基调上的一抹亮色,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成分最少”!政府应该遵循左氏的“三不”法则和最小原则。其结果就是:国民所至,政府所止。

        十、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需要

        “能力、机会和财产所有权具有差别,取决于生物的和社会的历史。”生物具有多样性(其本质就是差异性),然而,社会可能具有趋同性。这也许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根本差异所在。我反复强调,人类的外在的社会差异,有逐渐递减的趋势。也许,人类的内在的自然差异,也不是绝对不可缩小的。千人一面,这可能就是人类悲剧性的结局。

        “所有这一切(即社会的非理想性和不完美性——笔者注)构成本书分析的主题——分析的目的在于使我们能权衡轻重缓急,以便取得自由社会必须达成的重要的妥协。”人生,就是在给定的有限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政治、经济、甚至包括学术等等社会活动在内,概莫能外。并非只有科学才是理性的,例如对弈,谁敢说对弈不是理性的。同理,并非只有学者才是理性的,假冒的不理性的伪学者大有人在。权衡是智慧,妥协是策略。

        1、有意义的需要

        “一般说来,神经健全的成年人自由作出的决定被认为是最符合于他的要求、他的需要和他的意图的。”这应该是一条关于人的属性(可能又不限于人类,而普遍适用于整个动物界)的基本法则。其实,这就是人的自利本能的具体体现。没有人会去坑害自己,至少在主观愿望上,尽管有可能在客观结果上坑害了自己。不要说是在自由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就是在被迫作出决定的情况下,结果也几乎是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自由(也只能是相对自由)作出决定的情况其实很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迫作出决定。中国古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自由也好、被迫也罢,其实是不重要的。每一个人的现实状况都极有可能是该时该地的最佳结果,尽管可能会有调整的余地,甚至是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但是,调整本身也是或自由或被迫作出决定的表现,也是趋于最佳结果的手段。能够喝到肉粥的人,当然不会饿死。饥寒交迫之人,不是傻死的,而是穷死的。不过,确实有太多的人其实是“傻死”的——愚昧、愚蠢致死。他们绝对关爱自我,甚至可以自由作出决定,但是,他们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境遇,很多举动貌似关爱,其实却是坑害。有这样一种人生信条:不抽烟、不喝酒,白在世上走一走。烟酒致残、致死的人还少吗?人各有志,不必强求。

        能够清醒的去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弗罗伊德以后,我们觉察到,成年人也不过是长大了的儿童——仍然是不完全的个体,可以有错误、悔恨和短见。”这是人类的自悟。人类因不理性而导致的恶果,从来就有、一直存在。这种认识当然不是晚至“弗罗伊德以后”才萌发。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认识。但是,每一个人的理性又都是有限的,并不因发现了这一真理而能够使自己必然摆脱“错误、悔恨和短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错误、悔恨和短见”,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加拿大,儿童的补助只发给母亲,而不给父亲,为的是多买牛乳,而不是啤酒。”这可是典型的“性别歧视”.理性与否,通常与性别无关。至少我会辩驳:发给母亲的补助,会不会去购买化妆品呢?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给有困难的人减费医疗或免费医疗,而不给他们现金,让他们可以随意用于医疗手术或用来买电视机。”拜托,人的不理性与父亲不理性,这可完全不是“同样的理由”。请看,有困难且患病的人居然还有心思去胡乱花钱呢,不要说买电视机,恐怕还想去一夜风流吧。

        余皆可治,唯愚不可治。

        政府应该具有“有意义的需要”的属性吗?“有意义”,这看上去、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好词,但是,又该如何去细致界定“有意义”呢?会不会见仁见智呢?有的人主张“瘾君子有(不声不响地)慢性自杀的自由”,当然,一定会有反对者。他们哪一方的主张是“有意义”的呢?吸毒、性交易、同性恋、安乐死等等,到底是管束,还是放任呢?还是介于管束与放任之间呢?持哪一种做法的政府是“有意义”的呢?这也许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2、共有物品

