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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改革司法
——读《司法改革研究》之“序言”、“再版序言”和“后记”
发布时间:2015/9/2 11:35:09 作者:左明 点击率[533]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司法;改革

    【学科类别】司法制度

    【写作时间】2015年


        《司法改革研究》(修订本),作者:王利明。法律出版社出版,2001年1月第2版。全书洋洋洒洒五十余万言。

        司法,肯定是我的兴趣所在。然而改革,倒不一定令我神往。如果司法可以“搭配”改革的话,那么立法是否也需要改革呢?行政(即执法)是否也需要改革呢?如果都需要改革的话,那么改革二字似乎就是多余的。

        特别说明:本书第一版完成于上个世纪末的1999年(已经跨越世纪了),作者的思想和表达必然会受到时空的限制(当然,我的思想和表达期待穿越时空)。

        苛求古人、前人者,不智不德——不智慧、不道德。

        我的表达只针对文字,而不针对文字的作者。特别说明者,除外。

        《序言》

        (1999年12月)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可见,推进司法改革是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判制度的前提。”江泽民,何许人也?可能是前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党,何方神圣也?估计是当前的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何种代号也?也许是中共代表大会的界次。同志,看来本书作者王利明先生也有可能是中共党员。某党(包括执政党)的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表述,是否可以成为“推进司法改革是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判制度的前提”这一命题成立的充分理由呢?至少在下认为这不太符合学者的学术思维逻辑。

        “而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则是正确地解决各种纠纷、对受害的公民提供充分补救、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也是当前的法治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用“独立公正”来修饰限定“司法制度”(注意:司法制度不等于司法,司法独立绝对不意味着司法制度也要独立),是否妥当?解决纠纷是否可以用“正确”来修饰限定呢?司法能否“解决各种纠纷”?“受害的公民”,诉讼当事人是否一定会“受害”?置法人和其他组织于何地?用“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来“实现司法公正”,酷似车轱辘话——来回说。“最重要的内容”,也不知道从事立法研究和执法研究的人是否也认同?对此会作何感想?

        “任何社会冲突和纠纷是不可避免的,而司法理应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形式。”其中的“任何”二字,明显多余。司法不仅没有也绝对不应该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形式。司法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局部特征:程序繁琐、成本高昂。司法是奢侈品,而不是日常生活用品。司法通常只是纠纷当事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最后之选。在现实中,还有太多的公开的或私下的、温柔的或粗暴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民间的或官方的等等纠纷解决机制在事实上化解了绝大多数纠纷。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之下,即使是在中国的法治程度和水平有了不容抹杀的实质进展的情况之下,甚至是在未来乃至于永远,司法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形式。从事实到理论,再从古今到中外,都不支持王先生的这一高论。

        王先生可能是一位唯法律论者,将法律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以在下对法律的粗浅理解,法律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至少会有一万种不能。法治,仅仅是国家治理模式之一种,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资格被称为法治国家。即使是在所谓的法治国家里,法律也远远没有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金钱再好,也有买不来的东西;法律再牛,也有办不了的事情。更何况,维系社会秩序的绝不仅仅只有法律,与法律并行不悖的还有众多各色各样的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它们的生长和适用空间可能远远大于法律。它们中的部分形式和内容可能“形成于旧体制”,并必然伴随旧体制的崩溃而消亡,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在新体制下不会生成新的形式和内容。没有法律或法治的世界并不可怕,甚至也可以和谐有序。恰如今日之中国——贪腐成风,社会却依旧平静祥和,原因就在于:腐亦有道、腐亦守道,全社会都可以在腐败的轨道上按照腐败的规律、遵循腐败的法则,平稳前进。

        在这个世界上,没了谁、没了什么东西,地球都照样转,人们都依旧平静生活。

        “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必须由一个独立的、中立的、享有公共权利的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就是人民法院。”在此有必要强调“平等主体之间”吗?“公共权利”,明显应改为:公共权力。既然强调了“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那么纠纷解决机构就明显不应仅仅限于法院,至少还有:仲裁委员会、调解委员会、行业协会等等。

        “公民和法人之间甚至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各种纠纷,只有依法院的裁判才能得以最终解决。”如此表述,至少明显遗漏掉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法人与政府部门之间。更何况:1、置“其他组织”于何地?2、置“政府”和“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于何地?“各种纠纷”,更是不当。至少在行政诉讼领域里,就有很多种类的纠纷是被明确排斥在受案范围之外的。现行体制中的滑稽之处在于:终审不终。生效裁判竟然可以因多种原因而重审、再审并最终改判。真天下一大奇景也!