        萨氏以国防为例展开论述。

        美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吗?美国人民,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确实是被日本咬了一口,但是,之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恐怕就是美国去咬别人了吧。冷战时代,美国扩充军备,似乎还可以以被迫为借口,冷战过后,美国一国独大、独领风骚,却依然对穷兵黩武乐此不疲,实在是居心叵测。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国会审议通过的,作为所谓的民主国家,国会是国民的代言人,难道大多数的美国人都酷爱舞枪弄棒吗?都热衷于“秀肌肉”吗?精神富足,才是文明发达的重要表现。惊人的武力,应该是现代文明最不重要的副产品。醉心于发展并炫耀武力,只能算是野蛮而未开化之流的弱智表现。但愿,美国极不适当强大的国防,不是为了耍流氓而做的准备。

        美国,在很多方面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值得敬重!我为当今美国的国防事业,感到莫大的耻辱!!!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极端鄙视美国和美国人民!!!如果美国是一个独裁国家,我当然不会鄙视美国人民,但会同时鄙视美国的虚假民主。

        也不知道美国人民是否担心,你们国家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就是:肌肉发达、蛮横无理的混蛋小子。请醒一醒吧,至少不要让那些肌肉发达、蛮横无理的混蛋总统,毁了原本可以“高、大、上”的美国形象。

        如果我说美国人民很幼稚,美国人民肯定不爱听,但事实确实如此,至少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相比较,那是相当的幼稚。同时,我一定还会说,中国人民很低俗,至少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相比较,那是相当的低俗。绝大多数人们的实际状况与极少数智慧精英的精神高度,根本就是两码事。仅从美国国防这一个侧面来看,美国不过就是一个患了多动症的小屁孩儿。

        美国确实是缔造了神话,但是,美国所缔造的神话是可以被打破的。中国,可以仰望别国,但无需永远仰望。

        “公有或社会物品的利益和纯粹私有物品的利益不同,它对许多人起着外部消费影响。与此相反,如果一件物品能够加以分割从而能够以竞争的方式分别出售给不同的人,又对同一集体的其他的人没有外部影响,那末,该物品不大可能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是否具有“外部消费影响”,这肯定是判断是否为公有物品的重要标准,但却不具有必然性。是否能够“分割”,这肯定不是判断是否为公有物品的重要标准,因为有太多的公有物品都是针对特定的、具体的国民而“分别”提供的。是否“以竞争的方式”而存在,这肯定也是判断是否为公有物品的重要标准。

        “所谓‘外部经济负效果’,如我的工厂烟筒冒出的烟污染了大家的空气;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如我为了我的果树授粉而养育的蜜蜂使你的果树得到好处。”这是两个专业名词术语,其含义非常简单易懂。戴帽子、贴标签,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西方学术的重要表现、标志之一。中国人就是比较死板、木讷,明明是早就发现了某项真理或事实,只是由于没有为之命名(其本质就是高度凝练概括)的意识和习惯,致使学术界流行的名词术语几乎均为西方垄断的现象得以出现并普遍存在。

        具有外部影响和不以竞争方式,这两点当然可以成为公有物品的特征。但是,它们似乎又都不具有排他性,因为很多私有物品也都具有这样的属性。

        “林肯所提出的标准:‘政府应有的目标是:做人民所需要的、而人民靠个人的力量又根本不能做或做得不那么好的事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林肯的标准(即:不能和不宜)与在下的“三不”法则局部重合(只是缺少了:不愿),方向感高度一致。向美国的先贤致敬!

        总结和复习

        左氏的“三不”法则和最小原则,是对公有物品属性的一种尝试探索,但也远未清晰明确。公有物品的本质属性,这是一个不容回避又亟待破解的重大现实问题。

        左明的所有写作行为,都具有绝对的外部效果,我从自己的作品中得不到一分钱的好处,十几年如一日,笔耕不辍,作品等身,最最重要的是:不求分毫回报。

        左明是神,而不是人。

        左明,我崇拜死你!!!

        2016.5.31.于幸福艺居寓所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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