        人们困惑:中国的司法裁判与放屁何异?

        “随着参与市场主体在量上的迅速增加,由于立法的健全而使主体享有的法定权利的扩大,主体的法律概念和权利意识的增长,都促使进入法院的案件逐年增加,并使法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不断加强,司法已经成为维护社会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其中的“参与市场主体”,表述明显不当。要么改为:市场主体;要么改为:参与市场交易主体。“立法的健全”,不知所云?是否想表达立法数量的增加?主体,这一没有任何修饰限定的抽象词汇不宜在此处单独使用。如果是想表达“市场主体”的话,那么“市场”二字不能省略;如果是想表达更加广泛的主体的话,就更应该交代清楚。“法定权利”,请看:没有法律规定,便没有权利。绝对是:法赋权利。“法律概念”与“增长”,明显搭配不当。“进入法院的案件逐年增加”,如果忽略个别年份的比例不大的出入的话,这很有可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一点却依然不能证明王先生的“司法理应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形式”这一命题。至少还要明确实际发生的全部纠纷的总量(这一数字,恐怕上帝他老人家也不知道),否则就是一笔糊涂账。

        司法能够使“无辜的受害人能够获得应有的补救”吗?未必。在现实中,出现了大量赢了官司却赢不到钱的尴尬局面,即所谓的“白条胜诉判决书”。很多司法裁判无法执行,甚至执行不能。司法的职责是:判断是非曲直。除此之外,不宜也不应对司法寄予过多的期望。

        “通过司法改革而保障严格执法”,此处的“执法”,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谁执法呀?该不会是指法院吧?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立法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和称赞。”各位请看:又来了,“三中全会”,这是什么神秘暗号呀?连界次也不标注一下,是不是也太省略了呀?中共的历次代表大会可能都会有三中全会,您说的这到底是哪一届呀?当一看到“我国在立法方面的成就”时,左某人恐怕要潸然泪下了!“世人”,是指谁呀?是指全体中国人,还是也包括全体外国人?外国人暂且不提,请问:有几个中国人会“瞩目”中国的法律?又有几个中国人会“称赞”中国的法律?如果王先生自己坚持“称赞”中国的法律,那么我就实在是无话可说了。说不定,在中国的立法工作中,王先生也是尽了绵薄之力的。

        “目前,我国法律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的法律规则已经建立,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现代化的司法制度与之相配合。”真乃咄咄怪事!在立法方面,仅仅是“体系框架”、“基本的法律规则”,而且还是“基本形成”.而在司法方面,却要做到“完备的”且“现代化的”。列位您说:这合适吗?这合辙吗?这匹配吗?也许,在许多法学或法律工作者的头脑中,立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大笔一挥、一挥而就。可是又有几个人想到了立法其实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呢?高呼司法改革者大有人在,可是又有几个人为立法改革而奔走呼号呢?毫不夸张的说,在立法、行政(即执法)和司法三者中,很有可能立法的表现是最差的!!!空口无凭,文字为证!感兴趣者,可参阅在下解读中国法律系列文章(约五十余部,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这还仅仅只是揭露出法律文本中的荒诞、滑稽、荒谬之处,还有更大的立法体制问题呢!

        立法一团糟,而奢谈司法改革,真乃本末倒置也!

        “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和审判方式以及执法的状况仍然存在着不适应严格执法要求的诸多的问题”,此处的“执法的状况”,似乎是针对法院而言。看来,王先生认为法院是执法的主体。众所周知,行政机关是标准的执法主体。难道王先生就不怕此二者——“撞脸”、撞车吗?请问:“严格执法”是司法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吗?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吗?

        “我国立法因重视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不断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等原因而日益具有现代化的特点”,请问:1、我国立法的民主化是如何体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近三千人,确实不算少了,可是他们之中有多少人真正的理解了立法工作的真谛?又有多少人能够以选民的意愿为依归去履行职责?很遗憾,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帮闲”的,他们都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只有区区一百多人,他们有什么资格去代表超过十三亿国民的意愿和利益?至于其他“阿猫阿狗”等主体的所谓的立法工作的民主化,就没有必要继续追问了吧?因为他们实在是更加的禁不起追问呀!2、立法的科学化又是如何体现的?中国的法律是如何起草的?是由谁来起草的?起草者是否具有相应的资格和能力?草案是否经过了一定数量的真正的专家的充分论证?产品的质量尚需要把关,法律的质量更需要严守。一国之内,还有什么产品的重要性能够超过法律呢???3、从国外借鉴了哪些先进经验?民主化也许无法效仿,科学化则完全可以借鉴,但是我们真的借鉴了吗?4、立法的现代化特点是指什么?立法最本质的要求就是:民主化和科学化(其实,科学化这一表述确实不太严谨。立法本身并非科学活动,立法应该遵循的是法律现象自身的规律和准则。只是为了省事或便于表达,于是将科学化界定为:尊重和符合法律科学)。对此,无所谓现代化。除非现代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断的提升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程度。

        “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司法现有的体制、审判方式、某些操作程序、法官制度等等”,怪哉!难道审判方式、操作程序和法官制度等这些不都是司法体制的组成部分吗?怎么能够与司法体制置于并列地位呢?

        “司法现代化”,这又是一个时髦的词汇。可惜,“四个现代化”早已经过时了,没人再提了。

        “对司法的监督制度也不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制度”是否也属于司法体制呢?

        “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的执法素质不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的严重存在,特别是由于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和裁判不公现象的蔓延,不仅使立法不能产生应有的适用的效果,损害了法律在社会中的权威性,而且严重影响了司法在民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注意:这里指的是“执法素质不高”,而不是:素质不高。是什么决定执法素质的高低?通常包括:学历、能力、阅历和经验等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原因相当复杂,通常与执法素质的关系并不紧密。“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明显源自于保护既得利益的意愿和心态。“司法腐败”的直接表现是贪赃枉法,可是成因也极其复杂,大面积的全行业的全面腐败可能主要不是法官的个人品质低下所致,而是国家整体的公权定位和运行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甚至是全体国民心态或权力生态系统出了问题。“裁判不公”,通常是司法腐败的结果,当然,间或也有可能是执法素质不高所致。中国法律的骂名,一半来自于立法,另一半则来自于执法和司法,是这三者共同葬送了中国法律的权威性,使法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了耻辱和玩笑的同义语。能够为中国法律唱赞歌的法学人,只有两种可能:1、违心之论;2、书呆子,学傻了。能够为中国法律唱赞歌的法律人,只有一种可能:违心之论。因为他们再傻也能看清事实。“司法在民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这可真是——自我感觉超级良好呀!

        但愿,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是生活在违心之论之中。当心,不要让自己成为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光着屁股还屁颠儿屁颠儿满街走的昏聩皇帝。

        我就是敢于说出真话的那个小男孩儿。

        不过,客观而言,王先生的上述表达已经可以算是相当的实事求是了,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司法系统一团糟、一片黑。对此,必须为王先生喝彩!

        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看来,不改革是不行了。

        司法,是孤立的吗?能够独善其身吗?能够不牵一发而动全身吗?如此重大的公权领域,可能关起门来谈改革吗?司法的问题,可不是脚气的问题,局部抹一点儿药膏就可以药到病除了。毫不夸张的说:宪政体制不改,司法系统自己的小修小改,纯粹是自欺欺人。

        司法系统五十年来(本书完成于1999年)的所谓的功绩算是一笔勾销了。翻开崭新的历史篇章吗?恐怕没有那么轻巧!比从零开始还要困难一万倍——积重难返!可以预见,任何改革举措都不可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更何况,这个国家远远不是只由全体公职人员所构成的。数量更为庞大的普通国民,在法律这个问题上,恐怕加分的不多,减分的不少。各位同胞先不要急着自我辩解:我可是大大的守法良民。请想一想:没有不计其数的行贿者,怎么可能会有层出不穷的受贿者?丑态百出的机动车驾驶员,就足以使人领教普通国人的守法水平了。

        全体国民都应该有这样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良好心态:明天只要能够比今天前进哪怕只是万分之一,也是好的。

        个人也好,社会也罢,他们的生长和进化过程其实和普通生物的生长和进化过程是一样一样的——平静而缓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拔苗,不能助长。

        “正如肖扬同志所指出的”,肖扬,又是何许人也?官员的姓名和言论经常出现在学术作品中,而且还是正面引用,至少令我怀疑这样的作品的学术含量。

        破坏司法独立的主因绝对不是“人情和关系”,而是各种国家权力,同时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其中既有所谓组织上的决定,更有官员个人的施压。权力型社会的局部特征:1、权力是私有的,掌握权力的官员自然可以为我所用、以权谋私;2、权力是通约的,权力是一般等价物,在整个官场畅通无阻,由官员的级别决定权力的大小;3、权力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最终标准,权力就是最高真理。

        “司法对行政的控制”,这话也不无道理。行政诉讼制度确实可以在微观层面、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制约行政权的效果,可是,在宏观层面、在决定意义上依然是行政权绝对凌驾于司法权之上,甚至司法权就是行政权的附庸和工具。

        如此的权力格局不根本扭转,司法独立——绝对空谈!而要做到这一点,司法自身的改革能够奏效吗?

        “司法越具有权威性,则表明法律越具有权威性”,绝对至理名言!法律是死的,而司法是活的。法律的生命是通过司法得以展现的。对司法的贬低,就是对法律的贬低;对司法的亵渎,就是对法律的亵渎。可是残酷的中国现实是什么?立法权的掌门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是正国级,这很好;行政权的大总管——国务院总理是正国级,这也很好;而司法权的总舵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居然仅仅只是副国级(竟然连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五名政治局委员都不是),这让我如何表态是好呢?此外,大量法官贪赃枉法,视法律为儿戏。这就是司法乃至法律在中国的真实状况和地位。

        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不能发自内心的对法律产生崇敬之心,那么还能要求谁去做到这一点呢?如果上梁不正,下梁可能不歪吗?

        你也认为法律是扯淡的,他也认为法律是扯淡的,如果大家都认为法律是扯淡的,那么法律就注定是扯淡的。如果没有人敬重法律,法律将如何神圣?尊重和遵守法律必须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做起,必须从全体国家公职人员做起。

        题外话: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代表身份是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吗?这是一个绝妙的设问!答案可能会出乎普通人的直觉反应:当然不是!代表有可能是公职人员(例如党、政、军各界人士,他们占据代表相当大的比例),但是代表的身份却不是公职人员身份。一位签约影视公司的演员,有可能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他∕她本人却绝对不会因此而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既不占编制,也不拿工资,更不可能享受退休待遇。人大代表,多么酷似一个荣誉称号呀!不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全国人大代表,却在理论上和在宪法上,享有最高国家权力——立法权,确实令人一头雾水、匪夷所思。

        “司法的作用范围越大,则表明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突出”,此话具有合理因素。须知:司法是有限的,而不可能一手遮天、法力无边。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各种国家权力都是有限的。司法的作用范围可能也应该扩大,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越来越大。法律的尊严地位与法律的适用范围之间没有严格的正相关关系。在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空间里是没有法律存在的。

        “必然要求提高法院的地位”,说得好!可是,怎么办呢?怎么提高呢?看来,不动真格的,肯定是不行的!

        “司法应成为解决法律争端与讼案的最彻底、最权威和最具有约束力的裁决方式”,这一表述略显模糊,较明晰的表达应该是:应该确立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其含义至少包括:1、对于各种法律纠纷而言,不允许、不承认任何其他裁决方式是终局的;2、一旦司法裁判生效,就不允许因任何理由以任何方式(也包括司法方式)再次裁决。

        “政府行为和私人行为对法律的依赖要转化为对法院的依赖,法院应成为督促行政机构和个人严格守法的机构。”这是从何说起呀?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为;法无禁止,私人即可为。这与法院何干?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消极被动。坐等上门的法院,怎么可能跳出法院的大门去“督促”别人守法呢?

        裁判与执行裁判之间,有天渊之别,切切不可混为一谈。裁判是标准的司法行为;而执行裁判则是标准的行政行为。监狱并不隶属于法院,这样做就很好嘛!执行庭却始终赖在法院里,这笔糊涂账也不知道还要算到哪一天。

        “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是一种学术化的理论概括。如果单纯的看待“地方保护”这四个字,其实并没有价值判断。问题就出在了如何保护上。如果是以司法机关不惜违反法律为手段来保护地方利益,那么也必然会被法律所不允许。麻烦的是,违法者恰恰是法院,如何在操作层面对其实施有效打击呢?

        “需要改革现有的法院的设置和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及财政体制方面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现有的法院是按照以地域为基础的行政区划来层级设置的,这有什么不妥吗?能够做出什么实质改变吗?所谓的巡回法院,我倒是认为更像是——流窜办案(而非作案)法院。有如神兵天降,似乎不受地域限制、似乎不受地方利益绑架,但是还必须要考虑实效性、适用性,如果案件数量不太多、交通运输成本不太大,也许可行。就怕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宪法和组织法上以及在理论上,法院是肯定独立于政府的。法院的人事任免权,在形式上属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公共收入和支出的审批权,在形式上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是,具体的经办权却是由各级政府来直接掌控的。尽管法院也可以通过各种收费(以诉讼费为代表)获得不菲的收入。综上,法院也许并非在严格意义上是受制于同级政府的。但是,在中国,最大的事实就是——执政党决定一切!各级党委统领一切。执政党的地位那是相当稳固,估计是“万岁”牌儿的。非执政党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几乎也就只是点缀的作用,其制约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既然都是同一个政党,自然同心协力、自然一团和气、自然铁板一块、自然一致对外。

        面对这一事实,法律傻眼了!法治惊呆了!全体普通国民这群小伙伴儿们——都无话可说了!

        法治,就是在象左明这样的人的这样的表达及其影响中,极其缓慢的滋长的。

        灵魂不改,社会不变。

        一系列文件、一大套举措,司法就改革了,法治就到来了,您信吗?反正我不信。

        “各地法院的法官应定期实行轮换制”,这一建议实在歹毒。如何轮换?谁与谁进行轮换?是穷山沟里的法官与大都市里的法官进行轮换吗?轮换绝对不可能解决贪腐问题,而只能达到使贪官更换口味的效果(当然,作为行贿受贿的赃款是不需要更换币种的):川菜也不错嘛!川妹子简直是令人销魂呀!

        改革注定是动态的、持续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改革的目标是摇移不定的,而只能说明:路途遥远、困难重重。改革最大的忌讳就是:没准谱儿,一会儿一主意。但这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能够准确预知未来,也就没有未来了。明确目标就很难,实现目标可能更难。

        司法应该是民主的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以合议庭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为依据而得出肯定答案,实在有些牵强。就你们那几个人,也好意思被称为民主?看来,民主这个词汇可不是狗皮膏药,想贴哪儿,就贴哪儿。

        “所以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要加强法官的职权,而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和作用,强化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程序性权利和作用。”对此,在下深以为然。在法庭上,法官不是阎王,怎么可以张牙舞爪、上蹿下跳?法官必须克制,以法律为准绳约束自己的一举一动。在现实中,有的法官是包打听,不把当事人问个底儿掉不算完;有的法官是万事通,不把当事人教训一番心里就不舒服;有的法官是活阎罗,不对当事人大发淫威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凡此种种,挂一漏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给法官定位。法官不仅不是法庭上的编剧、导演,甚至也不是主演。在运动场上,裁判员是配角,而运动员才是真正的主角。

        法官大人,今后在开庭的时候,请不要再有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感觉了。

        诉讼,是当事人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他们之间的比拼、对抗,他们才是这出戏剧的真正主角(联袂领衔主演)。他们表演的优劣将直接决定最终的裁判结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明明应该是当事人着急的事情,与法官何干?查明相关的事实真相,这也是主张者的责任,与法官何干?法官不应在行使裁判权的同时去客串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法律顾问,越位行权,权必无效。法官对任何一方出手相助,都是在滥用职权。公正与中立同在,一旦偏离了中立——偏立,公正也就不在了。

        “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和责任制”,这很好。因此,司法的民主或民主的司法,也就都成了无稽之谈。

        “判决书应当详细阐述判案理由并应当公开出版”,说明理由是裁判文书的灵魂所在,也是公正司法的可以被感知的外观样态。公开裁判文书,更是天经地义的!公正与公开同在,没有公开,何以体现公正?何以检验公正?

        对于司法而言,公正是目的,独立、中立、消极、公开都是手段。

        法院内部的法官之间的关系,显然应该有别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务员之间的关系。行政系统内奉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和命令服从的管理体制,而司法系统内奉行的则是“包产到户制”(法官独立审理案件。即使是合议庭成员,法官自身依然是独立的)和独立负责的管理体制。在个案审理上,上下级法官之间不应该存在命令服从关系。法官个人的职权独立、职责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应有内容。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包括人、财、物等等),与司法权的运行没有关系。恰如教师、医生等职业一样,职业者对本职工作独立负责,其工作也不容他人指挥或干涉。

        必须承认,法官的司法工作是一种极其复杂、专业、精深的高级智力活动。相应的制度设计应该充分体现并尊重这一职业的自身特征。

        时至今日,奇葩的审判委员会制度,绝对不是该如何作出相应调整的问题,而是该适时谢幕了。

        “司法的成效的取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者的素质”,此言明显偏颇。如果宪政体制和司法体制是错乱的,那么司法者的素质就注定是无关宏义的。客观而言,司法者的素质很有可能是司法改革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一条现代化、自动化程度极高的生产线上,工人的技术乃至素质是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改革举措是不可能提高人的素质的。抛开道德品行不谈,法官最可宝贵的素质很可能是:经验和阅历。对于绝大多数的法官而言,经验和阅历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学历和能力。而这些却绝对是无法通过任何改革而速成的。

        一般而言,一个年长的理性之人就具备了成为优秀法官的最重要的素质。这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法官的素质问题,其实是设置底线标准问题。如今,“三盲”(文盲、法盲,外加流氓)法官可能已经绝迹了。仅仅因为素质问题而出错,概率不大。因为早在出现素质问题之前,品行问题或体制问题就已经注定会产生裁判不公的结果了。

        我绝对无意为目前的法官素质水平唱赞歌,而是要强烈呼吁:技无止境、进无止境,素质是上不封顶的,每一个已经解决了道德品行问题的法官,素质修行的道路没有尽头,司法公正的事业永远不会圆满。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我一样:不断进取。

        “实行法官的精英政策”,设想虽好,但却难以实现。最直接的制约因素:薪酬。按质论价、按劳取酬,这是最最基本的人间法则(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无关)。首先不答应的就是:全体行政机关的公务员。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都或多或少与法官的精英政策有所关联。制度好定,人才难留。正直的人才自然会因待遇(合法收入)问题而拂袖而去。最可怕的是:另外一些人才在邪恶欲望的支配之下,因贪财而变态为歪才(大肆捞取非法收入)。比这更可怕的是:由于体制之病,他们居然可以安然无恙,甚至还会日益财源茂盛,于是群起而效仿。

        再次强调: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平绝对不是通过任何培训就可以提高的。缘木求鱼,枉费心机。

        为什么中国的腐败程度雄踞世界第一?是中国的反腐败法律或制度是世界上最欠缺、最薄弱的吗?此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吗?至少我不这样认为。愚以为:决定腐败程度的主要是权力和经济这两个因素。权力型社会是腐败的温床,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的繁荣程度直接决定腐败指数。也就是说: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且体量最大的权力型国家必然是腐败程度最高的国家。不改变权力型社会这一本质,腐败(其最突出、最经常的表现就是:权钱交易)不可能改观。

        “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制度,主要是加强各项对司法的民主监督机制,包括贯彻和完善陪审制,加强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强化媒体和舆论对司法的正当监督等。”请问:民主(也不知道如何具体体现)可以监督司法吗?陪审制,早已经成为中国司法制度中的笑柄了!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极其失败的制度设计(感兴趣者,请参阅《左氏解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用陪审制去监督司法,就更是奇葩中的奇葩、笑话中的笑话了!现实中的“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监督”,恐怕连隔靴搔痒都算不上,最多也就是隔空喊话。必须要建立相应的可以落地的、落实的配套制度。王先生也清醒的意识到:“同时正确处理好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相互关系,正确确立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权限和程序,防止因监督过度而损害司法独立的现象的发生。”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显然不应是个案监督,人大显然不应该是更高级别的法院。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应该是宏观性、倾向性、制度性、体制性的监督。“媒体和舆论对司法的正当监督”,这确实是正确的思路和方向,确实可以成为新的增长点。这同时就要求媒体和舆论自身的成长、成熟、理性和客观。只有足够强大和公正的媒体和舆论才有可能成为监督司法的重要力量。君不见,网络反腐已初见成效。“表哥”杨达才,就是经典案例。

        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荒唐和荒谬,在下之前已多有论述,此不赘述。

        “在司法改革的各项目标中,我认为最重要是要解决法官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法官个人的依法独立审判和责任制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王先生旗帜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而我却目瞪口呆:以法官为突破口和核心展开的司法改革能够取得什么样的预期效果呢?让我们做最好的假设:即使是全体法官都想清正廉洁,请问:那些处心积虑、不择手段的难以计数的行贿者们会答应吗?即使是全体法官都想公正司法,请问:那些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难以计数的各级各类领导们能允许吗?在权力和金钱的夹击之下,法官的素质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进而不值一提呀!此外,没有制约的“法官个人的依法独立审判和责任制”,只会将法官的团伙腐败演变为法官个人的专横和为所欲为。

        “现代社会都普遍承认人民具有请求法院裁判其纠纷的权利,并禁止法院以法无明文的规定而拒绝裁判案件。”法院踢皮球,将应该受理的案件拒之门外,这是法院对法律和法治的最严重的亵渎方式之一。国民的诉权如果遭到了法院的践踏,那么一切其他权利也就荡然无存了。

        “社会一旦步入法治的轨道,则不可避免的需要强化司法的功能和作用。”此言不谬。只有法治这一大背景才是司法的根基和依凭。没有法治的司法,当然也会存在,那不过就是实现其他各种丑陋、邪恶目的的手段罢了。

        “在不断增长的诉讼中需要解决争议的多种机制。”这是典型的病句,其中的“诉讼”,明显应改为:纠纷。

        “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而这种过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能否真正做到独立和公正。”相对于法治社会而言,司法只是其中的局部片段,到底是局部决定整体,还是整体决定局部,对此既可以讨论,也可以争论,甚至无需也不必得出明确答案,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互动互促、互为因果的。

        王先生谦逊坦陈:“殷切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至于批评和指正,在下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但是我却有在学术上积极探索的意愿和行动。

        《再版序言》

        (2000年7月)

        “拙作《司法改革研究》在完稿并交付出版以后,我国司法改革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因动而动,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相应的修改研究成果,似乎顺理成章。但这也只能说明:王先生的研究成果是严格受制于研究对象的客观现状的,而未必是对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的探寻。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国的司法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值得王先生一定要修改本书的新的变化呢?“199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原来如此呀!一个区区五年纲要,就能促使王先生修改自己的研究成果,其稳定性和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以想象,在此之后,各级法院的各种改革纲要必然会与日俱增、层出不穷,也不知道王先生是否还要亦步亦趋、相机而动呢?会不会落得一个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下场呢?在下不禁慨叹:作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到底应该是指导实践呢?还是为实践作注脚呢?

        “各地法院纷纷出台了一系列证据规则”,真奇葩也!司法当然应该是统一的,怎么可能“各地”呢?又怎么可能“纷纷”呢?这分明是各自为政,破坏了司法统一这一最基本的司法原则。与其说这是司法改革新近的“可喜的成绩”,还不如说这是对司法改革最大的嘲讽和亵渎!

        这就是盲人骑瞎马。不去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盲目的热情高涨、大干快上,只能把事情搞糟、搞砸。

        “但我坚信,司法改革是一项不仅需要司法工作者、同时也需要法学工作者去共同参加和推进的事业,司法改革需要我们参与,而我们参与其间,也就是为中国的法治大厦添砖加瓦。”法学的分支学科众多,不同专业的法学工作者的范围也极其广泛。法学工作者应该积极参与司法改革似可达成共识,但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常识是:在为中国的法治大厦添砖加瓦时,自然应该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瓦工不应去干木工的活儿。

        “在研究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方面,没有必要划分学科范围,拘泥于专业领域,禁锢住了我们研究工作者自己的手脚。”司法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十分广泛,甚至会超出法律和法学的疆域。每一个法学的分支学科自然都会有用武之地,而不应袖手旁观。但是它们的切入角和侧重点肯定会有所不同,当然应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有所突破、有所建树,而断然不应出现每一个学科都对司法改革来一番整体设计、做一次全面研究的闹剧。

        “拙作除了要表达自己愿为司法改革尽绵薄之力的心意之外,也希望藉此对传统的严格划分专业领域、各自为政的研究方法做一些突破的尝试。”须知:严格划分专业领域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各自为政。古人云:术业有专攻。愚以为:跨界有风险。在一个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分工协作的时代背景之下,渴望成为通才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理智的。如果有一位儿科医生心血来潮主动要求去医治妇科病(特别说明:并非没有专业的妇科医生),面对这一现象,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被惊到了!

        如果一位学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存在致命缺陷、重大偏差,其辛勤耕耘的结果也就只能是——南辕北辙——制造出更多的文字垃圾。

        我对王先生其人其作不感兴趣,也不热衷于“批评指正”,但是我却对司法感兴趣,对学术探索有热情。

        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什么是有用?升官吗?发财吗?这就是人的用处吗?如果书生能够明白道理,并且能够明白的活着,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后记》

        (1999年6月10日)

        “我酝酿写这部著作已经很久了。”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但是王先生却没有明确表达:为什么想写这部书?凭什么要写这部书?

        “以后我曾就司法改革问题与许多法学界和司法界的朋友交流看法,一些朋友建议我尽快完成这部书。”惭愧的是:在下没有资格成为王先生的朋友,如若不然,我必然会给王先生当头一棒、兜头一盆凉水(绝非严刑拷打,而是逆耳忠言)!还是清醒一些、冷静一些为好:作为一个成熟的理智之人,可以不清楚别的人物,但是不应该不清楚自己。我要作诤友,而不作损友。

        一个人的荒唐,很有可能是在众多荒唐之人的怂恿之下得以实现的。

        “但因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繁忙,实在无暇静下心来清理思路”,感谢王先生的坦率!请看:对于知名教授和学者而言,他们把时间都奉献给了“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至于需要静下心来才能从事的学术研究则无暇顾及。

        读者诸君:这是一个能够有利于产出真正学术作品的制度环境吗?

        我无意否定资料汇编者和文献综述者的价值,但是,我更要明确表达的则是:他们与真正的原创者甚至批判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1998年8月受国家教育部和本校的委派以及美国福布莱特基金会的资助,我前往哈佛大学法学院以福布莱特访问学者身份进修了10个月。”这就是只有知名学者才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和礼遇。王先生受到中国体制内的关心和照顾,顺理成章;而能够同时获得美国这个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民间组织的认可和青睐,倒是令我感到十分意外。

        恕在下有眼无珠。也许,我是大大的高看美国和美国人了。

        “在美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主要用在撰写本书上。”在那个时间和那个空间,利用那笔经费去从事那样一件工作,其效用只有以结果来评判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段日子里,绝对没有“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来分心。

        “在动笔之前,我用了很长时间阅读了许多中外文资料。”不经意之间,王先生就透露出了写书的奥妙所在。“很长时间”,到底是多长时间?不过就是几个月(一共只有十个月)。“许多”,到底是多少?王先生在书尾列出了很长的“主要参考书目”清单:1、外文本,共24种(其中英文23种,日文1种)。也不知道这些英文文献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阅读的?2、中译本,共19种;3、中文本,共56种。合计共99种。粗略统计:总字数约在两千万至五千万之间。

        我的阅读速度是:1、批判式阅读,其中包括撰写自己文字的时间,通常是每小时约2000字(同时撰写约500字);2、精读,通常是每小时约5000字;3、泛读,通常是每小时约50000字;4、浏览,因书而异,没有标准,不便统计。对我而言,只有第一种情况即“批判式阅读”才能算是学术研究,其余都只能算是获取信息。如果以每天八小时、每周五天、每年五十周来计算的话(这已经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态了,如果再增加工作时间就已经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了),如果可以工作五十年的话,那么在理论上我的一生最多也就只能够完成批判式阅读共计约两亿字。如果考虑到各种主客观的制约因素,打个对折,能够阅读达到一亿字、写作达到一千万字就已经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我也就谢天谢地、感激涕零、无怨无悔、心满意足了!五十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约五千万字;六十卷的《列宁全集》,共约三千万字;十三卷的《斯大林全集》,共约五百万字。仅这四个人的作品就共约有捌仟伍佰万字。也就是说:比较完整、系统、彻底的批判一次马、恩、列、斯就几乎会耗尽我毕生的精力!

        我的治学原则是:不求数量,但求质量。

        如果学术作品的写作速度能够达到甚至超过平均每天一万字,只有两种可能:1、作者是超人;2、作者在复制粘贴。

        “这部书的内容对我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领域,但也是一个愉快的挑战。”如此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足以令人感叹。但这却不一定是学术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

        成书之时,王先生“有一种丑媳妇见公婆的忐忑不安之感”,也不知道王先生在完成自己的本行——民法领域的著作时,是否也有同感?

        “我愿意抛砖引玉”,初衷虽好,只是不知同行看到之后会作何感想?是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呢?还是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呢?就作品而言,要是活的很好,自然可以成为榜样;要是死的很惨,恐怕就没有人愿意效仿了吧?

        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估计本书成为中国法学界的经典“教材”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

        原本想引以为傲,搞不好就会成为引以为戒!

        2015.8.24.于幸福艺居寓所

        后记:

        王利明先生的大名在业内(也许不限于业内)的知名度,无需我赘言。

        我与王利明先生虽然有过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集(我于1988年至199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本科。与此同时,王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但却从未谋面。

        王先生的本行是民法,这于我则是外行。恕在下不能领略王先生在自己本行内的风采。

        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位学者,使人肃然起敬的是作品,而绝对不是头衔。

        实在抱歉,仅就本书的部分内容而言,恕在下不能向王利明先生致敬。

        就学者勇于探索的精神而言,请允许我向王利明先生致以崇高的敬礼!

        人的价值在于思索的大脑,而不在于痉挛的口腹和抽搐的生殖器。

        我是一个生命个体,我也有由食欲和性欲为主而构成的低级趣味,但是我在思索过程中会获得更加美妙的愉悦和享受。

        把生命奉献给思索!把思想敬献给人间!!


    【作者简介】左明,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法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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